The Blackheath Poisonings

●Julian Symons／著

推理大师的丰功伟业

相隔着大西洋的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和英国犯罪作家协会两大组织，推展推理文学已行之多年。为了奖励前辈作家开疆辟土的功德，两协会各设有肯定得奖者终生成就的最高荣誉奖项，前者是“推理大师赏”（the Grand Master），后者则是“钻石匕首奖”（the Cartier Diamond Dagger）。

以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为例，“推理大师赏”是设立于一九五五年，至今正好五十个年头——对了，当年第一位得此殊荣的作家是“谋杀天后”阿嘉莎·克莉丝蒂，自此奠定了这个奖项的高门槛标准，所以偶而在某一年会“从缺”——加总起来，大师赏得主绝对没超过五十位。综观推理文学的发展也有一百多年历史，在这个类型领域中努力过的写手，不管是日复一日耕耘不辍的全职作家、还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的玩票者，保守估计应该也有成千上万个，而能被称之为大师者却只有这么几十个人，可见此奖何其珍贵。若再把“钻石匕首奖”考虑进来，能囊括两大无上奖项的推理作家更是寥寥无几，而英国文坛的“文艺复兴人”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正是其中之一。更夸张的是，一九七七年他还拿到瑞典侦探学院所颁发的大师奖状，这样万般荣耀在一身、如此前无古人的超级终身成就，也难怪朱利安·西蒙斯是“大师中的大师”。

集诗人、编辑、传记作者、历史学家、评论家和推理作家暨学者于一身的西蒙斯，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但世人大概很难想像这样的全才居然是自学苦读出身，十四岁就辍学到工程公司上班，做过速记员、秘书、广告文案等工作。西蒙斯之所以是大师中的大师，不仅因为他拿过英美两大作家协会的年度最佳小说奖（《谋杀的颜色》〈The Colour of Murder〉得到一九五七年的金匕首奖，《命案的形成》〈The Progress of a Crime〉则勇夺一九六零年的爱伦坡奖），而且在评论和编辑方面的成绩更是无人能及。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期间，他主编了三年企鹅推理系列（Penguin Mystery Series）；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撰写书评；他是推理史的研究专家，着作有《犯罪与侦查测验》（Crime and Detection Quiz，1983）、《戴许·哈梅特作品论》（Dashiell Hammett，1985）；他写过的传记作品有《告秘者之心：爱伦坡的一生和着作》（The Tell-Tale Heart：The 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1978）、《柯南·道尔：一位艺术家的画像》（Conan Doyle：Portrait of an Artist，1979），这两位十九世纪的大师皆被西蒙斯研究透了；此外，他对这个文体所怀抱的历史观与创作宣言全诉诸于文字，写成一本咱们詹店长几乎三步一颂的重要作品《血腥谋杀》（Bloody Murder，初版1972，修订版1985）。洋洋洒洒的着作一字排开，任人见了都不敢在他面前自夸大师。

另一方面，推理小说会从本格解谜走向犯罪写实风格，西蒙斯绝对是推波助澜的首要先驱。他不但在着作中大力鼓吹论述主张，并且也身体力行，用自己写的小说来论证可行性。以詹店长挑选的另一部西蒙斯作品《二月三十一日》（The Thirty-First of Feburary，1950）为例，故事情节的确精准呈现出“可敬面貌背后的暴力”。西蒙斯同时也是擅写福尔摩斯仿作的高手，一九七五年他写了一本《三支烟斗的难题》（A Three Pipe Problem），故事中的男主角是饰演福尔摩斯的电视演员，因入戏过深而仿照名探的办案手法来解开当时的悬案。一九八一那年，西蒙斯再度完成一本仿作《大侦探：七种办案手法的原型》（The Great Detectives： Seven Original Investigations），这一回他的野心更大，并以自身丰富的阅读经验和高度模仿才华，书写出七位名探的办案故事，维妙维肖令人绝倒。

维多利亚式的预知死亡纪事

西蒙斯写的小说长短篇加起来共有三十七部，风格不但多变且充满实验性，有些着重于布局巧思，有的却强调犯罪心理感受。其实要挑出西蒙斯最棒的两部小说并不容易，因为有太多杰作可任君选择，许多史家的观点确实不一，像英籍评论家基亭（H· R· F· Keating，1926～）在《犯罪与谜题：最佳推理100选》一书中挑了《杀死自己的人》（The Man Who Killed Himself，1967）和《棋手和棋局》（The Players and the Game，1972），苏珊·欧雷克修（Susan Oleksiw）在《古典英式推理评鉴》中选了《老婆跑掉的男人》（The Man Who Lost His Wife，1970）和《黑石南毒杀案》（The Blackheath Poisonings，1978），而罗宾·温克（Robin W· Wink）看中的却是《二月三十一日》和《知足伴侣的犯罪喜剧》（The Criminal Comedy of the Contented Couple，1986），至于我们的詹店长呢，他和苏珊·欧雷克修有志“半”同，和这位美籍女作家同挑了一本《黑石南毒杀案》。

西蒙斯不愧是历史学家，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研究下过一番功夫，对那个时期风光表层下的阴暗面有着传神的捕捉。某种程度上，《黑石南毒杀案》可归类于“历史推理”（The Historical Mystery）范畴。何谓“历史推理”呢？简单来说，故事在某一时代为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小说中有真人实事并专事破解历史既存谜团，例如“谋杀专门店”曾选入的《时间之女》（The Daughter of Time，1951），试图为传闻谋杀姪儿的英王理查三世翻案；另一种写法则是人物或真或假，作者以某个时代氛围为蓝图杜撰出一段当代传奇，《黑石南毒杀案》正符合此例。

在介绍《黑石南毒杀案》这本小说之前，容我们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做一番概略性的导览。西元一八三七年，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当时还不满十九岁，在位统治时间长达六十四年，西洋史上把十九世纪号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因此“十九世纪”与“维多利亚时代”成了可以互换的名词。近年流行的“维多利亚风”，即是指十九世纪英国华丽、浪漫、高贵的风格。当时的英国流行一种悠哉却又不乏优雅的生活步骤，而喝下午茶便是盛大晚宴的前戏。那时候光喝个下午茶都有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复特色，食具、茶具、点心盘，甚至茶桌的摆饰皆十分讲究，桌巾要有刺绣或蕾丝花边，而且现场还得播放优美音乐。在如此装饰繁复的生活艺术下，“维多利亚时代”却是黑暗残酷工厂、帝国主义，以及假道学的代名词，大部分人似乎都把维多利亚时代等同于“肮脏肃穆”，或者用来暗指反对科学未来的保守派和反动势力。在性意识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特别注重“纯洁”和“贞操”，因而予人“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虚矫、女人性冷感”的印象，结果在过度性压抑之下，本能的反扑却形成紧张的父子关系、性偏执（例如扮异性癖）、一箩筐情史、近乎精神官能症的人格等种种社会问题……

好啦，有的初步的认知后，《黑石南毒杀案》这本小说的基本架构就很清楚了：大而无当的阴森古宅、大宅门内的繁杂姻亲关系、隐晦不明的情感纠纷、劳资两造的阶级冲突……当所有的禁忌和抑制一再积压到濒临饱和点时，最后引爆的正是一桩又一桩的谋杀。小说一开场就开宗明义指出几个月内会死三个人；哪些人要死？他们又是为何而死？西蒙斯把《黑石南毒杀案》写成一则预知死亡纪事，书中的大宅门诚如整个社会的缩影，终究难逃分崩离析的下场，也彷如预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未来命运。

撰写导读者，务必遵守某项职业道德：不可透露太多剧情和线索给读者。所以最后我们只能再提示一点：佛洛伊德在世时若有幸读到本书，绝对会兴致勃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