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伦·坡创作的《毛格街血案》向世，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推理小说的诞生，此后，经过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柯林斯的《月亮宝石》，法国嘉斯东·勒鲁的《黄室奇案》，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平探案”，乔治·西姆农的“梅格雷警长探案”，美国艾勒里·奎恩的“之谜”系列小说，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六十余部推理杰作，直至日本江户川乱步的《两分钱铜币》和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以及森村诚一的“三证明”，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已从涓涓细水汇成浩荡洪流，从嫩绿小芽长成参天大树，并迅速繁衍为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在这近一个半世纪里，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进步，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推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题材和写作技巧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值得指出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社会派”的崛起

从柯南道尔到阿加莎时代，推理小说的题材大都限于描写庄园别墅、高楼密室发生的案件；作案动机主要出于遗产争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或爱憎纠葛（《黄室奇案》），或世仇报复（《东方快车谋杀案》），或金钱诈骗（《希腊棺材之谜》），案犯多数是被害者的所谓至亲好友。由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相对集中，构思精巧奇特，推理严密巧妙，侦查过程合情合理，为读者所喜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对这类只注重推理的小说开始感到不满足，因为它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明显地存在着弱点，即对社会矛盾斗争的描写缺乏深度和广度，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社会派”推理小说便应运而生了。

“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鲜明特征是；它把知识性和趣味性，传奇色彩和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具体地说，这类作品通过对曲折生动的案件侦破过程的描写，再现了社会的深刻矛盾，揭露政界、财界的黑幕，控诉、抨击黑社会之残翼，如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脱颖而出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他不满足于老一套内容，突破以往推理小说偏重拙写财产纠纷、男女私情、个人恩怨、流氓斗殴、诈骗抢劫的局限，把笔头指向社会的政界和财界。一九五八年，他发表了《点与线》，小说揭露了某部官员同奸商互相勾结，贪污受贿，谋取暴利，杀人灭口的内幕，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小说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六十年代后期，日本森村城一发表了长篇推理小说《高楼死角》，荣获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推理小说奖”，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腐蚀的结构》，获一九七兰年推理作家协会奖，《人性的征明》，获第三届角川小说奖。他写了《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五十多篇长篇或短篇推理小说，成为日本近年来名噪一时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家。

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他的小说有两上特点，一、小说触及日本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腐蚀的结构》，小说围绕着年轻的总经理土器屋贞彦被害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雨村征男失踪这两起事件，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六十年代工商业界垄断财团对中小企业的吞井活动的现实，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官迷心窍，一心想爬上下届总裁宝座的高层野心政客名取龙太郎怎样通过娶妻、嫁女、杀婿等手段而捞取金钱的丑恶嘴脸。小说告诉人们，由野心政客和垄断财团结合起来支配一切的这种社会结构，是黑暗的、腐败的，正是它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社会灾难和家庭悲剧，再如《人性的证明》，描写一个红极一时的“家庭教育问题”女权威八杉恭子，为掩盖早年同美国一个黑人同居的历史，保住自己的声誉和丈夫的政治地位，竟亲手杀死自己亲生的混血儿子，还企图灭口，谋害了知情人，作者通过这一起谋杀案的侦破，不仅拆掉罩在八杉恭子脸上那“美丽而圣洁”的面纱，暴露出她的虚伪和凶残的嘴脸，而且触及日本和美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畸形和丑恶现象，抨击了西方文明的没落和欺骗性，森村政一对社会的批判是严厉的，多方面的，即使在《小魔王》这篇描写小学生具有犯罪知识和残虐性的短篇小说里，也不轻易放过对社会教育弊端的抨击，二、既有推理小说的引人入胜，又有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在日本，推理小说被讥为“通俗文学”，比“纯文学”低一等，登不上“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森村诚一为扭转这种文学偏见，在艺术技巧上做了艰苦的精心的探讨；并取得显著的成就，他一方面继承了柯南道尔的文学笔调，精描细绘，把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使读者如见其人；把山岳河川描绘得美丽如画，使读者如痴如醉；把社会风情描写得真实动人，使读者如临其境，另一方面，他吸收了阿加莎小说结构的特点，用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使之更具有可读性，森村诚一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丰硕的创作成果，使自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旗手。

此外，有两位作家也很值得注意，一位是日本的赤川次郎，另一位是英国的菲利斯·多萝西·詹姆斯，前者以《侦探故事》《花猫福尔摩斯丛书》著称，他的轻松、愉快、幽默的推理小说，成为日本近几年的第一畅销书；一九八五年，他被日本青年列在十位最受欢迎的作家之首，后者以《死亡的滋味》闻名于欧美，吸引着千百万读者，使西方重新兴起推理小说热，他们的小说主要特点是；情节经常以现实生活为背景，把现代人物和主顾溶入传统的推理小说的躯壳；文笔优美细致，富于幽默感，在读者心目中，他们无反是柯南道尔和阿加莎的最佳的接班人选。

心理分析在侦破中的广泛应用

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波洛曾说；“心理活动才是一件案子的最重要的事实。”可见，传统的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也是很重视心理分析的，不过，他们的着眼点是作案动机，以便从作案动机的分析中抓住破案的线索。

以描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从各个侧面探索人物的内心活动，分析犯罪心理特征，并结合逻辑推理，从而查出案犯，这是现代推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种新的趋向。这类小说的作者把笔端伸人人物心灵最隐秘的地带，挖掘蕴藏在深处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引导人们去窥视形形色色的犯罪心理状态。

日本本格派（即传统派）著名推理小说家多岐川恭的力作《狂笑的人》，堪称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它叙述一个极其普通的公务员刀根刚二郎，因害怕五年前贪污内幕泄露出去而毁掉舒适、幸福的小家庭，便把一个跟他同居五年之久的情妇、原公司女职员杀害了，事隔一个月，刚二郎担心留下把柄，又偷偷潜人作案现场取走场上的挂钟（因钟的背面有公司赠女职员的题字），他在返回的火车上巧遇一位私家侦探，听他分析案情，疑心句句针对自己，不觉惊恐万状，私家侦探下车走后，刚二郎才意识到是一场虚惊，于是狂笑不已，不料同车厢坐着一位便衣刑警，见他狂笑失态，顿生疑窦，搜查他的包裹，发现犯罪的证据——挂钟，终于将他捉拿归案，小说告诉人们，对那些作案谨慎的罪犯来说，尽管在他们身上打着“小心谨以、倾谋远虑”等特征印记，然而在另一方面，疑神疑果、心绪不宁、气量狭小这类气质，却往往使得他们在精心策划的犯罪案件中归于失败，正如艾勒里·奎思所说“他（指罪犯）总是亲手编织出自己终于陷落其中的那张罗网。”同其他小说比较起来，《狂笑的人》并不以情节取胜，却以刻划人物的复杂多变的心理特征见长，它借助心理描绘的手法，把刀根刚二郎的谨慎、多疑、自私、残忍的性格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从而引发人们去认识犯罪的客观因素和心理特征，这就是《狂笑的人》这个短篇不同凡响之所在。

再如短篇小说《视线》，它是日本杰出的推理小说家石泽英太郎的力作，曾获第十二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小说叙述了一起用“视线”杀人的事件：某银行遭到抢劫，职员高山伸手要按警铃，强盗当即开枪把他打死。后据强盗交代，站在强盗面前的职员有川，好像吃了一惊似地对旁边的职员高山的手看了一眼，强盗被有川的目光所吸引，便立刻向高山开了枪，有川的视线把高山杀死了，可是，有川投向高山的视线，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呢？这是个难题，因为视线是不可能留下证据的现象，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是无意识的，那么谁也不能证明他是故意的，因此，侦察科长认为；强盗抓到了，男子就算了结了；追究视线不是警察的业务范围，而且也不会得出什么结论，但是，负责侦查的梶原刑警对那个视线根源的疑念，却怎么也不能从心底抹去，经深入调在，原发现一个事实，有川最近刚结婚，新娘春日江飒子是常务董事的小姐，他们两年前订婚，但在抢劫案件发生前一个月，这位小姐又爱上了高山，提出要与有川解除婚约。根据这一事实，梶原刑警——

越是怀疑就越觉得有川的视线有意识的可能性大，在那起抢劫案件之前一个多月，与春日江家一度提出与有川解除婚约的日期是相吻合的，这个情况，可以想象，有川很快就会知道，因此他对高山怀恨在心，这也是很自然的。

那时，突然发生的抢劫案件，如果大胆想象的话，高山的确是个勇敢的人。

在强盗面前伸手要按警铃这种举动可以证明这个论断。强烈要求春日江飒子和有川解除婚约的事信也足资证明。

就在那一刹那——

有则认识到高山那勇敢的行为，如果看他一眼，强盗就会向高山开枪吧，即使在这样的刹那之间，有川也会想到的。于是——

有川把视线投向高山的手。砰的一声，高山死了。

……

梶原闭着眼睛。他认为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

然而……然而用视线杀人，法律是不管的。

视线杀人，究竟有意或无意？这是无法做出明确判断的，但是，梶原刑警出于一名警察的正义感和职分，不甘心就此作罢，他继续侦察，发现了案件干系人的婚姻纠葛，并以此事实做为立论的前提，对视线杀人者和被杀者进行大胆的现场心理活动的想象，并结合逻辑推理，推出有川故意用视线诱导凶手枪杀了勇敢、善良的情敌的结论，可是，法律是不管用视线杀人的。因此，原只能“把表达人们意图的表现形式的‘视线’也能杀死人这件事，铭记在心里”，同样，这篇小说也不以增节取胜，而以大胆想象、心理分析见长。

森村诚一的“三证明”和菲利斯·多萝西·詹姆斯的《死亡的滋味》，在犯罪心理描写方面，也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引入现代的侦破技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即柯南道尔他们生活的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相对来说还不很发达，因此，不论私家侦探或官方警探，借助科学技术破案的情况实属罕见，侦探侦破各种疑案，全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在《血字的研究》里，福尔摩斯从街道上一辆马车车轮的轨辙和拉车的马随便走动的痕迹，推测出凶手是出租马车的一个车夫，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波格从一封被涂改过的信件上，发现了凶手的蛛丝马迹，在江户川乱步的《黑手帮》里，明智小五郎从作案现场的脚印被尖硬的东西扎过的痕迹，推断出作案人就是主人家中的学仆牧田，在《希腊棺材之谜》里，艾勒里从一封由打字机打出的恐吓匿名信上的一个符号，发觉了恐吓信地制者的踪迹，这些事例，从各种角度证明他们是那时代侦探界最杰出的代表，福尔摩斯以善于群从车辙足迹而感到自豪，他对华生说；“侦探学所有各个部门中，再没有比足迹学这一门艺术更重要而又是易被人忽略的了。幸而我对于这门科学一向是十分重视的；经过多次实践以后，它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了。”他的这一段表白，为他以后每次办案必到现场察着指印足迹埋下总的伏笔。

可是，从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侦破与反侦破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小说还继续描写侦探沉缅于手印足迹、轮值字体的辨析，那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的社会生活实际的，而且侦破技术也会使人觉得粗浅、老套，显示不出侦探的智慧。于是，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潮流，当代的一些推理小说家便在他们的作品里注入现代的侦破技术，也即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解决侦破过程中的某些难题，如森村诚一的小说《腐蚀的结构》第九章“夜半枪声”，其中有个情节；土器屋经理被枪杀，现场有位名叫板本的干部受到怀疑，搜查官便对板本进行火药味检验，属阴性反应，这就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因此，也就放弃对板本的怀疑，又如日本草野唯雄的《本来面目》（奎恩选编《日本推理小说杰作精选》），叙述一位科学的侦探小池五郎运用“复颜法”技术，在一颗从垃圾堆捡来的女性头盖骨上面附上粘土以为肌肉，使之恢复生前的容貌，并藉此寻踪追迹，抓出一个杀害这位女性的罪犯。

描写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侦破案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本岛田一男的小说《现场的陈述》（《日本推理小说选》）、小说叙述一名老抢劫犯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饮弹身亡，像是自杀，实则他杀；侦查部立即对此案进行全面侦察，物理班技术宫把大型热线摄影机搬到现场，拍摄已经离去的人的影像，毛发班技术官用毛发分析血型的技术，从现场采集的毛发查明死者及其姘头冈本加代的血型，化学班从烟灰所显示的染色反应，确定其香烟牌号；从烟带上的唾液分析出三种血型；一名博士用细胞凝集反应法，从手枪上的指纹验出第四种血型，大学解剖专家从尸体的血液里检查出酒精和盐酸二醋酰吗啡——麻药。心理班技术官起用测谎器，对两名嫌疑对象进行测验，从中排除一名。特别侦查部经过一系列科学技术鉴定，取得准确的证据，结合逻辑推理，终于得出准确的结论；冈本加代这个女人是作案的主犯。

像《现场的陈述》这样全面运用现代侦破技术的小说，为数并不多，不过，做为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因而也必定是有生命力的。

无论是“社会派”或者“新社会派”，也无论是“心理分析派”或者“科学侦查派”，他们都在新的领域里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但也无庸讳言，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个弱点，那就是：小说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一位智慧横溢的栩栩如生的令人怀念的侦探形象。要知道，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山川景色，无论多么神奇和美妙，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读者的脑中逐渐消失，而福尔摩斯和波洛却永远驻在人们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