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讲指出，令人不安的二重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栩栩如生又无所适从。这种二重性促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朋友在谈到《罪与罚》的主人公时说道：

“真的好像在他身上有两种对立的性格轮番显现。”

如果对立的性格只是轮番显现，那还算好。但我们发现它们经常同时显现。我们看到诸多矛盾的一时之兴，每当其中一种衰竭，可以说被其自身的表达和表现所贬低所困顿，于是便让位于与之相反的一时之兴。主人公没有比他刚刚过分发泄其恨时更接近其爱，没有比他刚刚过分夸大其爱时更接近其恨。

我们发现每个人物性格尤其女性对自身前后不一的变化有一种惶惶然的预感。害怕不能长久保持同一种情绪和同一种决心，往往促使他们唐突地采取令人困惑的举动。《群魔》中的莉莎说：

“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我的决心坚持不到一分钟，所以我当机立断。”

我打算今天探讨一下这种奇特的二重性所产生的后果，但首先想跟大家讨论这种二重性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空想像的？现实给他提供这方面的范例了吗？他观察过有关的人性呢，还是耽于幻想？

奥斯卡·王尔德在《主旨》中写道：“自然是艺术品的写照。”这个逆理悖论，他津津乐道，几次用似是而非的旁敲侧击加以阐述，概括起来说：“你们注意到了吧，曾几何时，自然开始像柯罗的风景画了。”

他想说什么呢？无非是说，我们平时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看待自然，我们在自然中识别的正是艺术品教我们鉴赏的。一旦某个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显露和表达个人的视觉图景，他向我们提供的自然新面貌，开始使我们感到离谱儿，不真挚，几乎奇形怪状；继而我们很快习惯以这种新艺术品的眼光观看自然了，我们在自然中识别了画家向我们指出的东西。就这样，对具有崭新和不同眼光的人来说，自然好像是艺术品的“写照”。

我这里所说的有关绘画的话也同样符合于小说，即符合于心理学的内心景象。现在我们依据公认的数据资料去生活，很快我们就习惯按论据所解说的所劝说的那样去看世界了。多少疾病在没有披露时好像不存在似的！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促使我们认识存在于我们周围抑或我们身上多少奇怪的现象哪！多少病理的现象哪！多少不正常的现象哪！是的，一点不假，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去认识某些现象，也许还不少呢，只因我们缺乏慧眼而未察觉罢了。

面对人类几乎每个成员所表现的复杂性，人们的注意力自发地、近乎无意识地倾向于简单化。

这正是法国小说家本能的努力：从个性中抽出论据，竭尽全力从某个人物风貌上识别清晰的线条，千方百计使其轮廓线持久相传。所以，不管是巴尔扎克还是别人，追求线型风格占了上风……但我认为这恐怕是大谬不然，我担心许多外国人犯这样的错误，贬低和轻视法国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恰恰因为法国文学所表现的轮廓清晰性，从不空泛，没有阴影……

咱们不妨回顾一下，尼采倒是以特殊的洞察力承认和宣称法国心理学家卓尔不群，对其评价超过伦理学家和小说家，把法国心理学家誉为全欧洲的伟大导师。不错，我们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拥有无可比拟的心理分析家，我主要指伦理学家。我不能十分肯定今天的小说家比得上他们，因为我们法国人有一种坏的倾向，就是讲究程式，制造程序，然后按部就班，不求突破。

我已经注意到拉罗什富科虽然为心理学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但由于追求其箴言之完美，反而使心理学驻足不前。在此恕我毛遂自荐，引用我自己一九一〇年写的文章，因为今天我说不出比当年更好的话：

“其时拉罗什富科敢于把我们心绪的波动归咎为自尊使然，这表明他拥有特殊的洞察力呢，还是说明他中止了更为中肯的探究，我把握不准。一旦程式找到了，人们便坚循不懈，两个多世纪里照本宣科。心理学家看上去最有经验，最不轻信，面对最高尚最辛苦的举动，善于最好地揭示自私的秘计。拉罗什富科由于固守成法，视而不见人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我不非难他揭示‘自尊心’，但责怪他停止不前，墨守成规，责怪他相信在揭示自尊心时自以为至善至终了。我尤其责备那些追随他而裹足不前的人。”（参见拙编《文选》第一〇二至一〇三页）

我们发现法国文学就整体而言存在令人难堪的缺陷，甚至可以说发育不怎么健全。为此我想指出，儿童在法国小说中占据极少的地位，如果跟英国小说乃至俄国文学相比较的话。在我们的小说里几乎见不到儿童，法国小说家中写儿童的寥若晨星，而且他们笔下的儿童多半又是俗套的，笨拙的，无趣的。

相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儿童则比比皆是；甚至值得注意的是，陀氏大部分人物，包括最为重要的，都还年轻，未谙世事。好像使他尤感兴趣的，正是情感的萌生。他给我们描绘的情感往往还是依稀朦胧的，可以说还处在萌动肇始的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关注那些令人困惑的案件，那些奋起向既存道德和心理挑战的人。显然，在这种流行的道德和普遍的心理中，他自己也感到很不自在。他自身的气质与某些被人们视为既存的规矩发生痛苦的对抗，因为他对既存的规矩是不可能感到满足和满意的。

我们在卢梭的作品中找得到同样的窘况和不满。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患癫痫的，卢梭变成了疯子。晚些时候我要强调疾病在他们俩的思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今天我们只说，在他们不正常的生理状态中，可以识别对信徒生理和信徒道德的某种反叛倾向。

人的身上，即使没有不可解释的东西，总还有没有得到解释的东西吧。但我上面谈及的那种二重性一旦被大家接受，那么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何等高明的逻辑演绎其结果定会叹为观止矣。我们首先要指出，陀氏人物中几乎全是一人多配偶，就是说，大概要使气质的复杂性更为充实，几乎所有的人物同时可以爱几个人。另一个结果，也可以说，出自同一公设的另一个系定理，就是几乎不可能产生嫉妒。陀氏人物不会也不能争风吃醋。

让我们先着重谈一下一人多配偶的情况吧。譬如，梅什金公爵同时喜欢阿格拉艾·叶潘奇纳和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

“我是全心全意爱她的，”公爵谈到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时说道。

“但同时，您却向阿格拉艾·叶潘奇纳保证爱情。”

“是呀，是呀！”

“您瞧您的，公爵，想一想您说的话，扪心问一下您自己……看得出来，她们俩，您从来谁也没爱过……怎么同时爱两个女人，爱两个各从其志的女人……太奇怪了！”（《白痴》第二卷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页）

同样，两位女主人公各自也一心两用，也同时爱着两个男人。

你们记得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吧，他夹在格鲁申卡和娜斯塔西娅·伊凡诺芙娜中间。你们还记得维尔西洛夫吧，他也一样。

我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

可以设想，两种情爱中，一种是肉体的，另一种是神秘的。我以为此种解释过于简单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问题上从未直抒己见，他诱导我们进行多种假设，但随后就弃之不管了。只有在第四遍读完《白痴》以后，我才如梦初醒，现在已经一目了然，那就是叶潘奇纳将军夫人对梅什金公爵喜怒无常，而将军夫人的女儿、公爵的未婚妻阿格拉艾则心猿意马，这很可能因为两个女人无论哪一个（不用说尤其母亲）都觉察公爵的天性颇为神秘，又恰恰都不大肯定公爵能否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强调梅什金公爵的清心寡欲，正是这种清心寡欲使得将军夫人、未来的岳母惴惴不安：

“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他还能去见阿格拉艾，只要允许他跟阿格拉艾谈话，坐在她身边，跟她散步，他便心满意足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一辈子都感到受用不浅哪。显而易见，要求如此低的痴情正悄悄使叶潘奇纳将军夫人坐立不安，她早已猜想公爵怀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有许多事情使将军夫人心惊肉跳，但她又说不清为何提心吊胆。”（《白痴》第二卷第二六六页）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还得强调一下：最无肉欲的爱情在此，正如常常在别处，是最强烈的。

我不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压下去，不认为上述两重爱情和无嫉妒心导向我们乐意平分秋色，至少不总是如此，也没有必要，而是导向弃情绝爱。在此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表现得很不直爽。

其实嫉妒问题一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注的。在他的初期作品《别人的妻子》中，我们已经读到这样的逆理悖论：不应当把奥瑟罗看作嫉妒的典型。也许是最好把他这个论断看作出于奋起反对流行思潮的急需。

但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重提这个观点。他在晚期作品《少年》中重提奥瑟罗时指出：

“维尔西洛夫一天对我说，奥瑟罗杀掉黛丝戴蒙娜而后自杀并非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人家夺走了他的理想。”（《少年》第二八五页）

真的是逆理悖论吗？最近我读柯勒律治时发现了十分相似的论断，相似的程度令人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读过。柯勒律治谈到奥瑟罗时恰好说：

“嫉妒，我不认为是刺伤他的关键……应该看到，他的心上人在他眼里是个天使，崇拜的偶像；一往情深的他发现心上人并不贞洁，可鄙可恶，他心中焦虑，极度苦闷。是的，要摆脱挥之不去的爱，面对贞节的堕落，他气愤难平，懊恼不已，失声喊道：But yet the pity of it Iago，O Iago，the pity of it，Iago！（只能大致译为：唉，多么可惜呀！伊阿古，啊，伊阿古，多么可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不可能嫉妒吗？我也许要把话扯远一点，至少略加说明为好。我们可以说陀氏人物对嫉妒只有痛苦感，一种不包含仇恨其情敌的痛苦，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在《永久的丈夫》中有忌恨，我们一会儿要提到的，那么这种忌恨由于对情敌抱有神秘和奇怪的爱而抵消了，甚至可以说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最常见的情况下确是根本没有忌恨，甚至没有痛苦。讲到这里，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让·雅克的感受，或是当德·华伦斯夫人对他的情敌克洛德·阿内宠爱有加时他却安然无事，或是当他想起德·乌德托夫人时在《忏悔录》写道：

“总之，不管我胸中为她燃烧的情感多么强烈，我对自己成为她的至交至亲至爱都感到温馨，我从来不把她的情人看作敌手，而总是看作朋友（此处指的是圣朗贝尔）。人家会说这算不上爱情，也罢，要不然就是爱过头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写道：

“斯塔夫罗金远没有嫉妒，反倒对情敌满怀友谊。”

我建议大家绕个弯子以便深入研究问题，就是说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最近我差不多重读了他的全部著作，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从一本书过渡到另一本书，觉得特别有意思。诚然，继《死屋手记》之后，很自然在《罪与罚》中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就是说导致他流放西伯利亚的罪行史。更有意思的是细看《罪与罚》的最后几页如何为《白痴》埋下伏笔。你们记得，该书尾声时拉斯科尔尼科夫身处西伯利亚，精神状态却焕然一新，宣称他一生经历的全部事件对他来说已无关紧要：他的罪孽，他的悔恨，乃至他的殉道，在他看来好像是另一个人的故事。

“生活在他已经取代了推理，他一切凭着感觉活下去了。”

我们在《白痴》一开始所见到的梅什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这种状态可能是，没准就是，最好不过的基督教徒的状态。我下文还要谈到。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的心灵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层面，或干脆说识别出各异其趣的层面，即一种成层现象。我在他小说的人物中辨出三种层面，三个区域：第一是智力区，与灵魂渺不相关，但滋生着最坏的诱惑。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在该区滋长奸诈的因素，凶恶的因素。现在我只关注第二区域，即情感区，遭受狂飙般的激情破坏区，但，不管狂风暴雨般的情欲因素多么悲壮，人物的灵魂根本没有受到影响。有一层更深的区域，激情是搅乱不了的。就是这个深层区使我们跟拉斯科尔尼科夫一起触及复活，我指的是托尔斯泰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也就是基督所说的“第二次诞生”。梅什金就生活在这个区域内。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从《白痴》过渡到《永久的丈夫》，这是更有趣味的话题。你们一定记得《白痴》结尾时我们看到梅什金公爵待在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的床头，她刚被自己的情人，公爵的情敌罗戈吉纳杀害。两个情敌都在场，面面相觑，近在咫尺。他们会互相残杀吗？不！正好相反，他们抱做一团，放声痛哭，整整一夜守着娜斯塔西娅，在她的床边肩并肩地平躺着。

“每当罗戈吉纳发高烧，开始说谵语和胡乱喊叫，公爵立即把灼热的手伸过去，抚摸他的头发和面颊，百般安慰。”

这已经差不多是《永久的丈夫》的主题了。《白痴》写于一八六八年；《永久的丈夫》成于一八七〇年。后者被某些文人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绝顶聪明的马塞尔·施沃布就有这种看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吗？也许言过其实了。但不管怎么说，确是一部精品，不如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谈论此书倒蛮有意思的，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朋友斯特拉克霍夫写道：

“我有一篇记叙要写，一篇不太长的记叙。三四年前，就是我兄弟死的那年就想写了，是回答阿波罗·格雷戈里耶夫的，他在赞扬我的《地下才子》时对我说：‘再写点儿这种类型的东西吧！’但会变成形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尽管内容始终如一。我永恒的实质……我可以很快把这篇记叙写出来，因为这篇东西对我来说每条线索每句话没有不清晰的。一切的一切已经写在我的脑子里了，尽管只字未录在纸上。”（《书信集》第三一九页）

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

“这部中篇小说三分之二几乎完全写好和誊清，我尽力压缩，但办不到。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至于价值，我无可奉告，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让别人去评说吧。”

请听别人是如何评说的，斯特拉克霍夫写道：

“您的中篇小说在这里留下强烈的印象，我认为，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这是您的一部精品力作，就主题而言，是您迄今写下的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我讲的是特鲁佐茨基的性格，大部分人读后不甚了了，但大家竞相阅读，爱不释手。”

《地下才子》先于此书不久。我认为《地下才子》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的顶峰，我把这本书看作陀氏全部著作的拱顶石，不只我一人持这种看法。但我们若谈此书必将进入智力区，所以我今天不跟你们深谈。还是抓住《永久的丈夫》待在激情区吧。这部小书只有两个人物：丈夫和情人。要说简约，也莫过于此了；故事本身或至少引发悲剧的缘由已经发生，如易卜生的戏剧那样。

维尔查尼诺夫已近不惑之年，过去的瓜葛在他本人眼里开始改变面目了。

“如今将近四十岁了，鱼尾鳞般的皱纹已爬上眼角，明亮又善良的目光已近乎泯灭，眼睛所表达的，是玩世不恭的神情，就像那种放荡不羁的男人和看破红尘的厌世者，他的目光还常常包含诡谲，也包含嘲弄或某种先前未见过的新色调，某种忧愁和痛苦的色调，那种漫不经心的忧愁，仿佛目中无物而又幽深的忧愁。这种忧愁在他独处时尤其明显。”（《永久的丈夫》第七页）

维尔查尼诺夫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他不惑之年在生命的转折点发生了什么呢？年至不惑，痛快过来了，深谙世态，突然察觉我们的举动以及因我们的举动而引起的事件一旦脱离我们而去，可以说一旦抛入世间，仿佛推到海上的一叶轻舟，继续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乃至常常背着我们而存活。乔治·爱略特在《亚当·比德》中对此有过出色的议论。是的，维尔查尼诺夫亲身经历的事件在他看来已不完全是昔日那般情景了，就是说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时他遇到从前的熟人：他曾占有过的女人的丈夫。这个丈夫以一种相当离奇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不太看得出他究竟回避维尔查尼诺夫呢还是相反，正在寻他。他仿佛从街石中间突然冒出来的。他神秘兮兮地游荡，在维尔查尼诺夫的住所周围转悠，先不让认出他来。

我不想给你们叙述整本书，也不讲当丈夫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佐茨基夜访之后，维尔查尼诺夫终于下决心拜访他。他们相互的立场从含糊逐渐确定下来：

“请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不是单独住在这里吧？我进来时见到的小姑娘是谁？”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神色惊异地耸了耸双眉，投以爽直而和蔼的目光，微笑着说：

“怎么？您问小姑娘？那是莉莎呀！”

“哪个莉莎？”维尔查尼诺夫结巴着问。

他突然觉得被什么东西震撼了一下，印象是突如其来的。刚才进屋见到孩子时有点诧异，但还没有任何预感任何想法。

“是我们的莉莎，我们的女儿莉莎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坚持道，仍笑容可掬。

“怎么……你们的女儿？娜塔莉娅……已故娜塔莉娅·瓦西利埃芙娜生过孩子吗？”维尔查尼诺夫问道，声音几乎哽住了，低沉而平静。

“当然啰……哦，我的上帝！对了，您哪能知道？看我脑子糊涂了不是？是您离开以后仁慈的上帝才降恩于我们的……”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在椅子上焦躁起来，有些激动，但不失为和蔼。

“我根本不知道哇。”维尔查尼诺夫说，脸变得刷白。

“确实，确实！您怎么会知道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口气变软了，他接着说，“已故的她和我，我们不抱希望了，您记得很清楚吧……忽然喜从天降！我的感受，只有上帝知道。上帝降福，正好您走后一年，不，不到一年吧……等一等！不妨算一下，我没搞错的话，您是十月或十一月离开的？”

“我离开T城是九月初，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九月十二日……”

“喔，是吗？九月份？呣！……我的脑子就这么糊涂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十分惊讶，“这样的话，推算一下就知道了：您九月十二日离开，莉莎五月八日出生，咱们算算看，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您走后差不多八个半月……要是您知道已故的她是多么……”

“让我见见孩子，去把她找来……”维尔查尼诺夫打断了他的话，自己的声音却哽住了。

维尔查尼诺夫就这样得知那场他没放在心上的露水夫妻留下了痕迹，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丈夫知道吗？读者直至尾声仍满腹狐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意让我们堕入疑云的，正是这种疑惑折磨着维尔查尼诺夫。他心中无数呀。更确切地说，我们很快看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知道的，但装着不知道：恰恰为了折磨情人，他才巧妙地让情人疑云难消。

看待这部奇书可取这种方式，那就是：《永久的丈夫》是描述真实和真诚的情感向习俗的情感作斗争，向通常和通用的心理作斗争。

怪不得维尔查尼诺夫惊呼：“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决斗！”但我们察觉这是一种可悲的办法，满足不了任何真实的情感，只回答了徒有其表的荣誉观，这正是我上文谈到的一种西方观念，与此毫不相干。事实上我们很快明白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内心深处喜欢自己的疑忌。是真的，他喜欢和追求因忌妒而产生的痛苦。这种对痛苦的追求在《地下才子》里已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俄国人，我们法国人跟着梅尔基奥·德·沃居埃子爵后面，大谈特谈“痛苦崇拜之宗教”。在法国，我们十分重视公式和经常运用公式。这是“使外国作家民族化”的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把作家分门别类摆在橱窗里。法国人思想上需要按图索骥，一旦有了公式，就万事大吉，不查考不动脑筋了。尼采？——噢，晓得，“超人。铁面无情。生存不畏艰险。”托尔斯泰？——“不抗恶。”易卜生？——“北方的迷雾。”达尔文？——“人是猴的后代。生存竞争。”邓南遮——“美的崇拜。”无法用一条公式归纳其思想的作家，就活该倒霉！广大读者接纳不下他们，所以巴雷斯心领神会，他想出“土地和死亡”这样的标签来包装其商品。

是的，我们法国人非常倾向光说空话，相信该说的都说了，该有的都有了，一旦找到了公式，就不必再费心了。这样我们居然能相信我们取胜靠的是若弗尔的话：“我蚕食他们”，或俄国“压路机”。

“痛苦崇拜之宗教”一说，不应引起误会。这不涉及或至少不仅涉及他人的痛苦、普遍的痛苦，虽然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之顶礼膜拜，以至拜倒在妓女索妮娅的脚下，抑或佐西马长老拜倒在未来的杀人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脚下，而且涉及自身的痛苦。

维尔查尼诺夫在整个故事一直盘问自己：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佐茨基忌妒还是不忌妒？他知道还是不知道？荒唐的问题。当然，他知道啰！当然，他忌妒啰！但他把忌妒藏在心底，严加保护，他追求他喜欢因忌妒而引起的痛苦，正如我们发现《地下才子》的主人公喜欢自己的牙痛。

我们几乎看不出忌妒的丈夫那种糟糕透顶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间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隐约觉察这种痛苦，那就是通过特鲁佐茨基使他周围的人遭受惨酷的痛苦，从让小姑娘受苦开始，尽管非常喜欢她。小女孩的痛苦使我们能够衡量出他本人痛苦的强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折磨孩子，但又喜欢得不得了，对她恨不起来，正像对情敌维尔查尼诺夫恨不起来一样：

“您知道莉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维尔查尼诺夫？”特鲁佐茨基的喊问他仍记忆犹新，觉得那不是矫饰的举止，其伤心惨目是真诚的，是出于体贴，但心想，这个怪物怎能对他心爱的孩子如此残忍？难以置信！但他总是避开这个问题，躲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包含可怕的疑窦，某种不可忍受又难以解决的东西。

我们可以相信，特鲁佐茨基最为痛苦的恰恰是忌妒不起来，或更确切地说光知道痛苦而不知道忌妒，对于比他受宠的人忌恨不起来。他使情敌遭受痛苦，千方百计使情敌遭受痛苦，使女儿受尽痛苦，就像是某种神秘的平衡力量，抗衡着他自己陷入的苦恼和愁恨。然而，他想报复，并非他渴望为自己报仇，而是自忖他应该为自己报仇，也许对他来说那是摆脱嫉恶如仇的困境惟一的办法。我们看到通常的心理在这里重新抬头，压抑着真诚的情感。

“习俗无所不至，连爱情也不放过”，伏夫纳格说过。（参见《伏夫纳格作品集》第三七七页：《箴言39》）

你们一定记得拉罗什富科的箴言：

“有多少人若未听说过爱情就永远不会知道爱情呢？”

我们难道不能同样推想：有多少人若未听说忌妒若不信应当忌妒就或许不会忌妒呢？

诚然，习俗造成了大量的谎言。有多少人被迫一辈子扮演与他们自身截然不同的人物呢？某种情感未经前人描叙和命名，未有先例在前，要我们从自身认出来会有多困难呀！对人来说，任何模仿比点滴创造要容易得多。多少人接受一辈子靠谎言畸形地生活，他们觉得不管怎样，跟着习俗说谎比真诚地表明自己独特的情感更舒适更不费力气。表明自己独特的情感，这就要求他们具有某种创造性，而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听听特鲁佐茨基讲的故事吧：

“喂，阿莱克西·伊凡诺维奇，今天早晨在车里想起一则非常滑稽的小故事，应该讲给您听听。您刚才谈到‘扑上前搂脖拥抱的人’。您也许还记得谢门·佩特罗维奇·李夫佐夫到达T城的时间……您当时还在那边，记得吗？他有个弟弟，英俊的小伙子，跟他一样也住彼得堡，但在V省省长身边任职，非常受器重。一天，李夫佐夫在一个社交场合跟戈鲁宾科上校争吵起来，当时有不少夫人在场，其中有上校心爱的女士。戈鲁宾科感到深受侮辱，但强忍下这口气，没有吭声。不久，戈鲁宾科夺走了李夫佐夫的心上人，并要求跟她结婚。您猜李夫佐夫干了些什么？唏！他竟成了戈鲁宾科的至交，更有甚者，他请求担任婚礼的男傧相。成亲那天，他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但，当新婚夫妻接受了洞房祝福之后，他走近新郎表示祝福，热烈拥抱，但就在此刻，当着全体贵族社会，当着省长的面，这个李夫佐夫朝新郎腹部狠狠捅了一刀，戈鲁宾科应声倒下！自己的男傧相，居然是他！糟糕透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好戏还在后面呢，那个仁兄捅完一刀之后左奔右跑，到处求救，‘哎呀呀！我干了什么！哎呀呀！我干什么来着！’又哭又闹，张着双臂去搂每个人的脖子，包括夫人们在内。‘哎呀呀！我干的好事！’真叫笑死人，哎呀呀！只有那个可怜的戈鲁宾科令人同情，最后他总算死里逃生。”

“我完全不明白您为什么给我讲这个故事。”维尔查尼诺夫冷冰冰地说，双眉紧锁着。

“只因那一刀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答道，仍然笑容可掬。

就这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自发的真实情感油然而生，正当维尔查尼诺夫出乎意料地肝病发作，他毫不迟疑地上前照料。

请允许我接着往下念一个精彩的场景：

“犯病的人刚躺下就入睡了。近日他自作多情，激奋不已，加上一整天马不停蹄，虚弱得像个孩子。但再次发作的疼痛战胜了疲劳和困倦。一个小时后，维尔查尼诺夫惊醒，起身坐在沙发上痛苦地发出呻吟。雷雨早已停止，房间里充满烟味，桌上的酒瓶空空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睡在另一张沙发上，直挺挺地躺着，衣服和靴子都没有脱，单片眼镜从口袋滑了出来，挂在丝带一端，几乎碰到地板。”（《永久的丈夫》第一六〇至一六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他把我们带入心理学最奇特的区域，则需要运用写实主义的细节描绘，以便极好地加强我们对虚构和想像的东西的实在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维尔查尼诺夫痛得好难受，特鲁佐茨基立即上前精心照料：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全然不能自已，天知道为了什么！大惊失色，好像要救的是他亲生儿子。他自作主张，火烧火燎，坚持要给病人热敷，再加上猛喝两三杯淡茶，越热越好，要热得发烫才好。他跑去找玛芙拉，不管维尔查尼诺夫同意不同意，把他带到厨房，生上炉火，点燃茶炊。同时，他决定让病人躺下，帮他脱下衣服，给他盖上被毯。二十分钟后，茶准备好了，敷料也烧热了。

“这可管用啦……滚烫的盘子，滚烫滚烫的！”他热情而急切地说，一边把一只用毛巾包着的盘子敷在维尔查尼诺夫的胸上，“我们没有别的敷料，找起来太费事了……再说盘子，我可以向您保证，是最好不过的敷料。我亲自给皮特尔·库兹米奇做过试验……您知道，这病弄不好会死人的！喏，快把这茶喝下去，烫着您也活该啦！……要紧的是救您的命，不搞什么温良恭俭让了。”

他催促睡眼惺忪的玛芙拉，每隔三四分钟换热盘子。换下第三只盘子和一口气喝下第二杯滚热的茶后，维尔查尼诺夫顿时感到轻松了。

“一旦控制住病痛，那么，感谢上帝，就是好征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喊道。

他喜形于色地去取另一只盘子和另一杯热茶。

“要紧的是控制病痛！关键在于咱们能够消除病痛！”他不时重复道。

半个小时后，疼痛完全止住了，但病人疲倦至极，不顾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再三央求，硬是拒绝“再敷一只小盘子”。他无力地闭上双眼，低声咕噜道：

“睡吧！睡吧！”

“好吧，好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

“您也睡下吧……几点钟啦？”

“两点欠一刻。”

“去睡吧。”

一分钟之后，病人又叫唤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立即跑过去，俯下身子。

“噢！您……您比我好哇！……”

“谢谢。睡吧，睡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低声道。

他踮着脚很快回到自己的沙发。

病人听到他轻手轻脚铺被褥，脱衣服，吹蜡烛，屏着呼吸躺下，尽量不打搅他。（《永久的丈夫》第一六二至一六四页）

然而一刻钟后，维尔查尼诺夫好生奇怪，发现以为他熟睡的特鲁佐茨基正俯在他身上准备杀害他哩。

没有任何犯罪预谋，虽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杀他，但不知道自己想杀他。这是不可理解的，但确是如此”，维尔查尼诺夫暗自盘算。（《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二页）

但维尔查尼诺夫对自己的想法并不满足。

“这是真诚的吗？”过了片刻他又犯疑起来，“这是真诚的吗？这一切的一切……特鲁佐茨基昨天对我说他对我情意笃深时，下巴颤抖不已，拳头捶胸，这真诚吗？”

“是的，完全真诚，”他自问自答，进一步进行无序的分析，“他相当的愚蠢而又相当的宽厚，完全可能喜欢上妻子的情人，以致二十年间对其行为毫无指摘！他器重我长达九年，一直怀念着我，对我的谈吐念念不忘。昨天他不可能说谎的。昨天他对我说：‘咱们清一清账吧！’难道不是爱我吗？完全是的，他又爱我又恨我，这是千般万种爱中最强烈的爱。”（《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二页）

总而言之：

“其时他只是不知道这一切以亲吻结束，抑或以拔刀见红告终。喏！解决的办法有了，最好的办法，真正解决的办法，是亲吻和拔刀见红双管齐下。这是最合乎逻辑的办法！”（《永久的丈夫》第一七四页）

我之所以久久停留在这本小书上，是因为它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说更容易把握，使我们在我刚才给你们讲到的深区那边触及恨和爱，该区并非情爱的场所，激情达不到的，但又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就可以探测的。我觉得叔本华所指的就是这个区域，他说这是人类一切连带责任感汇集的区域；这里人的极限烟消云散了，个体感和时间感无影无踪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个区域寻求并找到了幸福的秘密。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