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中有一本影集，其中人物仅有的共同点是她们是女性（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女性），她们浑身——差不多浑身——都穿着衣服，因此与另一种里面全是女人的画册不同……

创作这本影集，完全是因为对这一对象很感兴趣，尤其是考虑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女性的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她们敢于异想天开，抓住机会……

采样，探究，重访，挑选，组织，但不妄称已经充分代表了各种各样的女性……

尽管如此，围绕着（名义上的）单一对象的大量照片让人不可避免地感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这一对象、这一影集——一本堪称女性命运、女性的种种局限性和新前景的文集——的代表性就更强了。这本影集激起了同情，而我们则把这种同情带入了对少数群体的描写中（除了用数量这一标准衡量之外，女性都是少数群体），刻画了许多杰出女性的形象。尽管这本影集向我们传达的是一些我们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的内容——女性如何克服长期以来的障碍、偏见和文化隔阂，在从没有涉足的领域取得成功——但这本影集肯定具有启发性。当然，如果这本影集不谈及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那么肯定会起误导作用：比如，女性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形象，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依然是美国妇女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任何对女性群像的描绘都必须反映当下人们是如何看待女性的，而女性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一本有关女性的影集必须提出女性问题（而与它相对的“男性问题”是不存在的），不论它本身是否有此意图。男性不同于女性，他们并不是不断变化的。

这些照片里的每一张都各自叙述了一个故事。但它们的集合却分明在说：当今女性就是这样——她们竟然如此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英勇无畏、孤苦无助、传统守旧、漠视传统。认真翻阅这本影集的人都肯定会注意到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肯定和质疑。不管她们闻名遐迩，还是藉藉无名，影集里的这170多个女性都可以被看作（特别被其他女性看作）典范：美貌的典范，自尊的典范，力量的典范，违反道德规范的典范，受害的典范，虚假意识的典范，幸福地变老的典范。

没有哪一本关于男性的影集会被追问其中的意义。

一本有关男性的影集也不会以同样的感情去创作。又有哪一本影集饶有兴趣地说男性也能成为股票经纪人、农场主、宇航员或矿工？一本描绘各行各业男性的影集——仅就男性而言（没有贴上其他标签）——很可能是表现男人的美貌的，里面的男性能够使女性和别的男性想入非非。

但是，即使男性被看作性对象，那也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传统上，男性被看作，至少是潜意识地被看作自身命运的创造者和主宰，而女性则是男性情感和幻想（欲望、柔情、恐惧、谦卑、轻蔑和依赖）的对象；一个男性被看作人类的一员，而一个女性被看作女性的一员。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它们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语言、叙事、座次的排列和家庭习俗中。不论在什么语言里，“她”从来不能代表包含两性在内的整个人类。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文化上，女性遭遇不平等的待遇，男性似乎是受到偏爱的，男性和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是不同的。

我做这一切，我忍受这一切，我需要这一切……因为我是个女人。我做那一切、忍受那一切、需要那一切……即使我是女人。正因为女性屈从于自己的弱势地位，而且在文化上是少数群体，才一直会有人争论不休：女性是什么？能够干什么？应该想成为什么？据说弗洛伊德曾经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上帝啊，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如果在一个世界里，“上帝啊，男人到底需要什么？”这一问题是很正常的话，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谁又能想像那样的世界？

没有人认为两性（the Great Duality）是完全平等的——即使在美国，那儿自十九世纪以来就被外国游客称为盛气凌人的女性的天堂。男性和女性从来都是不平等的。给男人平等权利从来没有引起游行或绝食示威。在欧洲，进入二十世纪好多年后，女人还一直是法律上的弱者，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从摩洛哥到阿富汗——现在仍然如此，而男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这样。没有一个国家的女性在男性之前享有选举权。从没有人认为男性是第二性。但是，但是：自从法律在选举权、离婚、财产权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被清除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现在，很难想像妇女是最近才获得选举权的——例如，难以想像，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直到1945年和1946年才分别获得选举权。女性的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每个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女性冲出了女性的世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女性也开始有自身的抱负。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教导要压制自己的抱负，而抱负正是强调今天女性生活百态的影集要大声疾呼的。

这本影集着力反映女性富有活力的一面，它同时也反映女性富有魅力的一面。

没有人在翻阅一本女性的影集时不去注意里面的女性是否富有吸引力。

根据通常的定义，女性就意味着有吸引力，或者努力使自己变得有吸引力，让自己吸引别人（就如同男性意味着强壮有力一样）。尽管我们对此可能完全不以为然，但任何一位女性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男人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貌被视为缺点，但女性如果不够注重自身形象的话简直就是道德上的过失。人们对女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表，而对男性则不同。年龄的增长会给女性增加更多的烦恼。青春活泼、体态苗条，这些对外貌的理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照片上的形象体现出来并被强化。当然，人们希望看到出名的美女在经历若干年岁月沧桑之后的照片，就是为了看看她们能否使岁月不留痕迹。

据说在经济发达的消费社会里，男性也越来越多地有了类似“自恋”的想法。但男性对外貌的重视却从未破坏男性的主动权。事实上，古代的武士就以自己的形象而自豪，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征服的工具。在对一个男人进行评价时，人们根本不会考虑到他对个人吸引力的担心：人们会对男人进行判断，而对女人则仅仅是看看其外貌。

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都喜欢照片越多越好，而且不论男女，个个都特别渴望拍照。但是，不要忘了，在世界上不少地方，女性是不允许被拍照的。在几个国家里，女性一直受到男性的压制，女性根本很少出现。照相机凝视、记录、展现在它前面的任何人或东西——它的这些特权是现代生活的典型特征，女性的解放同样也是如此。给予女性更多的权利和选择是社会迈向现代化的一大标志。然而，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妇女——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女性——平等参与的权利方面取得了少得可怜的成果，而对现代性的抵制使这些成果化为乌有。在许多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但没有取得成功或未获得支持的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女性被掩藏了。传统上，对女性特质的理想贯穿于以女性为题材的影集：热情洋溢地展示魅力的女性，在充满深情或拘谨的表情背后深藏不露的女性。

对女性的描绘着力表现她们的美貌，而对男性的描绘则着力表现他们的“个性”。美貌（女性的本分）意味着温柔，而“个性”（男性的本分）意味着粗犷。女性的特质应该是顺从的、温和的，甚至是忧郁的；男性的特质应该是有力的、观察敏锐的。男性不会愁眉苦脸，理想中的女性看上去并不咄咄逼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一位出身名门、充满活力的英国中年妇女把摄影作为自己的职业，她的名字叫朱丽亚·马格列特·卡梅伦。她为男性和女性拍照时总是有不同的目的。她为男性——维多利亚时代一些最著名的诗人、哲人和科学家——拍摄肖像，而大多让女性——某位男人的妻子、女儿、姐妹和侄女——模仿“虚幻的人物”（“fancy subjects”，这是卡梅伦的专门说法）。这些女性身上寄托着人们对文学和神话中女性特质的向往：《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的脆弱和忧郁，圣母马利亚对圣子的无限怜爱。几乎所有做模特的人都是亲戚和朋友，或者是她的客厅女佣。女佣被重新打扮，塑造了几个富有女性特质的偶像。只有朱丽亚·杰克逊——卡梅伦的侄女（也就是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没有模仿别人。为她拍的是肖像照，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对她天生丽质的敬意。

女性的美貌使她们有资格做模特，就像名气和成就可以使男人具有资格一样。女性的美貌使她们成为理想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她对别具一格或标新立异的美女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卡梅伦和丈夫迁到斯里兰卡后她基本上就没有再拍什么照片。）事实上，卡梅伦把摄影定义为寻求美的人和物。她曾经质疑道：“为什么史密斯太太不来我这儿拍照？”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提到住在伦敦的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性。“我听说她可是一个大美人啊。让她过来，她将流芳百世。”但是，想像一下，如果一本女性影集里找不出一位美人儿来，那么我们会不会认为摄影师有些不对劲儿呢？他是心胸狭窄，还是憎恶女性？他是否剥夺了我们看到某些东西的权利呢？但对一本以男性为题材的影集则没人会这么说。美是有不同类型的：傲慢的美，性感的美，安安静静地待在家中而流露出的美——顺从、乖巧、文静。美并不只是容貌和表情看上去可爱，那是美学上的理想。对女性来说品德也是不可或缺的。

女人并不一定要聪明，聪明反倒让人觉得不合适。事实上，聪明可能写在脸上，会给女性带来麻烦。威尔基·科林斯1860年出版了让人爱不释手的小说《白衣女人》，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就是如此。那时卡梅伦还没有开始拍摄肖像。小说开头后没多久，年轻的主人公用如下方式描写这位女人：

我抬起头，向离我最远的那扇窗望去，看见那儿站着一个女人，她背对着我。眼光碰到她的那一刹那，我被她罕见的秀美身材和毫不做作的姿态感到震撼。她身材修长，但恰到好处；她长得标致，发育良好，但一点也不胖；她的头部恰如其分地竖在肩上，柔顺而又稳固；她的腰看上去太合适了，在男人看来实在令人销魂，它非常自然，轮廓分明，让人感到高兴的是看不出被束腰勒过的痕迹。她没听见我进屋的声音，所以我尽情地欣赏她。一会儿过后我挪了挪屋里的一把椅子，想用这种最自然的方式引起她的注意。她很快转过身来，从房间的远端向我走过来。她举手投足之间的那份优雅让我想立刻看清她的脸。她离开了那扇窗——我自言自语：这女人有几分神秘。她又向前挪了几步——我自言自语：这女人真年轻。她又向我走近了几步——我自言自语（这时我的惊讶难以言表）：这女人这么丑！

当叙述者沉醉于以男性的眼光满怀期待地打量那个女人时，他从背后和远处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符合男性口味和标准的女性。因此，当他看到那女人转过身向他走近时，他惊讶地说“长得这么丑！”（连“相貌平平”或是“相貌一般”都不是）。他解释说这实在匪夷所思：

“大自然不会犯错”这句至理名言从未如此受到质疑——真没想到她身材如此动人，可脸和头如此糟糕。那女人脸色黝黑，上嘴唇上深色的细毛如胡须一般。她的嘴和下巴十分宽大、厚实，就像个男的；棕色的眼睛向前突起，目光犀利而又刚毅；浓密而黝黑的头发居然披到前额下。瞧瞧她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她是个快乐、坦率、聪明的人，但是她寡言少语，丝毫没有女性的那种温顺之美。再美的女人一旦缺了这东西就大打折扣了。

玛丽安·海尔科姆很可能是科林斯小说里最引人注目的角色。她拥有每一种美德，惟独勾不起别人的欲望。她只会被丰富的、崇高的情感所感动，具有天使般的女性气质——但惟独过于聪慧，率直，缺乏“温柔”。玛丽安·海尔科姆的身体非常有女人味，在男艺术家的笔下显得成熟，散发出“优雅的气质”。然而，她的脸、她的头更集中而准确地反映出她没有什么女人味。她的脸和身体表达的东西大相径庭。她的脸把身体全给糟蹋了——就如同聪慧使女性的魅力受到破坏，从而使美貌大打折扣一样。叙述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看到雕塑家梦寐以求的双肩上的那张脸——那匀称的四肢动一动就让人心荡神摇，但男人味十足的容貌和神态把她的体态美一笔勾销，让人感到怪怪的——就好像噩梦里我们常见的那些离奇怪诞的东西，我们怎么也无法接受。

科林斯的男性叙述者涉及到了性别断层线，这很可能引起焦虑和不适。性别上根深蒂固的常规形象出现了冲突，这对认同时代主流观念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像。在他看来，干事业、办企业、艺术创造、智力创新都是男人们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通常认为女性的美貌与智慧和过分自信是不相容的，或者至少是不甚匹配的。（另一个名气更大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小说《贵妇人的画像》的前言中曾质疑在女主人公“纤弱的身体”中注入丰富的独立意识是否恰当。）当然，今天没有一个小说家认为把美貌赋予聪颖的、我行我素的女性是不合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漂亮而又精明的女强人遭人抱怨仍是家常便饭——人们认为才貌双全的男性是幸运的，他们不会认为这样的男性是古怪的或者会对别人产生威胁，也不会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对于女性来说，美貌使她富有魅力，但是按理说，美貌会让她无法具备其他一些优秀品质。

女性的美貌就是一切。对女性来说，美貌就是她们的特征。它当然也是一种表演，是主观促成的，刻意设计过的，挖空心思获得的。出生于俄国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金尼翻看了一本家庭的老相册之后，忽然想起了女性惯用的使自己变得妩媚动人的伎俩，这些伎俩体现在一些女人的脸上。

这些女人们明白，要使自己更漂亮，就必须在刺眼的闪光灯下让她们睁不开眼的几秒钟之前说出几个神秘的法语音节，很少有人知道其确切的含义：“pe-tite-pomme”。她们的嘴就像着魔似的，既不会张开来表示狂喜，也不会收缩起来露出渴望的微笑，而是形成一个优雅的圆……眉毛微微弓起，椭圆的脸蛋儿也拉长了。你说“pe-tite-pomme”的一瞬间，那朦胧的、梦幻般的甜蜜使你的凝视变得模糊，你的面容变得妩媚。

女人在拍照时总想表现出一种标准化的神情，这种神情对经由美貌传递的“女性特质”进行了一种理想化的提炼；美貌被认为要与平常的东西保持距离；在拍照时美貌就能够产生一种谜一般的、虚幻的、难以接近的感觉。今天，特有的气质和自然的表情能使照片更吸引人，而人为的修饰已经过时，让人感到矫揉造作。

在延续至最近的主流传统中，美貌将女性的性欲遮蔽了。即使是在赤裸裸的色情照片里，肢体和脸通常所表达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一个赤裸裸的女人躺在那儿，淫荡不堪，伸开四肢，或卖弄臀部，然而同时她还在看着你，脸上露出乏味的可爱的表情，像在拍一本正经的肖像。新的女性摄影手法不再掩饰女性的性欲，尽管现在暴露女性肉体的或挑逗性姿势的照片仍然让人忧心忡忡。长期以来，男性都对女性表现出一种色迷迷的欣赏，这种反应表明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感，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上，女性的性欲一直被压抑着，或者因此而遭到歧视。

将女性与美貌等同是禁锢女性的一种方法。性格会发展，会展现出来，然而美貌却是静止的，是一张面具，它不得不任由别人想像。电影《克里斯蒂娜女王》最后一幕的拍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戏中的女王——由葛丽泰·嘉宝扮演——为了安享女人的幸福，毅然放弃了瑞典王位和君主的男性化特权，登船准备与外国情人相聚，从此一起浪迹天涯。结果，她的一个大臣因她拒绝他的求爱而怀恨在心，于是把她的情人刺成重伤。她悲痛欲绝，迎着海风久久伫立船头。正当准备灯光时，嘉宝问导演鲁本·马穆利恩在拍这一幕时她心里应该想些什么。导演的回答是非常经典的：什么都别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的指点为电影史留下了最为动情的一幕：当镜头渐渐移近、做长时间特写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只有那美丽绝伦、欲哭无泪、神情呆滞的脸上绝望的神情。那张脸就是一张面具，人们能够构想的是注视海岬的女人完美的形象。

把美貌看成女性的理想状态的观点比以往更有影响力，虽然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和摄影圈所主张的美貌的标准不像以往那么褊狭，更多元化，主张在镜头前无所顾忌而不是表现得高雅端庄。低头凝视——女性惯常的镜前姿态——必须带上一丝不悦，只要不显得索然无味。现在，人们对美貌的追求不再那么一成不变。然而，美貌本身就是对稳定不变的外貌的追求，意欲抹去或是掩盖岁月留下的痕迹。女性吸引力的标准体现了她们的脆弱性。随着岁月的流逝，男人更有权势，而女人则是明日黄花。

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性感——美貌是制造出来的，改变出来的，是一种伪装。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打扮成男人内心深处偏爱的形象的话，那些艳丽的、珠光宝气的拉斯维加斯半裸表演女郎可能相貌平平，根本就不会引起人的注意。通过自我修饰使自己更为女性化的方案一直以来总是能为她们赢得成功。具有女性特质就是和理想中的男性特质相反，或者是对它的否定，所以长期以来，对那些女强人魅力的描写就只能被赋予神话或寓言色彩了。在十九世纪的油画和雕塑中，女性英雄成了喻言般的幻想：自由引导人民。玛撒·格雷厄姆用舞姿表现了一个动作幅度很大、衣着大胆、快捷有力的女性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描绘女性力量和女性愤怒的方法正在发生改变，正是在这一时期，格雷厄姆为她的舞蹈团（由清一色女性组成）创造了上述女性形象，这个形象是一种神话的原型（女祭司、反叛者、悲恸的精灵、探寻者）。她领导着一群不向男性妥协、不与他们合作、共处的女性。

牙科医生、乐队指挥、商业飞行员、拉比、律师、宇航员、电影导演、职业拳击手、法学院院长、三星上将……毫无疑问，人们对于女性能够做什么，能够做好什么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现在女性所在意的东西也发生了改变。以往妇女都会默默忍受男性的各种行为，从下流的行为到赤裸裸的暴力，但现在，她们一致认为这些行为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如果人们把她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她们仍然会愤怒地抗议。当然，使妇女痛苦不堪的轻佻和无能的传统形象得到了改变，但这不全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功劳，虽然这种运动是不可或缺的。新的经济现实迫使大多数美国女性（包括那些有孩子的女性）在外面挣钱。现在，即使做相同的工作，女性的工资也只是男性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这标志着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差不多所有的工作仍带有性别色彩：在一些特殊的职业（娼妓、护士、秘书）中，女性比男性占有优势，在这些行业，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话就必须特别指出。人们不得不在大多数由女性担任的工作头衔前面加上“女”字；否则，人们会总是理所当然地以为是指男性。

任何成功的女性，如果被视为是以女性独有的（工于心计、非对抗的）方式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发挥能力的话，她更容易被人接受。人们对担任行政职务的女性表示赞美：“某某太太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已经取得了……”男女平等——这是一个新观念——与长期以来女性就意味着俯首帖耳的观念继续碰撞：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女性完全依赖男性或牺牲自我来维持与至少一位男性的关系才是正常的。

男性应该比配偶年纪大，更富有，更高大，更成功，这一观点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因此，尽管现在有很多例外，但他们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记者问一个男人是否因为妻子比自己更成功而感到“威胁”的话，那将是很自然的。但人们不会去关心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外科医生、作家、政客、演员的妻子是否因为丈夫的成功而受到威胁。人们至今还认为女性甘于抹杀自己的身份最能够体现爱——如果夫妻双方都必须外出工作，一旦妻子的事业赶上或者超过了丈夫，她就会感到极度痛苦。（“大家好，这位是诺曼·梅英太太。”）成功的女性，除了那些混迹于演艺圈的以外，都被认为不太正常。因此，出版一本完全由女性作家创作的文集，或者一本由女性摄影家创作的影集是很有意义的；要是一本文集或者影集里都是男作家或者男摄影家的作品的话一定显得有些怪异。我们希望照片不是虚幻的，而是充满了具体信息的。我们更喜欢那些讽刺性的、未被理想化的照片。得体被认为是一种伪装。我们希望摄影师无所畏惧、甚至目空一切。我们希望照片里的人物不要装腔作势，不要矫揉造作。

当然，习惯了在镜头前摆姿势的人——那些成功的女人、出名的女人——给我们的感觉要么是更为谨慎，要么是目中无人。

而且，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真正看上去的样子（或者希望自己看上去的样子）与他们在镜头前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不同的。照片上看上去恰当或者很有吸引力的东西通常只不过说明传统上男性和女性被给予不平等权力时让人感受到的“自然性”。

摄影曾对肯定这些固定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它也同样可以使之复杂化，使之瓦解。在安妮·利布维兹的《女性》这本影集中，我们看到那些愿意受人驱使，接受欣赏的女性。我们看到，因为年龄的增长，或是因为一心忙于工作，心中洋溢着抚养子女而带来的快乐，如何才具有引人注目的女人味的规则与她们是毫不相干的。影集中还有许多反映女性从事现在才被允许从事的工作的照片。有身强体壮的女性，有做“男人的工作”的，有舞蹈演员，也有运动员，她们发达的肌肉只有最近在女性健美冠军身上才见得到。摄影的任务之一是揭示、让我们感到世界的多样性，而不是展示理想。摄影除了多样性和趣味性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任务。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而且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理想。我们现在希望看到每一个此都有一个彼与它相对应。我们希望拥有多种模式。

后判断时代的精神特质汲取了消费主义的准则，正在社会上获得主导地位，摄影受到它的影响。镜头为我们展示了五彩缤纷的世界，而且重要的是所有的形象都是可以接受的。女人可以做警察、选美大赛皇后、建筑师、家庭主妇，也可能是物理学家。多样性本身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在今天的美国大受推崇。有这样一个非常美国式的、非常现代的信念：不断的自我转型是可能的。毕竟，生活通常是指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对多样性、个性以及作为风格的个性的推崇大大削弱了传统的性别形象的影响力，也强有力地抵制了不给予女性很多工作和体验的偏见。

女性应该能够像男性那样发展个性，这种观点当然比较激进。不管怎样，传统的女权主义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呼吁对女性的“公正”，这种呼吁已经渐渐变得似乎是最合理的。

这是一本影集；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一个非常富有美国特色的研究项目：兼容并蓄，热情洋溢，富有创造力，任由读者去思考。这些照片究竟表达出什么，这得由我们去诠释。毕竟，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它是一种观点？

1999

（张廷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