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最喜欢的作家是谁？许多年前有一位采访者这样问我。——只说一个？——是呀。——那就很容易回答。莎士比亚，当然了。——啊，我万万想不到你会说莎士比亚！——老天爷，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

噢。

这么说我就应该等同于我所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少？然而每一个作家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我写我所能写的东西：就是说那些分派给我或者在我看来值得一写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未能纳入自己的小说和文章，其中有不少是我所热忱喜爱的。我没有写它们是因为觉得自己对此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我从未觉得关于莎士比亚自己有什么话非说不可），或者因为我尚未获得足够的内心自由来谈论它们。我的书不等于是我——不是我的全部。在某些方面我不如自己的著作。作品中的佼佼者比我更有思想更有才华；他们与我不尽相同。那个写作着的“我”是生活中的“我”的一种变形——“我”由于某些文学上的目标和忠诚感而专业化了并且升华了。说我写了那些书籍只在某个不足道的意义上是切实的。我的真实感受是，那些书是文学假手于我而生成的；我是它们（文学）的仆人。

使那些书籍得以产生的我还有别的渴望，别的责任。例如：作为个人我相信正确的行动。不过，作为作者，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文学并非有关正确的行止——虽然它关注高水准的表达（语言）和智慧（包容性、同情心、诚实度及道德责任感）。我的书也不是用来表达我是谁的工具；对于种种把写作当作治疗或自我表达的思想观念，我从来都不怎么感兴趣。

书不等于是我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的生活一直是个变化的过程，至今也仍然如此。而书却是完成了的。它们使我解脱出来，去感受、渴望别的什么——我是个一往无前的学习者。我总是在前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逃离那些书，逃离它们所滋生出的无谓的热闹。有时候推进的动能更令人愉快。我喜欢重新开始。新手的头脑是最棒的。

尽管如今我已经远远不再是刚刚试笔的写作者，却珍视并容许自己保有新手的思维。三十年前我最初发表作品时，那种有两个人存于一身——即我和那个同名的作家——的幻觉尚很单纯。对一系列著作的倾慕——不，是景仰——使我听到天职召唤，使我诚惶诚恐跪受责任。因此，很自然，我生怕自己才气不足，难当此任。那么，我又是怎样鼓起了勇气让自己那一叶小舟驶入文学的汪洋大海呢？我意识到我的才能和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所具有的品质之间存在差距，一种双重身份感受表达了并强化了对这种差距的认识。而我所依仗的恰恰是这种双重感。

实际上，我从来不把我写的东西说成“我的”作品而是称之为“那个”作品。由此推论，便存在那个人，那个敢于当作家的人。而心存高标准的我很乐于做出牺牲让她写下去，尽管我并不认为她写的东西有多么了不起。

继续写作并没有使这种不满减轻，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如此；它不过加大了赌注。（我觉得自己感到不满是正确的）在我的“桑塔格与我”的游戏里，不认账是当真的。书架上那一小排由苏珊·桑塔格署名的作品日渐增多，这让我既感窘迫，又不大情愿地觉得骄傲，很苦恼地力图区分我自己（我是寻觅者）和她（她不过是被发现的人），因此我回避开所有关于她的议论，不管是赞美还是苛评。长久以来，我这样恭维自己：我比所有别的人都更清楚她在干什么，没有人会比我更严厉地裁判她的作品。

每个作家——当他或她的劳动产出了一定数量的作品以后——都会觉得自己既是弗兰肯斯坦博士又是那个怪物。因为，虽然初写者未必个个都觉得自己窝藏着一个隐秘的同伙，但是继续其写作生涯的人肯定会被那个想法吸引。还有更长久地写下去的人。到如今，这在我便成了一种角色：容忍对早年作品的星星点点的疏离感受并尽力不去注意它们，尽管时间以及更多的作品必然使这疏离感更趋严重。这也游戏般地证实了内在（写作的狂喜和艰辛）与外在（堆积的误解以及构成声名和美誉的种种脸谱化形象）之间的令人愕然的差距。这一角色宣布说：我不是（他人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有，更尖锐地：别因为按照你们的说法我算是很成功就来惩罚我。我承担着那不胜繁重的负担，那与我同名的雄心勃勃狂热工作的作家。我不过是我，陪伴着管束着照料着那一位，好让她写出东西来。

而且，更有针对性的是，从事文学就必须沉迷，自我的两重化可使那种沉迷状态显得较为得人心。因为在“真实”生活中它势必招来自私的责难。如卡夫卡所说，对于写作来说，越孤独越好。然而你爱的那些人常常并不喜欢你对孤独的需要，不喜欢你对他们不搭不理。你得把别人都推挡开才能把活儿干完。然后再与他们和解——如果作家是个女人，这事儿就更迫切。别生气，也别嫉妒。我无能为力呀。你得明白，是她在写。

叶芝说：我们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作出抉择。不对。但也对。把你独一无二的生命的一大部分用在了写作上，后果之一就是作为一个人，你渐渐会觉得自己并非货真价实。记得多年以前我初次读到博尔赫斯为自己写的挽诗时觉得很好玩儿，它以最精致的方式讲述了作家在协调生活和工作时所感受的困窘。作家的悲苦。作家的谦卑。（他的谦卑是那么狡黠，真让我羡慕不已。）

如今重读那挽诗，我仍不禁莞尔。不过，尽管博尔赫斯的寓言那么迷人地为作家的自我意识提供了一剂疗伤灵药，我仍并不太急于使用它。

我根本不需要那种与自己疏离的反讽的距离提供安慰（我起初产生的距离感丝毫没有反讽意味）。而且我在慢慢地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开始觉得那作家就是我，而不是我的另一个替身，不是熟悉的腻友或影子般的伙伴，也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产物。（因为我走到了这一步——用了整整三十年时间——于是我终于能够写出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即《火山情人》。）现在我认为，想逃避作为单一整体而存在的负担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书是有区别的。然而写书的人和生活的人是同一个。这更让人惊恐。更形单影只。更解放身心。

1995

（黄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