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欧洲对我意味着什么？

欧洲并不是指那个欧洲商业和欧元的欧洲——即所谓的即将成立的、旨在帮助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直面二十世纪末令人振奋的经济挑战”（引自今天的《先驱论坛报》，一份全球发行的美国报纸）的欧洲“联盟”；也不是指在这些国家被称为艺术和文学的欧洲庸俗作品；更不是指欧洲的各种节日、展会、新闻和电视业。但那个欧洲正无情地改变着我所心爱的欧洲，改变着欧洲的多元文化。而我恰恰是在这些文化传统中进行创造、感觉、思考，变得骚动不安，并根据其中最好的，让人觉得高山仰止的传统标准调整自己的标准。

当然，美国并非完全与欧洲毫无瓜葛，尽管它与欧洲之间的差别比许多欧洲人所想像的更加巨大（更加“野蛮”）。尽管我与大多数同胞一样——即使数量少于从前——是欧洲人的后裔，尤其是欧洲—犹太人的后裔（我的太祖父和太祖母一个世纪前从现在的波兰和立陶宛移民到美国东北部），我往往不会思考欧洲对我这个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只会以作家、文学公民这一国际公民的身份来考虑它对我意味着什么。

如果非要说欧洲对我这么一个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就要从解放，从美国被视为文化的那些东西解放出来说起。多样的、严肃的、苛求的和厚重的欧洲文化构成一个阿基米得支点，我可以在心中依靠它支起整个世界，而我无法依靠美国和作为一系列标准、一份遗产的美国文化所给予我的东西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欧洲对我至关重要，比美国更重要，尽管我在欧洲所有的旅居生活并未使我成为流放者。

欧洲决不仅仅是理想化的多元化、让人惊叹的精神养料……那些乐趣、那些标准；欧洲既是一个至少从拉丁中世纪开始的古老现实，又是一个恒久但通常虚伪的渴望。作为呼吁政治统一的现代战斗口号，欧洲总是压抑并抹煞着文化差异，造成国家权力的集中和扩张。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宣扬过泛欧洲的理想。法国被占领时期，纳粹的许多宣传都把希特勒描绘成把欧洲从布尔什维主义、从俄国或“亚洲”游牧民族手中解救出的救世主。对欧洲的这一认识常常与保护“文明”不受异族的影响有关，而保卫欧洲文明往往意味着扩张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商业利益。“欧洲”除了意味着真正的文明（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以外，还意味着认为某些欧洲国家在欧洲以外的大片区域的霸权行径是正义的。为使非犹太人相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必要性，西奥多·赫茨尔宣称“我们要在欧洲部分地区构筑抵御亚洲的高墙，肩负起对抗野蛮人的文化先锋的任务。”我引用赫茨尔的《犹太人国家》里的这句话并不是专为抨击以色列（和如今所有其他人一样），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实际上，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欧洲民族的殖民行为都被解释为延伸了“文明”——被等同于欧洲文明——的道德边界，是对野蛮的抵制。

长久以来，那种“全球性”价值观、世界性组织的观念本身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人们的某种意识中，世界曾经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是“昨天的世界”，这是斯蒂芬·茨威格以回忆录形式为欧洲所写的挽歌的标题。那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写于近半个世纪前，写于这个杰出的欧洲人被迫逃离欧洲，逃离那（需要讲出来吗？）完全从欧洲内部、欧洲的中心产生的耀武扬威的野蛮行径之后。人们可能认为欧洲这一观念将先后被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要求彻底地弄得声名狼藉。事实上并非如此（文明这一观念并不是不可以使用——不论以它的名义曾经进行过多少殖民主义暴行）。

欧洲大陆的中部和东部是欧洲这一观念最富有文化活力的地方，另一个帝国的国家公民在那儿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当然，我所指的就是几年前米兰·昆德拉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所引发出的关于中欧的辩论。随后亚当·扎加朱斯基、瓦茨拉夫·哈维尔、乔尔基·康拉德和丹尼洛·基什撰写文章或发表宣言加入这一辩论。关于欧洲的这一观念对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南斯拉夫人（甚至由于其他原因，对奥地利人或德国人）来说具有明显的、颠覆性的影响力。在文化上，最终在政治上对中欧——可以推及整个欧洲——的存在作出的反假设（counter-hypothesis），其最终价值就在于推动欧洲的和平安定。这种和平安定可以消除用我们所有人来做人质的超级大国之间的虎视眈眈的对峙。让两个帝国的边缘在欧洲相互渗透，这对任何人都是有利的。我所说的任何人是我随意确定为认为自己的后代应该被允许世代繁衍的人。“如果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去观看晚上的歌剧必须事先得到许可的话，”康拉德说，“就不能说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之中。”

中欧人异想天开，想建立一个由许多小国组成的欧洲，彼此间可以自由交流，共享以痛苦和贫困为代价而获得的经历、市民的成熟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有什么可与之相比吗？我们可以未经任何人许可就跨越各大洲去欣赏一晚的歌剧。对我们来说，欧洲就意味着这种价值吗？或者意味着因为我们的繁荣、自由和自私而变得风光不再的理想中的欧洲？对我们来说，这种观念本身是否已经被击得粉碎？

从某方面来看，也许是由于欧洲在帝国分界线两侧失去了抓攫之力，我们的两种经历似乎具有可比性。新的欧洲的观念不是要扩张，而是要收缩：欧洲一体化只是欧洲的一体化，并不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来说，“欧洲”是用来限制呆滞的、令人窒息的俄国入侵者的权力和文化霸权的比较直白的口号。使欧洲……具有欧洲特性。在富裕的欧洲国家，我们不会抱怨彼此分隔，但却另有苦恼。问题不在于如何使欧洲具有欧洲特性而在于如何使它保持欧洲特性。显而易见，这是一场无望取胜的战役。正当欧洲中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忍受荒谬的孤立和文化交流的约束时，西欧人则被文化习俗不断的，相互隔离的融合所困扰。法兰克福有锡克族的出租车司机，马赛有许多清真寺，那不勒斯、罗马、都灵的意大利医生则应非洲移民的要求，对他们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们进行“割礼”。欧洲仅有的几个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将是像葡萄牙和希腊那样贫穷的国家，以及因为四十年苏联计划经济政策而变得贫穷的中欧国家。源源不断地涌往欧洲富裕国家的外国人很可能再次使“欧洲”这一标语让人厌恶。

欧洲，就意味着怀旧吗？忠于欧洲就要当人人都用打字机时还继续手书？（更确切地说，就是当人人都在用文字处理器时还继续使用打字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观念盛行的国家里，僵化的、让人望而生畏的军人政府和低迷的经济使他们远远不及西欧那么现代化和繁荣，但在种族上更单一。现代欧洲——常被误称为“美国化”的欧洲——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欧洲人的欧洲了。过去十年中，日本的一些经验已说明这种“现代”并不是美国化的代名词（认为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或者反过来，都可能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现代化自身的逻辑具有解放性和巨大毁灭性，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富庶国家一样正被它改变。与此同时，中心也转移了（但中心总会被周围地区破坏或改变）。洛杉矶已成为亚洲的东部首府。一位日本企业家最近讲述他在美国“东北”部建立工厂的计划时，他所指的并不是马萨诸塞，而是俄勒冈。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地理已经形成，它会兼收并蓄，并对过去具有越来越大的毁灭性。主流欧洲将是欧元区、巨大的主题公园，欧洲成了对往昔的迅速回放装置。当地人将和游客（在欧洲，这种区别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是游客）一样贪婪地消费这些。那个拥有高雅艺术、伦理严肃性，那个尊重隐私和思想深刻性以及真实的非机器生产的话语的欧洲，那个孕育了克里斯多夫·赞努西的电影、托马斯·伯恩哈特的散文、谢默斯·希尼的诗歌和阿沃·帕特的音乐的欧洲如今还留下什么了呢？那个欧洲仍然存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将继续存在。但它的版图将变小。而且它的公民和信徒中越来越多的人会自视为移民、流放者和外国人。

那么，人们的欧洲之根，包括现实之根和精神之根将会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不出有谁的答复比格特鲁德·斯泰因给出的答复更令人慰藉。有人问她在法国生活了四十年后是否会不再为失去美国之根而担心，这位移居国外的美国作家的回答也许更受犹太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她说：“如果你无法随身携带自己的根，要它何用？”

1988

（张廷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