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3年4月第一次去萨拉热窝的，当时距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为了瓜分新独立的多种族聚居的波斯尼亚而爆发战争已有一年。在结束我的第一次逗留离开萨拉热窝的时候，我和来的时候一样，搭乘的是一架固定往返于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之间的属于俄罗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货机。有一条经过伊格曼山的蜿蜒曲折的山路也可以通往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那一路车开去，简直能让人心跳停止。不过那是后来我第七第八次前往萨拉热窝才经历的事。经过那两次，即1995年冬天和夏天的旅行之后，我心目中给危险定的标准又提高了，要知道我可是一个经历过许多恐怖与震惊的人。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第一次到达萨拉热窝时感受到的惊愕，这惊愕来自于萨拉热窝本身，来自于这座满目创痍的城市被笼罩在迫击炮弹和狙击手流弹之下日复一日的悲惨生活。此外还有重新进入外部世界后所感受到的余震。

离开萨拉热窝，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后来到一个“正常的”城市（萨格勒布），坐进机场的出租车（出租车！）——行进在由各种交通信号控制着的车流里，马路两边的建筑都有着完好无损的屋顶和没有挨过炮弹的墙，玻璃都还嵌在窗格中——打开旅馆房间的电灯开关——有马桶可以用，用完后还可以冲刷——放水洗澡（设想你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洗过一次澡了），有水可放，而且是热水，从龙头里汩汩流出——去马路上逛逛，商店里看看，身边的人们在走路，和你一样，以一种正常的步伐——在货架摆得满满的小杂货铺里买点东西——踏进一家餐馆，有人为你递上菜单——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如此怪诞和令人不安，以至于至少有四十八个小时，你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且非常愤怒。你跟人们说话，人们并不想了解你了解的东西，也不想听你谈你刚刚离开的那座城市的居民所受的折磨、困惑、恐惧和侮辱。比这更糟的是，当你回到属于你自己的“正常的”城市（纽约），听到你的朋友说：“喔，你回来啦，我一直在替你担心呢！”你意识到他们其实也不想知道你所了解的事。你领悟到你是无法真正向他们诉说的——既无法诉说“彼处”是怎样一副可怕的情状，也无法诉说你回到这里的感觉有多糟糕。世界就此被永远地分隔成了“彼处”和“此处”。

人们不想听坏消息，或许永远都是这样。但在波斯尼亚这件事上，人们的冷漠和懒得费心去想像的程度却比我预期的还要厉害。你发现惟一让你在相处时感觉舒服一点的是那些同样亲临过波斯尼亚的人。或者去过其他一些也曾充满杀戮的地方——萨尔瓦多、柬埔寨、卢旺达、车臣，或者至少是那些对战争有第一手经验的人。

几个星期前——我写作此文的此时此刻是1995年11月下旬——我刚从第九次萨拉热窝之行回来。虽然这次还是从惟一的陆路通道进入萨拉热窝，但这已经不再是我的惟一选择了（联合国的飞机重新又在遭破坏的萨拉热窝机场一角降落了），而且翻越伊格曼山的那条由汽车开出来的满是尘土的路也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道路了。它已经被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工兵拓宽、平整成了一条窄窄的泥路。自围困开始以来，城里第一次用上了电。炮弹不再在身边炸响，狙击手的子弹不再在每个人的头顶呼啸而过。到冬天城里会有暖气，自来水看样子也会有的。在我回来以后，人们已经在俄亥俄州签订了一项承诺结束战争的协议。我不想说和平，一种不公正的和平，是否已经真正降临波斯尼亚。如果挑起战争的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想要结束战争，并且能令他在帕莱的代理人接受这一决定，那么通过杀戮或迁移或驱逐其大部分人口从而达到摧毁波斯尼亚目的的成功战争就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波斯尼亚人一直以来的要求：建立得到国际承认的单一民族的国家。

这样一来，波斯尼亚（一个经过了彻底改造的波斯尼亚）将被分割。这样一来，强权，而非正义，取得了胜利。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看看修昔底德斯著作第五卷中的《米利安对话》就知道了。这情形恰如纳粹德国军队东侵的步伐在1939年末1940年初遭到遏制时，国联召集所谓“交战各方”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德国得到了波兰的一半作为报偿（西面的部分），入侵的俄国人得到了波兰东部的百分之二十国土，而波兰人虽然被允许保有中部的百分之三十国土，并且他们的首都也还在这片土地上，然而首都周围的大部分土地却已经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从“道德”准则来看这样做是很公平的，但我们随即要跟上一句，我们又何曾看到过道德标准在国际政治中占过上风呢？因为面对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强大得多的军队，波兰人根本没有机会守卫住自己的国土，所以他们只能对得到的东西表示满意。外交家们会说，他们至少还保有他们祖国的一部分，但他们离彻底失去也已经不远了。波兰人当然是在谈判中日子最不好过的，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三个“交战方”之一。他们认为自己被侵略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为寻求解决方案而讨价还价的外交家们会觉得他们挺没道理的。这帮家伙自己就已经分裂了。真让人不舒服。一点也靠不住。我们这些调停的人想要阻止杀戮，可他们却不知好歹。

如果说以前人们是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波斯尼亚的战争是一团乱麻，很难说得清哪一边是“对”的——那么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们还明白了，北约完全可以在过去三年中的任何一个时刻结束这场战争——即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而且完全是和最终在刚刚过去的八月和九月才结束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和同样少的军事介入（对那片土地上的士兵和平民一样不予伤害）。但欧洲人并不想阻止冲突（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在传统上都是亲塞尔维亚的），而惟一知道正义是在波斯尼亚一边的大国美国则不愿插手此事。现在这场战争已经，或看上去已经停止了。突然间，它变得不那么复杂了。这种心态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每次我从萨拉热窝回来后，经常被人问起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除了我之外，其他著名的作家没有到那里去。在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弥漫整个欧洲的，对一桩骇人听闻的历史罪行，几乎可以称得上种族灭绝——发生在本世纪内的第四场对一个欧洲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的冷漠或缺乏同情（这点在意大利和德国尤为明显）。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亚美尼亚人以及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种族灭绝不一样的是，对波斯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是在全世界新闻媒体和电视报道的关注之下进行的。对于1992年4月战争开始之后在波斯尼亚所发生的暴行，没有人可以用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来搪塞。没有人会不注意到波斯尼亚人所进行的事业也正是欧洲在进行的，那就是推行民主，建立起由公民，而非由一个部族的成员组成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的暴行，这样的价值观不能激起人们更强有力的反应？为什么会没有多少具有良知和洞察力的知识分子集合到一起来谴责发生在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来捍卫波斯尼亚人民的事业？

波斯尼亚战争并不是在过去的四五年中上演的惟一的恐怖表演。世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事件，在这些事件——堪称典型的事件——中，几乎凝聚了一个时代中所有相互敌对的势力。西班牙内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和波斯尼亚的战争一样，那场斗争也是很具有象征性的。但向来会对重大的公共事件和事关良心的话题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们——作家、戏剧界人士、艺术家、教授和科学家——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西班牙问题的不介入一如他们对波斯尼亚冲突的不介入一样引人瞩目。当然，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类似固定持久的阶级，其职业的一部分就是从事最好的事业，那么我们实在是对他们过誉了，更何况每隔三十年左右世上的某处也不一定会爆发一场战争，能让那些立志成为和平主义者的人也血脉贲张，表明立场。不过即便如此，知识分子对哪些事情该反对，对哪些事情该采取行动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他们对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一切反应如此之少呢？

可能存在许多原因。无情的历史老调当然认为反应是毫无必要的。巴尔干地区传统上就有着争端不断的坏名声，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那些民族难道不是一直在杀来杀去吗？（这就好比面对奥斯维辛的现实说：哼，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要知道，欧洲可是自古就有排犹传统的。）同样不能低估的是深入人心的对穆斯林的偏见，这几乎成了人们对这一民族本能的一种反应，而实际上这一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和他们的南欧邻居们一样，都不是宗教狂，也都深受当今消费社会文化的浸染。为了支持这样一种虚构，即这场战争在最深的根源上是一场宗教战争，人们在描述受害者、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政府时一直给他们贴上穆斯林的标签——虽然没有人会想到用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来描述侵略者。许多非宗教界的“西方”知识分子，人们指望他们提高自己的声音来为波斯尼亚辩护，他们也有这样的偏见吗？当然。

现在不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不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事实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二十一世纪，那些在二十世纪曾被认为是很确定的东西，比如把法西斯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布尔什维克式的独裁者看作主要“敌人”，已经不再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供框架了，这种框架过去经常是很容易就建构起来的。虽然西班牙共和国的政府也会有缺陷，但让人们忽略这些缺陷，觉得应当理所当然地站到它这一边的是因为它反抗法西斯主义。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这是在步法国控制印度支那未遂的后尘）也可理解成是全球范围内反抗欧美殖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如果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往往让人觉得他们太过轻信，太容易受理想主义的吸引，从而无法注意到在某些受人围攻的、新近变得激进的团体（他们对这些团体或许没有接触，或许只有泛泛的接触）中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话，那么当今那些郁郁寡欢的、对政治避之惟恐不及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随时随地有可能表露的玩世不恭、他们对娱乐的迷恋、他们面对有可能影响他们安逸生活的任何事业所表现出的犹疑、他们对个人安全的苦心经营，难道不同样可叹吗？（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每当我从萨拉热窝回到纽约，总有人问我怎么能去那么危险的地方。）现在，为数寥寥的一些还认为自己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会对有限的一些行动有所响应了，如反对种族主义或审查制度，而且还仅限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如今，似乎只有国内的政治义务还值得他们尽一尽。在曾经胸怀全球的知识分子当中，满足于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难以启齿了。（我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倾向在作家当中要甚于在医生、科学家和演员当中。）国际大团结的观念正迅速地没落着。

在我们短短的二十世纪中，从1914年到1989年，作为我们政治思维特点的全球性的二元对立——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对立；美帝国与苏联帝国的对立——已经瓦解了。随1989年的觉醒和前苏联帝国的自杀而至的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一起胜利的还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上述“政治”的怀疑乃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个人生活才有意义。个人主义、对自我的培养和对个人幸福的经营——突出的首先是“健康”的理想——成了知识分子最有可能赞同的价值。（“你怎么能在人们整天都抽烟的地方呆那么久？”这是纽约这儿的某个人对我儿子——作家戴维·里夫——屡次前往波斯尼亚而提出的问题。）实在是不敢指望消费资本主义的胜利能在知识分子阶级身上不留下任何痕迹。在这个疯狂购买的年代里，要想让只不过是边缘的、穷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和比他们更不走运的人视为一体，确实要比过去困难得多。当乔治·奥威尔和西蒙尼·魏尔自愿前往西班牙为共和国而战时，他们并没有真正想着要抛弃舒适的上流资产阶级社会的寓所和周末的乡村别墅，而他们后来都几乎死于这场战争。或许现在横亘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从“彼处”到“此处”的鸿沟已经太大了。

在好几十年里，把作为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说成没落过时无论在报章上还是在学术圈子里都已是司空见惯了——这是分析喜欢演变成定论的一个例证。现在又有声音说欧洲已经死了。或许说欧洲尚未出生更对些：一个能为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少数民族担负起责任的欧洲、一个支持那些它必须义无反顾地成为其化身的价值的欧洲（欧洲将是文化多元的，否则它将不存在）。波斯尼亚是欧洲自己酿成的流产。用埃米尔·涂尔干的话来说，“社会首先是它对自己形成的看法。”富裕而又平静的欧洲和北美社会对自己形成的看法——从那些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的言行看来——是一个混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会。

我们的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这里是这里，不是那里。

1995

（吴刚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