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是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结构（或者说灵魂结构）以及他与读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尝试。具有清醒的创作意识的艺术家，早就知道纯艺术之深奥，被大众误解之不可避免，作品被曲解是艺术家的命运；他也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品的革命性和未完成性，以及作品内含的那种吸引读者又排斥读者的矛盾性（“街头巷尾的对话几乎都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作品的美不能缺少某个令人惊讶的成分……他的书非常追求令人吃惊的效果”）。艺术家同读者的这种关系成了他长期以来的心病，他的心渐渐冷下去，似乎对一切都不抱希望了。但在灵魂最隐秘的深处，仍然潜伏着那种最最热烈的期待。因为这下意识的期待，他不断创新，在作品中向读者发出邀请的信息，那邀请一次比一次急切，信息量一次比一次浓密。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将未完成的作品直接交给读者，使读者如果不参与创作就无法阅读。

文中塑造了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奎因。这个作家不关心公认的历史，仅仅只关心艺术史（灵魂史），只执著于内心独特的体验（时间）。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他的所有的创作都一直处于试验阶段。这个作家的作品通常引起普遍的误解，是因为它们的深奥内涵同古典作品并不相同，而一般的读者只看见了作品那古典的外表，没有觉察到外表之下以全新的形式发展了古典文学的深层结构。

接着文章分析了奎因作品的整体结构和细部结构，甚至画出了结构图来说明。使人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脑子里怎么会产生出此种结构的故事，这种作品同那种观念先行的创作（例如阿伽莎·克里斯蒂）有何本质的不同。这样的创作的确是十分奇妙的。在故事里，时间可以无限分岔，寓言套着寓言，就像是创作者为了狂热地追求“对称和谐、随心所欲和喜新厌旧”而舍弃了一切；但这种效果又绝不是刻意追求可以达到的，刻意的追求只会适得其反。不如说，一切都是浑然天成，因为它们是灵魂本身的图像。作者通过一种神秘的写作方法使这些图像从黑暗的处所浮到了表面；而阿伽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则是出于有杰出推理能力的头脑，其写作的方式并不神秘。这种作品的阅读也需要读者具有一种超出世俗的境界，因为作品提供的是非平面的向内深入的立体图像。三分法的结构勾出了时间的无限分岔，阅读必须是能动的，必须加入那种灵魂冲突的描述，否则就会落入二分法的俗套。以《曲径分岔的花园》为例，其中的结构为：“我”——敌人（死神）——命运。这个故事由于其中浓密的死亡意识而使讲述达到了灵魂的深度。但如果以一种模仿的方式来读的话，其结构就变成了：“我”——单纯的敌人。整个故事成了一般的侦探小说，因为其中缺少了死亡意识。大众的阅读往往总是只能达到二分法的模仿，这是艺术家摆不脱的遗憾。当人们将奎因的作品同通俗的侦探小说混为一谈时，艺术家内心的主张只能用新的作品来再次阐明（离了作品他就难以进行阐明），当然这新的作品很可能又落入俗套的解释。这种循环使艺术家的悲哀永恒不破。三分法将我们带入无限广阔的独立王国，那种破除了年代顺序的交叉阅读开阔了我们狭小的视野，我们的眼光将变得比侦探的眼光还要敏锐，在死亡游戏中不断找到超越的途径。

然而三分法的结构还不能满足艺术家要达到永恒的渴望，这种故事容易引起的读者的误解也令他不安。于是奎因又发明了两幕英雄短剧，在短剧中，想象力得到更为自由的驰骋。他在这部杰出的短剧中将讲述人和故事，讲述人与作者，不同的讲述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界限通通融化，让原始的欲望用缺席的方式同死亡直接晤面（请看《阿莱夫》、《萨伊尔》等等）。两幕短剧由于一幕套着一幕，两幕就只能同时演出，于是最高贵的与最淫秽的，最具有生命力的与最空灵的便合成了一个角色，短兵相接的瞬间转化成同时演进，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变成了统一体内的层次区分；由此产生的激情既邪恶又纯净，简直令人发疯。短剧发表后，被人们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作出了解释；奎因又一次遭到了惨败。

屡遭误解的艺术家奋起一搏，又写下了一部天书似的作品。他要在这部作品中消除读者与创作者的界限，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以这种阅读方式激起读者的创作欲，将读者变成创作者，而不是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奎因终于成功了，他的作品激起了博尔赫斯的续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成功也是巨大的。这正是现代艺术的景观：每一个读者都是潜在的作者，后人续写前人未完成的故事——续写的作品也同样是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