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写至第二十一回末尾，武松始出场。叙事由此转入武松正传，至三十一回作结，被称为“武十回”。武松是山东清河人氏，在家乡酒后伤人，躲在柴进庄多时。武松遇见宋江后，忽然思念家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大。路过阳谷县景阳冈，打死猛虎之后，他在阳谷县做了都头，探望兄长一节就此耽搁了下来。不意三二日后，武松于县前闲玩，遇见了卖炊饼的哥哥。原来武大因武松外逃，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莲，在清河县“安身不牢”，已搬至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

由此可见，“武十回”的主要故事，均发生在阳谷县，与清河无涉。那么，既然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阳谷县，施耐庵又何必多写一个清河？在传统的章回小说中，这种实写一个、虚备一个的技法，通常被称做“陪笔”。所谓写一个，陪一个。惟其如此，叙事方显得阔绰自然，不至于板滞。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中比比皆是，此处无需赘言。

《金瓶梅》虽被称为中国章回体小说中第一部虚构之作——它不以历史故事为叙述对象，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讲史或历史演义的羁绊，但其主要故事仍由“武十回”敷衍而来。或者说，“武十回”构成了《金瓶梅》叙事展开的重要契机。简单比较《金瓶梅》和《水浒传》即可知道，《金瓶梅》对于“武十回”多有择取和增益，但主要人物和事件一仍其旧，连叙事的语调也一脉相承，甚至在许多地方照录《水浒传》的文字，一字不差。当然，《金瓶梅》对“武十回”也有诸多的修改，其中最使人难于理解的地方，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水浒传》的阳谷县改回到了清河县。此处改动，表面上看或许属于细枝末节，但在我看来实则关系重大。

《金瓶梅》 的作者做这样的改动，或许有他的借口。因为在《水浒传》中，施耐庵通过阳谷知县之口，明言清河、阳谷两地近在咫尺，写阳谷，或者写清河，似乎在两可之间。问题是，《金瓶梅》保留了“紫石街”这个重要地名。我们知道，“紫石街”是武松杀嫂、潘氏勾情、王婆贪贿、郓哥搅局的场所，而作者刻意将原属阳谷县的紫石街，移至清河县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由此，作者不欲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置于阳谷县的用意十分明了。《金瓶梅》刻意要用清河来取代阳谷，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作者意图？

换句话说，为何一定要写清河呢？

查阅宋明两代的相关史料，在山东境内，并无清河这样的县名。也就是说，《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随手从《水浒传》中借用了清河这个地名作为故事展开的地点。《明史·地理志》中确有一个清河县，也有一个临清州。清河县远在南方的淮安府，与阳谷县相距遥远，这里暂且不论，倒是原属山东的临清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推究。因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与临清距离极近，甚至互相重叠。

元代大运河正式开通之后，临清是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是经济繁盛、商埠云集、船只汇聚的大码头。《金瓶梅》对清河的虚构自然是绘声绘色，但对于临清的描述，却与历史上的临清若合符节，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金瓶梅》作为中国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纪商业活动与世情伦理的章回小说，临清显然是一个更为理想的舞台。《金瓶梅》行文中正面或侧面描述临清的文字甚多，到了后二十回，作者干脆将主要故事移到了临清。

小说中写陈敬济自清河出发，去临清码头照料酒店的生意，常常是骑着驴，身后跟着小伴当，三五日走一趟，说明清河距临清很近。而《水浒传》中与清河近在咫尺的阳谷县，属兖州府东平州（今属聊城地界），距离临清至少两百华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往返四百华里，三五日便走一遭，不要说手无缚鸡之力的“陈姐夫”，即便是“神行太保”戴宗，亦非易事。如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实为距离临清很近的一个县城，可以确定无疑。小说改阳谷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于拉近清河与临清的距离，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

《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是一个设立了包括卫所在内众多衙门的所在。守备、指挥、都监、提刑等大小官员在这里驻扎，皇亲、太监等各类达官贵人也息影于此；漕运发达，南北交汇，商业兴旺，店铺林立，街市阜盛；巨贾豪商、贩夫走卒熙来攘往，院中妓女、伶优、戏子、吹拉弹唱之徒招摇过市，南北商人、帮闲掮客、地痞无赖游走其间。种种物事，绝非一个地处穷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没的小小阳谷县所能容纳。作者改易地名的这番苦心，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若说《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清河县，似乎也有不小的问题。且不说《水浒传》中本来就有一个清河县——《金瓶梅》故事的起点，源于对《水浒传》情节的袭用，单从情节线索来说，《金瓶梅》中的武松于阳谷县打虎之后，即在紫石街安身，并未远徙。如果说临清就是故事的发生地，那么小说中的阳谷县及其周边的地理脉络又如何解释？

由此看来，若依照历史或现实的实际地理状况来按图索骥，则不能不说，《金瓶梅》的地理设置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悖谬。研究者要考证出故事的实际发生地，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小说中的地理与实际地理状况不合，自无足怪。小说家，尤其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作者，使用烟云模糊之法本来就是一大特权。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的“假语村言”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研究者通过小说来复原相应时代的地理和社会状况，也不能胶柱鼓瑟、削足适履。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作者当然会透过自己的经验描述或者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但同时，这种描述又具有强烈的虚构性——它是一个“既是又非”的结构。

而《金瓶梅》的两难在于：一方面要沿袭《水浒传》的故事展开叙事，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摆脱传统章回体的既有框架，在描述社会现实方面另开新局。比如说，它将故事的实际地点移至北方经济重镇临清，表明作者在呈现明代商业经济活动影响之下的社会现实和伦理方面，有了全新的考虑。小说地理设置方面出现矛盾乃至悖谬，也反映了章回小说在发生蜕变时的复杂状况。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县，与《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一样，都是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作者沿用《水浒传》中这个地名，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见闻对它加以改造，既有“俟河之清”这样的隐喻性暗示——与小说中纵情声色、吏治腐败、人伦败亡的污浊构成一定意义上的反讽，同时作者也基于自己的叙事目的和需要，整合自己走南闯北的人生阅历，调动文学想象力，拼合并建立了“清河”这样一个特殊的故事发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