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书名之释义，一般读者多将三字分开来读，认为其代表书中三位女性，即“金”为潘金莲，“瓶”为李瓶儿，“梅”为庞春梅。鲁迅先生也持这样的看法。盖欲望与色欲，本为《金瓶梅》之一大主题。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皆为色欲所困而不悟，终至于死。作者从西门庆众多妻妾女子中拈出三人为代表，为她们作传，道理上自然说得通。

潘氏与李瓶儿不独局困于色欲，且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伤，为作者着力烘染，分量极重，自不待言。庞氏春梅，虽为一婢女，却为西门庆呵护有加，是他唯一不敢轻易得罪之人，且其口角之伶俐，风神之异标，均足以与金莲、瓶儿诸人相埒。在前八十回中，此人若隐若现，至后二十回，春梅突然发动，一跃而成为故事的首要人物。可见作者此前故意将春梅写得影影绰绰，实则为后文留余地也。所以说，以金莲、瓶儿、春梅为代表，统冠全书故事，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金瓶梅》问世之后，虽只在坊间抄录流转，但影响甚大。好事者仿效其寓意、笔法，以承其余绪，自不奇怪。比如《玉娇梨》、《平山冷燕》诸作，不仅袭用其叙事大意，而且在结构和书名上，也踵其微义。《玉娇梨》之名，亦以书中人物名字如白红玉、卢梦梨等摘凑而成；而《平山冷燕》之书名，则是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个人物的合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这两部作品，亦明言二书与《金瓶梅》“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

因此，《玉娇梨》、《平山冷燕》一类的作品对《金瓶梅》书名的蹈袭和仿效，客观上也使“金瓶梅”三字的读法及书名用意，渐渐成为定论。

然而，每次重读《金瓶梅》，对于书名释义，虽觉可以接受，但总是意犹未慊。若以妇女人物而论，小说中吴月娘、孟玉楼等人的重要性丝毫不在潘、李之下。在《金瓶梅》所有人物中，若单纯以笔墨分量而论，当以吴月娘为最。在全书一百回中，吴氏从开篇即出场，至全书收结还依然健在，实为除西门庆之外贯穿全篇的首要人物。李瓶儿死于第六十二回，潘金莲在第八十七回命丧打虎英雄武都头之手，就连西门庆本人也于第七十九回早早就命赴黄泉了，惟有吴月娘坚持到了最后。不仅如此，吴月娘的品性和行事方式，与他人绝不相类。她是一个“好好先生”，既无淫行，又时常吃斋念佛，实在没有理由让金、瓶、梅三人去代表。

如前文所说，欲望或色欲为此书一大关目。然而细绎全书大义，色欲只是最明显或最外在的旨趣之一。作者透过色欲展现世情人伦，透过世情来书写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经济、商业、道德、法律、官场及种种世态，方为全书的关键。纵观中国小说史，《金瓶梅》堪称第一部全景式、多层次描绘社会人情及现实状况的旷世之作，就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再现而言，即便是《红楼梦》也有所不及。若将此书放到十六世纪世界小说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也实在找不到一部作品可以望其项背。李劼人曾说，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期，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等人出现之后，西方小说才有资格与《金瓶梅》相提并论。

不过自《金瓶梅》问世之后，对它的指责、诟病乃至于口诛笔伐从未间断，至今犹未平息。即便是蒲松龄这样的卓越巨匠，也将它视为“淫史”（顺便说一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精彩绝伦，叙事极富想象力，然其“异史氏曰”的篇末议论，有时实在不太高明，与其刻意模仿的司马迁判若霄壤，甚至于充斥着卫道士之流的迂腐之论）。自《金瓶梅》成书以来，它的主旨即被有意或无意地狭窄化和庸俗化了。究其原因，固然极其复杂，但“金瓶梅”三字的传统读法及释义，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提到《金瓶梅》，读者必然津津乐道于此三人的言行。一提到三人之言行，则又往往以“潘金莲”作为当然代表。而一提到潘金莲，则又聚焦于一个“淫”字上，遂使一部别开生面、寄意深远的呕心沥血之作，成为坊间恶俗之谈资。

那么，“金瓶梅”三字有无别的读法与释义呢？

小说第六十八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去院中郑爱月家喝酒取乐，果品酒馐摆上桌面之时，有“端的肴堆异品，花插金瓶”之句。此虽泛泛描写酒桌陈设，但每读至此，总要对“花插金瓶”四字玩味再三。这里的“金瓶”二字，显然指的是黄金、鎏金或金色的瓶子。既然作者本人在作品中视“金瓶”为清供装饰之器物，那么“金瓶梅”三字为何不能理解为“插在金瓶里的梅花”呢？若作这样的理解，这里的“梅”字当为复数，指代女人，也可暗指欲望之对象。这些女人不仅包括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李娇儿、孙雪娥、春梅等妻妾婢女，也可包括院中妓女李桂姐、李桂卿、吴银儿、郑爱香、郑爱月之辈，甚至也可以将宋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等与西门庆长期有染的下人媳妇囊括其中。而“金瓶”则暗喻富贵之家的豪奢与淫靡，暗指整个社会环境中的金钱和财富，也可兼顾西门庆惟利是图的商业活动，特别是当时社会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况下对金钱过度崇拜而导致的道德变化。这样的理解，似乎能更好地概括“金钱与欲望”这一贯穿于作品中的重大主题。

将“金瓶梅”三字连读，将小说的名称解读为“插在金瓶中的梅花”，这一观点，近年来学界多有人提及，但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人当属清代的张竹坡。近日偶然翻检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诸多评论，忽见他在《金瓶梅读法》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内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流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

张竹坡将“金瓶梅”读为“金瓶中的梅花”，并认为梅花暗指书中包藏的诸多春色。另外，他将“金瓶梅”之意象视为作者自喻，意为作者将春色、梅花，朵朵瓣瓣，费尽春工，制作成如金瓶梅花之清供，让千古锦绣才子做案头佳玩。张竹坡对作者用力用心之深、文章夺化工之巧大为叹服，并提醒读者，不可辜负作者以人力补天工之艰辛，不可像村夫俗子般将它视为枕头之物也。

张竹坡堪称《金瓶梅》作者的知音。他因书成癖，因爱成痴，且爱屋及乌，诸多圈点批评虽不乏精妙之辞，但也时有过犹不及之论。此处的议论亦属此例。说“金瓶梅花”是作者自况，显然是出于张竹坡本人的主观想象。

话说回来，我虽倾向于将金瓶梅理解为“插在金瓶中的梅花”，但也并不认为原先将金、瓶、梅三字并列，分别指代三个人物的读法就是错的，更不是要用自己的解释取代原先的成例。我觉得两种解读，于作者本意而言，恐怕兼而有之吧。作品名称含有复义、双关或多重指代，在文学史上十分常见，就算作者没有这样的意图，读者按自己的意愿去“望文生义”也是天然的权利。所谓的误读，有时也恰恰是阅读过程中固有的乐趣所在。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众所周知的名作。其英文原文为“A Farewell to Arms”，“farewell”为“永别”之意，没有什么疑问；但“arms”一词，则兼有“武器”和“双臂”（隐喻拥抱和爱情）两个意思，它们分别是海明威作品中的两大主题：战争与爱情。作者所要告别的，一是武器——寓意反战和对于战争的反思；一为爱情——则纯属人生悲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者在为作品取名时，兼顾到了上述两层意思。而对于英文读者而言，透过书名，亦很容易理解海明威取名时的作者策略。可是将它翻成中文以后，译者对于以上两层意思只能二者选一，或者也可能用一个全新的书名代替它，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至于说《金瓶梅》之英文译名，不论是芮效卫（David Tod Roy）翻译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还是艾支顿（Clement Egerton）翻译的The Golden Lotus，相对于将《西游记》译成《侠与猪》而言，都还算得上雅驯、贴切。而芮效卫将《金瓶梅》译为“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瓶中的梅花），则尤其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