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曾说，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兼有都市与乡村的风貌，城市与乡村的诸多元素交相混杂，如南京、杭州和北平，莫不如此。过去的读书人，即便从乡间到城市做官，致仕后仍将回到乡下终老。隐居山林，归老田园，自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习惯性的选择。明清之际的城市造园之风尤为炽烈，乃至于明末清兵南下，江山易帜，南方官宦士人竟无视亡国在即，都忙着买地造园，说来令人悲叹。

过去中国的城市与乡间，不仅交错混杂，且人员往来，出入两便。乡下人来城里办事，或贩卖，或诉讼，或任职，完事之后仍会回到乡村，并无大规模的移民出现。城市和都市，也许有着不同于乡村的魅力和价值观，但尚未形成一种排斥乡间、视乡间为野蛮的严格等级观念。直到上海这样的新型都市出现，这种排他性的“城市文明论”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也大致反映了这种城市与乡村相互错杂、相互渗透的基本状况。明初的《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明中期的《西游记》则为记录唐代高僧去天竺取佛经的神魔小说，这里姑且不论。像《水浒传》、《儒林外史》乃至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这种城乡生活的交互性特征。《水浒传》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山野水泽之中，所谓的城市，要么是绿林好汉的出身之地，要么是他们的攻打目标。而《儒林外史》虽然以读书人的生活为叙述对象，但乡居和乡野生活的描述占了极大的比重。《红楼梦》所写的固然是钟鸣鼎食之家，但对田园、山林、田庄的描写亦时常出现。即便是居于城市的富贵之家，也有刘姥姥这样蛰处乡野的穷亲戚。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乡间的因素被自然地带入，水流无痕，没有任何生硬之处。即便到了近代，清朝光绪壬辰年间（1892），专门描述上海都市的《海上花列传》，也有城市与乡野之间的互为流通与彼此观照。主人公赵朴斋即来自乡村，由于他以乡下人的视野打量上海这座陌生的城市，小说自然也就有了一种“乡村视角”。

然而，《金瓶梅》所描述的清河或临清，既不是古代的金陵，也不是近代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故事反映的不过是北方一县城的市井生活，但作者的描述，却呈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单一性和排他性。这种单一性和排他性，不仅体现在作者对故事地点及地理因素的选择性设置上，也突出地表现于人物的活动场所、经济事务以及饮食宴游等生活方式上。也就是说，《金瓶梅》中出现了明确的排斥或无视乡野的倾向，反映出作者迥异于一般乡村意识的新型价值观。

在《金瓶梅》中，作者似乎人为地将与乡村生活有关的所有线索一并切断了。清河县城和临清码头，虽然通过京杭大运河与外界交通，但所到之处，不是南京、扬州，即为杭州、淮安一类的名城大邑，与乡村山野绝无关涉。乡村的元素或背景，遭到了全面的滤除。

《金瓶梅》的首要人物西门庆，虽不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那样是衔玉出生的仙界人物，但其来历实在有些暧昧不明，让人起疑。我们只知道他有个父亲，名叫西门达，也是商人，且早早亡故，在小说中根本没有出场。西门庆可以说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更为奇怪的是，他甚至没有任何家族社会关系的脉络，也没有任何亲眷故旧，哪怕是旁支亲属，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乡下的穷亲戚了。这样一个单一性的“孤绝”主人公，在中国过去的小说中几乎从未出现过。

西门庆的主要活动就是做生意赚钱。他与官场人物的交往，也大多着眼于这唯一的目的：贪婪地积敛金钱。小说中所涉及的绝大部分场景，照例是贸易、燕饮、性事、博弈、游戏和玩乐，几乎没有任何乡野田园风光。最奇怪的是，西门庆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从不买地，对田庄地主一类的角色没有任何兴趣，更不用说对农事稼穑的“雅兴”了。

《金瓶梅》的这种单一性与排他性，切断了作品与乡村社会的联络，预示着一种以商业贸易为基点的市井生活的确立。在《金瓶梅》之前，描述明代商业活动的作品比较重要的或许还有“三言”“二拍”，但这些短篇小说中的“讲史”和“传奇”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同时对商业生活的描述很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对比明清之际的其他小说，《金瓶梅》从布局、主题到体裁，都堪称一部全新的作品——它是第一部描述明代中后期单纯经济和商业社会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