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三百余人。除了妓女和西门庆的家族成员之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人，一类是官员。有些官员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商业活动——如周守备就出资在临清经营了“谢家酒楼”；有些人虽不从商，但也将官场视为赚钱牟利之具。可以说，《金瓶梅》中几乎所有的官员身上都散发着浓郁的商业气息。而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官员——他以一个本色商人的身份，摇身而变为提刑所的副千户、正千户，执掌刑律。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读者，也许不难想见当年吏治的腐败以及权钱交易之风的盛行。

作为一名商人，西门庆不仅从事长途贩运——所谓江湖走标船、东平纳香烛，其商船常年往来于南京、扬州和杭州一带，而且在清河本地开设了生药铺、绸缎铺、典当铺等诸多店铺，甚至还向官吏放债。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钱过北斗，米烂陈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也有大象口中牙。

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是靠贩卖生药起家的，走的是川广一线。西门庆所交往的各色人等，除了官员与妓女之外（其实官员和妓女所从事的也是商业活动），绝大部分是商人。小说开篇即写到“热结十兄弟”，包括西门庆在内的这十个人也几乎都是商人，或从事与商业有关的勾当。比如说应伯爵的父亲应员外就是开绸缎店的，伯爵本人明里是“帮闲”，暗中则是商业经纪人。而谢希大、吴典恩、孙天化、常峙节诸人，不是开小店铺做买卖，就是与官吏保债，充当商业中介人。至于何官儿、葛员外、张懋德、白四哥、汪东桥、钱晴川、李三、黄四之辈，自然都是典型的商人。西门庆的姻亲之中，如亲家乔大户、孟玉楼的哥哥孟锐，也都是商人。西门庆的家人伙计中，如来保、来旺、韩道国、贲第传、甘出身等人，也都是精明能干的商业买办。其女婿陈敬济原来扮演西门庆家大总管的角色，在西门庆死后，他与杨大郎合伙雇船前往浙江的湖州、严州做买卖，就算是后来破了产，居然也还是靠贩卖木炭、瓜子一类的小买卖为生。

小说中涉及的下层小贩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之中，有卖扁食（馄饨）、馉饳、蒸饼、实心果子和瓜子的小贩，有卖胭脂、鲜花和装饰品的妇女，有手摇“惊闺叶”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也有如算命先生、磨镜人之类的角色。小说中的三姑六婆，如王婆、薛嫂、文嫂、张妈、冯妈、张嫂等人，也靠与人抱腰接生、做马伯六、为男女“巫襄之会”做淫媒赚取佣金。这些人“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谋取钱粮。但这些媒婆、牙婆和虔婆，除了从事“收小放刁”一类的勾当之外，也有自己的职业。比如薛嫂兼卖花翠，王婆先开茶馆后开磨坊。文嫂家中居然也“供养着利市纸，有几个人在那里算进香账”，西门庆让玳安去求她办事，她居然让人骗玳安说不在家，可见她在生意场上混得不错，对西门庆的雇请不屑一顾。

小说还写到了王姑子和薛姑子两位“佛门中人”。两位尼姑时常造访西门庆家，表面上是为吴月娘宣讲佛教教义，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向吴月娘、李瓶儿和潘金莲等人兜售手里的经卷，念的还是典型的生意经。两人互相欺瞒提防，彼此攻讦，争风吃醋，打得不可开交。

甚至就连住在清河县的老太监，居然也经营着砖厂。如果再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卖鸭梨的郓哥，《金瓶梅》中简直可以说是无人不商。

让人颇感奇怪的是，小说中对农事稼穑完全没有涉及，更不用说展开正面的描述了。在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城市与乡村混杂交错的传统社会，这种修辞是颇不寻常的。这种人人皆商的极端化情景，反映了临清或以临清码头为依托的北方城镇经济的繁荣——南方的丝绸、稻米以及各类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来并转送到北方各地。同时，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商业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善了传统商人“四民之末”的处境。在商业经济影响下，新的社会道德逐渐形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以临清为中心的北方经济繁荣，仅仅是一个特例，并不能反映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同时，临清的经济繁荣也具有某种偶发性，它受到特定政治文化与时空条件的多重限制。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钞关的设立等因素，是临清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发生改变——比如说明朝不久之后的覆亡、铁路和海运的兴起，临清的这种繁华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所以说，商业意识的觉醒也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好，人人皆商也好，它确实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孕育出了全新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客观上对传统社会形态造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原先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格局。

令人惊叹的是，关于这一点，在《金瓶梅》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