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的商业活动，除了长途贩运和店铺买卖之外，也有放官吏债一项——透过李三和黄四，承揽官府和朝廷的买卖，有时还会直接出面成为国家的承包商。比如在小说的第七十八回，应伯爵带李三来拜访西门庆，让他出五千两银子，与张二官合伙承揽朝廷的古器贸易。朝廷皇城大兴土木，需要大量的周彝商鼎、汉篆秦炉、宣王石鼓和历代铜鞮，分派给东平府二万两的古器。西门庆与张二官各出五千两本钱，利润率高达百分之百。西门庆一看有巨额利润，便要独自揽下这项生意，后因他的突然去世，这件事最终落了空。

在小说的第四十八回，西门庆家人来保去东京给蔡太师管家送礼，以摆平曾御史的参劾。聪明伶俐的来保在办完了这件事之后，又顺便给主人打听出一个重要的消息：

“朝廷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之盐。旧仓钞七分，新仓钞三分。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户部坐派。如今蔡状元又点了两淮巡盐，不日离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门庆听言问道：“真个有此事？”来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个邸报在此。”

这段文字涉及到明代的盐法问题，颇不易懂。但读者大致可以判断出以下两个事实：

其一，西门庆旧时（后文可知“旧时”指的是上年）与乔亲家在高阳关上纳了三万粮仓钞，朝廷明文派给三万盐引。由来保“倒有好些利息”的口吻来看，纳仓钞而派盐引的利润十分丰厚，以至于西门庆有些不敢相信。

其二，蔡状元曾受过西门庆的恩惠，如今点了两淮巡盐，对于西门庆的这桩买卖想必会带来一些便利。来保口中两桩好事的另一桩，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件事。由此足见蔡状元的任命，对于西门庆的“支盐”关系重大——第四十九回，蔡状元路过清河，在西门庆家留宿。西门庆不仅好酒好菜，对蔡状元殷勤备至，甚至还挑选了两位妓女陪他过夜，并嘱咐她们放开手脚供他取乐，“休要扭手扭脚的”。

那么，这里所谓的“盐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明代史料记载，明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关。所谓“煮海之利”，均由朝廷掌控专卖。一般商人要做贩盐的生意，必须取得官方的许可，持有“盐引”，否则即被视为非法。明代法律对非法贩盐惩处极为严厉。最早设立的两淮盐官，下辖泰州、淮安与通州（南通），岁办盐引也为全国之最，洪武时即达大盐引三十五万二千余引。所谓大盐引，每引四百斤，小引减半。而淮盐行销的范围极广，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即便是遥远的贵州，也食用淮盐。

《金瓶梅》中写西门庆与乔亲家在高阳关上纳了三万粮仓钞，却被指派在扬州支盐，和明代特有的盐法即“开中法”有关。所谓“开中”，实际上指的是由户部招商，向戍边的府州县卫交纳粮草，然后获取官府偿付的相同数额的“盐引”，再到指定地方支盐并贩卖。当然，商人在交纳粮草之后，必须取得官方的勘合证书，凭证书支盐后，还须取得卖盐的证明（引纸），方可买卖获利。

“开中法”始于洪武三年。《明史·食货志》记载：“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

由此可见，当初“开中法”的制订，主要是为了节省转运费用。但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开中法”与戍边军储开始联系在一起统筹考虑。所谓“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参与“开中”的商人，由朝廷张榜招募，商人可自由决定是否输粮而支盐。为激发商人的热情，朝廷必然要让商人有利可图，但实际的情形却极为复杂。《明史》中就有记载，有商人交纳粮米后，自永乐中即开始等待支盐，竟然经祖孙三代而不得。这倒不全是因为官府或朝廷故意耍流氓，而是当时的淮盐需求量极大、供给严重不足所致。当然，巡盐官员、盐课提举司官员、盐运司、盐场小吏的贪渎枉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后来政府不得不多次修改“开中法”，比如凡纳粮者，官府除支盐的许可外，有时也直接偿付银两，让商人自己选择。

一部好的法律，不仅在于它的设想和条文如何合理和完美，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在所谓“开中”的诸多环节中，对商人而言，是否可以如期支盐，实为一大关键。这也可以看出，蔡御史的两淮巡盐的地位，对西门庆是多么重要。在《金瓶梅》中，西门庆透过蔡御史的关系，让韩道国等人去扬州支盐。蔡御史为回报西门庆的盛情款待，将西门庆的盐引早放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是一笔大人情。在别的商人还未支盐的情况下，西门庆自然奇货可居。更何况这一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他的伙计们高价发卖了。从表面上看，西门庆如数获得盐引并去扬州支盐，并未违法，但实际上却在暗中“合理”利用并操纵法律条文，堂而皇之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西门庆从中赚了多少钱，小说并未详细交代。但第五十八回，韩道国将从扬州支取的淮盐卖掉之后，即从杭州买了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装了十大车来家，可见获利之丰。要知道，这些南方货物，到达临清码头之后还是要生利的。

总而言之，西门庆作为“山东第一财主”，他赚钱获利的渠道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合法的自由贸易，比如从南方贩来货物，在清河开店销售；第二则是与官吏朝廷的生意。前者明显，后者深隐；前者是日常活动，后者是偶尔为之。但这绝不表明西门庆与官府的生意无足轻重。

西门庆开生药铺、绸缎铺、典当铺，资本或多或少，利润厚薄不一。以典当铺而论，所投入的资本也不过二千两。第四十七回，西门庆担着天大的风险，徇私枉法，草菅人命，从苗青手里得到的回报，亦不过区区五百两。而他与官府的生意，光是古器承办的回报一项，即可获利一万两，办理盐引所得也绝不会少于这个数目。

西门庆作为中国十六世纪的典型商人，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虽然有了“新型自由经济”的一些因素，但依托的仍然是一个吏治腐败、法律衰弛、贪贿风行、人情往来盘根错节的社会形态。

即便时至今日，这种社会生态仍然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