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社会治理，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奉行礼法并重的理念。所谓礼，虽偏重于道德、教化，用以规训、激发个体内心的道德律令和良知，但实际上“礼”也是“法”，甚至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原则。有人认为，这种礼仪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宪法”——虽无形，但无处不在。

中国第一部成文法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郑国国相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以名条律，以示森威。子产铸刑律于鼎，反映了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法治天下”的初始冲动。但这一做法，立刻遭致晋国叔向的明确反对。他写信给子产加以驳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礼、法之争。不过，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虽是礼法并重、礼法二元，但实际上却是礼重于法，以礼为主、以法为辅。这一模式，始终没有根本变化。到了宋、明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兴起以及商业伦理的初步形成，在商业法规特别是经济契约方面，中国的法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在《大明律》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然而，传统社会的礼法二元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动摇。在明末，由陈子龙等复社人物所编选的《明经世文编》中，马文升曾在一篇疏文中这样写道：

切惟为治莫先于德教，辅治莫先于刑罚。非德教无以化导乎人心，非刑罚无以惩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

《金瓶梅》不过是一部文人世情小说，作者无意于撰写一部十六世纪的经济史和法律史。但由于作者在修辞上采取了极端的写实或“自然主义”的方式，其反映的明代社会的基本状况——特别是经济、商业活动和礼法观念，倒是极为清晰，颇值得重视。

前文说到，西门庆作为一个十六世纪新型商人的化身，堪称“经济人”。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门庆也可以被视为“法律人”。西门庆的几乎所有社会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均在法律的名目下或打着法律的旗号进行。西门庆的主要社会活动舞台只有三个：经济事务、衙门和官场。而官场不过是经济与法律的交汇点或结合部而已。换句话说，《金瓶梅》中的官场，不过是官员们通过衙门和法律赤裸裸榨取利益的场所。

具体到礼法观念而言，西门庆虽说徇私枉法、胆大妄为而“久惯牢成”，但在他的言行背后，仍可以看到传统礼教的熏染、影响和限制。西门庆作为山东第一财主，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恶不作，但宗法和道德律令对他的限制和束缚，却并未稍减。

在西门庆中意的众多妇女中，其妻吴月娘被描写得貌若天仙。但奇怪的是，小说中涉及西门庆与吴月娘性行为的描述极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只有一次。写到正妻，作者或许不得不有所顾忌）。用作品中的话来说，吴月娘的首要角色，不过是“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的家庭主妇而已。吴月娘在众多妻妾中拥有的真正财富，其实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建立在“明媒正娶”基础上的家世清白、门第纯正和“德行”出众。加上她吃斋念佛，明于教化，足以使她处于实际的家庭主管地位，并在道德上建立起巨大的优势。每当她与潘金莲发生争执乃至冲突时，西门庆心里怎么想我们可以不管，但至少在众人面前，在所谓“情理”的巨大威慑力面前，西门庆不得不一次次未加任何解释地维护吴月娘的“正统”地位。盖因潘金莲后娶，排行第五，且德操有亏。

春梅以一个奴婢的身份，居然得以在西门庆家中颐指气使、横冲直撞，弄得人人皆怕，即便是吴月娘也让她三分，足见春梅在西门庆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意思的是，当春梅与吴月娘发生冲突的时候，西门庆几乎不问是非曲折，明显地在维护吴月娘的地位。西门庆对吴月娘的袒护，实际上也是出于对传统礼仪的敬畏——吴氏为“正头娘子”，而春梅则为婢女。

那么当春梅与如意形成争执的时候，西门庆会站在哪一边呢？读者一定会认为是春梅吧，没错，小说中正是这么写的。原因很简单，春梅虽说是吴月娘、潘金莲的奴婢，但好歹也算是个家人，而如意只是一个连丈夫的存在都成为谜团、被人临时叫来照顾孩子的奶妈。

从吴月娘、潘金莲、春梅、如意的伦理序列中，我们不难看出西门庆想维护或者说“被迫维护”的是什么。当然，这一排序，是宗法伦理和礼仪方面的排序，而非真正意义上亲疏远近的情感排序。可是，若要认为这种等级次序不过是表面文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西门庆一死，吴月娘作为当家主管的权力即刻膨胀，马上将春梅、潘金莲扫地出门，其背后的宗法、道义力量拨云见日，令人生畏。

礼制森严与等级分明，在官场的交接与酬酢往来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明代的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曾以讥讽的笔调，绘声绘色地描摹出官场“谒见”的规制和礼仪，尤其是下层官员“候见”时的苦痛、酸楚与耻辱。这一描述恰好与《金瓶梅》的某些章节构成互文关系，或者说，为《金瓶梅》中的同类场景做了十分生动的注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瓶梅》的作者对当时的官场礼仪和规制极为熟悉。

《金瓶梅》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去东京给蔡太师拜寿。抵达东京之后，未见主人，先得去拜见管家翟谦，第二天才能去太师府。晚上西门庆一夜难捱，眼巴巴等到天明，巳牌时分，就早早起床梳洗。等到了蔡京的府中，中门居然关着，只能从角门进入，且每道门都有武官把守。等他转过重重回廊之后，终于来到大厅堂前，看见蔡京端坐于虎皮高椅之上，身穿大猩红蟒衣，屏风后二三十位美女手执巾扇，侍立两边。西门庆不由分说，朝上拜了四拜。此时，管家翟谦走到太师身边，暗暗地说了几句话下来——这几句话小说没有交代，从上下文关系来看，应该是向蔡京说明，西门庆有意在太师面前认个干儿子。西门庆默默会心，赶紧朝上又拜了四拜。整个过程，蔡京不答一语，也不回礼，而这正是西门庆所盼望的——因为据说父亲受儿子四拜，是无须答礼的。反过来说，蔡京不回礼，等于是默认了拜干爹这一事实。因此，接下来，西门庆一开口，便对蔡京以父子相称：

孩儿没恁孝顺爷爷，今日华诞，特备的几件菲仪，聊表千里鹅毛之意。愿老爷寿比南山。

蔡京这才命座，西门庆再次朝上作揖，道一声“告座了”，方退至一旁，坐地吃茶。由于带来了重礼，且有翟谦多方协力，西门庆的谒见之旅也还算顺利。

至第六十五回，殿前钦差六黄太尉为迎取“花石纲”，由山东河道而来，路过清河县。当地两司、八府官员凑了份子，由黄主事出面，借西门庆家设宴，迎接六黄太尉。御前钦差的仪仗所经之处，鸡犬不闻，樵采遁迹，其威势之煊赫、仪仗之饬严，自不必多说。至西门庆家下轿，众官员便前来拜谒，整个过程，规制堂皇，不越雷池一步。巡抚都御史、巡按监察御史前来参见，太尉依礼而答；布政使、参政、参议、提学诸人上前参拜，太尉稍加优礼；知府八人拜见，太尉仅答以长揖而已；至于统制、都监、团练一类的官员，太尉则端坐不动，稍加训诫后，众人即退过一边。

西门庆以提刑副千户的身份，作为整个宴请的东家主人，倒贴了许多银两，且夹在李瓶儿的丧仪中，忙乱了好多天，最后只落得个“献茶”的机会，远远地朝太尉望一眼罢了。

自始至终，六黄太尉与主人西门庆未交一语，尊卑等级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在日常生活中，“礼”的约束也随处可见。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备下金帛厚礼，请宋真宗宁和殿的侍者杜子春来题写铭旌。按西门庆的意思，当写“诏封锦衣西门庆恭人李氏柩”。平常嬉皮笑脸、很不正经的应伯爵，这次总算正经了一回。他再三阻挡西门庆道：“见有正室夫人（吴月娘）在，如何使得？”伯爵的意思是，恭人为正室命妇之称，且须有爵位，不应用于瓶儿侧室。可叹西门庆正处于悲痛之中，全然不顾丧仪之礼，一定要为爱妾争个名分。争了半日，最后还是不得不去掉了“恭人”二字，改为“室人”，就这样糊涂过去了。

初一看，《金瓶梅》的世界，就是一个礼法世界。官场迎送之礼，尊卑贵贱，等级分明；家庭生活，宗法俨然，礼数周全；人情往来和待人接物也颇有敬让谦抑之风。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身居闲官，每次见到妹妹，都以“姐姐”相称。他尊称妹婿西门庆为“姐夫”，西门庆受之若素；西门庆称自己的女婿陈敬济为“姐夫”，敬济也坦然受之。至于称弟为哥，称哥为爹（仿佛人人竞相自轻自贱），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几为通例。这大概是山东清河一带，世代相袭的成规礼俗吧。

西门庆虽只粗通文墨，但每与人交接，亦颇善客套。他升官之后，心心念念要延请一位有学问的先生来家坐馆，专管案牍文书和信件往来，遇事有说帖，送礼有礼帖。这足以表明他对礼仪的重视。西门庆虽然没有读书的习惯，却辟有专门的“书房”（实际上成了蓄养男宠或纵欲之后用来静养的场所），身边也有“书童”跟随；虽然不谙音律，也还每筵必唱。

《金瓶梅》的主旨之一，在于揭露礼法的废弛、混乱与衰颓。但它并未直接描写礼之不存、法之缺失，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着力铺叙礼法的崇隆和森严。作者通过礼之伪善、法之矫饰，来揭示世态之乱象丛生、人情之凉薄险诡、道德之颓朽衰败。因此，《金瓶梅》与其说着眼于对礼法、道德状况进行严厉批判，还不如说，它要向我们展现的，其实是“名实分离”。那些掩盖在礼法表象之下的真正内容，一旦敞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才会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金瓶梅》这么写，固然有修辞和技法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名实分离”的状况，正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法、伦理和道德，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已足以构成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