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一书中，作者对佛教的态度比较复杂，字里行间，亦颇多矛盾、歧互之处。加之词话本与绣像本在行文上的差异，读者往往易生误会。实际上，作者的态度虽然矛盾复杂，但整体而言，大致的脉络和褒贬还是清楚的。关键在于，作者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来处理佛教问题的：

其一，叙事者是在“诵经念佛”以求富贵生子等世俗功利的层面上描述佛教。在这个层面上，作者的态度十分清晰，基本上采取的是讥讽、否定乃至批判的立场。

其二，作者引入佛教义理（特别是禅宗）的价值维度，借此给读者指出一条出离人世无常、度脱苦海、超越功名利禄的道路。从这个层面来说，佛道价值观，正是体现作者意图的内核之一。

关于这两个层面的区分、关联与对话关系，兹略作分说如下。

在《金瓶梅》中，和尚、尼姑、沙弥一类的角色，常被玳安（西门庆的随从）称之为“秃驴”或“贼秃囚”。而西门庆本人，也直呼薛姑子为“贼胖秃淫妇”。类似的轻慢和秽语，在作品中随处可见，足以表明当时社会中一般人对于佛僧的态度。吴月娘生性好佛。对于她时常吃斋念佛、诵经讲道以求生子的行为，叙事者亦时常加以嘲讽，处处反衬月娘的痴愚。小说中直接描写佛僧的地方甚多。比如第八回，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之后，西门庆照例给了潘氏几两碎银子，让王婆从报恩寺请来六个和尚做水陆法会，超度武大亡灵。可众和尚一见潘金莲美色，一个个都瞬间迷失了佛性和禅心，关不住心猿意马，七颠八倒，酥成一块，把经都念歪了，所谓“大宋国错称做大唐国，武大郎几念出武大娘，打鼓错拿徒弟手，罄槌敲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这一篇“和尚听淫声”的文字，虽充满戏谑色彩，但回末的结诗，却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类法事的态度：

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

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一节，《金瓶梅》多用《水浒传》文字，而这一段和尚法会，却是《金瓶梅》的作者“特意”加入的，其“作者意图”十分明了。而在小说的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在永福寺为蔡御史饯行，得闲步入佛寺禅堂，撞见从西域“密松林”、“齐腰峰”下来的梵僧，向他讨要春药。这个和尚不仅喝酒吃肉，而且随身带着“快美终宵乐，春色满兰房”的虎狼销魂药。所谓密松林、齐腰峰以及西门庆给梵僧安排的酒饭名色，亦暗谐男女交合之名目——酒瓶是“腰州精致的红泥头”，酒则是“一股一股邈出”的滋阴白酒，刻意将梵僧和纵欲联系在一起。这倒不是作者的发明，在明代的色情小说中，这一类的情僧欲火焚身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但作者既然这么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对于僧侣和尚的一般态度。

不过小说中形象最为生动的“佛门中人”，却是两个尼姑：一个姓薛，一个姓王。这两个人从小说的中段开始出现，与吴月娘过从甚密，一直持续到小说的末尾，可以说这两人也是西门庆家族由盛转衰的见证人。小说的第五十一回中，叙事者用这样一个情节来刻画薛姑子的出身：

吴大妗子道：“只怕姐夫进来。我和二位师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罢。”刚说未毕，只见西门庆掀帘子进来，慌的吴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娇儿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门庆看见，问月娘：“那个是薛姑子？贼胖秃淫妇，来我这里做甚么！”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当家化化的，骂他怎的？他惹着你来？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门庆道：“你还不知他弄的乾坤儿哩！他把陈参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儿里和一个小伙偷奸。他知情，受了三两银子。事发，拿到衙门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汉子还俗。他怎的还不还俗？好不好拿来衙门里再拶他几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没紧，恁毁僧谤佛的。他一个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甚么俗？你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门庆道：“你问他有道行，一夜接几个汉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讨我那没好口的骂你。”

按理说，薛姑子此前的种种劣迹和丑态，经西门庆和盘托出且言之凿凿，吴月娘该有所醒悟才是，但她被薛姑子和王姑子善偷衣胞、“一服即可生子”的许诺迷乱了心性，佞佛而偏执，实际上是沉湎于自己炽热的欲念之中不能自拔。在这里，作者不仅指出了世俗“佛法”的虚妄，同时也对世人拜佛的愚昧与偏狭表达了明确的嘲讽与哀矜。后文写到薛、王二人说通李瓶儿和西门庆，认捐了一千五百卷《佛顶心陀罗经》，为西门庆、李瓶儿之子官哥消灾祈福，从而骗取了大笔的银两。至五十九回，官哥生命垂危、奄奄待毙之时，薛、王二人却“在印经处分钱不平，又使性儿，彼此互相揭调”，对官哥的生死全然不放在心上。李瓶儿认捐的一千五百卷《陀罗经》最终未能挽救官哥的生命，薛、王二人又如何面对这一尴尬的局面呢？薛姑子对李瓶儿是这么解释的：那官哥本不是你的儿女，而是宿世冤家转世。他来到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化身为你的儿子，要来害你报冤。正因为你舍得银两，印了《佛顶心陀罗经》一千五百卷，杀人凶手自取灭亡却丝毫害你不得。

薛姑子伶牙俐齿，反应敏捷。这番鬼话，几乎是不假思索，却居然能够自圆其说。其应变之神速，令人可畏。不过，官哥死后不久，不及旋踵，李瓶儿本人也呜呼哀哉，追随官哥一同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薛、王二人对此又会作何解释呢？

《金瓶梅》中薛、王二姑子的形象活龙活现、如在目前，其言谈口吻，笔笔入画。她们打着佛陀的旗号，为一己之私欲，几乎踏破西门庆家门槛。且两人彼此提防，互相攻讦，常相咒骂厮打。王姑子因为分赃不均，诅咒薛姑子“这老淫妇到明日堕阿鼻地狱”，用的居然也是现成的佛家语言。

对于西门庆这样一个胆大妄为、因贪欲而亡身的“恶徒”来说，他本与世俗佛教无缘。他能说出“只要有了钱，即便强奸了嫦娥也无妨”这样的话，表明他对佛道仙界种种因果不屑一顾，他所信仰的乃是“金钱决定论”。在小说中，他多次对吴月娘的佞佛加以嘲笑，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问题是，西门庆亦非完全不信仙佛。

他经常出入玉皇庙、永福寺，与和尚和道士们时相往来，且多次慷慨捐出大笔银两，接济僧道，修缮寺观。每到紧急关头，走投无路之时，也往往“循例”临时抱佛脚。为官哥印经如此，为李瓶儿请潘道士作法也是如此。尽管如此，西门庆对于仙佛的态度，与吴月娘完全不同。吴氏笃信净土，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未来交给了佛僧尼姑，可谓是信念坚执；西门庆则是“不信而姑信”，体现的是社会中一般人对于佛道鬼神姑妄听之的惯常态度。在明代特有的社会背景中，西门庆与佛道的关系，也向我们透露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首先，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的新型商人，真正信奉的是金钱至上的原则，佛道的说教和戒律对他完全不起作用。

其次，西门庆“不信而姑信”的立场，与中国古人对虚诞邈远的鬼神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传统理念遥相一致。

再次，西门庆身上这种不信而犹信的矛盾状况，恰好从反面揭示出世俗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响力。或者说，世俗佛教活动的兴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虽不信佛，也不得不与佛门中人保持往来，施捐财物。

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明末社会，由于商业发展、社会失序而兴起的金钱至上论，尚未有力量完全脱离传统伦理思想（包括佛道观念）的影响，像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商业社会那样，建立起牢固而神圣的金钱信仰和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换句话说，金钱虽可满足声色之欲，但还不足以成为一种自足的价值信仰系统。西门庆对已经迂腐而失效的传统价值伦理，仍然心存敬畏。

总而言之，以《金瓶梅》 作者的立场而言，不论是吴月娘，还是西门庆，不论是吴氏吃斋念佛的“至诚”和“痴迷”，还是西门庆财大气粗的“施舍”与“功德”，均未能挽救西门庆欲火亡身的命运，也丝毫未能改变西门庆家族由盛转衰、曲终人散的最终结局。世俗的诵经念佛，其虚伪和诡妄，由此可见一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世俗佛教生活的批判，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即明代社会极端功利化的贪欲和“金钱至上”的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佛教界。世俗佛教与功名利禄同流合污，客观上已成为个体满足无尽欲望的工具。作者这一见解，与王阳明的判断一致：“（世人）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

不过，《金瓶梅》虽然对诵经念佛以求福报、施舍积善以图富贵的功利性世俗“佛法”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和否定，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作者将佛道的“空观”或“虚寂无为”作为统御全书的主导思想。如前文所说，佛、道的思想贯穿作品始终，成为此书结构的一大关键，实际上已开《红楼梦》之先河。“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七十四回）这样的格言警句，到了《红楼梦》中，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不同之处在于，《金瓶梅》从世俗生活渐入佛道之境，可谓由入世而出世，由现实入虚渺；而《红楼梦》则是预先安排了神话式的佛道结构，可谓由仙界而历红尘，由虚转实，再化实为虚。

《金瓶梅》第一回，写到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之时，有一个细节颇可留意。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等人，聚在一起商议结拜的地点，伯爵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到那日（结拜之日），还在哥这里，是还在寺院里好？”谢希大建议说：“咱这里无过只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这两个去处，随分那里去罢。”最后还是西门庆拿了主意：“这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里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庙吴道官与我相熟，他那里又宽厂，又幽静。”

其实，结拜一事何处不可，为何非得牵扯上僧道仙佛？西门庆所谓“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一语，尤属可笑。僧家固然不管，道家如何就管呢？真正理想的去处，倒应该是儒家的祠堂，或者是刘、关、张义结金兰的桃园。这段文字轻描淡写，却将此书的一大关键和纲目暗暗托出。最后的结拜之地，选在了玉皇庙，而作为陪笔出现的永福寺，就成了一大埋伏。

永福寺与玉皇庙，分别作为佛、道义理的象征，多次出现在《金瓶梅》中，影影绰绰，时明时暗。直至小说末尾，吴月娘去泰安进香，在碧霞宫遇险而避入雪涧洞，受到普静法师的点化，西门庆唯一的子嗣孝哥在永福寺出家，全书的结构纲目才得以清楚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金瓶梅》全书，实从玉皇庙结拜（热结）始，由永福禅寺出家（冷收）而终结。在这样一个草蛇灰线、千里埋伏的线索之中，作者由道始，由佛终，道、佛并重而统摄全书。

除了玉皇观、永福寺之外，小说中写到的其他道观与寺院不下十数个。而出入西门庆之家、与他时相过从的，既有和尚、尼姑，也有道士、真人。这样一来，佛、道所代表的色空观和出世观，与小说现实层面的生活（儒家伦常）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关系。佛道世界观与价值观，特别是“真妄之分”，既可以视为对世俗欲望及乾坤颠倒之乱象的批判利器和批判动力，也可以被看成是对后者的超越与归宿。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金瓶梅》中，作者所刻意构建的，并非是佛道与儒家的对立，而是佛道义理与欲望的对立。作者引入佛道系统，也不是为了反对乃至取消儒家伦理，而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在明代末世，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对现实生活正在失去应有的作用——在《金瓶梅》所描述的日常聚会中，有圣人之称的孔子，常常沦为戏谑与讽刺的对象。作者引入佛道的苦衷，与王阳明及其门徒“引佛入儒”的动机大致相仿。其根本理由，都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从这个意义上，《金瓶梅》的“作者意图”，与阳明学、明末的三教合流及三教一致论，实有很大的内在关联。

客观地说，词话本《金瓶梅》的作者，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摒弃儒家思想，相反，字里行间随处充满了乡村学究式的儒家道德说教。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第九十九回，词话本中有一段归结全书旨意的 “开篇诗”，在绣像本中遭到了删除：

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

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语戒无伦，儒书贵莫争。

好个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在这首诗中，作者明确将佛道的见机妙悟与儒家伦理的制欲莫争并举，借此批判世俗社会的物欲横流。正因为《金瓶梅》所试图构建的，是佛道义理与欲望的对立，吴月娘式的功利念佛以求欲望满足的“修行”，沦为被否定乃至批判的对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金瓶梅》作者对于佛教的态度的复杂与矛盾，特别是“以佛反佛”的观念，实际上与明末佛教内部的禅、净之辨或禅、净对立，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