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关玻璃窗之前，顺手把我的老伙伴“史太公”放到了窗外。它肯定不满我这样做，但它一向儒雅庄重，绝不会用死命的嚎叫，表示自己的不满。它只是重又跃上窗台，趴在那儿，隔着玻璃窗，用它那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我装作浑然不觉，接着去插窗上的插销。可这窗户年久失修，窗框已经开榫、错位、变形，别管我多么使劲，那插销无论如何是插不上了。这不能算是维修工人的疏忽，而是因为我对生活无可救药的恍惚。平时，我就用一根麻绳拴着，开起窗来当然非常麻烦，好在我很少开窗。因为我已如早产婴儿般的孱弱，任何一点温度变化，都足以对我造成威胁，让我爆发一次莫名其妙的合并症。我老是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医院里到现在还没有一种供衰弱的老人睡进去的保温箱？

所以我的房间里总有一股地下室的霉湿味，以及一个不健康的人长久居住过的怪味。

可是从前天晚上起，我却把窗子一直开着，我希望那沁着花香的春风，能把我多年来浸洇在这屋子每一个缝隙里的怪味，彻底置换干净。

这大概是我能为别人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早晚会有人搬进来，我希望新来的房客，不要因这房间里的怪味责怪我，不过即便他们责怪我，我也听不见了。

当然，顶好是把这房间重新粉刷一次。

风儿是暖和的，我却咳嗽不止。我的嗓子里粘着一层厚厚的浓痰，好像积满了煤尘的烟囱，我真巴不得有谁拿个铁扫把，像清扫烟囱那样，把我的喉咙清扫干净。

前天医院打来电话，通知我今天住院。打电话的小伙子有副轻歌剧演员的嗓子，唱着歌儿似的，好像通知我去赴一个约会，告诉我有人正在一棵合欢树下，或是一座小桥旁等着我。而我要去的，却是通向太平间的那道小门。

从接到电话那一瞬起，我就开始不断回首自己的一生，就像即将死去的人常做的那样。我不禁感到奇怪，在这之前我们都干什么去了？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才会想起已然无法了却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旧账？难道我们注定要带着许多懊恼离开？

我的一生，索然无味，顶顶平常。我甚至为那些将要给我写悼词的人犯愁：我有什么值得在悼词上一提？或是，那悼词念不了一分钟就没得念了，如何是好？

就连我的名字，也像成心跟人找别扭，不但念起来十分拗口，还透着刻板和平庸。虽然每过那么两年，它便会在一本明史研究之类的书脊上出现，那本书也不会很薄，总有四五百页的样子，不过那本书，多半被放在书架的最下层。我明明知道，我的下一本书出版了，我的上一本书还不会卖光，可我有时还忍不住跑到书店，朝我那些卖不出去的书溜上一眼，看看它们是否有所减少。唉，哪怕卖出去一本也好。然后又赶紧溜走，像个心虚的小偷。我怕，怕有人认出，我就是那些卖不出去的书的作者。这让我感到惭愧和惶恐，我知道自己才气有限，白白地糟蹋了许多纸张，让读者浪费了很多的时光。可就像中了邪，我没法儿不把整个心思投入我的研究，也没法让自己停止不写，没有这些，我还活个什么劲。

邻居老李问我，住院以后，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代办？比如信件、电报之类，要不要及时送到医院，还是等他到医院探望我时，一并带去？

我对他说，不忙。有便时带去也不迟。

除了出版社、报刊，或某大学学报编辑部关于组稿、催稿、出版事宜的往来信函，或偶尔有个像我一样较真儿的书呆子提出就某个朝代、某次战役的确凿时间、地点之类与我进行商榷之外，我几乎没有什么私人信件，何况我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耽误了很久，就连这些信函也往来寥寥。

没有人跟我过不去，可我就是没什么朋友。

研究所里的同志，对我十分敬重和体谅。我却常把别人的礼貌，当做饶有兴味的表现。别管人家爱听或是不爱听，有事或是没事，腻味或是不腻味，我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引经据典，向听者证明清夏燮所撰之《明通鉴》，立说多有不经之谈。

逢到不得不回访什么人，心里一边惦记着摊在桌上的手稿，一边暗暗巴望对方顶好不在，我便可以留个简便的条子，马上走人。既尽到了礼数，又不致耽搁太多的时间。实在不巧碰上了，我会把“现在天气渐渐热了”这种废话，说上三遍。

我在社交场合种种不合礼仪的表现，常常闹得对方不知该拿我怎么办。等我起身告辞的时候，不论我或是主人脸上，都会显出因为不再互相折磨而对彼此感激不尽的神情。

赶上节假日，离开了机关食堂，我总闹不清什么时候该吃早饭、中饭，或晚饭。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像我那样，急切地巴望食品工业和服装工业的发展，巴望着到什么时候，才能把吃饭那个复杂的过程，简化到宇航员的水准，该就餐的时候，只消从管子里挤上一点。我巴望着纸浆即将成为服装新型材料的报道尽快付诸现实，用一次就可以扔掉，既免去洗涤的麻烦，也省得我的衣服、被单，总像油渍的抹布。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同样喜欢干净的衣服、被褥。

…………

除了这些，难道再想不起丁点儿有意思的事了？哪怕我是不是还欠着谁的几块钱，或是忘了回访来看望过我的某个人？

安徒生童话里有个关于睡帽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季夜晚，一个将要死去的孤老头子，透过自己一滴混浊的泪珠，看到了过往的一切。

在我色彩单调的一生里，也曾有过一滴泪珠，但它不是老年人的泪珠。那是我青年时代一滴仅有的、闪着珠贝一般柔和色彩的泪珠。不到它将要和我一同埋葬的时候，我从舍不得把它从记忆的深井里挖出。

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她笑着，走进我们那间因墙上爬满青藤而光线阴暗、气氛沉闷的办公室。

从此，办公室里就像多开了一扇窗。

她怎么那么爱笑？她一笑，我也会跟着笑起来。我高兴地发现，这会使她的笑声更加响亮。我从未想象过我笑起来是什么样子，但从那时起，我对自己的笑容，有了一份自信。

我常常丢伞，一把又一把。只要下一次雨，我多半就要丢一把伞，或是把它忘在公共汽车上，或是忘在哪个小饭铺，或是书店、报刊零售亭的台子上，而那天，我把伞忘在一个什么学术讨论会上了。

她叫着，笑着从我后面赶来，把我的雨伞交还给我。我听着，享受着她的笑声，却忘记了向她道谢。

倾听她的笑声，感觉办公室多开了一扇窗的明亮，甚至她丢了一粒纽扣，或她因为没有买到一双美丽的鞋子而生出的懊恼……全渗进了我将要读到的史料，或是我将要写到的文字里。

我的生活，似乎比以前复杂多了。我不断把我认为有趣又有用的资料拿给她看，逢到我向她讲起我们那些可尊敬的祖先，那潮水般退去的历史，我便体会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绪，它叫做：快乐！

我甚至开始看电影。

有一部片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名字，但我不便说出，那会让编剧想起伤心的往事。因为当时人人都说，那是一部顶乏味的、不等走出电影院就忘得精光的片子，可我却从那部片子里，得到了让我翻个儿的启示。

我写了一封信给她，约她某日某时在那座小桥旁会面——完全和那部电影一样，就连信上的措词，也是照着台词拓下来的。

十点，她没有来。

我想一定是我写错或记错了时间。这很可能。虽然那封信在决定投递或不投递之前，我不知从信封里拉出来、装进去地折腾、重读了多少次。

我饿了，可我不敢离开那座小桥去吃午饭。

我不断摘下眼镜，把镜片擦了又擦，但它仍旧模糊一片。我后悔过去总是把它和钥匙、剪指甲刀之类的东西一起塞进衣袋，或漫不经心地把镜片蹭着桌面扔来扔去，以致使它变成了两片磨砂玻璃。

现在，它似乎比平时模糊得更厉害了。

我开始想，她是否生了急病，或是在来的路上出了意外？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是下十次地狱，也不能赎回我的罪过……

喧嚣的市声，随着白昼悄悄隐去。远处的路灯依次亮了，柔和的、橙黄色的灯光，慷慨地落在我的身上，是在抚慰我那焦灼的心吗？

第二天一早，还没跨进办公室，远远地，从那绿色藤叶的深处，传来了她的笑声。天！她没病，她活着。健康的，快乐的。我久久地伫立在屋檐下，不敢走进办公室，生怕别的印象会冲淡我这失而复得的欢乐。感激的泪水，一下涌满了我的眼眶，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感谢谁，又应该感谢点什么。

她，依旧甜甜地笑着，对我说：“这个星期天晚上，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听着她的话，接过她还给我的、沉甸甸的、用牛皮纸包着、麻绳捆着的资料，满怀欣喜地想着她的婚礼。仿佛昨天我在小桥旁自谴自责的忧虑，那折腾了许久不知该不该寄出的信，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存在过。

婚礼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好像一场朋友间的聚会。完全符合她的做派。

我头一次在众多的人群中，没有感到局促不安。

新郎是强健的、高大的、英俊的。他紧挨着我坐，告诉我他是地质工作者，对我津津有味地大谈地震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应力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红外遥感技术必将代替地质工作者的罗盘、钉锤、放大镜，用于地球资源的勘探……好像他不是这个婚礼的主角，而是来这个婚礼上贺喜的客人。

我笑，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他那不顾听者死活的劲头，真有点像我。

他一定热爱他的工作，相信地质学是世界上顶有用、顶了不起的一门科学。我崇拜他，甚至想，我当初没学地质而学历史，是不是一个错误。

他顺手给我一支香烟，显然，他幸福、高兴，想不到我会不会吸烟，或是我要不要吸烟这样琐细的问题。

我当然得吸。我不忍拂了他的好意，还因为，他是她所爱的人，还因为他本人就招我喜欢。

烟很呛人，我不知道，这股呛人的怪味应该咽进肚子里，还是应该吸进肺里。我猜想，应该吸进肺里，因为我在医院里看到过，吸烟会导致肺癌的宣传画。我不会记错，医院那地方我相当熟悉，除了办公室，那儿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很不顺利，一开始我就被呛住了。但我极力忍住咳嗽，憋得满眼都是泪。我怕那表明不会吸烟的咳嗽惊扰了他，他也许就会责怪自己，不该让不会吸烟的我，受这份罪。

她朝我们走了过来，端着两只精巧的酒杯，眼睛亮亮的，笑着，一定要敬我一杯。我谢了她，接过了酒杯，一饮而尽，我的脑袋，立刻嗡嗡地响了起来……然而我是那么高兴，就像我自己结婚似的。

夜深了，带着欣然的心绪，离开了那两个使我快乐的人和那所使我快乐的房子。

十月中旬，天气还不算太冷，我把风衣随随便便地搭在肩上，在融融的月光下，信步走着。不知因为那支烟，还是因为那杯酒，我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偶尔一阵清风吹过，从路旁的刺槐和白杨树荫影下，便传来窃窃的私语或轻轻的笑声。

我想起他刚才唱过的歌：“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地恳求你……”

也想起她倾听他歌唱时的神情。

心里便涌起一缕淡淡的渴望，巴望我的身旁，挨着一个柔弱的肩膀；巴望有人会把她那可爱的、有着许多发卷的小脑袋，靠在我的肩上。我会用我的风衣包裹着她，就像骁勇的西班牙骑士，用他们的披风，包裹着自己的女人。

一块石头突然绊了我一下，我低下头来，看见我映在地面上的影子。那对肩膀，窄小得如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且像是缺了三条肋骨似的往下倾斜着。于是恍然彻悟：没有一个女人，会愿意把她的脑袋，靠在这样一个肩膀上。

唉，那轻轻的，穿过这样的夜晚，飘向爱人的恳求啊……

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

侧身躺在我的小床上，信手在挨着小床的书桌一侧，写下她名字里的一个字母：S。心里并没有特别的忧伤。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那一夜，我可能做了一个愉快的梦，不过因为年代太久，我已经记不清梦的内容了。

很快，她就离开了我们研究所，跟随她的地质学家，走遍天涯海角去了。

我知道，她已经和我一样的衰老，但是，只要我没有亲眼看到，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是我们分开时的样子：总是无缘无故地笑着，总是一副睡了一夜好觉，神清气爽的样子。

人说，爱情，那是摘心摘肝的思念，纵体入怀的疯狂，地狱冻结般的痛苦，无尽无休失眠的长夜……我一辈子也没有体会过如此复杂的心绪，我也没有一个又一个夜晚地站在她的窗前，期待过她的影子在窗帘上显现……

但我多么感谢她！只是因为她，我才有幸感到多开了一扇窗子的明亮；才体验到一个代表她名字的字母，所给予我的欢乐。

该走了。可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了结。

书架上那些随手乱插乱放的书籍，我原想按朝代断限、编目，好让将来使用它们的人便于查找。《朱元璋与红巾军》那篇论文，也还没有校对。

昨天晚上，我只来得及做完我力所能及的两件事：抹掉了写在书桌一侧的那个字母，烧掉了那张曾包裹过、我借给她那些资料的牛皮纸和捆扎那些资料的麻绳。我不愿他人在清理我的遗物时，把我珍藏多年的那张牛皮纸和那段麻绳，不经意地当做废品扔掉。我也不愿由哪只陌生的手，来抹去我写在桌子一侧的那个字母。

眼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的飞散，想着，只因为那张牛皮纸和那段麻绳上，曾留下她的气息和指纹，才把它们保存了多年，像当了多年的贼，偷了她不曾给予我的、也不曾属于我的一点点碎片。

我提起那个装有洗漱用具的网兜，牙刷从开了线的破洞里漏了出来，我捡起牙刷，把它放进上衣的口袋。

回过头，再次环顾这个与我相伴了半辈子的房间。

那儿，我的书桌，像太平洋里一个不知名的、连顶蹩脚的探险家都不会光顾的小岛，不着边、不着际，孤零零地放在房间的正中；

折叠床的床面，深深地塌陷下去；

泛黄泛黑的墙壁，像我那张枯槁的脸，一副垂死的神气，愁眉苦脸、力不胜任地搂着我那七拼八凑的家具；

就连书架子上的书，也是一副病歪歪的样子，没有一本让书架气派辉煌、印有烫金文字的精装书。开本大一些的线装书，横躺在书架上，长出来的那一截，从书架边缘上耷拉下来，活像从树上扒下已久的树皮；

天花板上，墙犄角里，到处垂吊着飘飘悠悠的尘网……许多歉意油然而起，仿佛我白白地耗尽了这房子的青春。

我的眼睛再次掠过一个个紧挨的书架。书架上，是我一辈子节衣缩食买下的书，以及我熬心、熬血写的书。想到，我有这么多东西留给许多的人，却没有一件唯一的东西，留给一个唯一的人。

而且我知道，手术单上，家属签字那一栏，将由研究所人事处的老董填写。

没有人会保存我的骨灰盒，不久以后它就会摆在一个不起眼的架子上，上面将会落满尘埃。三年之后，又不知被扔进哪个犄角旮旯。

窗上的玻璃，轻轻地响着。“太史公”那张丑脸，紧贴着窗上的玻璃，神色专注而凄迷，平时的漠然和不屑消逝得无影无踪。我赶紧掉过脸去，生怕它会为我伤感，那又何必？

不过它好像已然看透我方才想过的一切，便用前爪，挠着窗上的玻璃，敲门似的。

我不记得哪一年从街上把它捡了回来。当时，它就那么排空一切地蹲在马路当中，任那许多自行车、大卡车、小轿车的轮子，洪水般地从身旁流过。只要有一个轮子发生一点偏差，它立刻就会化为齑粉。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它那么丑、那么赖的一只猫了。短小的尾巴像一条烂布头，灰暗的、没有光泽的皮毛脏得分不出颜色，很容易被人当做一堆丢弃在路上的垃圾。

我在脚盆里给它洗了个澡。它大概和我一样，缺乏讲究卫生的习惯，但我更相信它误解了我的好意，以为我要扒它的皮。它在我手背上狠狠抓出两道血淋淋的口子，然后跳到开着的收音机上（大概那里像一个温暖的烘箱），警惕地、沉默地打量着我。经过几天细致入微的观察，带着一点屈尊俯就的意思，认可了我。

每每我俯首案前奋笔疾书，它总是不屑地看着我，神情里透着绝对的肯定：“老兄，你涂抹的，全是没用的废话。”

要是我摇头晃脑地吟哦自己的文章，它立刻懒洋洋地闭上眼睛，有节奏地扯起呼噜。

如果我躺在床上不睡，而是对着写在书桌一侧的那个字母发呆，它便会趴在我的枕边，把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怜悯而讥讽地盯着我的脸。

每到清晨，它准会用爪子挠我那已经稀疏的白发，好像告诉我，别老赖在床上瞪着天花板愣神儿。

逢到我坐下来休息，闭上我那双昏花的老眼，它会跳上我的膝头，或是舔我青筋突暴、皱着松皮的双手，或是攀在我的手腕上咬我的手指头，但绝对不会咬疼我。

我浑身上下，依然像它刚来的时候一样，满是它身上的跳蚤咬过的小红疙瘩。

可正是因为它，我才多少注意一下饮食。记得不时买些卤味，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油浸的纸包摊放在桌子上，它面对着我，蹲坐在纸包一旁，我们从从容容地一同品尝着纸包里的卤味。有时我竟异想天开，要是我们都会喝两盅该多好，没准儿我们还会碰碰杯。

感谢上帝，送来这样一个善解人意，而又不用它的饶舌骚扰我或是伤害我的生灵，陪伴我。

心里默默祈祷，但愿新来的房客，是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让这间房子也像别的房子一样，窗上飘着白纱的窗帘，天花板上垂着水晶石样的吊灯，桌上罩着编织的台布，墙上挂着优美的风景画，瓶里养着浅黄色的玫瑰……顶好住着一位姑娘，那就一定会有个小伙子，为她修好玻璃窗上的插销，使她可以方便地打开窗户，那便会有融融的月色流泻进来，有舒伯特的小夜曲飘进来，有夹着五月槐花香味的风吹进来……让这房间享受它应该享受，而我又未曾给予它的一切。

我还祷念，他们之中有谁能将“太史公”收养起来，也许它就会变得活泼一些。我想会的，会有人收养它，就像我一样。可是，不，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我竟这样不管不顾地去了，是不是有些对不起它？可这，由得了我吗？

还有，还有什么呢？

如果……

不过，的确，今生今世，已经来不及了。

1980年6月于北京

2010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