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审查两年后，专案组终于通知杨莹，她可以回家探亲了。

母亲来信，叮嘱她回去时务必带一床被子，眼看冬天来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被褥。

由于种种莫名的原因，她们那个家早已七零八散。父亲和她一样，被隔离审查，弟妹们分赴几个农村插队落户，家里的被褥就被瓜分一空。而且这些年来，大家全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哪里有钱添置被褥。

她打好行囊后，向司机班走去。

一开门，是满屋子的烟雾，熏得她睁不开眼睛。好像屋子里有个蜂窝煤炉就要熄灭，有人在上面加了一块引火煤。由于常年在光线不足的灯光下熬夜，写检查，她的一双眼睛全出了毛病，哪怕熏一点烟、吹一些风、见一点强光，就要淌泪。她甚至不敢相信，大学时代果真有个男同学，给她写过那样一首情诗：

啊，你那探照灯一样的眼睛，

驱散了我心里的黑暗……

那首诗，曾在全宿舍的笑声里传阅。唉，全是傻孩子的扯淡：眼睛。黑暗。

随着一个粗哑的嗓门：“调主！”砰的一声，好像有个满腾腾的木桶，倒在了地板上。

从开着的门外，吹来一阵风，稀释了房间里的烟雾，杨莹看到，屋子当间儿，一张用包装箱木板钉制的桌子旁，坐着四个学习“五十四号文件”的汉子。他们每甩出一张扑克牌，都要狠狠地拍击一下桌子。在如此拍击下，那桌子竟还没有碎裂，也算得上骨头硬了。

对门坐着的那位，咖啡色的鸭舌帽一直压眉上，嘴角上斜叼着一支香烟，眯着一双除了桌上的扑克牌，什么也不屑给一眼的眼睛。只见他懒洋洋地敛起桌上的散牌，分放在两只手里，然后高高地扬起双手，纸牌“刷刷刷”地从他手掌里速度均匀地飞出，一递一张，交叠地落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好像谁也没有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杨莹一声不响，靠着门旁的墙壁站了很久。她不知如何提出自己的请求，虽说“干校”有个名正言顺的规定，凡是去火车站乘车的“五七战士”，都可以向司机班要车。

戴鸭舌帽的那位准是长了三只眼睛，虽然第三只眼睛长在哪儿她还没有见着。他明明没有抬眼看她，却问了一声：“要车？”

杨莹点点头。

旁边一位，斜着眼睛打量一下杨莹，说：“她？没门儿。”

一阵难堪的，含义复杂的沉默。

只听见“叭！叭！”的甩牌声，又有谁往地上啐了一口痰。

她扭头走出那间屋子，顺手把门关好，茫然地在校部门口站了很久。盯着一只在空地上跳来跳去觅食的乌鸦，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顶简单，却又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关于我，他们知道些什么？

当然，只有自己打起精神，全力对付那通向火车站的三十多里路了。

路旁的林木都已凋零，光秃秃的枝杈伸向天空，好像许许多多无告的人，在祈求那并不存在的上帝的怜悯。

阴霾的天空，将伸向远方的道路，以及道路两旁的田野，挤压得愁眉苦脸，又像是因为隐忍，单调而沉闷。

下雨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淌下来。道路变得泥泞。路上的积水很快湿透了她脚上的布鞋。背上，被雨水淋湿的被子越来越沉了，挎在肩上的两道麻绳深深地勒进她的肩胛。

她没想到会下雨，就是想到，也不会带上雨具，当人格都得不到遮拦时，还有什么必要用雨衣、雨伞遮挡自己的躯体。

杨莹爱雨。

童年时，她总是穿件小背心，光着脚丫儿，在夏季喧闹的雨地里奔跑，叫嚷，嬉戏。被雨水淋湿的衣衫，紧裹着她圆鼓鼓的小肚皮。

长大以后，她喜欢打着雨伞，在淅沥的雨里散步。伞底下，另一张脸，在缠绵的雨声里，会显得更加可爱。

而现在，雨，为什么这样无情地冲刷她……她已经无法分清，流在她脸上的是泪，还是雨。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在这无情的雨里，陪伴她一会儿？她四下张望，旷野里还有没有另一个行人？就是遇不到一个行人，哪怕遇到一头牛，甚至一只狗也好。没有，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别说是人，就是最贪玩的小狗，也会紧偎在妈妈的怀里打盹啊。

陪伴她的，只有路旁那些林木，枝杈伸向天空，依旧在祈求。

它们是否求得了怜悯和同情？似乎没有。浸在苍黑的树干上的雨水，顺着树皮的纹路流淌下来，如同她流淌的泪。树也会哭泣？难道它们也会感到悲哀……

她的脚，和着单调的雨声，机械地迈着。仿佛她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在这样的天气，背着一床被雨水浸湿的被子，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

“嘀嘀——”一阵汽车喇叭从她身后传来，她头也没回，便朝大路一旁闪去。

一辆吉普车越过了她，跟着，她听见了刹车的声音。车门开了，一顶咖啡色鸭舌帽伸了出来，喊道：“上来吧！”

杨莹四处张望，以为“上来吧”是对另一个人说的。

茫茫的旷野里，除她而外没有任何人，她终于确信，那句话是对她说的。

鸭舌帽依然低低地压在眉上，一支香烟，依然玩世不恭地斜叼在嘴角上。车厢里，只听见雨刷咔嗒咔嗒地响着，在挡风玻璃上，扫出一个又一个扇形。眼前的路，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方向盘上，骨节突出的大手，一会儿旋左，一会儿旋右。

三十多年经历过的事情，接触过的人，飞一般地从记忆里闪过。唉，她那短暂的生命之途，竟也像挡风玻璃外的景物，一会儿迷离，一会儿清楚。

到了。

他一口把嘴里的烟头吐了出去，红红的烟头，在汪着雨水的地面上泛起一缕小得几乎看不见的青烟，又“吱”的一声熄灭了。

“下车吧。”

前前后后，这是他对她说过的第三句话。

杨莹默默下车，连一声“谢谢”也没说，甚至连头也没有回。

她呆呆地站在雨地里，听着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是倒车的声音；泥水飞溅的声音；加大油门的声音；最后，是汽车开去了的声音。

之后，她走进了那个偏僻的小火车站。

1980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