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阳有如一名异乡人归来。他穿着（还不如说是拖着）泛着油光的牛仔裤、一双像石灰窑工人穿过的皮鞋、只有一只袜子的袜子，背上随便搭一件插兜开裂的黑色风衣。头戴一顶西部牛仔遮阳帽。身上散发出一股我们常在养一堆猫的人身上闻到的味道。他坐在邮电所外刷了绿漆的空心管栏杆上，每隔几分钟朝地上扔下一颗烟头。二十七日，我们大清老早地去牛角垄接他，劳教所说头一天已释放，因此我们知道，自去年今日算起至今年今日不是一年，而是一年零一天。我们懒洋洋地找了一两日，没找到，直到一周后他自己出现在范镇街。与想象中的久别重逢不一样，他露出的笑节制，有限，掩饰不住其中的凄惶。失踪的这些日，他一定没干啥好事。要不然不会这样不安。宏阳一整天都坐在这儿，谁都请不走。敏感的人意识到，他是在这里等人，这人就在镇上或者就要来到镇上，或者不如直说，他要等的这个人就是袁启海。他在为自己能否重新立足本镇赌博。他必定已经下注，现在就是等着对方出牌。他要么赢回来一些，要么输个精光，从此消失于本镇。”

“袁启海接到妻子的电话后，离镇，去了几十里外的县城。到现在还没回。拿起话筒时，袁启海压不住火，认定自己的女人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只会浪费时间与粮食。挂掉电话时，他对她仍感憎嫌，但在精神和行动上已和她站在一起。根据她的描述，未知的魔爪已经触及到这个家庭最脆弱的那部分——也就是他们惟一的女儿——身上。它没有征兆却是预谋已久地到来。它消失得那么快捷，那么彻底，但留下的意思又是那么明显，那就是它一定还会再来。袁启海从保险柜取出枪，心急火燎地去县城。在那里他除开不得要领地发一通脾气，什么事也没干成。经过权衡，他决定将妻孥暂时带回范镇。”

“吉普车急打方向盘，停在派出所门口时，坐在栏杆上的宏阳禁不住跳下来。轮胎将小石子碾进地皮，发出清脆的声响。嘭，他们先后甩上车门朝台阶走去。仅仅是出于对新地方的些微好奇，袁启海的女人，那向不愿下乡的女人本能地回头，看了眼街道，然后依照惯性走上去。一秒钟或两秒钟后，她止步，缓缓转过身来。恐怖的想象重新涌进她心里：（啪），胰岛素笔的针头捅进隆起的腹部或者猛拍订书机将娈童过长的包皮装订起来；一张A4纸它锋利的边缘有如剃须刀刀片猛然割向鼓胀的眼球；尖利而龌龊的指甲吱吱叫着刮向墨绿色的黑板；婴童（其臂嫩如鲜藕脖颈抹了爽身粉）在收养着很多流浪藏獒的屠杀场蹒跚学步；电钻旋转着肢解布娃娃；一块红砖跟着奔跑的小鸡移动为着将毛茸茸的它拍成一张标本；凶手在拉着长线准备缝合小孩的嘴唇。她用力掐着丈夫的手臂，然后指向正伸长脖子朝这边张望的宏阳，就是他，化成灰我也认得。‘回了啊？’宏阳走过去，朝所长摘下帽子，露出薙平的头发。袁启海静静地看着，像是已付账的顾客对着货物核实广告上所说的内容，忽而一巴掌抽向那正讪笑的脸。宏阳体魄何其之好，却还是趔趄着歪向一边。在袁启海接着踹过来一脚时，他索性倒地。袁启海踢走那掉在地上的帽子，使它飞到路中间正奔行的轮胎之下，然后单膝跪向宏阳的腰腹，按住宏阳总是想仰起来的头。‘我只是——’宏阳每要分辩，嘴角便会挨上一拳。我印象特深的是——”（您印象特深呵呵，许佑生想，您当时几岁）

“——当袁启海揭开枪套的子母扣时，理发店的录音机正播放到一首辽远、空无、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却表现出所有人类情感的歌。一个不知年齿的女人在唱。在经过很长时间浅唱低吟的铺垫后，在想象中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这名汉族歌手，展开歌喉，将轻灵的呼喊像放飞什么东西一样，一路放飞到云层。眼见着它要消失，又大江大海地奔回到地上人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的灵魂跟随着歌声一次次地升空，一次次地下凡。我们如此超然。屠杀却又近在眼前。人群无声地奔来，占满公路。车辆起先还能从路边的水沟歪歪斜斜开过去，后来便完全无法通行。一些派出所的人张开手拦住那些看客，都回去，没什么看的；另一些则弯腰徒劳地劝他，袁启海。后者正一颗一颗地朝弹匣按子弹，一共按进去五颗。他和施瓦辛格先生一样冷静。从这刻意展现出的冷静看，他想控制住的不是自己杀人的念头而是一枪毙掉对方的急迫欲望，好让行刑进行得像一场精密的手术。他将弹匣拍进枪身，扳动击锤，随即双手配合拉动枪栓。别这样，他的下属围着他焦急地绕来绕去，别这样，袁所。‘走开。’他阴沉沉地说。随后他朝天试上一枪。蓝烟从枪口喷出来，因为后座力，枪支陡然后仰。在云层深处传来一声震颤的回响。观看的人群于是分几个方向逃窜开，逃到自以为相对安全的位置。在电线上待着的鸟儿都飞跑了。磁带在录音机里猛然卷带，喇叭发出连串怪异无奈的呼喊然后猛然喑哑。袁启海双膝压住宏阳胸膛，掏出手帕擦拭那长一百九十五毫米的手枪以及宏阳正在出汗的额头。此时财政所所长走来，他以公家人同时是一名长辈的身份说：‘别这样，想想咱家孩子。’”

“我知道，”袁启海回道，“我正是为孩子着想。”

“我只是——”宏阳又开始说。袁启海死死掐住他的咽喉。宏阳的脸憋得通红，太阳穴边青筋暴突，眼球快要迸出来，而双手则不停拍打着地面。起初他不知该如何解释此事，后来迫不及待想解释时，要么是枪声，要么是喧闹声，掩盖住它，要么像刚才，刚要说出来便被掐住喉咙。要到宏阳差不多憋死了，袁启海才松手。他弯起一根指头轻轻划拨宏阳的额头——这让我想起在吊水前，医生也会用一根指头去划拨婴童的额头——然后将冰冷的枪口顶在他认准的某个部位。正大口喘气着的宏阳身体瞬间绷直，因为绷得过直以至臀部高高地离开地面。

宏阳翻起眼白来。嘴角也吐起泡来。人们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长起了白发。要过那么一会儿，他的身体才重新软起来。他的呼吸变得均匀，眼睛也平静不少。他不时摇头，想摆脱那恼人的枪支，不是说他想躲避死刑，而是说他嫌它挡住自己谛视寂静的天空。他低估了袁启海保卫家园的决心。为了让袁氏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他很有分寸地干了一件事。他乐观地以为凭这做得很有分寸的事，自己只会招来一顿殴打。他显然低估了这名退伍军人对女儿的爱——（“武警。”许佑生说。）

“——是的，退役武警。”在眼睛一闭，流出好大一泡泪水后，宏阳变得温顺起来，开始配合起袁启海枪杀自己来。正像临终者配合活人给自己穿上寿衣、病人配合医生给自己穿上手术服。人们一步步后退，包括那些劝说劝累了的人。袁启海将食指探进护圈，挨上扳机，调整呼吸，慢慢抠动。后来我知道这个动作叫做预压。有意预压，无意击发，据说这样子弹才会射得端正。在扳机眼看就要抠到击发位置时，袁启海轻轻松开指肚，拢起嘴唇，吐出一口长气。细密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渗出来。“我只是想——”当宏阳再次要说什么时，袁启海重新将枪支顶上去。从扳机护圈里伸出的指尖不受控制地颤抖。他袁启海在挣扎。一个他死活要抠动扳机，另一个他则坚决反对；一个他愤怒地说，你可是一个女孩的父亲啊，因为这可怕的遭遇，孩子妈的眼睛都哭肿了，哭得像一个桃子一样，你知道吗？另一个他虽被这劈头盖脸的指责弄得无以自容，却还是死死抱住第一个他的腰，说：“别冲动，你别冲动，别中了对方的奸计。”在这缓慢的进程在这半毫米半毫米的艰难进退中，他那原本黧黑的脸变得黄而透明。每当他咬紧腮帮，吸进一大口空气时，骷髅的形状便从他的脸皮之下显现出来。袁启海一次次将枪戳向宏阳的额头，一次次地撤下。到这时，佑生，我才知道，杀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袁启海最后一次做出努力时，微微闭目，口中念念有词。就像跳水运动员在跳板上展开双臂时，最后一次默记全套动作要领。就在这时，就在他不停念着击发、击发、击发的口语时，一辆疾驰来的自行车滑向路边，骑行者跳过来抬起袁启海的胳膊，同时将袁启海手中的枪缴下。是何东明阻止了屠杀。或者说，是袁启海等到何东明过来阻止了自己实施屠杀。“你脑子在想什么呢，老袁。”何东明喝斥道。能看见袁氏跪在那儿微微抽搐。我想他的心灵在大哭。他差点将自己送进牢里了。

“算了。”何东明将枪塞进袁启海的枪套，扣好子母扣。

“我要不是看何主任，我要不是看东明的面子。”袁启海不停踢打着宏阳的腰身，说。后者四仰八叉地躺着，尿液如河流解放出来，使地上像是有了一团较大的阴影。“算了。”何东明继续说。未来人们将认为这是一场盲目自信的悲剧。一所之长，没有很好地分析形势、制定策略，而是被愤怒与冲动弄得骑虎难下，最终像毛孩子一样，被自己的胆怯击败。宏阳赢了。当然，在当时，宏阳展现的是失败者的姿态。他从地上爬起来，三跪九叩，不停哭泣着，说：“我只是个不懂事的乡下人。”

“什么？”袁启海说。

“我只是想给你送礼，想和你缓和关系，我还要在范镇街混。”

“因此你就去找我们家蕊蕊？”

“你要原谅乡下人不懂事，”宏阳说，“我知道找你送礼送不上。”

“是谁教给你这样的？”

“县里人说的：你买点东西去哄人家小孩。”

“我是说谁教给你送礼的？”

“县里人都这样。”

“我跟你说，”袁启海揪起他的衣领，说，“蕊蕊今后有任何事，我都拿你是问，懂吗？”

“懂。”宏阳高声应诺。后悔的眼泪又汩汩流下。袁启海从中确曾看出善意与委屈，掏出五百元，打在他头上，扬长而去。宏阳捡起钱，还有飞眼送的已轧瘪的遮阳帽，哭哭啼啼地回家。到家后他还在反复哭着。“好心办了坏事，我本意只是想巴结袁所长一下。”他对宏彬是这么说的，对水枝如此，对姘头亦如此。后来，在范镇街，只要是看见袁所长摸出烟，他就老远冲过去，抢在对方点火前先将摇晃的火苗送到。人们没见过这么赤裸裸的献媚。有时当袁启海抚摸他的头，他非但不觉得别扭，还脸露喜色，巴不得让所有人都瞅见。有时袁启海作势要踢打他，他便老早佯装被命中，小丑一样腾起双腿，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当然，人们（包括袁氏）都清楚，这谄媚趋附并非出自本心。它只是一枚有意添加的砝码。宏阳占有了袁启海内心的恐惧，他占有的是一个从不害怕别人的人的恐惧你知道吗佑生，他捏住了对方的命根子，因此得找回去一些，以使天平还能保持在一个大家都过得去的水平。我想，当宏阳过来巴结时，心中最不舒服并且以此为耻的就是袁氏，就像是不得不把苍蝇吃下去。然而他只能由着对方这样毛骨悚然地向自己舔来。既然没法一枪打死他啊。

“袁为什么一直不找机会弄死宏阳舅舅？”许佑生说。

“你宏阳舅心里也担忧，所谓自古兵贼不两立，因此在那些年就给木香与水枝备好存折。我相信袁启海每天也在盘算怎么一劳永逸地除掉宏阳。对他来说，题目难在，如果不能将宏阳以及宏阳的朋友一票干死，他女儿就危险了。对我们来说，那些朋友不过是不成器的一帮小朋友，对袁启海而言，却个个是亡命之徒。不得不说，在宏阳在时，这帮人驴蒙虎皮，狗仗人势，确曾展现出某种阴鸷、毒辣、凶残、无耻的品质。据说在全省开展打击有组织犯罪专项行动时，袁氏动过脑筋。也正是那次走的口风，让宏阳跟水枝交代后事。但袁氏最终还是忍了下来。很难想象，袁氏会为着内心的害怕，而将女儿迁徙到远方，或者自己主动申请，调动到别处。他心中毕竟还骄傲。就这样，他带着焦虑与抑郁继续在范镇上班。每天他接受来自宏阳的早请示晚汇报，以维持自己还在操控一切的假象。当妻子打电话告诉他，宏阳给她的父母送去一笔数额较大的贿金时，他眼睛痛苦地一闭，知道自己永远地被对方拖下水了。这种毛茸茸的、让人作呕的、小心翼翼的、危险的关系维持多年，因为双方后来一直共享着好处，并且再未起冲突（哪怕是微小的冲突），逐渐变得轻松起来。他们在称兄道弟时也开始有一些真意。最终，宏阳赠出一份大礼，或者更准确地说，赠出一份看不见但极实惠的大人情，让袁氏放下心里的最后一丝仇怨。宏阳让袁氏荣升司法局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局长，民警赵中男荣升范镇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后又升为教导员）。别离时，宏阳与袁氏连饮三顿。他们勾肩搭背，一起哭着去后院呕吐，彻底冰释前嫌。但是据说当司法局的宝马车来接袁氏，有人问要不要跟宏阳打声招呼时，袁又嫌恶地掸手，像是要赶走一只恼人的苍蝇那样要赶走这提议。也许官场人都是如此。”

“在差点被袁氏枪毙后的第三天，佑生，宏阳拉着一车木材经过范镇。去跟袁氏打烟时，袁氏嫌恶地看了看牌子（大重九），单手将它捏断，然后摆出那副公家人的傲气，反背着手走进派出所。”

“他不管？”许佑生问。

“是，不管。这就是事情精妙的地方。这车非法运送的木材是试纸。如果派出所管了，宏阳便说自己去林业公安自首，按照管辖原则，这是归属于林业公安管辖的事。如果不管，说明袁氏可能要开始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论是不管。宏阳心中有谱，开始慢慢往下试探、收买，终于是将自己在镇上的势力完全恢复并有所扩张。”

这时，许佑生再也掩饰不住困意，乜斜着眼看看舅舅，头栽下去。你应该再问一句：失踪的这几日宏阳舅舅到底干吗去了？宏梁看着外甥，后者手里抓着手机，每当它有一点掉下去的意思，睡梦中的他便将它抓紧。戴着泥灰色帽子的保安也如此，手上抓着一串钥匙，不时被自己的鼾声吵扰，猛然抽搐一下，稍稍挺直脑袋，然后又任由它栽下去。时光不可阻挡地黑下去。收音机里播放着京剧，一名旦角在用鸟的声音唱，一个字唱十几秒。蕊蕊双手抓着铁门的竖条栏杆，单腿踩地使出她认为是最大的力气，以使悬空的身体随着铁门移动。她一次次玩这游戏。这条巷子不到一里长，实验小学处在它的中段。宏阳迎着三三两两回家的小学生从巷南口进来。到达后，他回头望，仅能通行一台卡车的巷道已空无一人。他看了眼门卫室内的保安，伸手制止正要关门的小卖部。

“蕊蕊，蕊蕊。”我一生都难以想象宏阳巴结小孩是个什么样子，他长得可是比屠夫还要丑陋、暴戾和狰狞。他假装他们之间认识已久，以一种姨公的口吻和她打招呼。

“你是谁呀？”小孩子问。

“长得这么乖，你妈妈一定喜欢你。”

“妈妈喜欢我。”

“你爸爸也一定很喜欢你。”

“爸爸喜欢我。”

“来，蕊蕊，过来。”他说。

“你是谁呀？”

“我呀，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是什么呀？”

“是叔叔。”

“你是哪个叔叔呀？”

“我是叔叔。”

小孩子双足踩在门底上，整个人后仰，双手抓住竖条栏杆用力晃，试图使铁门倒退回去。这会儿她妈妈正在四五里外的生资店打牌。她们催她，她说急什么。从下午五点一刻到六点她们一共会催三次。有时她打电话给妹妹，后者因为住得离求知巷近，负有接送外甥女这个义务。她总是对妹妹说：“几脚路，这点忙也不帮？”有时妹妹也在打牌，便说自己这边有人按摩，人走不开。总要到六点，总要到放学过去半小时，袁启海的女人才心急火燎抓起桌上的钱，一边往包里塞一边跑出来，看见人力三轮车便跳进去。快，快，她一路要骂好几次红灯。这些情况宏阳都摸清了。他在县里讨过一笔欠款，便在生资店对面坐下来。

宏阳试图拉住小女孩的手，被躲避开。他身上有股陈腐的味道（是那种捕鼠人或者睡在糠里的人的味道）。她在铁门上吊着，说：“妈妈说，不能随便跟别人走，也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宏阳哑然。我估计这会儿他很想扯住某个人，和对方分享自己对现在小孩的评价（“可精明啦。”）。他走向小卖部。柜台里花花绿绿，琳琅满目，全是瞄准小孩下钩的包装袋食品。不一会儿他就将买下的一堆展示在她面前。她看了眼，吸动鼻子，说，“妈妈说，不能吃别人买的东西。”

“要是吃了呢。”

“就会烂肚子，打针。”

她双手仍抓着栏杆，但眼睛还是斜着看了它们一眼。

“它们不好吃。”她说。

“那什么好吃呢？”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

“你过来，想吃什么，叔叔给你买。”

“我不过去。”

她一只手拉着栏杆，就像那是最后的防线，整个人则已倒向小卖部这边。嘿嘿，她笑着，嘿嘿。“你说我们家蕊蕊多乖，”宏阳对店主说，“给我来一个大点的塑料袋。”不大一会儿，那女孩已全然忘掉祖训，跑过来。她翻着塑料袋里的东西，说这个不要，这个也不要。“那我们是不是退了呢？”宏阳蹲下来捏她的脸蛋。

“不退。”

“好，那你自己来挑好不好？”他将她举起来。她便这里指一下那里指一下。试想，小孩子除开在梦里，哪里见过这阵仗。他们自出生之日起，便对食物有着饥兽般的贪欲，可是父母总以勤俭节约和讲卫生为由，将他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东西挡在门外。他们心中都有一件或几件近乎构成信仰的食品，永远不可企及。他们过着僧侣般清规戒律的生活，听着父母每日强调——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哪些应当吃，哪些不宜吃，哪些又贵又难吃——他们烦死了。他们可是什么都想吃，梦想过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的神仙日子。他们中的他们想在巧克力厂上班，她们则想嫁给那有着魔术师风采的卖棉花糖的老头儿。现在，孤凄的现实中来了一位叔叔。她提什么他就满足什么，眼不眨心不跳，怎不叫人欢喜。她不停试探，最终发现他（果然）没有任何犹豫与不快。所有的大人都应该如此仁慈啊，她想，都应该如此大方。“还要这个。”她斗胆提出来。巨大的变形金刚模型，甲胄在身，金光灿烂，挂在小卖部最上方，透明胳膊里灌满彩色糖丸。此前从无人染指。他几乎是与此同时地答应，并要求老板将两个不同的都取下来。而她几乎要跳起来。

“还要什么？”宏阳说。就好像从这句话听出结束的意思，她匆忙指着货架上的一切。已没什么更好的东西了。可她还是不停指点，不停计议，试图说出那些东西的厉害之处，直到她自己发现，在这里，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了。

最终，她守着一大堆东西，在店门口等候自己的妈妈。他将五百元塞进她的口袋，嘱咐她以后用它买点吃的，用完了呢，他还会再送过来。然后他走了，在几十米外的拐角处停下，站着。他背对着这边，知道袁启海的女人已经过来接她。她问哪来的这么多东西。她一边问是谁买的一边挑挑拣拣将一些她认为不妥的朝外扔，那一年级的女孩子便充满怨恨地哭了。也许六七年后，她就会离家出走。可现在她还是迫于淫威，向母亲指点着那几十米外的“恩人”：就是他，他说是叔叔。在指尖指向的尽头，宏阳正面对着一堵红砖墙，干一件他在劳教所只有等众人睡熟才会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