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我们朝着西边走。“走多远你自己会知道的。”这是曲先生指的路。我付给他五十元,他找给我四十元,我又从他身上盗取一百元,他给我算命一次合计支付我九十元。但我相信他不会乱算,因为结论是在付账前给出的。我随便感觉着,差不多就行了,和勾捏在一个叫六安的小镇下车,租下一间房子。

每天,我都带着一种想当然的激情出门(“好,你来给我干这个。”我认为只要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那坐在旋转椅上的人就会站起来对我说),然后在初昏将至时带着扒窃来的一些钱与食物(我会说它是买来的)悲哀地归来。有时,我害怕早归,便坐在草坡上发呆。漆黑的柏油路从眼前延伸至天际,一台车亡命似地奔驰,逐渐变小,直径巨大的混凝土烟囱立在路边,慢腾腾地吐出最后一口白烟。“游手好闲乃诸恶之源”,我不知道是哪位穿制服的跟我这样说,他当时意味深长,一道烟吐得很远。临走时还拍拍我肩膀。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我不是不想改变,而是体内总有一股懒惰而深刻的力量将我拉下去。我的父亲管我的这种习性叫“瘫尸”。

勾捏总是抱怨头痛。整日地不得不去睡觉,然后就是看电视,怎么可能不头痛。没过多久,时间作为一种刻度,从我们身上消失。起初消失的是几月几号,接着是星期几(有时勾捏依靠电视节目的播放规律判断是星期几),最终我们只知道天亮了又黑了。我们像躺在舴艋上,任其在无边的海洋飘荡。有时整一天不说话。有时饭也不太愿吃,成天就想着发明一种营养高度浓缩的丸药,吃了经年不饿。有好几次,当我躺在草坪上,差不多要为自己只有吃喝拉撒这么点使命而哭泣。我被淘汰回动物了,我是这么想的。不过细想下去,又觉得其实不存在淘汰不淘汰,人本身就是动物。动物操心的是食物与交配,我们人类何尝不是。难道我们就有别的追求吗。这么想着,我忽然振奋起来,想找笔将脑海里迸发的思想火花郑重地抄下来:我们每个生灵,无论猪、老鼠或人,都是几千万年下来顽强生育所留下的惟一结果(这一脆弱的链条随时会因为灾疫、战争、制度甚至是阴道内一点霉菌的损害而断裂),都背负着极其古老的家谱与历史,并且还要朝下顽强地繁衍。那么我们——包括祖先以及我们自己——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是在等待什么?

我一整天地望着苍穹。想到先朝一定也有人这样不解地望着。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觉得在天空深处隐含着一种躁动,也许会从那里飘来一位以云彩为车辇的白衣圣者,他曾经是我们中的一个,现在要召唤我们去一个新的、不死的、享福的地方。

很快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无意义的想象。

我和勾捏开始用互相践踏来打发时间。有时仅仅为着体现一种职业精神,我才能在这互相伤害的游戏中保持住凶恶的架势。有时我沉沉睡去,将自己交给对方处理。终于到了一天,勾捏走来走去,扔下她看见的每样东西,将房间弄得比垃圾场还要凌乱。“够了,受够了,我他妈受够了。”她冲着那些东西喊叫。我尴尬地抬起头,看着她走进卧房。我尽力了,我想。另外我还想,这次她也许真的要走了。如果走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呀,我反复对自己说。然而她从房内走出来,说的却是:“我们总得找点儿事做。”

我害臊极了。

接着,她又说:“你知道吗?”

“知道。”我说。

“知道什么?”

“我们得找点儿事做。”

“你到底去找了吗?”

“这不,一直在找。”

“你找哪里去了?这么久,事情呢?”

我重新低下头,听到她说:“我们的钱快用光了。”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可是钱要用光了你知道吗?”

“我在想办法。”

“我们得搞钱。”

“是啊,搞钱。”我摊开手,我想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怎么搞,你告诉我”。

“你得动脑子啊。不管怎么搞,总之得搞,我们不能烂死在这儿。”

“这儿也蛮好。”

“你说它还好?”

“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在哪里,你倒是告诉我啊?”

我坐直身体,紧盯着她,冷静地说:“你要听细水长流的,还是一票大的?”

“怎么说?”

“细水长流就是我每天出去偷点,干大的就是抢劫。”

我想她应该震惊一下。所谓人鬼殊途,道不同不相为谋。她确实在发怔。她在消化这个事实,虽然她一直怀疑我是小偷。她在确认这些天来和她同吃同睡的是一名道上的人。她重新开口时,声音低下去:“我说呢。”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说。开诚布公多少使人感到宽慰,隐隐还有些无耻的自豪感。

“没事,”她说,然后蹲下来,一下下划着沙发,随即又仰起头问,“那是不是得用刀?”

“也可以不用,但得用一样东西。”

我真正的抢劫经验只是替人望了几次风。其中一次,哥们儿走了很久,我还在口子上守着。直到受害人摁着伤口像只呆鹅走出来,我才知道抢劫结束了。

“开始吧。”勾捏说。

“什么开始?”

“抢劫啊。”

“怎么开始?”

“现在就开始啊。”

后来这一天,我都在压制她蠢蠢欲动想立马出去干一票的念头。她一会儿握住双手并拢两根食指,侧着脑袋瞄准我,一会儿拿矿泉水瓶(假装那是刀)架我的脖子,一会儿戴上墨镜,将手插在牛仔裤前兜,看镜子里的自己。她将它当成是一场好玩而刺激的游戏。因为明白这游戏注定会带来流血,会彻底撕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偷窃总是会注意保留最后一丝温存),我开始后悔说出这主意。说起来我只是被她逼得没办法,想要一点面子。因为要面子,很多人去干他从不打算干的事情,现在我是其中一员。她不会知道,几乎就在我们想怎么搞点钱时,法律,那严格而死板的商人,就已经站在不远处等着,好和我们做一场公平交易。此前,我都是依照可能面临的风险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我选择偷,是因为只有偷够一万元才能带来三年徒刑,而抢劫,无论你抢的是多少,刑期至少都是三年。中间因对方挣扎,动动刀子,十年二十年就赔进去了。“要玩就玩点大的。”她说。我看着她,心想,那倒是把我们自己玩死了。可我说的是:“好吧。”

我一直在算计:

一、抢劫至少会带来三年徒刑;

二、我不想服刑三年及三年以上。

结论:必须瞒过法律。

而瞒过法律的办法不多。诸如在黑夜中作案、不留指纹鞋印、不留与对方联络的证据、避免被旁人目击,都在考虑之列(她还加了必要时将对方眼睛刺瞎、使对方失忆甚至毁尸灭迹等极端手段),但究竟不能做到万全。我们的对手,那占有通讯网络、交通网络、监控网络以及情报网络的强大国家机器,只要起了抓捕的心,就一定能抓到你。勾捏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收买,我的答复是你都有收买的背景与实力,何必出来抢呢。在我脑海里想的是,我们惟一能作为的就是受害人这块。我希望他既不反抗,也不声张,还跟着我们一起掩盖这事情。

勾捏不信有这样的事。我说不止是理论上存在可能,实践起来也有很大可行性,我现在就是在想整个流程,只有每个步骤都想清楚,事情才能成功,而且往后还可以依样复制。这种事前人已做出示范,后人还会效仿。她不感兴趣。她一手拿卷起的杂志(刀)一手拿手机(锤子),和虚拟的敌人比划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她说,“不就是拿刀威胁一下吗,他敢报案,我就一刀捅了他。”我看了看她,觉得自己作为领导者,有责任将局面控制下来。

“我们来演示一遍:你敲了别人的钱。”我说。

“好。”她说。

“你有没有罪?”

“当然有。”

“怕不怕警察抓?”

“怕。”

“好,假设是你被敲诈了,你有没有罪?”

她以为是玩智力游戏,说,有,没有,有,我提示她说没有。她说:“没有。”

“你怕不怕警察抓?”

“不怕。”

“但是你怕警察知道这事。”

“为什么?”

“因为警察知道了,你家人也会知道。”

“那有什么关系?”

“你嫖娼呢。”

“哦。”

“你还敢报警吗?”

“不敢。”

“因此我们要找年纪大点的,结过婚的,但不能太大。五十啷当岁,皮厚得出奇,就无所谓。年过花甲的也可以,花甲老人特别怕自己的形象被摧毁。”

“嗯。”

“这是最关键的,我们要找的对象必须有点钱,有稳固的家庭(只要细心观察,家庭稳固的人和鳏夫还是很容易区分的),有正当的职业,同时性格懦弱,怕惹事。”

“也就是说,是你拿着刀出来而不是我?”

“是。”

“我去引诱他?”

“是。”

“好吧。”

“这样至少会让我们安全一点。”

傍晚,我们走进集市。那些商人打着丰满的哈欠。他们从早上起就站在这儿,和城管玩了一天猫捉老鼠的游戏,正打算熬过这最后的十几二十分钟。光阴暗沉,我们像隐身人挑走口红、高跟鞋、坤包、口罩、手套、白酒和锤子。她对水果刀有着强烈兴趣,被我阻止。一则容易折断,二则过于招摇。我们转过几个摊位,发现有一款男衣和一款裙子几乎每家都在卖,本地人穿的也多,因此各买下一套。我们一穿上就觉得自己是乡下人。我们买了点吃的带回来。我往坤包里放进去一只避孕套,说:“现在你就是一名小姐了,你知道怎么做小姐吗?”

“不知道。”

“一旦我们确定目标,你就装作和他擦肩而过,挨一下他,说:先生,要那个吗?”

“哦。”

“不,应该说,先生,要保健吗?”

“先生,要保健吗?”她随意地说。

“什么保健?”我咽着口水。

“有泰式的,港式的,全套的,价钱不一样。”

“全套的是什么?”

“你当然知道。”

这位宏梁老弟真是明知故问啊,你怎么不知道。

“只要那个男人停下脚步,就意味着他上钩了,”我对勾捏说,“上钩的男人智力会严重下降,脸部充血,呼吸粗重,像头驴闷头闷脑地跟着你走。”

我们喝了很多酒,最终我眼眶湿润地说:“这个世界没人会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要互相依靠。”

“嗯。”她庄重地点头。

“永远不背叛对方。”

“嗯。”

“你爱我吗?”

“我爱。”

“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