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宽同性恋身份的首次暴露，还要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秋末。那天早晨，龙英举着一把菜刀冲进学校喊打喊杀，成为轰动乡里的大事。村民们只听说龙英要杀唐文宽，但并不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背后，究竟藏有怎样的秘密。赵德正在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派人将唐文宽叫到了大队部，由他本人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出面，向唐文宽询问整个事件的始末（出于对事情结果的敏感和预判，赵德正没有通知梅芳参加）。

如果说唐文宽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为，已足以让三个人面面相觑，心惊肉跳，他接下来所供述的那桩丑行，更是让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窍。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约而同地挠起了头皮。

高定国将唐文宽斥退之后，立即就要给公社党委打电话，遇事老成的高定邦拦住了他：“先别急，听听老赵怎么说。”

赵德正抽光了烟盒里的烟，又向定邦讨了一支，叼在嘴上，这才道：

“这种丑事，要报上去，文宽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关天。他一个外乡人，丢了一条胳膊，投奔到我们村里来，虽说做出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但也没到挨枪子的地步。他这一死倒是一了百了，可小满还是个孩子，少不得要受些牵扯。若是文宽被抓，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事就包不住。日后让小满如何做人？再说，出了这事，我们大队连续五年的先进集体、连续三年的流动红旗，统统都得泡汤。两位将来的政治前途难免不受影响。这事还得好好琢磨，事缓则圆嘛。”

说到将来的政治前途，会计高定国也安静下来，陷入了沉思。最后，兄弟俩都拍着胸脯向赵德正保证：此事如何处置，全凭赵老哥一句话，“这一回，我们哥俩都听你的。”

德正道：“得把这件事整个兜住。要是以后鼓了包，漏了水，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两兄弟不相干。趁着这事还没有传扬出去，当务之急，得赶紧想法子，将龙英的那张嘴封上。你们两个马上去找龙英和牛皋，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事不宜迟。”

当天深夜，高定邦独自一人，敲开了龙英家的大门。

思路缜密的高定邦，想得比赵德正还要远得多。他私下里许诺龙英说，到了年底，大队会多分给她家一百斤红薯，让她无论如何严守秘密。龙英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下来。可高定邦还不放心。他问龙英用什么法子死守秘密。龙英说：“那还用说！既然高主任发了话，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打死我也不吐露半句实情。”

定邦说：“这不行。俗话说，纸包不住火。你越是遮遮掩掩，人家的胃口反而会被你吊起来，那样反而坏事。”

龙英仰着脸，朝定邦跟前凑了凑，柔声细气地问他：“那我该咋办呀？”

“告诉他们一个假秘密。”定邦顺势将龙英的肩膀扳了过来，把嘴贴在她耳朵上，嘱咐她道：“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小满在学校里淘气，惹恼了唐文宽。那狗日的教训孩子不知轻重，一脚踢在小满的小肚子上，小鸡巴肿得像腊肠一样，几天撒不出尿来。”

龙英也把嘴巴贴在高定邦的耳朵上，微微红了脸，漾漾地笑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绝没二话。时候还早，高主任再坐坐？”

高定邦因听见里屋传来老牛皋的咳嗽声，呆呆地僵了一小会儿，硬起头皮道：

“不坐了。”

第二天一早，社员们在村东的地头拔黄豆时，新珍和银娣等几个好事的妇女都围着龙英，问这问那，变着法子从她嘴里套话。龙英的确很有表演天分，一提起小满，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哭了半天，又将高定邦教给她的那个故事及时抛了出来，害得新珍和银娣同时搂着她肩膀，好言好语地劝慰她。银娣说：

“踢一脚，算是硬伤，消了肿就好了。不妨碍将来生儿育女。”

新珍还介绍给她一个偏方：将樟木树枝放在锅里煎，将水倒在一只尿壶里，在壶口蒙上个毛巾，给小满熏一熏，“立马就能见效”。

正像高定邦所预料的那样，他信口胡编的这个故事，日后就成为了解释这桩奇闻的标准版本。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唐文宽本人都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他整日整夜睡不着觉，在梦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只有两个：其一，公安干警拎着手铐，突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其二，他在刑场上被五花大绑执行枪决的时候，突然想撒尿。

唐文宽有事没事总爱到大队部门前来东张西望，查看动静。只有当他看见赵德正稳稳当当地向他点头微笑时，心中的那种濒临崩溃的悸动不安才会暂时平复。他越是渴望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越加频繁地去大队部门口踅探，就这样恶性循环，难以遏止。可他并不知道，当时的赵德正，也像他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莫名的焦虑中。知情不报，或窝藏罪犯，都是天大的责任，不仅有违起码的组织原则，实际上也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除此之外，德正的忧虑还有：既然唐文宽有龙阳之癖，你很难保证，这事过去之后，他就不会去动别的孩子的脑筋。又不能无缘无故地将他从教师的岗位上撸下来——除了唐文宽，他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位什么都能教的先生？思前想后，疑窦丛生，从此落下一块心病。平时挨着枕头就鼾声如雷的赵德正，竟然也因长期的失眠，不得不去公社的卫生院找荀大夫开安眠药。

几年后的一天，当高定国找到唐文宽，将设计捉拿赵德正的计划向他交底，并命令他配合的时候，唐文宽一口拒绝。

高定国可没工夫跟他磨嘴皮。他直截了当地对文宽道：

“我与赵德正没鸡巴仇。是公社书记郝建文想弄他。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高定国做了一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动作，随后扬长而去。惊魂未定的唐文宽哭丧着脸去和老婆王曼卿商量。曼卿说：“这事明摆着：你不干，就是个死；干了，也是个死。你想想看，赵德正落了难，被人抓去一拷问，少不得把你牵出来。既然都是个死，我劝你别干。就是死了，也值个价。”

可唐文宽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高定国合作。

听春琴说，在德正死后，唐文宽一反常态，扑在德正的坟头号啕大哭。每年清明节，他都会一个人去村东的桑树地为德正上坟。在赵德正最后的日子里，唐文宽自觉没脸去医院探望他，只有等他死后，通过清明节的祭拜，来默默地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与愧疚。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唐文宽的同性恋身份不再是秘密。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忙着做生意，办厂子赚钱，对于一个外乡人特殊的性取向并不十分在意。应当说，即便到了那个年代，村里人对于同性恋的知识简直贫乏得可怜。就连见多识广的赵同彬，也把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比喻为“拼刺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到了一九九八年，随着我们乡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魏家墩被查出，村里人出于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过分恐惧，错误地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划上了等号。唐文宽知道自己在村庄里待不下去了，就和王曼卿商量，变卖房产、转让田地，举家搬到了江都的邵伯，去投奔他的一个表弟去了。

最后送他们去江边码头的，是渔佬柏生。

唐文宽夫妇离开后，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平常总爱去找唐文宽下棋的更生，是否也有同性恋的嫌疑？

顺便说一句，更生是在孤独和屈辱中离世的。唐文宽走后，原本一直躲在暗处的更生，终于被人推到了前台，成了肮脏、变态和猥琐的象征，受尽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白眼。更生死后，儿子永胜独自一人将他的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家里众多的亲戚无一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