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初春，龙冬从戒毒所回到了朱方镇。他在一家名为“莲美”的台资化工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夏桂秋在镇江跟人姘居了一段日子，得了乳腺癌，仍旧燕还旧巢，回到了龙冬的身边。桂秋的手术据说很成功，康复后不久，她就和龙冬买了礼品，来新田看望春琴。桂秋仍叫我舅舅。可她在叫春琴妈妈时，春琴只是笑了笑，没有搭腔。春琴给她端来了一大碗鸡汤，一边看着她喝完，一边劝她，等养好了身子之后，再找个好大夫看看，好歹生下个一男半女，日后老了也有个依靠。桂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

春琴不知道的是，桂秋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为了阻止雌性激素的过量分泌，顺便替她切除了卵巢。

端午节刚过，我们在池塘边种下的小麦已到了开镰收割的时节，梅芳和银娣都来帮着收麦。

夏桂秋也来了。春琴担心她的身体，只让她在灶下烧火。

十月初的一天，长生在南京病逝。据同彬后来说，人老了，受不得半点刺激。都说是风烛残年，一点不假。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好端端地围着餐桌吃晚饭，长生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村里的老牛皋。新珍随即应了一句，告诉他，老牛皋去年冬天就没了。谁知长生听了这句话，人就呆了。他把筷子放下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新珍，感叹道：“牛皋的命那么硬，居然也死了？”新珍笑道：“又说呆话。人就是活上一千年，临了不还得死？”

当天晚上，长生起夜时在厕所里跌了一跤，没等天亮就走了。

春琴已经喜欢上了我写的那些故事。每天晚上，她都要逼着我将当天写完的故事读给她听。我在写作的时候，她总爱坐在我身后的一张木椅上做针线。有时，我实在受不了背后有人的感觉，就劝她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春琴说：“你写你的。我不吵，也不闹，碍你什么事？你写不下去，卡了壳，就问问我，我来替你编编。”我也只好随她去。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

冬至这一天，肆虐的西北风在傍晚时分忽然停了。天空阴沉沉的，弥漫着一股昏黄的雾气，越发地寒气逼人。春琴担心晚上下雪，让我抱了一大捆麦秸秆去池塘边的菜地里，把越冬的青菜、菠菜和韭菜都盖得严严实实。她自己刨开地窖，挖出了两棵大白菜。她说要是晚上下了雪，地窖的土就冻住了。

吃过晚饭，春琴早早就在床上躺下睡了。我半靠在床头，借着油灯微弱的火苗看书。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听见春琴在被窝里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她还没有睡着。随后，她轻轻地踢了我一脚。我没理她。过不多久，她头缩在被子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大概也快要死了。”

我只得把书从眼前移开，问她到底怎么了。

春琴把头从被窝里探出来，望着我说，她觉得胸前有一个硬块，像枣核那么大。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赶紧放下书，爬到了她那一头。我隔着衣服帮她摸了摸，没觉得有什么硬块，就安慰她说：

“自从夏桂秋得了乳腺癌之后，你就一直疑神疑鬼的。多半没什么事，就算有硬块，也不一定就是癌症。”

可春琴说，不是左边这一个，是右边那一个。我又帮她摸了摸右边的乳房。我的手指不经意中碰到了她的乳头。

我说没有。她坚持说有。就这样僵持了一阵子，我就知道，所谓的“乳房里有硬块”，不过是一个借口。我尝试着把手从她内衣下伸进去。她的身体猛地颤栗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呃逆般沉重的呻吟。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让我先去把灯吹了。我没有理她。在一阵轻微的眩晕过去之后，我对春琴说，就让灯亮着好了。我想好好看看她。

她紧紧地抱着我，把头埋在我胸前，轻声说，她今天早晨梳头时，发现自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有什么好看的？”

“没关系。”我笑道，“猛一看，头发还是黑的。”

“最近越发胖得不成样子，”春琴道，“一身的赘肉，连腰都没了，丑死了。”

“胖一点其实也挺好看的。有的人就喜欢大胖子。”

“不行了，老了。哪儿哪儿都皱了，松了，塌了。”

“一点都不老。同彬说，你看上去就像四十出头。”

“肚皮都叠了好几层，就像是抱着个球。就算你不嫌弃，我自己都觉得害臊。”

我笑着安慰她：“没准我就喜欢那样的。”

春琴忽然一把掀开头上的被子，恼怒地瞪了我一眼，骂道：

“你变态啊！”

她的身体仍然像姑娘一样敏感。在微暗的灯光下，她白皙而松弛的肌肤，微凉而光滑，两腿间黝黑的毛丛依然湿润。她那像山丘般耸起的耻骨坚硬如铁。她的乳房软软地耷拉下来，垂向腹部脂肪重叠的皱褶。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带着对禁忌、罪恶乃至天谴的恐惧，无数次想象过的深邃而黑暗的身体，既熟悉又陌生。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每击打它一次，它都会传出磅礴而空洞的声音，仿佛是波诡云谲的命运所激荡出的苍老回响。

而少女时代的春琴，在我心中依旧铭心刻骨。

我想起十五岁时的春琴，她坐在家中的堂屋里，穿着父亲留下来的棉袄，手摇纺车，向我投来清澈而严厉的目光；我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春琴，她那时已经生下了龙冬，坐在村中祠堂前的场院里，敞开衣襟给孩子喂奶。看见我打那经过，她就稍稍偏转了一下身体；我想起，有一次我在替她洗头时，看着她被水浸湿的花格子衬衣，看着她头上雪白的发际线，被心中涌出的一个卑琐的欲念吓得魂飞魄散；我想起在我去南京的那天，她帮我把行李搁在了汽车顶上的网兜里，从梯子上下来，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我的心里有些害怕。我担心，车一开，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起在老牛皋的葬礼上，那么多的人排着队，低着头，前往墓地，只有她一个人回过头来，眼神空洞而迷茫——等到她在几十米外的人流中看见了我，意味深长地朝我发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这才转过身去。

如果说，我的一生可以比作一条滞重、沉黑而漫长的河流的话，春琴就是其中唯一的秘密。如果说，我那不值一提的人生，与别人的人生有什么细微的不同的话，区别就在于，我始终握有这个秘密，并终于借由命运那慷慨的折返之光，重新回到那条黝亮、深沉的河流之中。

喘息声终于渐渐平息。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被冻成了冰坨。我开玩笑地问她，假如我现在心甘情愿地叫她一声“姐姐”的话，她会不会答应？春琴不敢看我的脸，只是喃喃低语道：

“你这个人，还真的有些变态。”

我知道外面正在下雪。

借着快要燃尽的油灯的光亮，我看见南窗外的大雪纷纷坠落，无声、缓慢而坚定。它静静地落在便通庵的屋顶上、池塘边，落在新田的茶垄和果树林中，落在赵锡光坍塌的宅邸里，落在王曼卿早已荒芜的花园中。我知道，此刻飘落在荒寺里的雪，也曾落在故乡黄金般的岁月里，落在永嘉时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上，落在由山东琅琊来到江南腹地寻找栖息地的那批先民们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喷薄而出的朝阳透过积雪的窗台，照亮了床头一面熔铁般的圆镜。火焰般细碎的光影，微微颤动着，舔着床头的白墙。春琴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翻身坐起，甚至都没来得及把“怎么就睡得这样死”这句话说完，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拉上被褥，再次沉沉睡去。

我悄悄地下了床，穿上衣服，拉开门，一个人走到了屋子外面，望着这片静谧、空旷的雪原，在凛冽的寒风中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