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尊敬的读者，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新春的钟声在二〇〇七年除夕之夜敲响，我的故事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书，这大概就是我全部的文学积累。您知道，我这个人知识贫乏，见解浅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才华。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也还读得下去，我要感谢你的耐心与大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只能对你说声抱歉。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要讲。

不过，就在这个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原先未曾料到的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和走向。在这里，为谨慎起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略作说明。

春节过后，在同彬一再的怂恿下，我开始将初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干净的稿纸上，准备将它寄到南京的一家出版社去碰碰运气。按照我与春琴的事先约定，每天傍晚，我都会把当天抄录的部分一字不落地读给她听。此时的春琴，早已不像先前那样，动不动就夸我讲故事的本领 “比那独臂的唐文宽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相反，她对我的故事疑虑重重，甚至横加指责。到了后来，竟然多次强令我做出修改，似乎她本人才是这些故事的真正作者。我发现，自从去年年底我与她办了结婚证之后，从前那个野性未驯、蛮不讲理的少女的幽灵，渐渐在她身上苏醒了。当她一边飞快地结着毛衣，一边指责我“瞎编”、“生生变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恼火与怒不可遏。如果你觉得，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的所谓意见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就大错特错了。拒绝修改的后果，要比“再也不给你买烟”这样的威胁严重得多。

举例来说，故事中的马老大这个人物刚出场的时候，为了交代她的生平，我讲述了她与摸骨师吴其麓之间的一段交往——说实话，文字中颇多狎邪床笫之辞。我正读得高兴，没想到春琴忽然对我喝道：

“等等。”

她一说“等等”，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一段你写得实在太不像话。我听了以后五猫抓心。你还是把它删了吧。”春琴道，“这一大段全部删掉。一个字也不要。”

我望着她，发了半天呆，才想起来请教她为什么要删。

春琴仍在低头织毛衣，她头也不抬地问我：“你说，马老大这个人。平时对我们怎么样？”

“挺好的呀。”我茫然不解地望着她，“说起来，我父母结婚，还是她做的媒呢。”

“就是嘛！你在文章中把她写得那么龌龊，怎么对得起她？你把她过去的那点事揭发出来，她知道了会怎么想？”

我只得很不高兴地提醒她，马老大已经死了六七年了，她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反正我心里不舒服。”春琴提高了嗓门，“直说吧，你是删，还是不删？”

我耐着性子跟她解释，现实中的人，与故事中的虚构人物，根本不是一回事。既然是写东西，总要讲究个真实性。可没等我把话说完，春琴就不客气地回敬道：

“讲真实，更要讲良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再这么纠缠下去，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板起脸来告诉她，我不打算删掉任何一个字。春琴立刻把手里的毛衣往床上一扔，蓦地站了起来，从床头柜上端起水杯——我原以为她会把水杯直接朝我砸过来，还好，她只是喝了一口水。随后，她抹了抹嘴，说了句“让你的真实性见鬼去吧”。一扭身，气咻咻地出了房门。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冷静下来。我来到厨房，看见她正在灶下烧火，暗自垂泪。我走到她身边，正想蹲下来劝劝她，可她一把就把我推开了。她从灶下起身，走到灶前，掀开锅盖，将铜勺在铁锅里胡乱搅了搅，对我说：

“明天一早，你就去街上买张床回来。”

“好好的，为什么又要买床？”

春琴就把勺子在锅沿上重重一敲，怒道：“从明天开始，我跟你分床睡。”

我知道，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不服软看来是不行了。我当即向她发誓赌咒，不仅保证将马老大、吴其麓之间的那段故事（总共四千多字）尽数删除，而且，凡是她认为应该删改的地方，我以后一律照办。

从那以后，我在给春琴读故事的时候，为了不让故事中断，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一旦她提出不同意见，就将它记录下来。等到把整部书读完，再一并做出删改。当然，我自己也留了个心眼。凡是那些有可能引起春琴不快的段落，我都一概跳过不读。可即便如此，她最终提出来的修改意见，竟然也达四十九处之多。

其中改动最大的，是更生这个人物。关于他与唐文宽之间的那档子事，春琴责令我一个字都不许提。前后删改七八处，删掉的内容，大约在七千字上下。这样一来，更生从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被降格为一个次要人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如果说到我的小说中让春琴最为反感的人物，出乎我的意料，既不是她曾经的死对头梅芳，也不是她深恶痛绝的王曼卿，而是一个名叫沈祖英的人。至于说她对沈祖英心生反感乃至厌恶的理由，说来十分可笑——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春琴讨厌沈祖英，竟然是因为我在故事中写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春琴说，她平时最讨厌戴眼镜的女人，“文乎文乎，装模作样，讨厌死人了！再说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成天呆在那个图书馆里，一天到晚也不知道搞什么勾当。你竟然还夸她长得漂亮！”

按照春琴的建议，我把沈祖英与我在下午喝茶时“讲文论史”的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重写了“沈祖英”一节。

不过，春琴的建议并不都是那么荒唐可笑、蛮不讲理，有的地方，也可以说很有见地。比方说，雪兰与我离婚后，我本有一大段文字写到小武松、银娣去上海后的生活经历。可春琴说：“你一会写镇江，一会写南京，一会冒出个合肥，现在又来了个上海，搞得我头大。再说了，他们在上海跟女婿的那点事，与整个故事全不相干，我劝你还是把它划掉为好。”

你还别说，这一大段枝蔓被划去之后，文章的脉络顿时变得清晰流畅了许多。

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我还写到了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一段交往。当时，龙冬因第一次吸毒被抓，经人指点，春琴硬着头皮去哀求定国出面疏通。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定在英皇酒店的一个套房里。这是春琴亲口告诉我的一段秘闻，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我在写作时已尽可能地使用了烟云模糊之法，写得极其隐晦。但当我读到这一段，因担心春琴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就直接跳了过去。后来，经过反复的斟酌，还是决定把它删掉了。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春琴没让我删我自己主动删去的段落。

不久前的一天，我打出租车去青龙山采石场搬运行李（我寄放在传达室的行李中，有我最为看重的珍宝——你知道，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全部书信）。在出租车上，我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颇为轻佻地对记者说，在中国，作家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在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像我一样，也找一个春琴这样的人做老婆，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创作自由”了。面对春琴这样一个“暴君”，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即便她没让你删，你一旦想到可能会有的可怕后果，恐怕早就把那些会惹她生气的字句删得一个不剩了。

可问题在于，我把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纠葛删掉后，高定国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到了最后，反而更像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唉，事到如今，也只能由它去了。这个世界原本就讲不得什么是非！

不过，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尽管春琴强迫我修改自己的小说，尽管她在成为我法律上的妻子之后，立即故态复萌，蛮横霸道，试图将我重新纳入她的羽翼之下，尽管我们都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可我对我们在便通庵的生活，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我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人的爱情和婚姻相比，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我有时觉得她是我婶子，有时候又恍惚觉得她是我姐姐，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愿意将她看成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

写到这里，我本来可以模仿一下《一千零一夜》那个著名的结尾，写上一句“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直至白发千古”，以此结束整部小说，但我知道，我要这么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我们的幸福，在现实世界的铁幕面前，是脆弱而虚妄的，简直不堪一击。有时候，春琴和我在外面散步，走着走着，她的脸上就会陡然掠过一阵阴云。只要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橘黄色的挖土车，她就会疑心这辆车要去拆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人，我和她，就会立即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中。

危险是存在的。灾难甚至一刻也未远离我们。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苟延残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负债，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既然我们那不值一提的幸福，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那么，我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赵礼平的资金链断裂得更长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