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昌天生是操纵别人的。他的和蔼中总是透着一股冷气。这种冷气是隐隐地透出来的，一般人看不出来，只有政坛老手才能察觉到。我感到韩寿生身上也有这种冷气，但由于是从张国昌那儿模仿来的，总让人感到怪怪的。

　　在东州市，不屑张国昌身上这股冷气的人中有一个人，那就是市委副书记李绍光。张国昌对李绍光从来都是礼让三分的，尽管这种礼让心里很不舒服。

　　李绍光似乎看不惯张国昌对衣服的过分考究，两个人在城市建设上的观点也不同。张国昌主张修广场，建星级宾馆，搞标志性道路，提升城市档次；李绍光主张集中资金解决棚户区问题，让还住在解放前的小平房里的市民尽快搬进新居。这些居民在东州市大约有二十万户。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身边是不乏智囊人物的，我一直试图以这样的身份靠近领导，因为我自信有这个才能。但是政治有时是不讲才能的，只讲权谋的。我位卑人低，还没有资格讲权谋，但我骨子里的潜权谋一直汩汩涌动。

　　我平日里就很注意观察一些领导同志的细微之处，觉得蛮有意思。比如许多领导同志的办公桌都是面南背北的，而张副市长的办公桌却是面东背西的。张国昌的最大爱好就是打扑克，每天中午休息与各处室同志打扑克时，是张国昌最显天性的时候，这时的张国昌略显童趣，身上的冷气全都含了起来。韩寿生正是看中了张国昌这一爱好，所以每到中午一定要与张国昌打扑克，时间久了，两个人感情日深，韩寿生像掌握了某种官场秘笈，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了张国昌的秘书。

　　做市长秘书无疑是官场的终南捷径，我很想弄明白韩寿生的官场秘笈是什么，研究来研究去，我恍然大悟，原来就四个字：投其所好！我是不屑这样的秘笈的，我一直试图总结适用于自己的官场秘笈，妄想着自己的官场秘笈犹如“圯上老人”黄石公赠给张良的《太公兵法》一样管用。说句心里话，我是很崇拜张良的，我觉得自己不仅缺一部《太公兵法》，更缺器重我、信赖我的“明主”，应该说张国昌的出身与刘邦差不多，只是是否有刘邦的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用人之明，尚未可知。

　　最近市文化局为张副市长主持了一次张国昌同志诗集研讨会，东州市的文化名流聚集一堂研究张国昌诗学的美学特征及文化意义。我也应邀参加。研讨会照例是由水果瓜子糖果作为主要道具，由于氛围冠冕堂皇，所以，我觉得特别轻松。这样的研讨会，张国昌当然不会亲自参加，韩寿生也不好来，所以代表张国昌听会的最好代表就是我。

　　不过，我在心里对张国昌这种作秀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张国昌这么包装自己，很可能给人留下个附庸风雅的印象，就像五星级酒店门前摆个牌子“衣冠不整，谢绝入内”。实际上，张国昌完全可以打装卸工出身这张牌，既朴实又实在，做起文章来更让人信服。

　　但是张国昌毕竟不同于常人，做起政治来法无定法，有时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比如上下左右的关系，张国昌特别善于保持平衡，连市委书记魏正隆也不得不佩服三分。

　　张副市长交办给我的工作，处里边任何人不知道。官场复杂，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围着领导转的工作人员，谁没点背景？谁又不想上进呢？像我这样出身寒门，凭本事考到领导身边工作的人还真不多。而张国昌能起用我也正是他不同于一般领导的地方。

　　白天，我忙完工作就扎进政府资料室，经过两个月的废寝忘食，终于完成了第一稿。我心里很兴奋，但也没有底，便找了两位清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给指点，结果评价很高。我不愿意让处里同事知道，也怕为张国昌服务的杜处长看了误会，便没在处里打印，而是找朋友在外边打印并装订成册。

　　有一天，我看见张副市长一个人走进了办公室，便拿着写好的论文壮着胆子敲了门。

　　“请进！”是张副市长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正好韩寿生不在。张国昌正在看报，他见我进来了，热情地说：“是雷默啊，快进来。”

　　我惴惴地说：“张市长，论文写好了。想请您看一下。”

　　“是吗，辛苦了！”说着张副市长放下手中的报纸，接过论文认真地翻看起来。

　　我很拘束地坐着，这是我第一次为张副市长写大材料，希望老天爷保佑一稿过关。时间滴答滴答过了二十多分钟，张副市长很认真地看着。

　　“看来雷默下了不少工夫，不错、不错。”张国昌满意地扶了扶鼻梁上的近视镜，肯定地说。

　　接着，张副市长提了几条简单的意见让我修改，我很高兴，基本算一稿过关，便少了几分拘束，和张副市长随便聊了起来。

　　“张市长，上次参加了您的诗集研讨会，很有意思，能不能送我一本？”我恭维地说。

　　“怎么，你对写诗也感兴趣？”张国昌目光亲和地问。

　　“上大学时很感兴趣。”

　　“我那哪是诗呀，都是涂鸦之作，是韩寿生抽空替我整理的。”

　　张国昌说着，从书柜里随手拿出来一本《张国昌诗集》，在扉页上写道：“雷默老弟一笑”，签了名，然后送给我。我接过诗集连连称谢。

　　我由衷地感到，原来张副市长是这样地平易近人。平时张副市长给我的神秘感太多，比如他居然会出版了一本诗集。尽管我怀疑或者敢肯定地说，这本诗集一定不是张副市长写的，是媚权之人表忠心的谄媚之作，就跟送给张副市长一套高档西装没什么两样，但是穿在张副市长身上的西装当然就是张副市长的了，作为下属只要享受领导的平易近人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实际上平易近人正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有形容领导有资格用平易近人，有谁说草民百姓平易近人的？张国昌的高明之处是善于把握平易近人与制造神秘感之间的分寸。和蔼可亲时既要注意维系自己的权威，又要让下层觉得你可亲可敬。但更多的时候，我慢慢地发现，张副市长对一般工作人员很宽厚，对相当位置的领导干部却很少平易近人。

　　张副市长之所以在我完成论文之前不告诉我论文的用途，我估计也是为了验证一下我的判断能力和水平，同时也保持了他一向秉承的神秘感。有时神秘感恰恰是领导人的弱点，只有保持神秘感才能得以掩盖。

　　“雷默，这篇论文你修改完后，就不用给我看了，装订成册送给清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杜一朋老先生，他是我的指导老师，这是他家的电话和地址。”我接过张国昌写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雷默呀，以后我的材料就交给你了，你就跟着我吧。不过，政治上还要多上上心，很多东西是悟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你身上的书生气还太浓。”

　　我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正要告辞，韩寿生捧着一大堆文件走了进来，我赶紧退出了张副市长办公室，在我与韩寿生打招呼的刹那间，我明显感到韩寿生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悦。

　　可能是由于兴奋，我昨天晚上梦到了办公厅一位退休老主任，头脑中一宿都萦绕着他退休前说过的一句话，“要想上天堂，就得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尽管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但是我一直也没解开其中的理儿。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部大书已经太俗了，难道理想不是一部大书？欲望不是一部大书？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圆”是理想，很可能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实现的是个多边形。如果说理想是上半身，那么欲望必然是下半身，上半身与下半身必有交叉的地方，理想与欲望必有共同的部分。但是理想是有目标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理想是未来的，欲望是现实的。对于这一点，我认识得并不充分。

　　生活是最现实的，有时人们的生命会耗尽在莫名其妙的憧憬中。像我这种人，因读了几本书在官场上饱受了被重视的歧视。我发现人们用知识制作假面，在虚伪的假面下提炼奋斗的荒诞。人们可能因憧憬崇高而走向极端，当人们尝试走出崇高时，却走向了平庸，甚至荒诞。人们只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却忘记黎明随之死掉了。其实，任何意义都是有局限性的，我却在局限中渴望着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