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噩梦，得采取轻盈的姿势，抖落的羽毛上的血泪，飞过去！

    跨过大街，随着人流到地铁口，他停住脚步，看看手表，还早。他不想乘任何时候都闹哄哄的地铁，决定走路。刚过去的冬天冷极了，塞纳河上漂浮着几块在融化的薄冰。大小游艇、桥头、街心都置满了花篮花盆，郁金香、水仙、风信子流淌鲜亮的色彩。过了桥，到北岸，通向香榭丽舍大道的几条街，花香沉郁，浸透空气，直往身上涌。插入天空、低垂地面的树枝都赛着劲地绽开绿芽，柔白的李树、嫩红的桃树开得灿烂，阳光很好，蓝靛靛的云相互卷裹着，点缀着建筑物的古老与现代。

    尽管已在这城市快有十三个年头了，但他还是第一次这么专注欣赏春色——他知道自己这时很虚假。目光用力地投在景致上，装成一个真正的旅游者。

    因为那个研究生苏珊娜？他坚持多年的打坐做气功治好的失眠症复发，昨晚还加量吃了安眠药，总算勉勉强强睡了几小时。不仅如此，还让他这个出了名的工作狂牺牲一个周末，特地挑了一条淡雅的领带系上，刮了脸，穿着较平日讲究的衣服，心情颇不平稳地踯躅街头。他俯下身，拾起地上一颗鹅卵石，握在手里，石子一点花纹也没有，每一面都磨得光滑，像个鸽子蛋，他扔在了地上。何必紧张，不就是去赴一个早就在计划的约会吗？劫后之诗：阿尔丹与《桃花扇》提纲的标题吓了他一跳。苏珊娜坚持研究论文写阿尔丹，他一直没有同意，但同意仔细读一下大纲。

    对一个姑娘来说，苏珊娜长得太高了点，一头栗发，用木夹在脑后一绾，露出脖颈，眼睛低垂时看上去有些腼腆。她不像巴黎女郎，平时有意戴副眼镜，不用隐形，举止言语像个女教师。问题不在这上面，也不在于她的研究方向。问题在于她的过分自信。这个学生对法国文学了如指掌，参加过三个月的中国什么夏季速成班，《桃花扇》可能读的是法译本。

    不过这也不是他不高兴的理由，或许是她对阿尔丹的态度——她说起阿尔丹的神态，她对阿尔丹点金术的迷信。

    “语言画出的仅是一个平面，我们灵魂上的伤痕是永恒的，表面愈平往内钻得更深。”苏珊娜拿起膝盖上一本黑皮封套的书，上面印有扭曲的舌状花，递过来，“阿尔丹经历的并非自己国家的灾难，而是你的国家的灾难。如果你读过，应该重新读；如果没读过，那么更值得读。”她的意思是，到那时，再议我的论文题目不迟。合上书，他把提纲装入公文皮包里，决定回家。他知道这个和勒内?夏尔齐名的让?雅克?阿尔丹，今年雨果文学奖得主，却发表了个声明拒绝出席颁奖会。说实话，并不是他有意略过阿尔丹轰动一时的三部介于散文、诗和小说间的奇怪的书，其中的中国恐怕是想象的创造，一如庞德笔下的神州古国。洋人写中国的事，无论小说、诗歌或纪实哪一种形式，都极为无知，多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这点他最厌恶。中西文学影响虽是他的课题，他早就觉得这题目只能做泛泛的猎奇，深究不得。尤其当代作家，尚未在历史放大镜下圣者化，更犯不着提前上当。

    常在一些国际会议上碰到大陆来的同行，这些人认为他在国外教比较文学是卖野人头，对他的婚姻状况远比对他的学术研究感兴趣，话题总往这方面引。他不置可否的态度使各种传言在地球那半边更加绘声绘色，一种说法，他是丧失性能力的家伙；另一种说法，他是一两个女人难以满足的诸如此类的人物。巴黎啊，世界花都，灯光一旋转，哪有不可能的事的？他并不是故意造成神秘感。隐秘越多在中国人中间道德上越可疑。出国前出国后，种种搏击历程，已在心里成灰，他不愿回顾，过去必须一丝不漏的封死，这是他的准则。本是单身汉的坯子，随其自然，余生不多矣，不想费时间精力去找一个妻子，组建一个家庭。下此决心后，他挣脱了烦恼，精力充沛，可谓风调雨顺，索尔邦大学终身教职聘书得到后，生活渐渐稳定，心情也逐日舒畅。可是，苏珊娜，他感到与她的谈话是如此不快，直往他身上一处不能触动的地方钻，牵出一种怪异的气味，让他没有躲闪的余地。约会地点选在旧凯旋门和卢浮宫间的马路旁的一家咖啡馆，有个好听的名字：绿珍珠。从未去过，名字似乎听说过。他脚步平缓，拿不准朝旧凯旋门方向近一点，还是朝卢浮宫方向近一点。看了看自己的位置，好像朝哪一边距离都差不多。他的手插入裤袋，绕过喷泉，耳朵里全是机器轰响的声音。碧蓝的天上，英法两国联合设计的协和飞机，一个有着颀长脖颈的大雁，二十世纪技术唯一有美感的制造物，正飞过巴黎，轻盈，像个飞车走壁者直穿而过。他发现，尽是游客的街上人们都抬头往天空望：一道长长的痕线从云间垂落。

    他们的脸一式钢铁铸的，一滴泪也挂不住。他们的服饰一式绿，闪着灼人的光焰。他们懂得怎样让我饥渴，让我满心懊丧。他们像影子，又像蚊虫尾随，靠我的苦楚舞蹈。他们多强悍！让我的一只手偷走我的另一只手；让我的一只脚偷走我的另一只脚，再也到不了她的面前。

    零散的句子，相互穿插，不规整地在这一刻，从他的脑子里鱼贯而出。飘荡着花香的风中，他长长地吐了口气。汽车、人声的喧闹变得很柔和，轻轻地被隔开了去，他已看得见卢浮宫，还有更近一些的老凯旋门。绿珍珠咖啡馆有二百年历史，苏珊娜电话里说。他说这样好，离谁都不算远。

    那天他决定晚上时间重读阿尔丹的《食莲者》，心想，或许自己已经获得了解释的钥匙，以前他草草翻过，只觉得阴冷而美丽，似可解不可解。可仔细一读，便被那郁涩的舌状花卷裹了，几乎一夜未睡。

    她在莽莽苍苍的黑暗中摇曳。雨雪霏霏，冰雹试比刀枪齐奏的嘹亮。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三山外的青天，白鹭洲畔，一个梦套另一个梦，是石头都流成水，是水都流成石头。可是我的喉咙，嘶哑的喉咙，能够对你们，对那个陌生的东方，说出的唯一名字，仍然只有温柔纤秀而古典的她。

    第二天一早他到学校。在教师餐厅吃完中饭，路过学生酒吧门口，从里面拥出一群嘻里哈拉的学生，带着股浓浓的啤酒味和烟味。他推了推眼镜，不错，倚墙和一个男孩边说边走的高个女孩，就是他找了一个上午的苏珊娜。他和苏珊娜来到楼外的草坪。气温陡然升高，草坪和石阶上的人纷纷脱去大衣、外套，在太阳下看书聊天。还是他一语搅碎了宁静的气氛：“阿尔丹在中国哪所大学教法语，你知道吗？”

    “南京大学。”苏珊娜说。

    “哪一年？”

    “一九六四年。那是戴高乐与北京建交不久，中国外交决策者想靠法语突破——你们称为‘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几所大学在巴黎学中文的研究生中请法语教师。阿尔丹那一年正在写《桃花扇》的论文，二十六岁。之后，他永远也没写完论文得到学位。他永远没有成为汉学家。”

    “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国姑娘是真有其人，倾城倾国，”他轻淡的口吻像自言自语，但又不像，“他和她真的相爱？”

    “我想是真的。”苏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把眼镜托上鼻梁。“至少阿尔丹认为他是真爱！”她说，“那姑娘究竟是不是爱他，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我看阿尔丹自己也说不清。”

    他也发现阿尔丹的作品，每次说的故事不一样，一会儿是秦淮名妓之后，一会儿是革命之家异端女儿。

    我问过他，他说这是扇上的血点，由艺术处理。总之，那姑娘是他的学生。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他认为她被关押起来，必须救她出来。于是他停止上课，在北京、巴黎、南京三地到处奔走，通过驻华使馆，上诉法国外交部。回国后，四处发表文章呼吁帮助，这在“文革”前中法关系中算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鸟叫，单调而无顾忌。树枝被啪嗒折断，衔在尖扁的嘴里，扑闪双翅，在屋檐的瓦片空隙处搭巢。草坪一侧小路，是一些徘徊的脚步，自在轻松。一丛芦苇繁茂，紧依着一顶硕大的栗树，那里人少，光线亮得颤颤悠悠。

    “文化革命”一来，阿尔丹成了巴黎造反学生的领袖之一，法国红卫兵的头儿！他想她在中国也肯定在造资产阶级的反，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就能团圆。阿尔丹至今被法国知识界称为“毛派”。当两边的“文革”都变成笑料和窘困的题目时，他不再激情政治鼓动，也不那么拼命寻找。三十年过去了，他至今不知道那女学生的生死，十年前他问过北京驻法使馆，他们很客气，帮他找过，说毕业后几次调动工作去向不明。他自己又到大陆，找到南京大学法语系，那里的教师也说那个女学生，似乎在“文革”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很偏远的县城，后来就不知下落。

    “你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的声音僵硬起来。

    “我研究阿尔丹。”苏珊娜还没等问完就回答，早就等着这问题似的。

    “那你清楚他书中那个叫Ｌ的姑娘的真实姓名吗？”他调侃地说，“总不至于是李香君？”

    “不是古代那一个，是现代这一个。”苏珊娜倒懂得幽默。“她好像叫柳，”她发音不太准确的中文顿了一下，“柳小柳？对，就是这名字。”

    他没有再说话，一切都是现成的，他早就应该知道。根本就不该问，现在问了，就没法留在“不知”中退避三舍。叫阿尔丹的有很多，可他好像对这个阿尔丹负上什么责任似的——欠了这世界。人人都觉得这世界欠了自己，例如，阿尔丹整个三部曲低回如诉，怆恻而艰深，一句话就可概括：你们欠我！越朝香榭丽舍大道西走，咖啡馆、酒吧越多，许多桌椅还伸延到宽阔的街旁。咖啡馆和酒吧无大区别，都可喝饮料、酒，区别在于酒吧酒类稍多一些。远处星形广场车流如注，蓝、白、红三色旗帜迎风飘舞。绿珍珠，绿是指珍珠永远鲜艳夺目，还是时光久远，吸聚了一层淡淡的人世起落？他喜欢这个咖啡馆的名字，未把约会地点调换到幽深僻静真正法国味的小巷里，比如拉丁区的那些咖啡馆。他当即同意了，或许就奔这名字。

    这时他止步了，马路对面，绿珍珠醒目的法文跳入眼底。掉转视线，不仅旧凯旋门伸手可触，新凯旋门居然也落入视野，它们相互镶嵌。如果站在马路中央适当的角度注视，两者几乎是重合的。他的心一下静多了，不再像一路上的忐忑不安，颠簸起伏。

    他这一天第二次伸出手腕，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走得并不快，仍还是早到了。太阳光偏斜，房屋、雕塑、树、云多起来，一团团散开，一层层叠起。

    电话那头，又是苏珊娜：“我想知道你对我的课题的看法改变没有？”

    “再给我点时间考虑，最迟下周一，也许明天告诉你。”他回答。

    “你在往后推，怎么跟我们法国人学这坏习惯？”

    他说，你们法国人怎么现在才有自知之明？三言两语后，话题便转到阿尔丹。

    “他不太好。”这次苏珊娜点到为止，她已嗅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她说谈阿尔丹可以，但他得同意并指导她写那论文。

    这丫头像耗子精！他想笑，但笑不出。办公桌上摆着他从图书馆借来的阿尔丹其他两部重要著作：《扇舞》、《桃花之咒》——七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尽管电焊密封的过去，已不受他控制，锈蚀洞开，但他最后一道防线是坚固的，不是这么容易被冲破的。面对这些比杜拉的《情人》、《北方的中国情人》更具有索引价值的作品，他发现自己的意志顽强，不亚于以往，那些夹有暗器、尖刀的雨雪天。

    可能是他半晌未说话，可能是别的什么情绪控制了苏珊娜，她自己说起阿尔丹，大概她也太想找人诉说了。洋人要忏悔，要看心理医生，肚里藏不住话。陷入痛苦中的苏珊娜，不再掩饰感情。

    “阿尔丹事实上很可怜，孤零零一人。骗人骗己的奖、假情假意的爱，并不是他要的。”苏珊娜叹气，说别的女人他根本看不上，拒绝了多少好女子的爱！他想那姑娘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烟头灼伤手指，刮刀割破脸颊，血染红了泡沫都没感觉。我猜测，他之所以能持续写作和活下去，恐怕是希望找到她，哪怕知道她一丁点确切的消息。我真担心他一个人的时候。

    前面对着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旧院和贡院隔江相对。那并不宽的江，水流平缓。尽是辛夷树，哪及一株桃李花？

    看清你的拂晓，属于风轮草、樱草吹拂的家园，知足，渴求早生晚死。弯细的眉，高髻峨然，笛子携扶二胡，拨回时针，令我忘了伤悲。

    他从来没有这么带劲地攥紧电话。将转椅移向墙，背对办公桌和窗，试图将神经拧松一点。没用！仿佛调转视觉，仅为更清楚地看到他的防线在挣扎，在摇摇欲坠，再轻轻一触，就崩溃了。

    “我能见阿尔丹吗？”他被自己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

    “你？”苏珊娜似乎没想到，“让我来想想办法。你知道他那样的人，造反失败后，性格乖僻到记者、出版商、经纪人都不理睬，有时连我在内。我会找到他精神状态好点的时候跟他谈。不过，你想见他，只是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他向来不见仰慕者、研究者。”

    他感到苏珊娜不是在奚落他，而是在撕他多年来层层加厚的茧。缝裂开了，语言一下子“腾”地冒出来：“好吧，你告诉他，说我曾在南京大学读法语，我上过他的课。”沉吟了好一阵，他才稳住，尽量转用另一种口气，“这也是我不愿同意你的论文题目的原因之一，那题目不适合你，你对我的国家实在太不了解了。”全是竹椅，椅背和四条腿用同色的麻绳加固绑紧。桌子铺着粉红色的桌布。每张桌上一个玻璃瓶，插了一枝新鲜的白玫瑰。唱机低低转悠着一首古老的民歌，不时有人跟上机器哼唱。色泽不一致的酒瓶、弓箭、火药长枪装饰四壁，还有一些好看的小旗。椭圆形镜框里是二战时法国西岸诺曼底的城市被飞机炸成废墟的照片，这点和其他咖啡馆不一样，那些店总爱挂几幅莫奈或雷诺阿的复制品。

    酒柜在最里处，暗暗的灯光。他要了一杯咖啡。柜台上端向下倾斜的屋梁，不知谁的刀雕刻的一排歪歪扭扭的线条，仔细辨认是一行字：时光消逝了我没有移动。这是阿波里奈尔诗里的句子，也许是阿波里奈尔刻的？也许《米拉波桥》就是在这里写下的第一行？也许这首诗，是绿珍珠这名字给他的启发？他端着杯子的手颤了颤，咖啡并未溅出。

    他在临街的落地玻璃窗角落坐下来。这位置能看见进门来的人，还能透过玻璃，不被人察觉地纵观露天桌椅。店外店内顾客加起来约二十人，大多是旅游者。他不也一样？客居异乡，一个无根的孤魂。常客大都在吧台上，他们喜欢和酒保、侍者或熟面孔攀谈。一个穿红衣的西班牙女人，独自坐在一隅，啜酒，抽烟。她抽烟的姿势很美，一头黑发浓密地披泻肩上。

    里外扫视一遍后，他可以肯定阿尔丹还没到。没有一位顾客是抽烟斗的法国男人。苏珊娜在电话里说的这个标志很明显，现在有这耐心抽烟斗的人真是太少了。法国人约会很少准时，尽管阿尔丹一听他的名字，便要求在尽快的时间内见面。他对这种急切相当理解：和他不同，他是拒绝过去；阿尔丹呢，则一直生活在三十年前的记忆里。

    桌上这杯咖啡喝到尾声，墙上的钟已过了约会时间五分钟。他第二遍扫视店内店外顾客，发现露天桌椅旁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放在桌布上，慢慢打开扁平的银盒，将里面的烟丝放入烟斗里，一边眼睛左顾右盼，一边把烟斗含在嘴里，用一根手指压紧，动作挺别扭。他看清，那位先生，左手从藏青色西装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手指抖动，想点火，划了三次才点上。难怪他喜欢用右手。

    即使是三十年过去了，阿尔丹今年应当五十六岁，怎会如此？头发稀疏、灰白，脸上皱纹虽不是连褶带叠，但下颚突出，瘦削，下巴有一道新伤，与脖颈的旧伤疤形成呼应。那双眼睛，和自己的一样布满血丝，是曾见过的，和书上的照片吻合的——那可以掩盖一切璧瑕的黑白照片，只留闪光灯下最智慧光辉的一面。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料到阿尔丹会是这么副模样，忽略了他的存在，他一直坐在那个与自己呈四十五度角不远不近的位置。这个人早就到了，但他绝没有想到此人是阿尔丹微弱的可能性，根本没多看一眼。

    他招呼侍者，要了一个大杯黑啤酒。他平日滴酒不沾，此刻，要啤酒是为了让自己镇定。

    渐渐地，人多起来。来了一大群日本游客，几乎坐满了露天桌椅剩下的空位。他想，这也好。阿尔丹没法在咖啡馆一下子找到他，东方人的脸差不多，尤其三十年后。喧笑声压倒唱机上的音乐。阿尔丹打了一次电话，然后回到座位。要了一份白兰地，从盒里抓出烟丝，放入倒空的烟斗里，用右手划燃火柴，点上，抽起来。阿尔丹显得很安静，似乎知道约见者确实已出门，肯定在路上，遇到特殊情况，正值交通高峰时间。那个西班牙女人移到酒柜前，脸上一团冰在融化。他收回目光，用手抚了抚额前的头发，握住酒杯。他感到自己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直走到阿尔丹双人桌的对面，那个位子是为他空着的。很好，彼此不用介绍，也未握手，更不需要客套地问候，而是像经常见面的朋友一样。

    他把酒杯握得紧紧的，他很想问阿尔丹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自虐自残？这时，他听见阿尔丹在说：“我知道你喜欢柳小柳！但我不是有意的。你明白她让人不得不喜欢，不得不爱！”

    还是当年年轻英俊的法语教师，一点也没变，变的是外壳。他和阿尔丹两人太像，又太不相像。来见阿尔丹是为了柳小柳，为了找一个可以谈论柳小柳的人，还是真心想帮帮当年的对手？种种因素，可能都占一些。当年知道底细的人，尘灰一样失散，渗水一样出国，五洲四洋，连一丝波纹、一个影子也不剩。老的老死，病的病死，苦的苦死，更多的是麻木不仁，福祸都一样。哪怕是中文通，一个外国人要想弄清怎么一回事，不过是性急地做了一个白日梦。那么混乱的年代，发生过太多说来惊人的事，有几件水落石出，追问得出个因由？

    太阳沉入西边，树丛和凯旋门镀上神秘的红色，阿尔丹脸转暗，些许逆光擦过他的面颊、鬓角的白发、肩，眼睛更为闪亮。他一动不动注视着，第二杯啤酒顺畅地滑下喉咙，沉郁地飙出一种引导他往下说的力量。

    阿尔丹讲《米拉波桥》。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法语音质有多美。塞纳河在米拉波桥下扬波……爱情消逝了，像一江流逝的春水，爱情消逝了，生命多么迂回，希望又是多么雄伟。他终于笑了，咱俩坐的这家咖啡馆也有这首诗。难道不是天意？柳小柳是在这一天和所有女生一样，嘴里不停地谈论着你的朗诵、你的博学、你文雅的仪表。你请她晚上去你宿舍喝真正的法国咖啡。她说不知该不该。她应该明白。但她还是去了。

    “是从那一刻开始，”阿尔丹声音浓重，却毫无嘶哑，“我和她便落入学校的监视盯梢之中？”

    他点了点头。第二天，柳小柳便被叫到校外事办公室。要她交代。交代什么呀？她给吓傻了。包括你上课下课递给她的纸条，送给她的书都被勒令交出。从那天之后，她很少在课堂上出现。不久东西搬出宿舍，谁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她可从未告诉过我。只有一次，我给她我用毛笔从《采薇》里抄下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她转身离去时眼里含着泪。可一个月后，上课时，那个早晨，我突然发现她的座位空了，以为她生病了，但一周过去，那座位仍空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阿尔丹的叙说方式几乎和书里一样阴冷，语言略转平常，撞击力毫不减色，直逼所叙说的内核。他的身子微微动了动，晚霞的余晖已在他身后转换成一片混沌的天青色。“那段时间，我在火车上过日子，从北京怒喊到南京，从南京绞尽脑汁到北京。”

    他胸口像有重物挤压，缓不过气来，且渴得厉害。他猛喝一口啤酒。不久学校里便传开了，柳小柳生活上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叛国！看着你像个受伤的猛兽四处碰壁，我承认自己内心潜游着快意，哪怕她不仅不敢再理你，连我这个平日里她最信赖的人也不理。可笑的是，我的快意只一瞬就结束了，我也看不到她。打听了整整半年，才知她先是被关起来，然后才被送到四川大学法文系，去写检查。你想象力再丰富，也不会找到成都去。

    有几次，我在校园里看见你，两眼炯炯却无神，东瞧西顾，掉魂似的。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我没有上前跟你打招呼。你身后有几个“跟班”，谁和你说了话，都得去党委报告。走过种满万年青的花坛，听见你在叫我的名字，只能当一阵风吹过。况且，我也无话对你可说，甚至，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不愿你嗅到一星她的蛛丝马迹。

    “后来呢，”阿尔丹紧追不舍，“我被赶出中国后？”他去了一次卫生间，为了放松那些啤酒的压力。抽水马桶在哗哗地响，他洗手时不愿往镜子里瞧。不看还行，若看到那形象一定让自己感到难堪。这个已被夜色笼罩的时候，他仅仅是甩了甩头，想把披挂在头上的靠不住的灯光甩掉。

    当时，教书的一群法国青年男女，无数的风流韵事，喝酒打架，把那个“文革”前的古板校园弄得浪漫无比，很明智地只是在法国人之间。只有这个阿尔丹像一副书生样子，文质彬彬，矜持自重。用功的学生都喜欢他，保卫部门却觉得这样的人更危险，对他的行踪监视最严，也许是他常到中文系听明清文学课引起麻烦。

    “后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接着阿尔丹刚才的话，“后来便不上课了，造反了！各自拉起一帮人闹革命，用红宝书，也有刀枪。”

    “最后是军队押着‘复课’，也就是坐在教室里读毛著。大学生得压一压才懂乖巧。你是六八届毕业的，你一定见过她，对不对？”

    “复课？”他眼里闪过柳小柳。就是那时，趁一片乱糟糟，她从成都回到南京家中，到学校来，见没人注意她，便索性住回了原来的宿舍，家中已不能住了。

    他在路上见到她时，吓了一跳。几年不见，二人都变了许多。她清瘦，眉目凄冷，添了几分沧桑，但比以前更美。而他正因造反太积极，现在面临被军队支持的对方组织清算的危险。她转头离去，没有理他。难道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没有出卖过阿尔丹，我没有告过密。她怎么能对我这样？

    她心里只有那个法国佬！他忿忿地想。咖啡馆里人更多了，唱机上响着一支舞曲。趁着酒劲，认识和不认识的顾客在酒柜前跳舞。烟雾中夹有女人快乐的尖笑、男人应和的吼叫。气氛热烈。

    对面的阿尔丹又开始拿起烟斗，装烟丝，点火。

    侍者送来一杯啤酒。他从皮夹子里掏钱，他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这已是第几杯了。

    阿尔丹抽得不多，只是在不断用大拇指压烟斗里的烟丝。

    酒黏旋在舌头上，涩涩的，喉咙干燥，酒流下去便极舒服，因而他吐出的法文慢一点，却还是条理不乱、有次有序的。

    秦淮灯船酒旗，何处笙箫。飘飘白鸟，绿水滔滔。玄武湖，大行宫，北园草坪，图书馆。无非枯井颓巢，砖苔砌草。他每说一字一词，卷裹的旧日便铺展开一段，阿尔丹托着烟斗的手和整张脸就扭动一下。

    那是九月一个燠热的下午，天闷得随时要下雷阵雨似的。他在楼道盥洗室用自来水龙头冲了冲凉水，回到房间，把湿毛巾搭在靠窗和墙间的铁丝上。看见柳小柳从东楼方向出来，走在宿舍楼相围的空坝上，戴了顶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帽，露出两条黑黑的辫子，白衬衣，白裙，塑料凉鞋，肩上挎着一个军布书包，装得胀鼓鼓的。那天周一，她肯定是刚从城西家里回来。

    宿舍里其他几个同学都回来了，他们刚去女生宿舍贴了一张大字报，可以压压对方组织的嚣张气焰，也可以缓一下批斗压力。贴柳小柳大字报的事，不是他想出来的。如果他反对，他们或许不会贴，这班人平常都听他的。他就是没有说话，似乎大字报批的对象他完全不认识。“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影响最坏的女特务，怎么能允许她溜过？”他的注意力在柳小柳窄肩细腰文静好看的走路动作上。男生宿舍楼呈凹形相对女生宿舍楼。所有的大门向南开，靠南一边为单号，靠北一边为双号。女生都集中在一幢楼里，门朝围墙和树林。他任凭房间里的嘈杂，自个儿站在窗前，直到柳小柳消失在大楼拐角处。

    跳楼了！有人跳楼了！他心里骤然一惊，身体本能地和所有听见喊声的人一样往外冲。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校内每三天就有人自杀，每次都是万人空楼地观看。他已经拒绝去看死人的演出，但这次不同，一种预感——觉得恐怕与自己有关？他沾了一楼的光，反应又快，第一个跑出楼，跑到前面。因为跑得太快，太阳光刺得他眼花缭乱，他似乎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

    站稳了，一瞧，地上果真是她：白衣白裙一点灰也没有，只是裙子不太雅观地飞起，露出修长的腿，和身上其他部位的皮肤一样，像一种很细的丝织品。一条辫子压在身下，一条辫子在努力远离身体。全身完好，四肢和脸无一损伤，眼睛睁开，黝黑发亮，盯着一个方向，他的方向。她像好玩似的躺在那儿，又像在对他说着什么。突然，血如一根细线，从她左边的嘴角流出。

    他蹲下，机械地把翻卷的白裙拉好，盖住她的膝盖。蹲下，就意味着站不起来，他的脑袋好像炸碎了，空空的，不复存在。

    他们说，那张“剥开跟法国资产阶级上床的女鬼画皮”的大字报贴在女生宿舍楼门口，限令柳小柳在二十四小时内交代卖国投敌罪行。女学生们热锅蚂蚁一样多，挤着看。见柳小柳走来，闪出一条道。她仔细地看了一遍糨糊未干的大字报，就噔噔噔上了楼。与她同室平日相处得还可以的同学，跟在她的身后。一前一后走进五二室，还未来得及说句话，便见她一声不吭地摘掉头上的草帽，把胀鼓鼓的军布书包往自己床铺一扔，就从五二室敞开的窗户跃了出去，双臂张开，飞坠在宿舍楼间的空地上。

    柳小柳被送到鼓楼医院，医生说这还能救吗——心脏位移？

    他本以为柳小柳美丽的容貌下，是一颗软弱柔顺甚至苟活的心，随风吹到哪儿就哪儿，但没想到她像瓷瓶，坚硬，却易碎。她对这个世界绝望之极，早就打定主意，只等一个信号。那时我们都才二十一岁！他躺倒在宿舍床上，蚊帐把他与外界隔绝开来，他的眼泪流了下来。那一瞬间，他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并将为此终身覆满阴霾。但一切都太晚了。

    他被押到军垦农场。他写了无数认罪坦白书，他的“反军罪”千条万条，却没有一条涉及柳小柳。在这件事上，谁也没说他有罪，越这样，他越不这么看。之后，发配到煤矿挖了近十年煤，至“文革”结束研究生制度恢复，到八十年代初允许自找奖学金留学。

    他说自己现在回忆这一切，是为了使阿尔丹忘记。生活就得学会遗忘，清除一些东西，一些让人窘困仓皇的东西。对面马路闪烁着形状不一的光环，在黑夜里游来游去。那是一种可折可弯的夜光玩具，游客喜欢戴在头顶、套在手腕、脖颈或腰上。他和阿尔丹都看见了。

    “对噩梦，得采取轻盈的姿势，抖落羽毛上的血泪，飞过去！”

    “三十年，可不是一瞬，如此漫长，能飞过吗？”阿尔丹问。

    他点了点头，说：“能办到，试试，再试试。”

    “你们中国人能那么飞翔，恐怕我们法国人不行。”阿尔丹这句不无嘲讽的话，像带钩的钉子扎扭在肉里，痛得他说不出话来。要做中国人就必须坚强，伤痕两年就让中国人烦了。他求救似的端起酒杯，却发现杯子早空了，他对面的座位，如只剩下泡沫痕迹的酒杯一样，根本就没有阿尔丹。他仍坐在店内原来的位置上。

    他凑近玻璃窗，看见阿尔丹坐在露天桌前，像尊雕塑一动不动。

    是的，即使自己走向阿尔丹，自己也不可能讲出柳小柳的结局。内疚、愧恨和应担当的责任阻碍了他，如果自己真是想帮阿尔丹一把，那还有比什么都不说更适合的呢？柳小柳要么香消玉殒，要么成了一个半老太婆，在什么地方混日子似的活着。阿尔丹把谜底认做希望，握在手中，而不肯开启，无疑这希望是他活下去的借口。

    他穿过欢声笑语跳舞的人群，走到门口，突然想到，不对，阿尔丹从露天桌进咖啡店内来打过一次电话，出店时，朝自己方向看了一眼，分明应当看见了当时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他虽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学生，阿尔丹一定认出了自己，而且和自己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不用了解——或许已从他眼里知道了？或许不愿知道？他们没说一句话，也一样达到了会面的目的。阿尔丹不在那儿了。他站在阿尔丹待过的桌前，满满一缸烟灰，一个高脚玻璃杯，几滴残酒，紧挨着在黑暗中白得惊人的玫瑰。

    小心绕开桌子旁那些放置不整齐的竹椅，他朝卢浮宫方向走，走了几步，停住，转过身，阿尔丹正慢慢走在马路边，面朝透明的旧凯旋门，他的腿又瘸又拐，背弯到驼的程度，衰老、沉重，大衣灌满了风，那么随意地晃荡着。

    他想叫住阿尔丹，张开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他的脑子全是阿尔丹《桃花之咒》里的句子：那是饱满的种子，撒在红色的阴影里。看它与我们的心谁肯易嫁，看它与我们的眼睛谁含着迟钝的汁液，看它与我们谁有被画丑的面孔。朝避霜雷，夕避虫兽。当我们被摒弃时，唯有它是因为我们而生长，毫不动摇地盛开，一个月份一个月份地挨到被摘取的这一天。

    忍住身体挣扎，他掉转过头。被黑暗主宰的酒吧咖啡馆一个比一个神秘浪漫，铮铮地发出诱人的光亮。他与自己的影子周旋，从香榭丽舍大道折向南走。塞纳河两岸，镀金圆顶、披绿锈铜塑像、树、房屋若隐若现。街角和桥栏伫立着游动着的情侣游客，单个的多半是不正常的人。街头乐队电吉他弹奏的流行歌曲从河对岸飘移过来，曲调很适合这个夜晚。

    风变得凉气袭人。他拉拉西装，让衣领竖起来。顺着沿河步道走，像踩在那挥也挥不去的流行歌曲上。一艘大游艇穿过桥，为娱乐游客，巨灯扫向岸上，正好照亮他，他成为游艇上愚蠢的观光者注视的物体。他想用手遮挡眼睛，只觉脚下一滑，便感到自己跌下一个空间，那儿冰凉刺骨。积蓄在他身体内的酒精全从胃里冲出来了，头轰的一下灼热。像是水，像是汗，浓稠却又清淡，缠绕着他，他吸了口气。《食莲者》的题词，是这样的么？我们在相互认识的苦痛中紧紧拥抱，使我们能挺住，不被悲伤击倒。他挥动手臂游着，他和阿尔丹总会见面的吧？那样的见面不会像这个晚上？还有，他将抱歉地告诉苏珊娜，他无法指导她的论文，这个题目是根本不能做学问的。《桃花扇》那许多现代改编者处理结尾，自以为得计。李香君该骂侯方域少气节？侯方域该责李香君无情理？不，不，孔尚任是对的：两人理该分别出家，永不会面，男有男境，女有女界。大劫大难之后，国在哪里？家在哪里？

    他游得比自己想象的从容。

    萦绕在耳畔的流行歌曲终于飘远了，他感到自己的双臂不再是在划动，而是飞起来，慢慢地融入了温暖的高度，恍惚之中，他看到了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