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回想起来，我是幸运的，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尾巴上，这是个饶有意味的尾梢。注定要交接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开端。说起来，这代人的电影经验是最为动荡的，时时地推陈出新。脑海里的影像，也仿佛嘉年华，重叠时间，共举盛事。

中国民间有个古老的风俗，叫作抓周，以婴孩的一时冲动私订了终生。贾宝玉当年抓了脂粉钗环，活该是贻误了一辈子。这自然是大大的武断。我母亲是个顶文明的人，在老家里有苗头为我做前途测试的时候，及时地对封建迷信予以了抵制。不过在我长到半岁的时候，在床上爬来爬去，自己将这个测试完成了。在长辈们看来，我所做的事情，带有悬疑的性质。我也不清楚我出于什么企图，要将一张黑白画片涂了个别致的满脸花，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舅舅试图说服大家我会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外婆否定了他的肤浅见解，因为自来水笔的笔走龙蛇，路径奇诡，她联想起了在大学里做艺术教授的祖父，断定我会继承衣钵，走上书写丹青的老路。如今，家人一致认为这场测试十分靠谱。那张画片因被外公妥善保管，至今健在。去年时拿给我看了，我自己却看出了新的端倪，被我涂了满脸花的，是武生泰斗谭鑫培，人称“小叫天”。那张面目模糊的图片，正是戏曲电影《定军山》的剧照。《定军山》诞生于1905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拍摄，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这个重大细节，当年被所有的长辈忽略。我心中不禁产生澎湃的联想，如此一来，我的个人史曾经与中国电影史产生过奇异的接轨。回首前事，很多关于影像的经历开始清晰，在目如昨。

童年：木兰·电影院

木兰阿姨是父亲的学生。

爸爸在那个边远的文化馆的短暂工作，是一个意外。人一生中有许多的意外。这些意外，有时是一种造就，有时候却也就将人磨蚀了。然而，时间是微妙的。当人们将这种意外过成了日常的时候，造就与磨蚀就都变得平淡与稀释，不足挂齿。

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于很多人的意外都已变得风停水静。我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后，终于无法子继父业。选择了他并不爱但是令人安定的理科专业。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意外，他竟然找到了一种可接近理想的东西。他又可以与纸与画笔打交道，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甚至堂而皇之。对于一个九岁可以临摹西斯廷圣母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来得有点晚，又有点牵强，但是已足以珍惜。所以，他如此投入地将他经手的宣传画、伟人头像以精雕细琢的方式生产出来，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审慎与严苛。父亲保存着当时的很多素描，是些草稿。草稿丰富的程度，解释了他工作成绩的低产，也拼接出了我对于文化馆这个地方的回忆与想象。在很多年后，我看了一部叫作《孔雀》的电影。那里的文化馆是个令人意志消沉、压抑与阴暗的所在，与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我的文化馆是颜色明朗而温暖的。

父亲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代表馆里参加了画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张叫作《听》的油画已不存在，但是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油画的背景是一片葱绿的瓜田。有一个满面皱褶的老农叼着旱烟袋，含笑看着一个穿白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身边摩托车后架上夹着写生画板，暗示了她的身份。女孩的手里捧着一个饱满的西瓜，贴着自己的耳朵，做着敲击的动作。神情专注，几乎陶醉。现在看来，这张画有着浓重的“主旋律”意味。却为我年轻的父亲赢得了声名。木兰阿姨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手里正举着这张照片。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父亲，说，我要跟你学画。木兰阿姨拜师的举动，在现在看来有点唐突。父亲有些无措地看着我目光警醒的母亲。这时候，陌生的年轻女孩将三张电影票塞到我母亲的手中，说，好看得很。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收买。但由此而引发的好感，却是实在的。那部叫作《城南旧事》的片子，对我是最初的关于电影的启蒙。

当我跟着父母走进这间外表略显破落的影院，电影刚刚开始不久。在色泽温暖的银幕上，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大而纯净的眼睛，并且深深地记住。同样纯净却丰厚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昏黄萧瑟的秋。骆驼、玩伴、学堂，构成了最简洁而丰厚的旧城。这双眼睛忧愁下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年轻人。耳边响起柔软哀婉的童声旋律，这童音逐渐远去，为阔大的弦乐所替代。银幕下的孩童却被这异于现实的影像与声音打动，几乎热泪盈眶。多年后，再次听这首叫作《送别》的歌曲，才恍然孩提时对于其中内容的无知，更不知道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大约打动我的，只是这歌声的内里，叫作人之常情。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便是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第一部电影，虽然这印象其实已有些模糊。

散场的时候，我们走到影院门口，看到叫木兰的年轻女子，急切地走过来。她这时候穿着石蓝色的工作服，白套袖已有些发污。上面溅着星星点点的墨彩。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了两把刷子，倒是十分干练。声音却发着怯，问：好看吗？妈妈说，很好看，谢谢你。爸爸的眼神有些游离，落到了她身后的电影海报上。爸爸问：“是你画的？”一问之下，木兰阿姨好像很不安，手指头绞在了一起，轻轻应，是的。爸爸又看了一会儿，说，蛮好。比例上要多下点功夫。

木兰阿姨抬起头，眼睛亮一亮。然而，依我一个几岁的孩童看来，这画和“蛮好”也还是有些距离。画上色彩是浓烈而乡气的。构图的即兴，也令画面芜杂。人物的神情似乎也变了形。那瞳仁中的纯真不见了，变成了一双成年人的世故的眼，透射着近乎诡异的懒散。

爸爸微笑了说，周末来我们家吧，我借一些书给你看。

当我们已走出很远的时候，我回过头，看见木兰还站在海报下面，眼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地区电影院的美工容木兰，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喜欢上了木兰。大家似乎都有些忘记当初她拜师的唐突举动。木兰阿姨其实是个天性随和谦恭的人，并且，很寡言。她多半用微笑来表示欣喜，用点头表示肯定。以后，我们发现，她将学习这件事情看得十分郑重。即使在影院加过班，无论多么疲惫，也要换了干净的衣服，才肯出现在我们家。她会带了自己的习作来，将拿不准的地方用红笔勾出。依然不怎么说话，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列在一张纸上，请父亲解答。在我们家，她不怎么动笔。但有时候，却仅仅为了细节，比方一只手弯曲的弧度，反复地琢磨。老实说，父亲并不是个天生的老师，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见解之中。所以对木兰的辅导也不算是很系统，每每点到即止。而木兰阿姨却是悟性非常高的学生。这是后来从影院海报质量上的突飞猛进看出来的。

当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聊得也就深了些。木兰说，她其实是影院里的临时工。她说，影院的领导一直不太满意她，认为她画得“不像”，她不太服气。后来，父亲终于弄明白，这其实是审美方面的分歧，就安慰她，说了很多关于“写实”与“写意”方面的道理。木兰笑了笑，说其实她不在乎，总有一天她会考上美术学院走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神里便有一种坚强的东西。

刚入冬的一天，木兰来了，仍然是笑吟吟的模样。妈妈就玩笑地问她有没有什么喜事。木兰不说话，从背后拿出一顶帽子，扣在我头上。这是一顶绒线帽，海蓝的颜色。样式却很特别，有一个漂亮的搭带，是坦克兵的那种。木兰摸了摸我的头，说，咱们毛毛也来当回 《英雄坦克手》 。那是上个月刚看过的一部老电影，讲抗美援朝的，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六十到八十年代初，这种题材永远都不会过时。当一回英雄也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我立了一个正，对木兰阿姨行了个军礼。妈妈接过来看一看，说，真不错，在哪买的，木兰说，我自己打的，照着电影画报做样子。妈妈连连赞叹。突然问，有对象了吗？木兰羞红了脸，说，没有。妈妈就说，这么巧的手，可惜了。要不真是男人的福分。妈妈看一眼正埋头读书的父亲，说，当年你老师连着三年戴我给他织的围巾，我这才嫁给了他。爸爸其实听得清楚，抬起头一句，可不是嘛，我算经受住了考验。

爸爸去上海出差，买了许多画册，多带了一份给木兰。黄昏的时候，还没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地，我被一张海报深深吸引。那幅海报是完全的黑白色调。依照当时流行的审美观，素得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有一双女人的硕大的眼，比例夸张地逼视过来。后面是些风尘仆仆的背景，内容我是全忘了。只记得爸爸说，画得好。海报底下的小个子女人还在忙碌。爸爸远远地喊，木兰。

木兰阿姨很惊喜地回头，将胳臂上的蓝套袖撸下来，头发剪短了，是个飒爽的样子。木兰说，老师。然后看到我说，你们来得正巧，在放新片子了，给你们留了票，带毛毛进去看。

阿姨，这是什么电影。我指着海报问。木兰犹豫了一下，说，这片子，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妈妈问，这部不是说几年前就禁掉了吗？木兰说，没有，现在说是好片子，巴老先生都写文章支持呢。我们影院小，没放过。这回市里重放，领导要了拷贝来，我们就借一借光。票一早都卖光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部险些被禁掉的片子，叫作 《望乡》，说的是二十世纪初一批日本妇女被政府送到南洋卖身为娼的悲惨遭遇。这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日本电影，因为里面的裸露镜头，一时在国人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多年以后，看了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并无一丝亵渎，也无关情色，只是将主人公的隐痛更深刻了一层。倒是里面扮演年轻女学者的栗原小卷，清新温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木兰阿姨在海报上画下那双伤痛的眼睛，便也是她的。

爸爸说明了来意。木兰很欣喜，恭敬地伸出手接那些画册，却又缩了回来，说，干活的手，太脏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先洗个手。她一边收拾了活计，说，老师，你们也来我宿舍坐坐吧，喝杯茶。

从影院的后门拐过去，又下了几级楼梯。光线渐渐暗了下去。木兰阿姨的宿舍，在地下室里，大白天也要开着灯。灯是日光灯，打开了整个房间便是幽幽的蓝。不过七八平的一间屋，收拾得十分整齐，没有一点将就的样子。木兰打了盆水洗了手，给爸妈沏茶。屋里只有一张方凳，她便抱歉地请妈妈坐在床边上。妈妈坐下来，看到木兰在床头贴了许多张画报，似乎是一个男人。又看不清晰，便问，是谁啊？我却认了出来，蹦到了床上，嘴里大声说：“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同时举起手，“砰”地开了一枪。木兰阿姨吃吃地笑起来，说，毛毛是天才，学得真像。妈妈便也明白了，是杜丘啊。这海报上的，都是同一个男演员，凝眉蹙目，是日本的明星高仓健。他因为一部悬疑片《追捕》，成为了国人的集体偶像。甚至个人形象也引领了人民的时尚。他的板寸头、立领风衣，甚至他的不苟言笑，都成了男人模仿的对象。甚至我年轻的父亲都未能免俗，不过，我个头一米八的爸爸，穿着米色的长风衣，也的确是极其拉风的。 《追捕》在当下看来，也仍然是极难逾越的译制片高峰，且不论这部片子难能可贵地云集了丁建华、毕克等一批配音大腕。单是影片中的台词，已堪称经典。比方我学的那句，又比如“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快，去吧……”谁能想到，这诗意的句子后面，深藏着罪恶与阴谋呢。

在些画报照片里，有一张剧照。背景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杜丘和英姿飒爽的女主角真由美紧紧相拥，策马驰骋。然而真由美的脸却被另一张照片遮住了。那是张黑白的两寸证件照。上面是微笑的木兰阿姨，笑得有些僵。

妈妈也看到了，打趣地说，我们木兰要找的对象，原来是这样的。

木兰有些羞红了脸，却又抬起头，说，硬朗朗的男人，谁不喜欢。又问，师母，你觉得他好么？

妈妈想一想，说，好是好。不过电影里的人，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

这年入夏的时候，放了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散了伙。爸妈可没了空管我，木兰说，叫毛毛跟我去看电影吧。他老老实实地坐着，你们也放心，有我看着呢。从此，电影院里就多了个小马扎，我当真就老老实实地坐着，看那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旦夕祸福。看完了，就提着小马扎回家去了。那阵子看的，差不多占了我这半辈子看过电影的一半多。

白天，多半放的是老电影，都是些旧片子。片子大都是黑白的。看电影的人不多，我安静地坐着，听着有些空旷的影院里响着洪亮的声音。它们如此的清晰，像是来自一些或美或丑的巨人。这些巨人有他们的世界，是我难以进入的。但是，我却可以去经历他们的命运，用眼睛和耳朵。

电影放完了，天也快黑了，我就回家去，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

谁也没想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却在这时静静地生长。虽然，它经常以一些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段经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难以磨灭的。而最难以磨灭的，又似乎是那些台词，它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庭生活中，造成对我父母的困扰。

我开始习惯于回到家，向父母做如下报告：“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在父母的瞠目间，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电影 《闪闪的红星》 中的大奸角的一句台词。早上赖床起不来，我会向父亲请求援助，“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儿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这又是《南征北战》里的对白。当母亲开始有些絮叨我在不久前的尿床事件，我实在很不耐烦，愤然地用《智取威虎山》里常猎户的口吻做出回应：“八年了，别提它了。”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看我迈着老气横秋的步伐，溜掉了。

爸妈摇摇头，说，这孩子有点小聪明，可是，要走火入魔了。

后来，我竟然和影院里的人都混得很熟。从卖票的小张，到影院的头头蒋主任。大家似乎都很乐意跟我打交道。一时间，小毛孩成了公众人物。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木兰阿姨，“会画画”在我看来，是一件“真本事”，就像我老爸。蒋主任这样的，就只会吆吆喝喝地管人。更何况，木兰阿姨画“潘冬子”，都是请我当模特儿。看着自己的脸出现在海报上，别提多带劲儿啦。这天傍晚，蒋主任跟我说，“毛毛，木兰到哪去了？帮我把她找过来。”我当时正忙于清点刚从他儿子蒋大志那里赢来的“方宝”。这是当时小男孩流行的玩意儿，实在没工夫搭理他，就很敷衍地说，等会儿吧。蒋主任就说，“小子，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你敢不听？”我一听，好嘛，他居然引用了《打击侵略者》的台词。想想给他一个面子，就慢慢地站起来，说，“好吧。帮你一回，‘看你可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跟我斗智，《小兵张嘎》我可是倒背如流。蒋主任脸凶了一下，我一溜烟地跑掉了。

找了一圈，还真不知道木兰阿姨到哪里去了。按理，她是个很敬业的人，这会儿多半应该留在二楼的美工室里孜孜不倦。可是，桌上摊着大张的纸，广告色瓶子都打开着。纸上是个画了一半的老头儿，只有个轮廓，脸相却很阴森。

我终于想起来，跑到木兰宿舍门口，影影绰绰的，里面有些光。我一边拍门，一边喊：“木兰阿姨，老蒋找你有事。”里面突然发出了很细微的声响，过了一会儿，木兰阿姨把门打开了，脸色红扑扑的，说，毛毛，进来吧。我走进去，发现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很眼熟。我不禁脱口而出，杜丘！

这是个好看的年轻男人，穿了件白蓝条的海魂衫。高个子，壮实实的，长着密匝匝的短发、浓眉毛。面相有些老成，乍看还真像高仓健。不过，他可不像那个日本人整天苦着脸，对我笑呵呵的。

木兰阿姨笑起来：毛毛，这是武叔叔，咱们电影院新来的放映员。

年轻男人笑一笑，也不新了，半个多月了。

说完，他对我伸出了手，说，武岳。

我也很郑重地伸出手，他的手真大，使劲握了我一下。

我梳理了一下我在电影院的人脉，怀疑地问，我怎么没见过你。

男人说，我刚调过来，只上晚班。那会儿，你早回家了。常听木兰说起你，说你是个机灵鬼儿。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电影放映室，里面有些暗淡。伴着沙沙的声响，巨大的光束，投向了银幕。几乎能够看得见光束中飘动的烟尘。

原来，银幕上的影像、故事、人生，都来自这间灯火幽暗的放映室，来自这台安静的机器。电影胶片在镜头前缓缓地掠过，这一刻，近乎令我敬畏。

武叔叔拿起另一盘拷贝，准备换片。他做这些的时候，十分专注，几乎可以看到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这时候的他，是没有微笑的。脸色沉郁，便真正酷似了高仓健的轮廓。

当沙沙的声音，又微弱而清晰地响起的时候，他便坐下来，嘴上叼起一根烟，看着我，重新又微笑了。

也是在这间放映室里，有了以后发生的事。

在我的眼里，武叔叔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操纵整个银幕的光影，同时控制几百人的视线。仅这一点，已经值得崇拜。

木兰阿姨在这个放映室里经常地出现，在我初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两个“有本事”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然而，木兰阿姨来找武叔叔，似乎并非关于彼此技艺的交流，而大半是些琐碎的事情。有时候，只是为了送两根奶油棒冰给我们，又或者，是一碗冰镇的绿豆汤。

而这时的木兰也不是我熟悉的了。作为一个对衣着并不讲究的人，上了班，木兰四季都裹在一件很旧的工作服里。那衣服上总是挂满了琳琅的油彩。而这时候，却穿了雪白的在袖口打了褶子的的确良衬衫。头发也不再是用橡皮筋扎成两把小刷子，而是戴了同样雪白的发卡。这样一绺头发便垂在她光洁的额头上。我才发现，圆圆脸的木兰阿姨其实是很漂亮的。这是个漂亮得有些不像她的木兰。

她对于武叔叔的“本事”，也没有任何的好奇和求知欲。只是静静地看着武叔叔喝绿豆汤。或者间歇从放映室的小窗望出去，眼神空洞地看一会儿电影的情节。这时候，武叔叔也会和她说话，声音也变得低沉，并不是一个“硬汉”应有的格调。

回想起来，在放映室里的观影经验，印象其实有些模糊。大约因为视野的居高临下，又或者因为无法专心致志。

但有一部电影，是断断忘不了的，叫 《少林寺》 。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香港投资的电影。但因为主演都是内地人，是没有什么港气的。十八岁的李连杰，有一种青涩的勇猛，举手投足间的浑然的趣味感，在后来那个国际化的Jet Li的神情中，是鲜见的。

然而，关于这部电影，更深刻的记忆却是公映时的盛况。后来看了个统计，《少林寺》在全中国的票房超过一亿元人民币。比起现在的大片来，这也实在算是不俗的成绩。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电影票价，仅仅是一角钱。

因此，这部片子的社会效应，真的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在一个幼童的眼中，更多的感知大约就是街谈巷议。也有一些出其不意，比方，中国的“黄牛”——也就是非法倒卖电影票的票贩子，也是由这部影片应运而生。我亲眼看见老蒋和警察扭住了一个年轻人。那人在被带走时，似乎还吹了一声口哨。他的蛤蟆墨镜被立刻取了下来。其实是个面目清秀的青年，却有漫不经心的神情。多年以后，当我看到《无因的反叛》中的詹姆斯·迪恩，还会想起这张脸。然而，民间的流动交易却还在进行着。供求关系的市场规律，并没有被计划经济的格式所羁。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在物以稀为贵的情形之下，甚至可以换取紧俏的日用品，甚至手表。电影院的员工有极为罕有的赠票。木兰阿姨也分到了两张，送给了我的父母，同时抱歉地说，幸好毛毛已经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出于一个小朋友的虚荣心，我可以在放映室里看电影的特权逐步被外界所得知。幼儿园同班同学赵宏波脸上挂了谄媚的笑容找到我，捧上我一直想看的全套《铁臂阿童木》小人书。赵并非我的知交，我对他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作风并不是很认同，但是出于礼貌还是问了他的来意。然后知道，他是想让我把他带进放映室。我虚弱地婉拒了一下，最后看在阿童木的面上，还是答应了下来。

然而，赵宏波的不守信用，让我感到头痛。说好一个人来的，但他却带来了他的哥哥赵宏伟和邻居小三。我很不情愿地把他们带到了放映室门口，武叔叔愣一愣，说，这么多小朋友啊。进来，快进来。说完就忙着去上拷贝了。虽然没有更多的话，已令我十分感激。这已经是当天的第四场。放映室只有一扇小小的气窗，在这初夏的时候，里面又有大灯烤着，已近乎一个蒸笼。武叔叔和另一个放映员都光着膀子，正忙得热火朝天。看得见汗从脊背上厚厚地流淌下来，也没有工夫擦。角落里摆着一只吃剩了一半的西瓜。

我们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了，这会儿都有些发怯。当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便都忘了。“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气势雄浑的片头曲，如今忆起，仍是激荡心头。这个“少林十三棍僧勇救唐王李世民”的故事，成为八十年代的经典，其实不是个偶然。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中国人的所有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忠诚、爱情、复仇、坚贞。那冷色调的背景下，是年轻的火热的理想。暮鼓晨钟。命运多舛的少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美丽的牧羊女，是纯真而苦涩的青春纪念。而最为青年们津津乐道的，却是电影主角的叛逆。至今记得觉远吃狗肉的情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看似悖论的一句话，内里是中国人性情中难得的豁朗，几乎是充满了禅味。

电影放完了。我从窗口俯看着散场的局面。人流涌动，几乎可用壮观来形容。远处灯火阑珊，是八十年代的日与夜。

我坐下来，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等爸妈。

他们走进放映室。一同进来的是木兰阿姨，她轻轻地“嘘”了一声。不知什么时候，武叔叔已经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头靠在机器上，嘴巴微张着。他的面色有些发暗，想是太疲惫了，脸颊上还有浅浅的胡茬。木兰停一停，捡起落在地上的衬衫，盖在他身上。我们走出去，将门轻轻带上了。

《少林寺》的热潮之后，影院平静了一段时间。后来老蒋就说，今年“送电影到乡镇”的指标还没完成呢。这阵儿没什么新片子，小武去跑跑吧。武叔叔说，“哦，跑哪儿？”“先去江宁俞庄吧。”我一听要去乡下，就对老蒋说，我也要去。老蒋说，小毛孩儿，人生地不熟，要是老拐子拐了你咋办。你爸是干部，我可得罪不起。

武叔叔说，带他去吧，有我看着呢。城里孩子，难得去那看看。老蒋想一想，说，行，那你可得齐齐全全地给我带回来。武叔叔说，嗯。

电影院就出了辆敞篷卡车，装了器材。除了武叔叔，还有电工小张。木兰对老蒋说，我也去吧，搭把手。老蒋说，一个姑娘家，能搭什么手。木兰说，帮着搞宣传啊。音箱要是坏了，我就直接帮忙配音。你不是说我的声音像丁建华吗？

车就这么开出了城。开始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可是天热，渐渐精神就都有些蔫。武叔叔始终沉默着，抽他的“大前门”。一根接一根。小张问他说，武师傅哪里人？武叔叔说，西安。小张说，老远的地方哦。武叔叔就说，嗯。话就有些说不下去。再往前走，路就窄了。景物也变得疏落了，灰扑扑的。然后绿颜色倒是多了，整片整片地闯进眼睛。一头牛慢慢走过来，迎着卡车，不知道避让。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地要到了。

到了俞庄，是个挺旧的地方，有条河围着，到处都湿漉漉的。一个戴眼镜的乡领导来迎接我们。说难得年年蒋主任记挂我们。我现在去刷海报，晚上是什么片子。小张就说，《大篷车》，老片子了。乡领导就说，不老不老，在咱们这还是新片子。地方定好了，还在小学校的操场。

乡领导说，大老远来，先歇歇。武叔叔说，时间也不早了，先把幕布搭起来吧。说着，就脱了外衣，跟小张和司机将器材往下搬。

领导就竖了大拇指，说这小伙子，是个实干家。

傍晚，幕布已经支起来了，有点儿皱巴巴的。夕阳的光线照射过来，白帆布就变得黄灿灿的了。

这时候走过来个小姑娘，问我，放映机等会儿搁哪儿。我转头问武叔叔。他指一指，小姑娘就走过去，把两个小板凳一字摆摆好。我说，你干什么？她说，我爷爷让我来占个位置，说这儿看得最清楚。她抬头看我一眼，说，你城里来的吧。我问，怎么？她说，城里人说话口音发虚。城里最近在放什么电影？我说，刚放了个《少林寺》。说完，就嘿嘿哈哈地给她比画了几招。她就有些遗憾地说，那到我们镇上电影院，得秋天了。我们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小张就说，好嘛，我们毛毛交上小女朋友了，比我都强。木兰阿姨听了有些不高兴，说什么呢，把小孩子带坏了。

天擦黑的时候，操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携家带口的。我才知道，夏夜里的露天电影，对这里而言，是一桩盛事。武叔叔把放映机固定好，又忙着装发电机。我看到木兰阿姨走过去，拿出手帕，在他额头上擦一擦汗。终于弄停当了，打开机器，白色的光束“哗”地打出来，打到幕布上。操场上响起孩子们的欢呼声。有些小手放在光束里头，幕布上便有无数的黑色的手影子，欢快地跳跃起来。

这时候，武叔叔轻轻地微笑了一下。

当幕布上开始闪动字幕时，人声便安静了下去。带着异域风情的音乐急切轻快地响起，因为操场的阔大，音箱发出的声音便袅袅地散播开去。

在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个富家女和穷小子的俗套爱情故事。情节与桥段都差强人意。但是，这部印度宝莱坞最早期的经典作品，却深深地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观众。在晚凉的夜风中，人们体会着女主人公苏妮达惊心动魄的冒险，体会着她爱情的甜蜜与苦涩。那些简朴而奢华的瑰丽色调，那些吉卜赛式的明朗乐曲，那些不断复现的载歌载舞的场景。在剧情紧张的时候，人们屏息听着对白。突然一个小孩子无缘由的哭声响起来，紧接着是大人的训斥。人们便用起哄的声音表达着不满。但是，很快又为着主人公命运的多舛，开始叹息与扼腕。当苏妮达与莫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掌声。

环顾过去，这掌声经久不息。来自银幕前、墙头，甚至树上。大人们、孩子们各据一方，休戚与共，是由衷地对人性的赞美。在这浓重的夜色里，形成一种热烈的气流，扶摇而上。

回城的路上，因为还沉浸在剧情里，气氛就活泼了一些。小张说，我们四个人，也是一架大篷车。武叔叔说，“好，那我就认毛毛做我弟弟莫托。”木兰笑一笑，轻轻哼起电影里一支插曲的旋律。这首歌曲仿佛欢快热情的基调后，有一缕余韵，来自那个叫作莫妮卡的舞女。哀伤婉转，低回不已。大家便都安静下来，听着，和着，随着车的颠簸摇摇晃晃地踏上了归途。

这一年的夏天，有一个漫长的雨季。雨并不很大，但却淅淅沥沥的没个停。电影院的票房也受到了影响。白天都改了下午场。从放映室的窗口望过去，也并没有几个人，稀拉拉地点缀在座位的群落里。放的，也多半是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 《地道战》 《远山的呼唤》 《叶塞妮娅》 。多半也是调子有些悲凉的。除了喜剧《虎口脱险》里那个著名的机关枪手，在很多年后，他的斗鸡眼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些片子循环放映着，渐渐有些沉闷。

武叔叔也闲，就说，来，咱放电影玩。说着就从电工包里拿出一个大号的手电筒，然后把灯关了。打开电筒，墙上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光影。武叔叔让我拿着电筒，自己将手摆出形状来，笼在手电筒的光圈里头。墙上便出现了一只狗头。这狗竖起耳朵，抖了抖毛，好像刚从水里爬出来。吠了两声，便在光影里遁去了。这时候，却又出现了一个鸟巢。武叔叔自己配音，鸟巢里便有“啾啾”的雏鸟的叫声，出现了两瓣嗷嗷待哺的嘴巴。接下来，雏鸟渐渐长成了幼鸟，虚弱地抬一抬翅膀，蹦跶了几下，身体一歪，却趴下去。然而它坚持不懈似的，还是站了起来，身形居然也舒展开了。再一振翅膀，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翱翔起来。武叔叔笑笑说，这电影叫作《笨鸟先飞》 。我不禁拍起了巴掌，学着《地道战》里汤司令竖起了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

这时候门一响，进来一个人，是木兰阿姨。她嘴里抱怨，怎么黑灯瞎火的。我就兴高采烈地向她汇报说，武叔叔教我放电影呢。木兰阿姨就说，呵，自己才满师，就收起徒弟啦。我就跟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回。木兰便说，这是电影吗？充其量是个皮影戏。

武叔叔就宽容地笑一下，说，都是给小孩子玩的。

木兰说，来，毛毛，阿姨教你放个正宗的电影。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打起了擂台。就作一作揖说，我倒是也想拜你为师，可是我已经有了武叔叔这个师傅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就叫你师母吧。

木兰阿姨听到这，极慌乱地抬一下头，却朝武叔叔看过去。武叔叔平静得很，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木兰埋下头，在随身的包里翻来翻去，嘴里轻轻地说，乱讲。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红底，面上还烫印着“工农兵”的图案。她对我说，毛毛，还记得《少林寺》吗？给我来一套长拳。

《少林寺》我是记得，却已经忘了长拳是哪一套。就胡乱地打了一气。木兰阿姨说，慢点儿打。我就将动作放慢了，眼睛瞥到她在笔记本上涂涂画画，涂一页，就迅速地翻过去，这样翻过去了许多页。木兰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手都画酸了。

我就凑过头去，看见她在笔记本的每页的页角上都画了一个小人。笔画十分简洁，动作却不一样。

然后，木兰说，看好，现在开始放电影了。说着把大拇指放在活页的边缘上，一松开，纸页就刷刷地飞快翻过去。我就看到，页角上的小人竟然活了起来，随着翻动耍起了拳脚。一招一式，疾如电闪，颇有几分武林高手的风范。

这样我可乐了。将这个笔记本翻来翻去，爱不释手。突然停在了一页上，看到那一页画了张钢笔画，笔触很粗糙。但还看得出是一个男人的半身相，穿着海魂衫。

后来我知道，从专业的角度，电影正是无数的定格，连缀而成。木兰阿姨是个懂电影的人。

湿热的天气，给一个儿童带来的或许只有烦躁。而在水汽与热度中，也会有一些别的酝酿。

这样的天气，大约也只适合放老片子。一对青年男女，在庐山上萍水相逢。面对名山大川，恋爱谈到了兴处，突然女的就喊出来：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当时我其实听不懂。但是后来懂了，觉得七十年代恋爱的人，心胸真是博大。这就是著名的《庐山恋》 。

上影厂老导演黄祖模，不负众望，将一部主旋律的偶像影片拍得声情并茂。虽然只是定位为“风景抒情故事片”，但却拍出了皆大欢喜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约是因为“朱丽叶”更勇敢和果断，也更明朗些，这勇敢在影片的高潮处，便几乎惊心动魄。

张瑜对郭凯敏说出“你真傻，傻得可爱”时大胆的神情，和两人身着泳衣的场景一样令人难以忘怀。在这句话之后，张瑜轻轻地吻在了郭凯敏的脸上。

这浮光掠影的一吻，却令我一时间有些发愣。或许就是这部“中国第一吻戏”在一个孩童心理上造成了撞击。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这“里程碑”式的一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几乎称得上波澜壮阔。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回过头，却见到机器巨大的暗影里，木兰与武叔叔的头，紧紧地碰在一起了。

有一阵，妈妈说，木兰最近都没到家里来哦。

爸爸说，工作忙吧。

妈妈便说，现在不是淡季吗？也没什么新片子。

我说，木兰阿姨恋爱啦。

妈妈就训斥我，说，小孩子，乱讲话，你懂什么叫恋爱。

停一停，她却又问，和谁啊？

我突然想起了木兰阿姨的交代，就说，和杜丘。

爸妈迷惑地对视了一眼。我就不理他们了。

暑假过后。生活又陷入了无聊而充实的境地。八十年代的小孩子，无外如是。我开始上一个叫作“学前班”的东西，据说这个东西可以为我在小学的出类拔萃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学前班，对我生活格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社交与娱乐因此减少是意料之中，甚至波及到了我与电影院的朝夕相伴。有时候，被爸妈接回家。路过电影院。不知道是不是秋天的关系，小小年纪突然感到了萧瑟。唯一的联络，似乎便是木兰阿姨的电影海报。它们还在变换着，让我想象着电影院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些光与影，人和事。

有一天，妈妈回来，说在商场买东西，见到了木兰。很感慨地说，木兰大变样了。烫了个大波浪，穿得也比以前好看讲究了。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可能是她对象吧。你别说，还真像杜丘。

听妈妈这样说，反而觉得木兰阿姨的样子有些依稀。有印象的，却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星星点点的油彩。变好看的木兰阿姨，是个什么样子，却也一时想象不到。

再次见到木兰阿姨，是在这年深秋的时候。

房门打开着，我老远就看见木兰了，高兴得雀跃。木兰阿姨的眼睛亮一亮，却又黯然下去。嘴角动了动，却没有笑出来。妈妈倒了杯茶，说，木兰，不着急，先喝口水。

木兰站起身致谢。一缕长长的鬈发垂下来。木兰阿姨的确是烫了个大波浪，这一天却很凌乱，并不见得漂亮，反而让她看上去老相了几分。

爸爸坐在书桌旁，狠狠地抽了口烟。抬起头来，说，木兰，你得想想你的前途。

这句话打破了沉默。

木兰似乎叹了一口气，用很松懈的声音说，老师，我一个临时工，有什么前途。

爸爸的声音突然大了。说，你不是一心要考美术学院吗？怎么说没前途。

木兰说，也就是说说，哪这么容易。高中毕业都搁下这么些年了，文化课都不见得能过。再说，我家里都说，我是个女孩子……

爸爸的声音柔软了下来：木兰，老师既然收你做了学生，就希望你将来能好。你师母，一个老三届，功课荒了这么多年。就凭着一股拼劲儿，不是考上了大学？事在人为啊。

木兰喝了一口水，轻轻地说，我不想考了。

爸爸将烟蒂按在烟灰缸里，使了使劲。好像下了个决心，他用很和缓的语气问，是不是为了他？

木兰埋下头，手指绞在连衣裙的裙幅里。很久没说话。

爸爸说，你们蒋主任说了，这个武岳，是个有老婆的人。你得理智。

木兰阿姨愣一愣，声音低得好像在自言自语：他说了，他会离婚，和我结婚。我，我离不开他……

木兰阿姨说着说着，竟然用手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开始还压抑着，妈妈走过去，拍一拍她的肩膀，轻轻将她的头揽在怀里。木兰索性放声大哭了。

爸爸嘴巴动了动，还要说什么，被妈妈的眼神制止住了。

武叔叔调走了。据说他老婆来闹过几次。其实也谈不上闹，据说是坐在蒋主任的办公室里就不走了，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流泪。

木兰阿姨留在电影院。老蒋说，这孩子脾气倔，还是个临时工，可是论本事，真找不着更好的。

路过影院的时候，木兰阿姨的电影海报还在变换着。偶尔看得见海报底下，是个矮小的女人身形，呆呆地立在那里，毫无动作。

这样过去了半个月，有一天，木兰阿姨又来了我们家。她的头发剪短了，格外的短，发梢齐在脖颈上面，几乎成了个男孩子头。额发却还是弯曲的，她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不停地用手去捋。这样短的头发，也并不是原来那个爽气的木兰阿姨。大约是因为眼神里的倦。

妈妈拉拉她的手，说，木兰，过去就好了，不管它了。

木兰点了点头，说，嗯。

她又在口袋里摸索，摸出几张电影票，说，师母，又来新片子了。带毛毛去看，香港的合拍片。

我们在星期天的下午，又走进了这家电影院。

这是个很好看的神话片，叫作《精变》，后来我知道，是根据《聊斋》里的《小翠》改编的。说的是个善良的狐狸精。因为要为母亲报恩，遭受了许多的误会、委屈，却对恩人不离不弃，也真是个倔强的狐狸。当时就觉得这只狐狸很美，便很为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不平。多年以后，偶尔再看到这部片子，倏然发现，原来狐狸精在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西游记》里扮演了高老庄的高小姐，而她的恩人却扮了唐僧，一时间，只觉是乱点了鸳鸯谱。这电影的结局，本来应该是大团圆的，苦尽甘来，却终究留下遗憾。

走出影院的时候，木兰又急急地走过来，还穿了那件缀满了油彩的工作服。轻轻问我们：好看吗？

妈妈笑着说，很好看。

那时候，在同样的地方，也是一个女孩子这样问我们，声音里发着怯。

木兰阿姨在这天的黄昏出了事。

她在钉海报的时候，从木梯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昏迷着。醒过来，医生告诉她，她的胫骨已经折断了。

我们去看她。木兰阿姨从病床上坐起来，抬起胳膊，伸出两只手，抓住了爸妈的手，说，老师，师母……

妈妈背转过身去，却将木兰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这年冬天，爸爸调动了工作，离开了文化馆。我们要搬家了。

爸妈带我去和木兰阿姨告别。木兰阿姨还在影院里工作。影院新来了个大专生做美工。蒋主任留下她，做了勤杂工。

木兰阿姨还住在那个地下室里。还是暗得很，白天都要开着灯。

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木兰阿姨说，我有东西送给毛毛。她撑着床沿，有些艰难地站起来，从五斗橱上拿下一样东西，放在我手里。我捧着看了一会儿，轻轻说，大篷车。

木兰阿姨点了点头。

对，正是这个夏天，我在露天电影院看过的电影。女主人公乘着大篷车，跟着心爱的男人浪迹天涯。这小小的大篷车，用铁皮和铅丝编成。还用心地扎上了彩带，惟妙惟肖。

木兰阿姨说，是你武叔叔做给我的……我不要了，要也没用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木兰阿姨要送我们。妈妈说，你腿脚不方便，别送了。

我们已走出好远了，回过头，却看见木兰阿姨的身影，站在海报底下。这海报颜色斑斓得很，不是木兰阿姨画的了。

木兰阿姨对我挥了挥手，瘸着腿，又往前跟了几步。突然踉跄了一下，便站定，不动了。

少年：外公·好莱坞

外公，曾经是开五金厂的资本家。这是少年时代的我，并不知晓的。大约因为他朴素与温和的形象，在当时很难与这个词联络在一起。

外公终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中山装，推着自行车，往返于工厂和家。公私合营之后，他便成了厂里的一名行政人员。他很少谈厂里的事情，尽管这是他昔日的产业。

退休后的外公，本就是个寡言的人，更多是用行动来表达情感与见解。这个年纪的男人通常的爱好，他也是有的。闲暇的时候，和同伴们相约打门球，在自己的院落里修剪花草，黄昏的时候，搬来一把藤椅，看《参考消息》《后汉书》和一本昭明太子的《文选》 。往往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外公有一把胡琴，兴起了，就自拉自唱一曲《黄金台》 。唱完了，就摇摇头。这胡琴老旧，弦早就都断了。原都是上好的马鬃，现在却只能用细钢丝替代。拉出来的音儿，味道都不对了。

天好的时候，外公就把他的藏书拿出来晾晒。梅雨天生的书虫，最怕见太阳。我也乐得帮他的忙。这样就发现书堆里有一只匣子。锦缎的面儿，边角都有些发黄。打开来，手没拿实，呼啦啦掉出一堆画片。其实是些相片，捡起来，却全都是不认识的。是些漂亮的洋人，都有着令我陌生的神情与姿态。我指着一个脸部轮廓非常美的女人问外公，这是谁。外公侧过身体，眼里有一丝闪动。问我在哪里找到的。他从我手里接过照片，扶了扶老花眼镜，轻轻说，这是嘉宝。

在外公的眼睛里，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丝柔情。这柔情并非家常的情感表达。而是，近乎于一种憧憬。他将这些照片拿在手里，一一告诉我，这个长着清澈眼睛的女人是琼·克劳馥。而这一张上面黑头发的女孩，曾经和这个成熟和善的男人拍过一部叫作《罗马假日》的电影。他叫格里高利·派克。格里高利，我重复了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某种食物的名称。格里高利。外公将照片翻转过来，让我看后面非常繁复花哨的外国字。他说，这是派克的亲笔签名。他们都是好莱坞的大明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好莱坞”这个词。我以为这是某一个国度，如同匈牙利与捷克。而这些照片上，英俊或美丽的人，便是它的国民。

因为自身的背景，外公属于一个叫作“工商联合会”的组织。按理比民主党派还要边缘。但是，因为没有太多方针大计的主题。其实在格局上更自由些。有时候，更像一种联谊机构，经常组织一些活动。外公参加的，一个是京剧票友会。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老年的先生与太太。他们在穿着外貌上，和常人无异。甚至有的其实样子更落寞些。但一开嗓，便是石破天惊。总在墙角里坐着的一位老先生，听说曾经是一个小开。解放前为了捧角儿，将家产败了一个干净。这会儿倒是安安静静地听戏了。外公也不上台，只是听，别人问起来，他便好脾气地一笑，说，听听就好，不要献丑了。

我是个小孩子，那时候也不懂戏。这样和外公去了几回，终于有些失去耐心，便不去了。

另外一个外公经常去的，便是一种“电影观摩会”。定期的，在工人文化宫的一个偏僻的小礼堂。里面常常没什么人。大家都是拿一种叫作“招待券”的东西去看。进去了，人们相互点一下头，便参差地落座。灯光渐暗。银幕忽而亮起来。突然出现了一头仰面咆哮的大狮子，将我吓了一跳。

其实不用解释，这大狮子是某个著名电影公司的招牌。但是，年幼的我，并没意识到，这便是“好莱坞”的扑面而至了。

那次放的是一部彩色的原声歌舞片。我突然感觉到这和平常在电影院里看到的电影，是如此的不同。并不因为演员们在说一种不同的语言，而是人们的神态与腔调。还有节奏，那样迅疾、开朗与简单。缤纷或暗淡的背景。演员们踩着缭乱复杂的舞步，表达着欢乐、委屈、失意和重生。这仍然是个表现男女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故事。连同美好而似曾相识的桥段。但是，当时的我却全然忽略。只记得叫作“唐”的男主角，走在暴雨滂沱的街上，突然合起雨伞，任雨水流淌在笔挺整饬的西装上。接着，他扛起了伞，在雨中徜徉，唱起一首旋律优美的歌。脚下的舞步如同和着雨点的节奏，且疾且缓，全然不顾路人的目光。这一幕太动人，让我第一次领受到，什么叫作男人的“潇洒”。

这首叫作Singing in the Rain(《雨中曲》）的歌曲，成为了一个世纪的经典，也是这部电影的名字。

从电影院里出来，外公推着自行车，载着我回家。夕阳的光，笼在祖孙俩的身上。我突然感到了某种生活的美好。外公没有说话，静静地走，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嘴里轻轻地哼起了电影里的旋律。外公的声音，是一种很好听的男中音，和那个叫作吉恩·凯利（Gene Kelly）的男演员华丽的声线不同，这声音让人感到更为安全与温厚。我抬起头，看到年过六十的外公，眼睛闪烁出青春的光芒。这是我所罕见的。

这出电影对我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在一个大雨的午后，我在楼下的水洼里将水踩得哗哗响，然后做出各种激烈而尽兴的动作。毁掉了一双新买的皮鞋。被我妈激烈地谴责和自责，说怎么生了这么个缺心眼儿的孩子。

记住另一个雨天，也是因为一出电影，也与歌曲相关，那支歌曲叫作《友谊地久天长》 。在这个略显简陋的礼堂里，这首歌曾萦绕不去。而银幕上则是盛大的舞会场景。结尾却是人生苦短。 《魂断蓝桥》 （Waterloo Bridge）。滑铁卢桥，人生与爱情的滑铁卢，大约有太多的不可预知。这部电影的印象已经模糊，因为是配音版。至今记得的台词，是玛拉在车站见到服役归来的情人，百感交集的那句：

“罗伊，你活着。”

在我记忆里，费雯·丽是第一个与外公收藏的照片对应上的影星。她那双绿色的眼睛，狐狸一般俏丽的鼻翼，给人的印象太深刻。

在我们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天上下了细密的雨。

外公牵着我的手，站在门口。我抬起头，看灰蒙蒙的天。

一个人走过来，站在我们身边。是一个老妇人，头发已经花白。却穿着颜色鲜艳的旗袍。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很少有的装束。就算我的母亲，顶时髦的也就是一条布拉吉了。外公侧过头，愣一愣，并没有说话。脸色却有些暗沉下去。

这时候，有雨滴到我的领子里，我连着打了几个喷嚏。

老妇人将一把雨伞递到外公手里，说，走吧，孩子要着凉了。

老妇人打起另一把伞，上面有着蓝白色的斑点。远远地离去了。她走动的时候，旗袍在身体的曲线上漾起了褶皱。衣服便如同活了过来，在雨水的涟漪里盛放。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了某种灵动的美丽。一个孩童的眼睛里，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最单纯的美。

十多年后，我看到一部叫作 《花样年华》 的电影。仍然见到这种服装不可一世的曼妙。但是，却也没有了感动的心情。

这身影在礼堂铁栅的拐角处消失了。

我抬头看看外公，他的目光似乎在更远的地方。外公回过神来，拉住了我的手，说，走吧。

回到家的时候，外婆正在下元宵。在氤开的水汽里面，外婆撩了一下齐耳的短发。转过头来，对我笑了一下，说，就好了。今天咱们吃芝麻馅儿的。

我爬到椅子上，从五斗橱上取下了一张照片。

我指着照片上的人说，外婆，你怎么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外婆在围裙上擦一擦手，戴起老花眼镜，仔细地看了看，说，这怎么还好穿，外婆的旗袍，都被“破四旧”破掉了。再说了，外婆年纪大了，还怎么穿。

我再看一看，外婆有些臃肿的体态，已经不是这照片上的少女了。这少女是外婆的二姐，也是我的姨婆。小时候，大人们都说她嫁去了国外。其实是在“文革”的时候，吞了一把缝衣针死掉了。她的神情很严肃，但是，真的很美。

外公从我手里拿过照片，放回到五斗橱上。然后说，四十多年前照的了。

这次以后，外公有很长时间没有带我去文化宫。

直到有一天朋友来看望。说，老朱，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下个星期的片子你准喜欢。 《北非谍影》 。记得吗，那时候在“大光明”，排队都买不到这出戏的票。

这天下午，就见外公推了自行车，去学校接我。我坐在后车座上，外公默默地推车。好像有些心事。我还注意到，外公穿了件藏蓝的中山装，簇新的。以前，只有去政协开会才会穿的。

小礼堂里，这一天坐满了人。竟然还有些年轻人，摇摇晃晃地走进来，都穿着时髦的牛仔裤，把屁股绷得溜圆。光线暗下来的时候，有人使劲地吹了一声口哨。但是毕竟没有人呼应，便识趣地安静了下去。

电影开始在一个乱糟糟的地方，法属摩洛哥的重镇，卡萨布兰卡。真是乱糟糟的，作为二战时候去美国的中转站。这里成了很多人去向攸关的地方。离开这里的全部凭证，就是一张通行证。这里也因此充满了暗杀、逮捕与黑市交易。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只有等待。漫长的，甚至无望的等待。

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异数。就是酒店老板里克。玩世不恭又运筹帷幄的派头，令所有人动心。然而他却有他不为人知的软肋。是那支叫作《时光流转》的歌曲，魔咒一般，记录了他和一个女人的过往。当这个女人和她的革命者丈夫维克多再次出现，也便是事件的高潮。

等待后的抉择，是伊尔莎和维克多在里克的帮助下双双离开卡萨布兰卡。有些伤感，但没有悲情。里克还是那个里克，运筹帷幄，冷静超然的感情主义者。这就是所谓的侠骨柔情吧。

在飞机起飞的一刹那，礼堂里竟然响起了掌声。是那些年轻人，控制不住的半大孩子气。

散场时候，外公站起来张望。人稀少下去。灯亮了，我这才看到，他手里多了一把伞。

祖孙两个走出门去。我一眼便看到了穿着石青色旗袍的背影。外公牵着我的手，我的手在他手心里紧了一下。

老妇人转过头，看着我们微笑。外公把伞递给她，然后说，那天，谢谢你。

老妇人说，不客气。

又低下头看我，问，你孙子？

外公这才醒过神，说，毛毛，这是姚奶奶。

老妇人又笑一笑，很和气，然而，脸上的皱纹也因此而密集，暴露出了她的年纪。她说，我也是个奶奶了。又说，这片子，配上了中国话，味道都不对了。

说完了，眼神便有些散，声音也轻下去：他们，就都是一个等。

外公动动嘴唇，终于没说什么。

晚上，外婆折起那件毛料子的中山装，说，你也好久没穿过了。又去开会吗？

外公使劲抽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在烟灰缸里重重地碾灭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偏僻的小礼堂，似乎成为了好莱坞于我的启蒙胜地。虽然这一启蒙的过程并不似同龄年轻人的观影经历，那么顺理成章。大部分同龄人对好莱坞的认识，大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与美国大片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同步。那种认识的过程，是绚烂的，甚至有种惊艳的感觉。《廊桥遗梦》与《泰坦尼克号》，不可思议地成为了某种日常而不可忽略的话题。然而，我对好莱坞的认识，恰在曾经与未来两个辉煌的断层之间，有一种地下的状态。青黄不接，基调有些芜杂，甚至些许地落魄。那些突然间因为拷贝质量陈旧而间断的影像，或者是不很清晰的音效，都成为我对于好莱坞最初印象的集合。

这些电影在另一方面，出其不意地影响了我审美观念的塑成。当时中国的艺术氛围，依然是整体社会环境的投射。电影作为艺术，无法避免地也随之成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尽管突破这种规限，成为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但的确是举步维艰。每一步小的突破，都可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对中国人情感世界的冲击；《庐山恋》里的一个轻吻，竟然被冠以“中国电影第一吻”的响亮声名，可见当时国人的惊心动魄。除了苏联，进口片基本上为两个邻国所垄断。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当然更早一些是阿尔巴尼亚，随着与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的恶化，他们的电影也如同他们的香烟一样在中国销声匿迹了。然而，即使前两个国家的电影，在引进时也常常因国情制宜，被修剪了资本主义的枝蔓。

而男孩子们关注的，多数是战争片。本土的战争片，往往还留存着样板戏爱憎分明的传统。 《南征北战》《英雄儿女》 《地道战》 。好人都是英雄的脸谱，浓眉大眼，刚正不阿。坏人倒是并未落入獐头鼠目的俗套，也算是坏出了特色。几个经典的反角，陈强、葛存壮、刘江。他们扮演的鬼子、伪司令、汉奸，深入人心，直到现在都在被津津乐道。自然，他们的结局都不大好，几乎是出现的时候就预见得到的。其中的所谓波折，也都是在为英雄的业绩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种关于战争的成见，被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所打破，这部电影叫作《西线无战事》 。德国的新兵保尔颠覆了我所有对于英雄的印象。第一次打仗，吓得尿了裤子。战友们陆续阵亡，让他有关英雄的理想日益消沉，甚至绝望。在战争进入僵持阶段，西线平静异常。守在战壕里的保尔，看见战壕上空有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舞。他爬出战壕，想捉住蝴蝶做成标本回家送给妹妹。这时一声枪响。保尔伸出的手颤抖了一下，猛地垂了下来。保尔是战场新兵的最后一个阵亡者。当天德国司令部战报上，写着“西线无战事”。

这一幕于我印象太深刻。斑斓的蝴蝶、流弹，与垂下的手。这是战争残忍暗沉的底色。炮火轰隆，冲锋陷阵。或许都是一瞬的辉煌，更多的还是灰烬。战争如同蛊，是因为惯性的伤害。而人性，本就是如此的多元与软弱吧。

这些对一个年幼的中国小孩，会造成某种影响。大概不会是太积极的东西。好莱坞为人所诟病的商业性，如电子配比般精确的情节方程式，自然还不是我那个年纪可以思考的。但是，它却向我展示了某种更接近于生活本质的东西。当我同龄的孩子们还在为国产电影心潮澎湃和欢天喜地的时候。我却为这种东西所刺痛，陷入了沉默。这一点是由我外婆首先发现的。因为我不经意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最初看法，认为很“没有意思”。并不合时宜地引用了《巴顿将军》中那个充分暴露人性弱点的著名二战将领的著名口头禅，来概括了这种见解，就是：“狗娘养的。”外婆于是很警惕，向外公兴师问罪，认为如果不悬崖勒马，我会因为这些资本主义的影像糖衣炮弹而变成了一个坏孩子。外公叹了口气说，有些东西，他长大也总要知道的。外婆说，那也不用这么早。外公说，那就不要去了。

在长时间的抗议无效之后，我已经表示了放弃。但有一天的周末，外公又说要带我去看电影了。外公对外婆说，这回是喜剧，喜剧小孩子总是可以看看的。卓别林。

这个名字，似乎对外婆造成了某种宽慰。外婆说，去吧。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这个名字。觉得它对我是某种解救。卓别林。我与这个伟大的小个子的邂逅，便是因为这样一部叫作《城市之光》的电影。

这是一部无声电影。并且是原版英文的字幕。对于一个孩童来说，似乎会造成困难。但是，我似乎没有对此产生任何理解上的障碍。默片因为语言的减省，其实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话成为表演因陋就简的形式；默片需要在沉默的场景中有波澜壮阔的表达。

这是一个关于流浪汉的故事。他的举手投足之间，都带有了某种写意的趣味。而这种趣味本身的符号性与简洁是非常接近一个孩子对生活的认知的。然而，这部电影的世界观的内核，却又是属于成人的。笑料背后，掩藏着许多残酷的东西。比方说，富与贫、等级与身份，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界河。多年后的好莱坞，试图以最温情的方式模糊这一界线。但在这部影片中，则以流浪汉这个角色冷眼游刃于其中。类似于一则传奇。但卓别林却让这则传奇打上了讥讽的底色。一身富贵的流浪汉，和一个乞丐争抢被路人弃掷的烟头。白天是如此现实，夜比较接近人性的本质。所谓城市之光，也许只是夜里的一点路灯光芒。只是一点光，便拆解了一切强与弱的关系。一场对自杀的拯救，促成了流浪汉与富豪之间的奇特友谊。他们一同狂欢，一同不着四六地制造笑料，一同分享财富。然而白天来到的时候，一切打回原形。富豪将手掌放在额头上，茫然地看着前夜搭救自己的流浪汉，然后以法律的名义将他送进监狱去。

唯一没有变的，大概是电影中流浪汉对盲少女卑微的爱。这爱关乎尊严，却丝毫并不影响他为她忍辱负重。有些笨拙，却又如此细腻。这细腻以同情和良善做底。足以将卓别林与同期好莱坞的其他笑匠区别开来。在一个孩子眼中，这种表达的吸引，大概因为某种温柔。这温柔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在喜剧粗粝的底色之下，格外地动人与伟大。我青春期的成长，曾经有另一个港产的笑星伴随。尽管周星驰的喜剧表演，不停地受到各种质疑与挑战。但我对他的欣赏却未曾变过。理由之一，就是他举手投足间，同样会有一种温柔。抛却了一切刻意与做作的表象，这温柔已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国产零零漆》中那个荒唐的后备特工。在被追杀负伤的时候，不忘为暗杀自己的女间谍摘下一朵玫瑰花。带血的白玫瑰，为电影罩上了理想主义的光华。而这光华本身，却是小人物心声最美的代言。

《城市之光》 是我在小礼堂里唯一没有看完的电影，也因此而印象深刻。而也是现实中发生的小意外，将这部电影的烙印再次加深。

在银幕突然间暗淡下来的时候，电影中的日历正在翻转，代表流浪汉在狱中的细数流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银幕，突然就黑了。我在这黑暗里呆呆地坐了一会儿，视力逐渐适应。当周遭都有了轮廓的时候，我发现外公不见了。

我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孩子。在几秒钟的慌乱后，我站起来，跟着时有怨声的人流，往外走。

外面的阳光还有些晃眼。我眯了眯眼睛，站在礼堂的门口，看人们渐渐走远，笼在了浅金色的光线里。一边想着流浪汉在监狱里的度日如年。后来，礼堂里的清洁工人走出来，将大门锁上。问我家里大人在哪里？我摇摇头。他皱一皱眉。这时候，一只大人的手牵住了我。这只手的绵软，让我感觉到不是外公。我抬起头来，看到一双含笑的眼睛。那个清洁工嘴里嘟囔了一下，说，把你孙子看看好。走丢了怎么办？

她很歉意地对那人说，对不起。

这正是姚奶奶。她牵了我的手，说，走，去找你外公。

我们在文化宫的周边走。我靠在姚奶奶的身边，闻到一种好闻的类似植物溢出的气味。还有在她走动时，呢裙会随着她身体的摆动，发出织物簌簌的响声。非常轻细，但也是好听的。即使有些焦虑，她的走动仍极其安静，与她优雅的动作浑然一体。更重要的是，我并不感到她是一个陌生人。

外公终于没有找到。她说，累了吧。我们回家歇一歇。

我们似乎穿过了一条小巷。巷子很深，渐渐马路上的嘈杂声也不见了，幽暗静谧下去。我们在一幢本白色的小楼前停了下来。这小楼的样式，在八十年代我少年的时候是很少见的。有一种低调的洋气。顶上覆着砖色的瓦，好多处的墙皮已经脱落，看得出有年岁了。有的地方还有浅浅的暗红，那是标语的残迹。通向大门有几级小台阶，两旁是护栏镶着繁复的铁制卷花，油漆也剥落了。姚奶奶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门，叫我进来。

里面也是黑的，日光灯亮了，光有些发蓝。陈设，则很简朴，甚至称得上简陋。一张凉席卷着，倒躺在破旧的沙发上。突然滚动了一下，从里面钻出一只毛色交杂的猫，仓皇地跑到黑暗中去了。姚奶奶轻轻唤了一声，那猫缓慢地走出来，并不再接近，只看得见两只绿色的光亮的眼睛。姚奶奶说，乱得很，来不及收拾，政府才把房子还回来。走，我们上楼去。

往上走，光线越发暗沉。木制的楼梯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走到顶，是一个阁楼，上面有一扇天窗。一缕光柱打下来，地板上是一个温润的光圈。可以看得见其中飞舞的灰尘。姚奶奶依然打开灯。我才发现，这里是个整饬的地方，有一个独居老人营造的温暖气氛。靠窗户摆了一把藤椅，上面有竹编的垫子，还摆着一份报纸。姚奶奶让我坐下来。说，渴了吧。就打开靠门的一个冰箱。这种电器，在内地的八十年代还没有普及。所以也是让人有兴趣的。姚奶奶拿出一支汽水，打开，递到我手里，冰凉凉的。这是一支“麒麟”汽水，日本产的。在我小时候，也是孩子们的奢侈品。我咕嘟咕嘟地喝下去，倏然有气从喉头升起，打了一个很响的嗝。人也一下子凉爽下去。姚奶奶无声地笑了，摸了摸我的头。

然后她挨着我坐下来，问我，今天的电影好看吗？我说，好看，可惜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姚奶奶说，最后，那个姑娘的眼睛医好了，能看见了。还开了一个花店。我高兴极了，说，那太好了。

姚奶奶说，可惜，她已经不认识那个流浪汉了。

我听了，一阵难过。低下头，汽水瓶上已经密布了水珠。水珠的凉意，顺着手指慢慢地渗进身体里了。

我抬起头，目光在这个房间里游移，轻轻地说，马龙·白兰度。姚奶奶已经黯淡下去的眼睛，亮一亮，说，你刚才说什么。我指了指对面墙上的一张很大的照片，说，马龙·白兰度。这张黑白照片上眼神有些颓丧的英俊男人，《码头风云》中的白兰度。姚奶奶愣一愣，指着旁边的一张说，这个呢？这是《魂断蓝桥》的剧照。我说，罗伯特·泰勒。年老的深情的军官，手握着那个保护不了任何人的护身符。然后是加里·库珀，《正午》中长着绅士面孔的牛仔。这面墙上的照片渐渐清晰，在我眼中鲜活起来。

姚奶奶问，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说，外公。

她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重复说“外公”。

我看到她突然站起来。整张脸恰在落地灯的光亮强烈的照射下。上面沟壑密布，而眼袋的轮廓，也没有了粉饰遮挡。她，其实如同我的外婆一样，也是一个老妇人了。

我忽然有些怕，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有些怕。

姚奶奶躬下身，从一个赤铜色的木柜里，捧出了一只方形的皮匣。她捧得吃力，看得出是有些重。她打开皮匣的搭扣，里面竟然是一台模样精致的机器。我很快认出这是一台幻灯机。因为，爸爸在文化馆工作的时候，曾经用过。不过，眼前的这一台，尺寸要小得多，简直如同玩具。

姚奶奶关上了灯，拉上窗帘。就在这时，玩具一样的幻灯机，射出一道冷蓝色的光线，将黑暗割裂开来。

这光线投到了对面的墙上，便是白色的光圈。“咔”的一声响，墙上出现了图像。是一对紧紧依偎的男女，目光迷醉。男的是穿着条纹睡衣的克拉克·盖博，女的是精灵一般的费雯·丽。是的，没有比《乱世佳人》更为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了。“咔”的又是一声响，是派克与艾娃·加德纳。 《乞力马扎罗的雪》 。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深刻。多年后看到《色戒》，猛然意识到似曾相识。加德纳的魅惑眼神，即使是对一个孩童，也同样摄人心魄。下一张是《关山飞渡》，西部片的经典。照片里的克莱尔·特雷弗和约翰·韦恩，脸上还有风尘。同样坚强的眼睛，无关风情，关于生命和力度。我一一念着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为了炫耀自己的博闻强记。这会儿已经淡去。我只觉得这些脸庞有一种十分遥远的亲切。这些成双成对的影像，记录了另一个世界的时光流转。这种感觉让我严肃起来。

又一张，是好莱坞最璀璨的明星嘉宝和她的搭档吉尔伯特，虽然两个人有着亲密的姿态，但嘉宝眼中仍然有一种凛然的神气，是孤独的。

“请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听见身后传来姚奶奶的声音。我一愣，回过头去。多年后，我终于知道这是嘉宝在《大饭店》里的台词：“请让我一个人待着。”

但这个时候，我回过头去。看到的，是黯淡光影中的姚奶奶，泪流满面。

幻灯的最后一张，是一对中国的青年。背景是一幢建造堂皇的建筑物，上面写的字我都认识——“大光明”。然后是缭乱的灯火与人群。这对男女，表情矜持，却在笑意里暴露了亲密。男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巾，都是应时的。女的穿着素净的旗袍，手插在男人的肘弯里，是依偎的姿态。我静静地看着这张照片，再没有勇气回过头去。这女子的笑容，与身后老妇人的神情交叠，竟不差分毫。而那个清俊的年轻男人的脸，也出现在我们家的相簿里，是如此熟识。那是我的外公。

我记不清我是怎样被姚奶奶送回家的，也不记得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或许这些都已无关紧要。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些烙印一样的影像，有着比过程更为深重的痕迹。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离开了外公外婆。再一次经过文化宫的时候，发现那个小礼堂已经被拆掉了。

也并没有再起别的房子，只是荒着。这一刻，我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个很开阔的地方。只有一道围墙，越过去，就是无限的天空了。

青年：裘静·物质生活

再一次经过那里，目标已经拆卸。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工作，举重若轻，仿佛卸除舞台剧的布景。远远地，我看到那张《三十九级台阶》的海报，支离破碎地悬挂在墙上，如同颓败的叶。

这里曾经叫作“物质生活”。

我第一次经过，看到裘静趴在柜台上，手里夹着一支烟。这与她娴静的神情，略微不相称。

天已经黑透，这家新开的影音店坐落在小区的尽头。日光灯的颜色有些发紫，无精打采。

我走进去，随意地看，眼光也很游离。这时候，大约是我无规整的半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间隙，无处安插。我读完了一个硕士学位，在人生的好年华，理想却渺茫。白天在一间出版公司工作。忙则忙，倒也心里沉静。下了班，便突然闲了下去。还是男孩子们气血旺盛的年纪，有许多无处释放的精力。本来是喜欢看书的人，大约在公司和文字打了太多交道，下班则疏于阅读。大多挥霍体力，打球，打游戏，或者去健身房。

大汗淋漓地走进去，冷气在皮肤上激起很多细密的鸡皮疙瘩。看着架上一些或生或熟的片名，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看电影了。

店堂并不宽阔，空间却没有充分地利用。四围是半人高的木架，上面是影碟，用来给客人挑选。当我看清楚了，墙的上半截，贴满巨大的电影海报，并不是时下热映的电影，都已经有些年头。《广岛之恋》下角有帧小照。不是导演阿伦·雷乃，而是杜拉斯饱含风霜的脸。 《巴黎野玫瑰》被翻印成了黑白色，女主角的眼睛就深邃了些，稀释了戾气。伍迪·艾伦傻笑着，头发的走向却不可一世。这些人像重叠，延伸到了天花板上去。在浅紫色的光线里若即若离。

我一时有些迟钝，眼神在架上荡了一下。捡起一张《八部半》 。封面上的男人侧着身体，失神得很。其实对于费里尼，一直有些抗拒，不知道为什么。大约是因为盛名之下，总是有些怕失望。这时候，身后响起了纤细的声音，却很清楚。“新来的货，D5转D9。”

我回过身，看见靠在柜台上的老板娘。她低着头，在翻看一本杂志。似乎刚才的声音与她无关。这时候却抬起脸，迎上我的眼睛。问：想找什么片子？她身后是一张巨幅的海报，《三十九级台阶》 。阴郁的阶梯尽头，是希区柯克臃肿含笑的脸。我便随口说，推理的吧。

她合上杂志，嘴里轻轻地重复了一下，推理的。

我看见她的眉头蹙了一下。希区柯克笑容依旧，这时候有了嘲意。

她走过来，并没有在架上翻找，却打开下面的小柜，取出一张影碟，说，野村。

我接过来，看见这张碟上已经落了些灰尘。上面写着 《砂の器》 。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一部电影。灰色的底子，戴着墨镜的年轻男人，面前摆着一架钢琴。上面写着另外一个名字，松本清张。

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这个名字的爱好者。但却在编剧名单里看到了山田洋次。于是决定买下来，不过还是问了一句，好看吗？

女人的表情很严肃，轻轻地说：还行。

晚上看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四十三分钟的电影。作为推理片，或许不够扣人心弦。实质上，这是个日本“于连”的故事，但是他不动声色的残忍，还是让我微微吃惊。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出身如此的憎恶。然而同时，他优雅的手，却将这憎恶在钢琴上弹成了眷恋。

这电影贯穿着阵痛式的音乐，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或者来自气质诗意的中年警探。是他令这故事面目清晰，颜色沉郁。他如此不屈不挠地追寻一个人的命运，去窥探、拼接、修补。当轮廓渐渐完整，他也黯然。谜底揭开，是一个宿命的天才，因为不甘宿命，将爱与现实分解，用伤害回馈伤害。

这个叫野村芳太郎的导演，故事讲得清澈舒缓，弛大于张，有大将风范。我倏然想起，我对他的认识，是因为《八墓村》，横沟正史曾是我的大爱。

第二天傍晚，我又去了音像店，发现没有开门。事实上，这里仅仅是将一楼一个单元改造而成，封住了阳台作为门面。因为外观过于朴素，几乎看不出是一家店。然而，近旁却有一块原木的牌子，上面用楷书写着“物质生活”。

字的笔画是镌进去的，内里着了墨，看得出，用了很多的气力。

没有人会在意，这城市里充满了变量。何况一家不起眼的铺头。

黄昏的时候，我下班回家，看到她站在小区门口。她手里拿着一叠传单，见有人过来，就伸出手去，动作机械。有人摆摆手，没去接。有人接过来，看一眼，往前走几步，顺手塞进了近旁的垃圾箱。

她的神情还是很严肃，没有笑容。

我在想，这是不利于她的事业的。

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传单。其实在这个身处闹市的小区，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广告传单。街头，信箱，甚至插在你的汽车后视镜上。内容无非是米粉店的“开业志禧”或者手机美容店的“买二赠一”。文字与图案，都是喜气洋洋的。

然而，我手里的这张，看得出，是精心设计过的。黑色的底，是一张光盘的形状，沿着盘片的弧形，密集地写着一些人名。大多是导演的名字，有些我并不认识。它们交织地排列着，有如清冷夜空中繁盛的星斗。

下面是四个银色字：物质生活。单上另外附了一张名片，用订书机钉上去。有店铺的地址，预订货品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个名字：裘静。

我走开了几步，听到后面有微弱的声音，谢谢你。

我错了下神，回过身，她低着头。这时候，夕阳的光线打在她的脸上。她已经不年轻了。

“物质生活”，成了我悠游生活的一个补充，它不再这么空洞。我没有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只是我规律生活的一个环节。三不五时地买一张盘片，仿佛经过小区的路口，顺手买上一只钵仔糕。卖糕饼的大爷，佝偻着身体，数年如一日地坐在那里。你走近他，他会笑。但是绝不多说一句话。

这小区里的，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我看过了《零的焦点》《影之车》《鬼畜》《迷走地图》 。几乎是野村与松本珠联璧合的全部。走进音像店，这一天店里热闹些，我才发觉柜台上多了一台小电视。扫了一眼，在播卡拉OK，声音是布莱恩·亚当斯（Bryan Adams）的，图像却是俗艳的中国背景。那时候还有很多这样的卡拉OK，留着大波浪发的泳装美人，毫无意境地对着镜头傻笑。

店主——现在知道叫裘静——捧着本书在看。

我照例在架上翻翻找找。如果没有收获，裘静会走过来，果断地推荐一部。她很少失手，换言之，我也就很少买错。

但是，今天，她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布莱恩·亚当斯的声音戛然而止。店里就变得突然地冷和安静。

小弟。

我有点茫然地抬头，以为她在叫一个熟人。

但是这次很清楚地，她在看着我。神情依然严肃，但眼光柔和了些。

我说，啊。

我手里正捏着一张《E.T.外星人》修复版，还没想好要不要放回架上去。

裘静合上书。我一眼看到，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影评人，笔名怪异，是我的老乡。

我们聊聊天。她说。

我说，哦。

她说，你在读书？

我说，没，工作了。

她摇摇头说，看不出。

我在想，是不是我整天脸上都挂着无所事事的表情。

于是我说，是工作了，在出版社。

她说，工作的人，不看这些。

说完这些，我们都沉默了一下。她看一眼表，站起身，说我要打烊了。停一停又说，接我儿子去。

我说，哦。

就准备走出去。

这时候，她叫住我，从眼前的盒里抽出一张碟，新片子，《大象》 。

我接过来，手伸到裤兜里。

她挡一下，说，这张送给你。在你身上赚不少了。

湛蓝的封套上，是金发与黑发的青年男女。这蓝的颜色如此不肯定。当我看到导演是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 )，想起多年前看《心灵捕手》，年轻的马特·达蒙，演绎鲁莽的草根天才，所有的神情都丝丝入扣。这导演太钟情和擅长演绎人的兴奋与落寞。但他不善于向人致敬，《惊魂记》将希区柯克拉下了水，便无法浮起，令人失望到极点。

《大象》，这标题令人想起林奇的 《象人》 。当最后一声枪声响起，我想，范·桑特回来了。冷静的，不加掩饰的自制。波特兰当地的高中生，平凡的一天开始。工整而寂静的影像，谁也看不出酝酿着爆发。简洁与日常交缠往复，神情落寞的女孩，醉酒的少年约翰，遭人议论的情侣。年轻的摄影师，将人物概括成了命运的螺旋。课堂上的嬉闹，温暖却隐隐不安。缺乏头绪的、精致的运镜，从容优雅，也是桑特的。但不同于《杰瑞》，不再是难以拆解的私隐的密码。它的开放有目共睹。无休止的长镜，笔锋一转，虚焦处是少年与玩耍的狗。计算机射击游戏，预兆残酷的现实演习。生活就是生活，一切意外都是汹涌的暗潮。当血腥的校园屠杀案真正发生，那双嗜血的手，几个小时前在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温柔与暴烈一样永恒，皆无缘由。直到沉闷被枪声划开了伤口，鲜血哗然而出。但是，那双绝望的眼睛，依然纯净得让人心悸。

我拉开窗帘，外面一片大亮。心里也舒畅了一些。范·桑特让你想到了一种独立的生活，真实而消沉，呈现靡遗。

再见到裘静在三天后。店里轰隆作响，裘静低着头在吸尘。看到我，关了吸尘器。将头巾取下来，在胳膊上掸一下。抬起头，我觉得她的脸色和悦了些。

走进来，才发现柜台底下有个小男孩，坐在小马扎上。男孩长得很清秀，眼光却有些怯。和我对视了一眼，又转过头盯着电视屏幕。电视上在放 《麦兜的故事》 。“马尔代夫，椰林树影，水清沙幼，坐落在印度洋的世外桃源……”麦兜活在幸福的谎言里。香港山顶一日游快乐而苦涩。小男孩看得咯咯笑。在这个年纪，大约还看不出，这出电影其实是悲凉的成人童话。

路仔，叫叔叔。小男孩抬了一下头，沉默下去，笑声也没有了。裘静走过来，把男孩手上的奥利奥拿过去，说，这么甜，吃个没够。然后用毛巾擦擦男孩的手。

边擦边说，“还没上幼儿园，没有户口，什么都难。”

我说，你不是本市人？

她苦笑了一下，说，这个城市，有几个本地人？

男孩仰起头，认真地听我们的对话。

这时候，有两个客人走进来。裘静走过去招呼。我走到一旁，发现架上多了阿巴斯的新片子。红壳子，叫作 《十段生命的律动》 。

我取下来，走过去付钱。裘静在找钱的时候，塞给我一张传单。说，周末有个电影观摩会，在大市口。内部的，有空就来吧。

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看见有个平头男人从里间走出来。嘴里叼着一根烟。他略略张望了一下，从碟架上拿了一只打火机，又走进去了。

《十段生命的律动》，DV的影像让人有些眩晕。长久的镜头，对准了女计程汽车司机的脸。这是一个人漫长的工作过程。仿纪录片的风格。琐碎的言语交流，剧情的极致淡化。出租车在德黑兰的街头停停走走。离了婚的伊朗女人，只是为了独立事业的权利。十段对话，发生在司机与乘客间，各自剖白心事。面目模糊的老妇，萍水相逢。订了婚的女人，祈祷后的幸福的表情和声音，有些刺痛听者。把玩传统的风尘女，是伊斯兰世界的异景，她嘲笑司机对爱情与婚姻的余念。再次上车，却只有饮泣。哭泣的还有订婚的女人，因为婚约取消。唯一的男性角色，幼小的伊朗男孩，司机的儿子。他不理解，也无法原谅母亲。单薄的身体里是巨大的男权的暗影。在疏淡的全球化背景下，这辆出租车承载着传统重荷，且行且远。还是那个阿巴斯，不判断什么，也不期望什么，一个人在人群中安静而热闹地生活。

这部电影，多少是沉闷的。沉闷的不是剧情，而是缺乏希望。未来太过确定，谁也无法改变。我打着瞌睡，看到影片的最后，儿子又一次坐进母亲的出租车，冷冷地说：带我去奶奶家。

大市口是闹世里的荒凉地。早年是工厂区。工厂搬去了远郊，厂房却留了下来。又过去了许多年，落寞与破败一如既往，内里却被另一种力量渗透。一些艺术家，悄悄地进驻，改造了它的质地。这些厂房，灰暗粗糙的皮肤底下，有了新生的血肉。独立画廊、摇滚乐队的排练厂、民间小剧场，各行其是，自得其乐。

然而穿梭在这些厂房间，看不到太多生命的迹象。裘静提供的地址，在这个厂房区最边缘的地方。门口有个戴棒球帽的人，看了我一眼，伸出了手。我将那份传单递给他。他对我努了努嘴，冲着近旁的铁栅门。我掀开门上厚厚的布帘，走进去。里面很黑，可以看见一些稀薄的光。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楼梯，也是狭窄的。

走上去，才听到有声响。迎面的银幕，在黑暗里有些刺眼。半裸的青年，凶猛地扇了女孩一个巴掌。脸部放大的特写。让我看清楚，不是愤怒，而是某种不知因由的兴奋。

里面人已经坐满了。我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旁边有人往里头挪了一个位置，让我坐下来。我感激地看一眼，他摆摆手，指了指前头的银幕。

这部影片有一个学生运动的背景。青年男女有着刚硬的对白与行为，我行我素，爱恨由人。包括犯罪，其实没有不得已的初衷。更像是为了充实快感。敲诈、斗殴、相互计算，在年轻的底色下直来直去。终于，她对她的猎物，一个中年男人，动了情。或许只是一瞬间的体贴，因为她的哭泣。她离经叛道的刺，软化成世俗的欢爱。最终，他们都仓促地死去了。

这时候，旁边的人，点起一支烟。味道蔓延，有一种格外清凛的味道，发着一些苦。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大麻。

灯亮了。我看见裘静站在最前面，和人说话，眼神有一些散。然后又走到后面来，将放映机关上了。一束光灭掉了。人群散了。裘静这时候看见了我，笑一笑。她身后走来一个男人，平头。这次看清了眉目，有些凶。他将手搭在裘静的肩膀上。裘静猛回过头，将这只手，轻轻拿掉了。

切——我身旁有人发出不屑的声音。我转过身，这才看清楚我的邻座。是个瘦削的年轻男人，留着中长的头发，脸色有些发青。他对我笑一笑，罗晓鲁。声音有些含混，烟还在嘴里。

罗晓鲁告诉我他住在西夏路。所以搭伴去车站。他告诉我他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教油画和木刻。我说在出版社。他说，出版人，好，以后出画册，找你。

然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话。快走到车站的时候，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会认识裘静。我说，在她的音像店。他又笑了，说，那个是小生意。她主要是卖这个，他撮起手里的烟，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他使劲吸了一口，将烟头弹出去。

烟头画了道弧线，落在一个中年女人脚边。女人轻盈地跳了一下，然后开始骂娘。

看到这阵势，罗晓鲁拦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快到年度盘点的时候，社里有很多书半价销售。有一套《黑猫》的幼儿学习丛书，看上去不错，我就买了下来。

我将书放在柜台上，说，送给你儿子。

裘静眼睛亮一亮，语气倒很平静，瞎花什么钱。他也不认识几个字。

我蹲下来，将一本书放在男孩手里。

男孩看上去，比前阵子胖了一些。还是怯，眼光有些发直。我看他将一本书打开。

我说，还没上幼儿园么？

话音刚落，就听到“刺啦”一声响。男孩将道林纸的封面整个地撕了下来。撕得很仔细，很专注，蹙着眉头，好像在做一件严肃的事情。

我一时有些发呆。

裘静走过来，一巴掌打下去。男孩应激反应一样护住了头，埋下身去，没有再抬起来。书落在了地上。

裘静捡起来，说，就是这样，哪有幼儿园敢收。

我愣了好一会儿，还是问，这孩子怎么了？

裘静的声音，几乎有些轻描淡写，自闭症。

然后又轻轻地说，报应。

《蓝丝绒》（Blue Velvet），大卫·林奇在一开场安排了明亮湛蓝的天空与白色篱笆及娇艳欲滴的玫瑰和郁金香。镜头在美国小镇和平生活的一天景色中游移。鲍比·温顿（Bobby Vinton）的声音抑郁，隐隐埋藏不安。草地上的杀戮，残缺的耳朵。好奇的青年，伤痕累累的女主角，是畸恋的见证，由抗拒到耽溺。曼妙与高贵的蓝丝绒下，是腐败、阴暗与邪恶。林奇和你做心理的游戏，步步为营，牵引你进入他的陷阱，当你知道错了已难以自拔。结尾依然平静，只是告诉我们，生活的画皮之下，险象环生。

我决定去裘静那儿找找《穆赫兰道》 。这个片子似乎更为晦涩。但相比对这个导演的好奇心，却算不得什么。两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从音像店的里间走出来。眼神兴奋又茫然，遇到我有些躲闪。他们耳语了一下，侧了侧身，从我旁边走过去。我们之间有了不必要的宽阔空间，好像我是庞然大物。

又到大市口是在两个星期后。那天天气阴沉，空气里拧得出水。在这南方的城市，有许多水淋淋的日子。而这一天，却有一种窒热将水变成了气体。四周比夜晚更加令人辨识不清。但是因为格林纳威，我还是决定走一趟。

一直听说《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是一部奇片，不容错过。

走进放映室，银幕上是鬼影幢幢的建筑和有气无力的霓虹灯。水泥地面泛着金属的幽蓝光泽。那个叫作窃贼史伯特的男人出现了，暴力，殴斗，无主的野狗兴奋低沉地狂吠。

猩红色调的餐厅，极致表现主义的浮华。餐桌陈设、屋顶，红得太浓烈密集，令人疲惫。窃贼盛装，化身老饕。食客盈座，人声鼎沸。空气中是贪婪的气息，茂盛地繁衍。

厨房冰冷的暗绿色，连场上演着妻子乔治娜和情夫的情爱哑剧。肉体缠绕，静冷的灯光里蔓延着欲望。腐烂的气味，压抑的氛围潜藏着密集的性，诡异肮脏的美感。

停车场。餐厅的后院，幽暗的蓝色笼罩，老饕发泄着最隐秘残酷的冲动。被监视的妻子遭受凌辱，四周是暧昧沉默的夜色。逃脱。妻子和情人浑身赤裸，藏在生蛆的腐肉中，厨师驾车送他们奔向出路。

被烹制的情人成为老饕最后的盛宴，也是格林纳威对裸露的极端隐喻。七个贪得无厌的夜晚。刻意营造的形式将银幕导向粗鲁的现实。人类的欲望是如此不堪一击。即使有舞台的间离效应，异质的影像仍然过于浓烈，令人不适。内里却是恻隐。

电影在枪响中落下大幕。我一时有些发愣。这时候有人走过来，经过我，低声说，走，去喝一杯。

是罗晓鲁。不过一个月的工夫，他的头发剪短了，留了个冷飕飕的平头。

罗晓鲁并没有等我回答，就这么走出门。我只有跟上去。看他在前面走，是昂首阔步的样子，一双军靴踩在雨水积成的水洼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他也没有避，又踩进下一个水洼。

走到百花路，他的步子才慢下来。几年前这条路上，出现了酒吧。开始是一些点，后来连成了片。因为都是民房改建的，格局都差不多。主题却有些不同。我进去过的，其中一个，叫作“蒂果主义”，其实是个“反帝”的酒吧，民族情绪浓重。还有一个“大眼狼”，是个内蒙古人开的，里面的烤肉很好吃。

他在一个酒吧前停住。这个酒吧门面阔大一些，门框上镶着巴洛克式的石膏条装饰。半面墙上是德拉克洛瓦的作品《自由领导人民》，但人物的身形比例夸张，是卡通版的。门楣上两个笔画稚拙的字：马赛。

我们在招摇不定的灯光里坐下，台上有个面相成熟的女人在唱《英雄》。罗晓鲁一直埋着头，面前是一杯马丁尼。

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我听他呷了一口酒，轻轻说了句话。

我问，什么？

这时候他抬起头，说，我被艺术学院除名了。

我有些愕然，迟钝了几秒钟。还是问：为什么？

罗晓鲁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他把烟举到我眼前，缓缓地说，为了这个。

看着这根烟，没有任何异样。接过来，这时候烟柱袅袅升起，有些发蓝。我终于闻到一种类似于燃烧草木的清苦味，这是不同于任何香烟的味道。并不浓烈，却有些冲鼻。我猛然回忆起和罗晓鲁的第一次见面。

是大麻。罗晓鲁声音清晰地重复了一次，大麻。

我的手抖一下，烟掉落在桌上。

罗晓鲁似笑非笑，恶作剧的神情。

大麻抽多了是不会过瘾的，我偶尔加一点可卡因。它们对没灵感的人真的有好处。

他轻描淡写，仿佛在介绍一种胡椒粉配方。这是准备激怒人的，我将那根烟狠狠地碾在烟灰缸里，说，你好好的干吗抽这个？

罗晓鲁死灰一样的脸，轻微地抽搐，生动起来了。他贴近了我一些，眼睛里有灼热的光亮。我听见他说，你应该去问音像店的老板娘。

这时候酒吧的背投电视上出现了约翰·屈伏塔的面孔。年轻的暴烈的音乐，不合时宜地响起来。《油脂》 大约也是许多年轻人一时的梦，尽管这梦来自大洋彼岸。副歌的部分，有人和上去。是有口无心，但却顺理成章。

这首歌成为刚才那个话题有益的间歇。我重新镇静下来。罗晓鲁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也很奇怪，她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对你下手。

我头脑里开始勾勒这女人的脸，但却支离破碎。

罗晓鲁抬起手，在后脑勺上抓了一下，手指有些犹豫。我想他是抓了一下已不存在的长发。这时候酒吧的门响了，走进来一对陌生的男女。这两个人带动了罗晓鲁本来虚无的视线。

然后我听见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真美。她这样子是很少的。这城市的女人都急吼吼的，不是吗？可她话那么少。后来熟了，话多一些，聊的也只是电影。再熟了，知道她是一个人，儿子留在外地。她说音像店生意其实很清淡。可她不要人接济，我就把供房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了她的碟。会员制的法子，也是我想出来的。只是没料想她后来用这法子做了别的用途。

罗晓鲁苦笑了一下，说，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和丁黑搭上的。

我说，丁黑？

他说，嗯，你大概见过。上次在放映厅，站在她身后头。这人有点势力，也不知到底做什么的。哦，其实她第一次给我东西抽，我就知道是大麻。我没点穿。我心想，只要能帮上她吧。那阵儿我天天都问她有没有货，她以为我是上了瘾。其实我买了，也就是囤着。后来，我知道了她也卖给别人，还发展了下线，用的就是会员制的名堂。我才知道，她是当生意来做了，把自己也当了货。知道也迟了，我就真的抽上了。

罗晓鲁一仰头，把酒喝干净，连杯里的冰都嚼得脆响。他打了个响指，说要点首歌。罗晓鲁站起来，脚底有些发飘，我想扶他一下。他胳膊一甩，挡开了，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台上去。音乐响起来，我便知道，他是要将这首歌点给自己的。“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灯光暗淡，罗晓鲁身形瘦削，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曲折细长。嗓音却浑厚。这首歌里的痛就深沉了些。我付了账，自己走掉了。

在下一个星期二，我终于见到了裘静。看到我，她眼里有了一点欣喜。她拿出一张电影，说是侯孝贤的新片子，《咖啡时光》，给小津安二郎的百年纪念。

我犹豫了一下。说，咖啡没有烟的味道好。

沉默是意料中的。

她声音低沉地问，谁告诉你的？

我没有说话，看见音像店里间的布帘子，被小小的手掀起了一角。小小的男孩探出头，警惕地张望，然后走出来，在房间一角的小马扎坐下来。再抬起头，眼睛里却有安详的光。

我说，你不该这样生活，哪怕为了孩子。

裘静翘起嘴角，一瞬间已恢复到了初见时的面无表情。她用更为平淡的声音说，这孩子，靠卖咖啡，养不了他。

这时候，我听到小马扎不安地动弹了一下。小男孩的眼神紧张起来。他轻轻咳嗽了一下，开始尖叫。

裘静迅速地走过去，将一副硕大的耳机戴在孩子的头上。然后蹲下，紧紧搂住那孩子。一面缓慢抚摩着孩子的头。男孩安静下来，喃喃自语。

这时裘静回过脸，眼神麻木地微笑了。她说，你知道，这样的自闭症的孩子，一个月疗程的费用是多少？一年要花多少钱么？

我并不知道。

我在长久的语塞之后，说出了苍白而愚蠢的话，我说，孩子的爸爸呢？

裘静的肩膀颤动了一下。

她说，你走吧。

我木然转过身，听到裘静轻轻叫住了我。她将一张影碟塞到我手里。然后说，你走吧。

我至今不知道，在那一瞬间，裘静为什么拿了这部电影给我。或者，只是因为顺手。

是那部《E.T.外星人》，二十年纪念的特别珍藏版。封面上，是蓝色天幕的背景，两只灵光一触的手指。

我坐下来，看到了小外星人在CGI技术的修补下完善生动的脸。再次听到年幼的德鲁·巴里摩尔那声著名的尖叫，当时她只有六岁。

我还可以说什么。当E.T.学会了人类的第一句言语：E.T.打电话回家。影片中的洋溢着惊喜的声音。我感到一阵心痛，这其实本质上是个在讲述孤独的电影。孤独的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一群。

影片的结尾，小男孩艾里奥特载着E.T.与伙伴们，骑着自行车奔向太空。或许，只是不知名的未来。我按下了暂停键，看那硕大的蓝色月亮悬挂在漆黑的夜色里，里面有深暗的阴霾。

于是，对于裘静与“物质生活”的消失，我没有太多的意外。仿佛她的出现，也是某个顺理成章的起点。

所有的，都已过去了半年。

是的，还是那个女人，趴在柜台上，手里夹着一支烟。水静风停。外面一片澄净，是午后的好阳光。

“唰”的一声，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工人，正用力将一张纸从墙上大把地撕下来。声音在空旷的室内回响，裂帛一般。

那曾是一张电影海报。 《三十九级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