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十年，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开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台上，远处是西贡夜色里的一湾海。明暗间是散落水中的岛屿。浅浅的海浪激荡，岛屿便是浮动的船。

院落里灯影阑珊，圣诞树兀自精神。夜已微凉，姑祖父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坐在藤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愿，不愿意错过热闹。宁愿做这热闹里的布景，才会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热闹却还是浓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间堆叠。小狗不知倦，将李医生的双胞胎留下的玩具叼着，在院落里巡游。姑祖母还在絮絮地和母亲说话。讲的依然是往事。这夜里，将陈年的事情都释放出来，稀释在这城市的空气里。

我的家族，与这城市无所谓渊源。出现人生的交叠，只在历史的关隘。抗战伊始，祖父从教授任上退下，辗转到此，是因了旧派知识分子的良心。终于匆匆地还是离开，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姑祖父母，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浪漫的人，革命的浪漫主义，经历了现实的考验。姑祖父是香港人，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艺术家的爱国心。建国初期，背弃了家庭来到北京。成就了中央歌剧院一段千里姻缘的佳话。然而，终究是单纯真实的人，一九六〇年的时候，双双发落到了东北。这其间的艰难，用音乐与乐观倾轧过去，居然也就水静风停。终于回到故里，站在罗湖桥上，姑祖父泪眼婆娑，向左望去，招展的旗帜仍红得悦目。这是十多年后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也总是留下痕迹。变不了的是姑祖母的乡音。将近半世纪的香港生活，老人家还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儿。说起话仍是利落爽脆，讲到兴处，仍是朗声大笑。

旧年我博士毕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典礼。一家人拍了照片，冲印出来。姑祖母看着笑着，终于有些动容。她指着这巨大的建筑说，看，颜色都旧了。我来那会儿，还没它呢。它现在都这么老了。

千禧·劝学

我来到香港，在千禧年的尾声。不算冷的冬日下午，黄昏的光铺张下来，也有些暖意。下了车，走上了一条叫作“高街”的街道。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再读了《第二炉香》，发现张爱玲写到这条街，用了一个词“崎岖”，终于有些感叹，张的文字实在是老辣简省。

与高街垂直的阶梯，竟然也是一条街，叫作“兴汉道”。咫尺之遥，分布着几家文具铺和影印店。都是在做学生的生意，竟也十分的兴旺。这兴旺间，暗藏着潜在的竞争。有家叫作“艺美”的，做的是家庭生意。有论文订装的一条龙服务，婆婆管收钱，儿子和儿媳则是劳力。孙子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负责些零杂的活计。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个壮年的男子，人称“肥仔”，设备比他们先进些，店堂也整饬些。但都传说他其实是个“无良商人”，所以在港大几年，也并没怎么帮衬过他。这条路的尽头，叫作般咸道。“般咸”是香港的第三任港督George Bonham的姓氏。香港的翻译，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减省而生僻，就如同将Beckham译为“碧咸”，Zidane译成“施丹”，多少有些不着调。这道路是西区半山上的主道，曲折漫长，连接坚道和薄扶林道。坐落了许多的名校，像是“圣保罗书院”等等，环绕了香港大学，几乎带有一些预备役的性质。

港大在这条街的中段，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石牌坊，掩映在绿荫里面。和内地高校大门的气派不同，这座老牌的殖民地大学，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底气是内里的，有孙中山，陈寅恪与朱光潜的过往，渊源便也不用多说。

从校门右手的车道上去，便是本部大楼，米色的巴洛克建筑。有的是繁复的回廊与凸起的钟楼。地形不简单，文学院办公室在右手的位置，我去报到的时候，竟无端地绕了一个大圈。正门的地方，是陆佑堂，这是港大的礼堂。后来听过的许多演讲，都在这礼堂里进行。到了学期末的时候，这里便是全校学生high table（高桌会) 的地方。港大的精英教育，落实在细微处。到这一天，少年男女们便严格地要盛装出席，煞有介事。这是一种锻炼，你要克服你天性的羞涩与胆怯，让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所以，这礼堂又兼有Dancing Hall（舞厅）的功用。不过，晚近它的著名，却是因借它拍了电影《色·戒》，做了王力宏和汤唯们演练爱国话剧的布景。这电影在校园里细水长流地挑选群众演员，每每可以看到，几个本校剧团的学生脸上都笑得很欢乐。那时候，我的学位论文正赶得如火如荼，从办公室里出来，疲惫地对他们望一眼，看出他们的欢乐也是加倍的。这礼堂，多少是有些凋落了。堂皇还是堂皇，老旧是骨子里的，一百年的光阴，外面看不太出来，却已蚀进了内心里去。

如此看来，我在这所学校里的五年，便真正是弹指一挥。细数下来，回忆还是不少。大多都是细节，比方校门近旁有一棵树，孤零零地立着，叶子四季都是少的。这是一棵朴树，我记得它，是因为他和我喜欢的歌手，是同一个名字。而挨着研究生堂有一棵繁茂的细叶榕，三人合抱的粗大，后来却被砍掉了。因为它发达的根系，撼动了地基。砍掉以后，如同一张天然的圆桌。又比如，仪礼堂附近，有一丛竹子，上面出没着一条蛇，传说是某个香港名人的魂魄。很多古老的学校都有传说，最盛的是一些鬼故事。港大的此类故事，格调多是凄美优雅的，又有些烟火气，所以并不怕人。其实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情，偏偏印象很深刻。这些印象，便夹在了教授们的真知灼见与日常的连篇累牍中，被留存了下来。

港大建在山上，这山是太平山。小时候看过一出剧，里面主题歌中有一句“太平山下不太平，乱世风云乱世情”，是因为有港战的背景。我在这山下的岁月，还算是很太平的。香港人有“行山”的传统，太平山上有一条晨运径。曾经晨昏颠倒的时候，也仍然看得见黄昏里头，有些人在山路上或走或跑，跑的多是些外国人，都大汗淋漓的，若是个白种人，肤色便变成浅红色。还有一些菲佣，在山道上遛狗。那狗的毛色便在夕阳里闪成了火红。在山顶上，看到过一头藏獒。并不见凶狠，眼神游离，没什么主张的样子。山顶是好地方，可以眺望到全香港的景致，看得到长江实业、中银大厦、和IFC（国际金融中心），所谓“中环价值”，尽收眼底。没有雾的时候，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青马大桥。山顶上看港大，在盘桓的山道交错间，就好像是岛。

香港是一个岛，这岛上还有喧嚣与速度。港大是这岛上的另一个岛，是真正无车马喧的清静地。这里面的人，便也有了岛民的心态。心无旁骛，适合读书做学问。在经历了一年的热闹之后，也是在这岛上，我无知觉间开始了写作。写过一个年轻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叫《无岸之河》。后来又写了一篇《物质生活》，大约是那时候的生活写照。写作之外，做得更多的事，似乎是看电影。看电影是写作和作论文间的句读。频繁密集，却似乎又无足轻重。港大图书馆，有很多的影碟。我便一边看，一边为一个报纸写电影专栏。写电影终究不是很过瘾的事。看完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法斯宾德、大卫·林奇，终于被大岛渚的残酷任性搞坏了胃口，于是用希区柯克的推理片系列做调剂。看完了一部《鸟》，影评写完，意犹未尽，就又动笔写了一篇叫作《谜鸦》的小说。

那以后，写下去，却多是关于自己家乡的城市，南京。

癸未·人事

二〇〇三年，是世界的多事之秋。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着陆前于得克萨斯州上空解体。机组人员共七人全部罹难。伊拉克危机造就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示威活动。第一例SARS（非典型肺炎）病例在越南河内出现，并在全球迅速蔓延。第三次海湾战争爆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c）遭到暗杀。美国华盛顿州爆发疯牛症，澳大利亚、中国、巴西和日本等国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牛肉。伊朗发生强烈大地震，三万人死亡，十万多人无家可归，二十多个国家向伊朗派出救援队与物资援助。

那一年的春天，我拿到了硕士学位。

一月的时候，第一次应聘了一份工作。是一份consultant (顾问) 的职位，具体负责在港跨国企业管理层的语言培训。

走进中银大厦，将领带紧了紧，信心也充分了些。面试的气氛友好而矜持。印象深刻的是主考的中年韩国男人，说着流利的英文和温婉的普通话。倾听与点头。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安静，只有秘书在笔记本电脑记录时飞快的打字声。也是温存的，如同蚕食桑的声响。

这次应聘最后以落败告终。电话打来，依然是完美得体的抱歉，说希望将来与你有合作的机会。在意料之中，一个学位，或许并不比两年的工作经验更加有分量。这是香港的职场，用人唯用。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给你去历练与磨合。

二月的时候，在深圳的一间港资出版公司就职。

对我而言，这是新的城市。以前只是经过。它代表的只是罗湖口岸，是南京与香港间的某个过渡。

或许，深圳对于香港人而言，远不及此。它终于成为香港人的消费圣地。朋友对我说，这个角色，曾经由泰国来扮演。金融风暴后，泰国一蹶不振。港人改弦易辙，开始亲近祖国最临近的城市。这里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还是荒凉的地方。因为一位老人，踌躇满志地画了一个圈，由此改变了它的命运。

我想我是喜欢它的。大约因为它的新与阔大。这些年在香港，看了太多逼仄而狭长的天空。这城市的阔大是与南京像的，然而，却没有南京的古旧与曲折。历史于南京像是一道符咒。成败一萧何。走在中山大道上，体会了民国子午线的悠长与幽深。法桐叶子将阳光筛在你身上，却也有一丝凉意。这凉意也是许多年积淀来的。深圳不同，轻装上阵。每次上班的时候，车经过笔直的深南大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头上的天，却还是辽阔的。没有高大的树，有一种稚嫩，却也是初生牛犊式的。内里却是胆略，无顾忌。所谓“深圳速度”，或许也有代价，便是略微的鲁莽，不太计较错对。

这城市始终是年轻。地王，深交所，华强北商圈，都是年轻的身影。我从没感觉到自己的年轻在一个城市会如此的恰如其分。

我开始了我半年的职业生涯。在最商业的地方做最文化的事情。做故宫藏品系列丛书，与字画、印鉴与碑拓、明清家私打交道。工作的过程，倒是心里很沉静。同事们，则都是艺术的人。因为做的是出版行，没有很多浮华气。出版总监是昔日一个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说起她当年对阿城的欣赏，真诚仍溢于言表。说到阿城文字的好，至今还记得她援引的《峡谷》中的例子，说那马是“直”着腿走来。当时编辑部的人，都说这“直”用得颇为蹊跷，不是正常马的所为。唯独她力排众议，留下了这点文成金的一字。我短暂的出版生涯，因为这总监的提护，增长了许多的见识。现在想来，是心存感念的。郝明义的理念与吕敬人的设计，也都是那个时候深入其心。多年后，当我自己出版书籍的时候，与编辑间沟通的无阻，也正是靠了那个时候的积累。

四月二日那天，天气晴好。大巴上人头涌动。突然有个女人的声音尖利地响起。然后是她对同伴说，张国荣死了。似乎有很多双眼睛向一处聚焦过来。这时候，WHO（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动了SARS全球警报。所以这些眼睛的下方，都有一副口罩。掩藏着讶异的神情。女人的伙伴愣了一下，她的口罩上印着一张微笑的丰润的唇。这便是无所不在的商业创意，让SARS的阴影薄弱了一些。然而，这时候却变得不合时宜。她声音虚弱地说，开什么玩笑，愚人节是昨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同时有些谴责地看着制造谣言的女人。女人将报纸递给了同伴，说，是，真的。我在这同伴身后看得很清楚，报纸标题浓重： “歌星张国荣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自杀身亡”。很快，电台印证了这个消息。有人间歇开始抽泣。

“哥哥”对于很多人来说，大约是时代的专属名词。他的歌，电影，演唱会，他的隐退，他的情事都潜移默化于许多人的生长。当他终于老去，便以最彻底的方式演绎了浮生若梦。只是，在这身影坍塌之后，所有人等不到了风再起时。

张国荣的故去，与年底另一个巨星的陨落遥相呼应。她是梅艳芳。许多人都记得他们共同写下香港电影的一则传奇《胭脂扣》。曾经风华绝代的十二少，耄耋老境下，与天人两隔的如花重逢。是悲哀却非悲情。几乎在这惨淡的年里成为谶语。

乙酉·驿旅

这一年年头。在朋友的怂恿下测过一个卦，然后算出的结果，我是“鲲”命。“鲲化为鹏”是要远走的。命里主水，又驿马星动，所以，年内会要去有水的地方。

回想起在温哥华的那一段。七月的阳光并不炽烈。因为J哥夫妇的缘故，没有很多旅人的感觉。大约因为他们人太好，对我有如兄嫂。而又都是顾家的中国人，所以与他们相处的时光，竟无时没有家庭的感觉。叮咛是足够的，于生活的细节，又是贴心到了令我对一向的疏忽感到惭愧的程度。

他们都是北京人，来加拿大前，J哥是一个官办报纸的摄影记者。未到四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半白。但眼睛里却有很多的童真。他给我看他以往拍的照片。拍摄的对象，多是名动一时的，却又都是心地单纯的人。所以，在他的镜头里，可以看到的是杨宪益的羞涩，钱钟书的爽朗、James A Mirrlees如同孩童一样的笑容。在异国定居后，他是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这是工作，也是兴趣。拍得更多是平凡人。家庭的细节、婚礼的瞬间、社团巡回游行的旗帜。更多是孩子。各种各样的脸，精灵的、欢乐的、哀伤的，都是真实的。也有一张黑白的照片，放在他的个人网站的显著的位置。是个神情宁静的青年女子，有着饱满的额头和丰盛的卷发。那是他的太太，辉姐。

辉姐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以后与夫君移居加拿大，做了全职太太。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刚读完了一个西点制作培训课程。所以在以后的每个清晨里，我可以不重样地饱口福。辉姐虽是商科出身，却是艺术家的性情，做事要完美的那种。会在大早的时候，开车去很远的市场，购买材料。只为了曲奇饼上的蓝莓保持新鲜水透。下午的时候，家里便洋溢着全麦面包的香气。辉姐神态安静地搅拌干酪，一边和我谈她对小说的见解。都是日常的，并非是文学的观念，内里却有很地道的真知灼见，让人叹然。

这两夫妇千禧年移居海外，也经过艰苦的岁月。如今买下了Watling Street（华特灵大道）这处临街的房子，窗外种满了冬青与绣球花，将它布置成想要的样子。周末的时候，请了印度裔的工人上门，在后院搭建凉台。有个工人很年轻，在加拿大是木工的世家出身。小伙子萨米其实在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建筑，却对祖业也很有兴趣，所以放假出来打暑期工。虽是暑期工，做事却是专业的态度。穿着背心和耐磨的工装裤，戴着耳机。是心不在焉的打扮。动作却是实在的一板一眼。J哥与我也在旁边帮手，两天下来，已经完工。辉姐烤了猫舌饼，同请了萨米喝下午茶。午后的阳光照在草坪新生的嫩芽上，彼此都觉得是难得的好时光。萨米说他的家人、女友，说他们的老家庞遮普省。这城市的印度人大多来自这个省份。温哥华的支柱产业是旅游饮食业和木材加工。前者是华人的擅长，后者则是印度人展身手的行业。在东区与华人两分天下，简直蔚为大观。

走在伯那比的街道上，可以时时听到普通话。就连大巴上的白人司机也会用俏皮的口气说上一两句广东话，“唔该”什么的。煤气镇上的中国城，什么地道的中国食物都吃得到，所以，几乎没有异乡之感。我自己一个人跑去UBC查找研究资料，顺便看看人类学博物馆。路途遥远，觉得沿途的景致几乎代表了种族文化的嬗变。如此井然成群，难怪温哥华被称为是“街坊城市”。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景致都赏心悦目。在靠近市中心的Carnegie Centre区，看得见一些眼神散乱的人，在与你擦肩而过的时候，甚至涕泪交流。这是一些吸毒者。政府出于安定的初衷与好心，以合法的途径，联邦毒品法令的豁免，为这些人设置了“毒品注射屋”（Insite），以解决他们的一时之需。但是，却同时激起了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是某种“农夫与蛇”的善意，变相造成了姑息。

UBC很美，因为临海，还有清澈的阳光。这间老牌的名校，并没有一丝老气。年轻小伙子们踏着滑板上课。教授看见了也是远远地吹一声口哨。

八月的时候，走访了加东另一所大学。多伦多大学，也临水，却是五大湖区。多大与UBC相比，多少是带着古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上布满了爬山虎，令我想起母校南大北大楼的景观。校园临近Queen's Park（皇后公园），在闹市里是一处宁静幽深的地方。有鸽和松鼠，都并不怕人。旁边有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除了大英博物馆的远东馆以外。这里的亚洲藏品，算是极丰富的。看到一尊隋唐木造像，面目和平，造型温润细腻，就小节来看，亦是上品。在这间展馆，也幸会了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查尔斯。查教授对东方艺术素具好感，于雕塑与壁画尤有研究，曾只身去云岗与敦煌游历。说起敦煌艺术的精绝与损坏的惨烈，颇为怅惋。他说，人都是太想占有，其实观赏也是拥有。他用了cherish（珍爱）这个词，是很诚恳的表达。说到雕塑，我向他提及亨利·摩尔。在现代艺术里，他的作品是我的大爱。他便兴奋地对我说，那么他一定要陪同我去AGO，也就是安大略美术馆。那里馆藏的摩尔的作品，是最值得称道的。我一时有些惊异，一边觉得太巧，一边又有些怪自己没做好功课。接受了查教授的盛情，我们乘地铁到St. Patrick站，沿Dundas St.往西走。没什么悬念，门口的青铜雕塑一眼看去便是摩尔的风格。其实，这馆里也藏有马蒂斯、安迪·沃霍尔、乔瓦尼、林布兰的作品，甚至也有数幅梵·高和毕加索等的名作。但或许是摩尔在这里声名太盛，其他却都少人提及了。

离开了多伦多，历经京士顿、渥太华和法语区的魁北克。在蒙特利尔的下城，有一些奇遇。也因此结识了来自洛杉矶的Aunty Ann, 新加坡的May和Andy。或许华人本身有着某种本原的亲近，萍水相逢成了十分好的朋友。经验与差异，都成了互补与可兹回味的东西。临别的前一晚，在一间叫Paris Grill的餐厅。我们饮杯之下，都有些不舍。几年后，Andy与May发来结婚照。Aunty Ann带了年近八十的母亲来香港寻根。又几年后，我接到了来自Ann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舒了口气。然后问起内地震灾的事情，说不知道南京会不会有事。她希望主会保佑我的家庭。都是非常朴素的话，却让我热泪盈眶。

戊子·水起

我生长的城市，的确有大水所现，是长江。不过我们家住在市中心，看不到。后来读大学时候，分部在江北。每个星期乘巴士往返，总要经过长江大桥。这桥下，自然就是滚滚的江水，姜黄色的。有些船只游弋来往。初见心里很有些澎湃，为了每个星期都能将这江水看一看，不辞长做江北人。见多了，也有些倦。有雾的时候，水天便都是朦胧胧的一片，连桥头堡上的工农兵雕塑，都只剩下一个轮廓，这时候情绪也变得空落落了。

其实，南京还有另一条河。因为在城里，和南京人日见夜见，水静风停。因为历史，又因有一些浮靡的风雅，这河其实与人们更亲近些，关乎它的日常与闺秀气。昔日有人论苏学士和柳永的词，说是关东大汉和十七八女郎之别。长江若与这条河一比，也同样适用。后者让人爱，却是起不了敬畏心的。有朱姓和俞姓的老派文人，做过同题作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外人读了都是极向往。灯影和歌娘，好像都是大半个世纪前的风致，如今在这河上又复兴了。上一次回家，路过这条河，看见又多了许多的花船。穿红着绿的本地人，载着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神色都是怡然的。水是清澈得多了。九十年代初，河道污染得成了这城市的公愤。如今干净了，回来了。回不来的，是有关这河的记忆。小时候，元宵节的灯会，河岸上奇芳阁的清真点心。奇芳阁还在，却如同别家的老字号，经营得举步维艰。将楼下，也已经租给麦当劳了。

来到香港，还有水，这回却咸下去，是海水。本地的朋友要带我去看的，先就是维港。其实不像海，窄窄的一湾，水声却不小。当日有阔大的邮轮施施然地开过来，不记得是不是双子星号，在这水里是大而无当。那时候，IFC还没建起来，从尖沙咀望过去，中环的景物则有些似是而非，一错眼，倒觉得是站在外滩上看浦东。可隔着的，究竟是海。

海和海，自然是不一样的。旧年的国际作家工作坊，主题是海洋文学，来了七八位访问作家。其中两个中文作家。一位是内地的邓刚，一位是台湾的廖鸿基，都是写海写得极好的前辈。邓刚是山东大汉，魁梧的身形，声音也雄壮。写的海也汹涌得很，是人要搏斗的对象，关乎生存的所在。人叫“海碰子”。在这铿锵碰撞中，人也愈发坚强起来。廖鸿基也写海，海也是辽阔的，却是浪漫的背景。廖老师斯斯文文，是自称“海神信使”的讨海人，半生致力于鲸豚的生态调查与保护工作。他给我们看了许多照片，都是他拍的海。墨蓝深幽，是奇幻的色彩。又播了一张CD，有苍凉遥远的动物叫声。廖老师温柔一笑，说，是鲸鱼的情歌。

在这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对这里的海，终于也有了感情。这感情，是渗透积聚起的，如同涨潮时的海水，慢慢蔓延到岸上，一点一点地，当你突然发现漫上了你的脚背，已过去许多时日，是无知觉后的猛醒。除去初到香港时的浮光掠影，这积聚大约由西环开始，与寂寞与思乡相关。有一段时间，住在山道上，夜里无法安睡。索性就起身出门，沿着水街往下走，一直走到山下有灯光的地方，是西区运动场。在那里认识了一群朋友，其中一个，还带了他的狗，是一条鲍马龙史蒂夫。这些朋友凌晨收工，就到这里打打篮球，热闹地聊聊天。性情都是欢乐的调子。他们和我交谈，用或好或坏的普通话，间或教我几句广东话。有人突然揭露其中某句俗语是粗口，要教坏后生仔。被谴责的人便激烈地笑，掩饰自己的不过意。那狗也是欢快的，自己一个，兀自围绕球场奔跑，转圈，追逐滚动的球，是自得其乐。后来，我写成了一篇小说，纪念这短暂的交情。被圈住的运动场外，便是海。这海在夜色中泛起凛凛的光，被铁丝网分割成了光斑。远处望过去，有一些浮航与机船的影。附近是一个码头，也是这些朋友做工的地方。后来我白天去看过，整齐地排列着橘色和蓝色的集装箱。近旁堆栈了轮胎与汽油桶。颜色暗淡的小轮上，伸出左右摆动的铁吊。“哐”的一声，是货物沉重的下落。临岸的海，颜色也是暗淡的，有浅浅的机油的缤纷痕迹，闪烁不定。悠远的汽笛响起，这海水便波动一下，呼应了航船的离去与归来。这是劳动的海。

乘坐天星小轮，往返维港两岸，渐成熟悉的经历。在香港开埠的时候，这港曾经是广阔的，填海取地改变了天然的海岸线，造就了港内的风浪。七十年代的时候，筲箕湾的码头，还会有人在岸边游泳。如今的水质与激流，已令人却步。维港的美色，已无关海港本身。

还可说的，是香港的岛屿。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热衷于对离岛的探访。岛如同海水的坐标，香港外围的岛屿，竟然有二百六十多个。而成为规模的，在地图上看得见南至西南的离岛区，有二十多个岛。除了新机场所在的大屿山，最著名的约莫是南丫岛。这是香港的第三大岛，以前叫作“博寮洲”。因为形状像汉字的“丫”字，就改了这么个土名字。南丫岛其实一点也不土，几乎称得上是个小欧洲，有“鬼佬天堂”之称。一九九〇年，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在岛西北菠萝咀填海建立南丫发电厂，外籍的工程师聚居榕树湾一带，改了区内的风水。渐出现了西式茶座、餐厅，却也掺杂了中国的风情。这岛并不怎么纯粹了，中国人多半是老的。早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年轻岛民已搬到香港谋生，南丫岛遵循着现代乡土发展的规律，留守了年长的一辈。当年出来的年轻人，最有名的大约就是周润发。这样的人，长洲也出了一个，滑浪风帆之后李丽珊。她为香港拿了奥运金牌，是久前的事。后来却因为一部《麦兜故事》，名及两岸，几乎成了香港精神的代名词。平心而论，我是更喜欢长洲的。大约因为那里的具体而微，是个小镇成一统的感觉。有自己的消防局、警署和医院，似乎全都缩减了一号。一个面色黧黑的巡警开着摩托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十几分钟后，驻足在海鲜摊抬头看风干的气鼓鱼，他的身影又映照在鱼缸的玻璃上，因为已经环岛绕了一圈。来长洲，自然是要吃海鲜的。这里的海鲜，号称“一口价”，味道大同小异，大多是椒盐濑尿虾，蒜茸扇贝和避风港炒蟹。这些铺头，主要开在海傍路上。大新街有间叫“阿信”的，我们帮衬过，很不错。老板是和善的人，岛上的原住民。据说以前在酒店做过主厨，现在是解甲归田，回到无车马喧的故土。他拿手的是一道“蒜香美国蚝”，见功力的菜式，黄灿灿的，味道十分鲜甜。这岛上除了海鲜，吃的口味可称之繁杂。日本菜，意大利菜，马来菜，不一而足。也有老字号，是四十多年历史的“张记鱼蛋粉面”，试过一回，名不虚传。另有一间甜品店，在大兴堤路上，名曰“天然”，招牌是“雪冻豆腐花”，“雪冻”即是朱古力包着云尼拿雪糕，口感松软，却十分有咬头。

越过人多的地方，经北帝庙不远，便能看见大片的海。东湾海滩，海非常好，称得上是水清沙幼。周围零落地散着一些度假屋。设施都很简陋，其中有处叫“东堤小筑”的，生意尤为清淡，却很著名。原因是历来有闹鬼的传说，神乎其神。曾经和不信邪的朋友约在这儿打牌，大中午的，房间里直有阴森之感，听得见天花板上有寥落的人声。终于在黄昏前离开了。鬼说到底，于这世界上，其实是许多无奈情绪的集合。后来写了篇小说《龙舟》，说的便是一只无奈的鬼。

这岛上最著名的鬼魂，叫作“张保仔”，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一个海盗，势力很大。据说也落魄过，被朝廷赶得东躲西藏，最后躲到长洲西湾崖边的一个山洞里来了。也就成就了本地的一个景点，叫作“张保仔洞”，传言也是他藏匿宝藏的地方。这洞我看过，甚至还进去过。极其逼狭，张姓海盗应该是个短小的身形。洞内光线很暗，便有个年轻人，在洞口租借手电筒，也是生财有道。

岛上一年一度的盛事，叫作“太平清醮”。所谓“醮”，是道教一个传统仪式，也是民间风俗。用意是酬谢神恩、祈求国泰民安，又以从事渔农的人最为看重。“醮”是有功能性的，庆祝寺庙或其他建筑物落成的“庆成醮”；祭拜瘟神的叫“瘟醮”；也有为神明祝寿的“神诞醮”和佛教盂兰盆会合而为一的“中元醮”。香港打醮大多以太平清醮为名，时间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三天醮期，全岛戒杀禁荤，岛上居民及游客一同茹素吃斋，就连麦当劳也只有素包供应。打醮时，有一个风俗，叫作“抢包山”，所以，长洲的“太平清醮”也叫“包山节”。我去看过一回，真是满目琳琅，以“飘色”巡游为盛，大多是模仿历史人物，又或者是取材于戏文。可竟也有与时俱进的元素，看得见社会名流，甚至政坛人物的身影。那回就有“乒乓孖宝”现身，还有当年成为政治热点的两位阿太——叶刘淑仪与陈方安生，“阿姐”汪明荃作为香港两会代表而受瞩目。虽是传统的节目，却看得到港人近来的热衷。

“抢包山”是“太平清醮”节目的压轴，也是高潮。这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在十八世纪的清朝，就已经有了。包山有三座，用竹条建起支架，在会场道坛旁竖立起来。山上有密密麻麻的包子，这包子是被道士做过法的。这些被祝福的包子叫作“平安包”。所以“抢包”的时候，谁摘得越多，福气就越大。

不过，大约在七十年代末，有一次“太平清醮”，参加“抢包”的勇士可谈不上有福气。兴许是人太多，那一次，一座包山不胜重荷塌了下来，将近三十个人受了伤。香港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禁止了这项传统活动。一禁便是二十六年。

重新恢复的时候，已年过千禧。我看到的那次，包山已经做了很多大的改良，面目整齐庄严，用钢筋做了内部的支撑。包山上的包子也控制了数量，每座上有六千个。且都是塑料制成的假包子，据说是为了环保。抢包的人呢，在比赛前还要接受香港攀山总会的训练。整个过程，热闹还是热闹，激烈还是激烈，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长洲这样的岛，是人味儿很重的。香港更多的岛是一些偏远的，散落在海里头，终年也有些寂寞。我去过最远的，叫东平洲。在香港的最东北的大鹏湾。在岛上的时候，手机突然接到了内地的信号。原来已经靠深圳很近，对面便是大鹏半岛了。只是中间隔了一道海水。

己丑·室家

现在住的地方，若用地产中介的口气，便说是“旺中带静”的。这街的形状，是一个长长的弧形，好像一枚新月。街道两边是一些有了年岁的楼宇。静的确是静的，其实闹市并不远。因为这街的形状，自成一统，便涤清了外界的许多声响。或许也是因为老旧，最初并不打算长居。因为家中曾经的变故，租住这里，是为了能在中午赶回家来，陪母亲吃饭。后来竟就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几年。一则是因为房东人实在是很好。房东叶老先生，是上海人。据说当年出租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挑剔。但因为听说我是南京来的，引为老乡，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叶先生是五十年代来港创业的工厂主，时当壮年，现在说广东话也还带了浓浓的乡音。当时香港的大环境和后来的经济起飞尚有距离，所以，艰苦的日子也是经过了的。第一次的置业，便是在这里买下了几个单位。自己住过红磡、湾仔。老了，就搬回了这里。大约也是好静，又见得到老街坊吧。叶先生喜烹饪，兴起，会烧一些地道的本帮菜，送过来给我分享。又喜欢京剧，有很多的京戏的影碟。有时候听得见隔壁的声响，最多的是《法门寺》。这出我不陌生。大约因为外公也喜欢。有一次他还特来邀我和他一起听。是一出《空城计》。他说他其实最喜欢的，是马连良和周信芳。谈起来，竟也知道年轻得多的于魁智。便又感叹，他来香港的时候，于还未出生呢，现在居然就在大陆当红了。说完后，自己去了里屋翻了半天，翻出一把京胡，沾满了尘土。他一面擦灰，一面说这京胡跟他来了香港，也老了。原先弦是上好的马鬃，断了，在这里竟再也配不上。现在勉勉强强装上了钢丝，只有凑合地听了。说完就拉起一曲《大登殿》 ，声音有些尖利，但力道却是足的。在这咿咿呀呀里，窗外暮色也低沉下去。我便有些爱这条街了。

回忆起来，在香港也迁居了多次。早前在港岛的西区，第一个住处，在山道上，四周的风物似乎是让人喜爱的。早上推开窗子，遥遥地能北望到海和浓重的晨雾。下了楼，看得见有许多弯折的小道。傍晚的时候，和缓的风也是山上来的。夕阳的光线从法国梧桐的叶子里筛下来，落到地上是星星点点。间或又吹下一两朵洋紫荆或者合欢，便是这光斑中的一两点锦簇。景全是小景，因和日常相关，也更入眼入心。

这些小道，都不起眼，其实是西区的血脉，内在有严整的秩序。街边琳琅的小铺，都是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名号却时常分外地大，比方说“贝多芬琴行”“刘海粟画院”，通常却不过十米见方，大约也是香港寸土寸金的明证。

靠着正街，是很陡峭的一条街，从般咸道落下，站在上方，目光直上直下，可一直通向德辅道。整条街都是石板铺筑的阶梯，密集地下落，几乎有点壮观的意思。这里是很多香港电影取景的地方。我常去的是靠近山脚下的一爿旧书店，叫作“平记”。终年是一盏泛了蓝的日光灯，瓦数很小，并且闪烁不定。倚墙摆了几个通天大书架，生铁或是木的，里面有很多漫画，因为有些是限量版，待价而沽。香港有数不清的漫画收藏迷，真的有肯为一本七十年代出版的《龙虎门》出上好几旧水的（香港白话称一百元港币为“一旧水”）。这个书店却专有一个中文书架，间歇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这书架上，我淘到过天地初版钟晓阳的《流年》，联文版的《喜福会》，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甚至有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品相十分的好。后来这间店，大约也关了门。

山脚的德辅道是电车道。这也算是香港的一道景致，一九〇四年开通迄今，也竟有一百多年了，缓缓来往于港岛北的坚尼地城至筲箕湾，还在做着实际的用途。这车在香港人的口中又叫作“叮叮”，是它行动时的声响。响起来，大约就是张爱玲说的“市声”。可电车声在上海却是听不见了。这车是谈不上效率可言的，所以车上除了观光客，便是些师奶与孩童，一律都是怡然的神情。沿着海，“叮叮当当”地驶过上环，再进入中环、金钟。“中环速度”也便在这声音里不情不愿地慢下来了。搭乘这车，会闻见浓郁的海味，这是海产街上的气味，来自鱼翅、海参、花胶与其他干货。绕过梅芳街上了荷里活道，便有了另一番天地。

这条道路Hollywood Road（荷里活道）的起源，是因早年种植在路旁的冬青树名，又有一说holly其实是一种榕树。无论如何，也是早于美国“荷里活”的产生。曾经陪一个朋友，是王家卫的粉丝，专程来这里朝拜《重庆森林》里梁朝伟的住处。只是行人电梯附近很普通的中式唐楼。朋友不免失望，说相见不如怀念。这条街的声名，其实叫作古董街。错落着几十间极小的铺头。风格则一律是清幽的，又有烟火气，有点像南京的朝天宫，又整饬一些。没事的时候，我倒喜欢在这里逛一逛。东西多半是Chineseness，中国风，浓到化不开的。卷轴，陶瓷，漆器，都老旧得很。曾经看到一只紫檀木的明式小圈椅，手掌大小，细节入微，让人爱不忍释，价格亦甚为可观。倒是友人新婚，在这里买了两只葫芦，说是放在房间里做辟邪之用。葫芦上烙着一个人形，问起来，说是龙门派的王常月。这一派由邱处机所创，后来式微，到了王再复兴，已隔了几个世纪。若论避邪的功力，恐怕也减去几成了。

年轻的也是有的，但依然是老调子。在这街道的拐角处，坐落着一间“住好啲”（G.O.D）。本土设计师杨志超造出了生活的又一重海市蜃楼。老旧的印花布底裤，六十年代的铁皮水壶，发黄新闻纸图案的布艺躺椅，让人恍若隔世。却是二十一世纪新新人类的心头好。拐角里摆着本土的艺术杂志和《诚品好读》。每次去，总要翻上一翻。也就忍不住买上一两件东西，因为它们摆在那里恰如其分得如此悦目。但买回去，回到自己的住处，却成了零余品。别看这表面灰厚的风格，却有着锋利的构思。这间家用品店被警方前后检控过两次，一次是二〇〇四年时推出“Delay no more”字样的产品，因为和粤语的粗口谐音，犯了众怒。一次是二〇〇七年，因为检获印有“拾肆K”字样的衬衣及明信片，涉嫌有关三合会社团14K。是成心要和社会不和谐。

和谐的也是有的。到了中环皇后大道中，几间老字号，各据一方，各安其是。士丹利街的陆羽茶室，黑色的老吊扇，仍然缓慢地旋转。将时间转慢了，将香港人的心也转慢了。咬上一口蚧黄灌汤饺，喝上一口普洱，便不知归去。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莲香”忘不了。慕名来的，先都失望，都说破落。待吃上一口贵妃鸡，便都说来对了。来对了，便再要来，却见它越发破落了。再看威灵顿街上，“镛记”的排场是大的。朋友来香港，点名要吃这一家。例牌是烧鹅，好吃的却是顺德三宝，清水牛腩。

这里靠德己立街已经很近了，窄窄的一条弯道，就进了兰桂坊。于我而言，这实在是个应景的地方，如果不是新年倒数，如果不是郁闷太甚，平日对汹涌的人潮避之不及。鬼佬、中产、猫三猫四，出出没没。倒是也有好地方。有一间极安静的酒吧叫Milk。或许也是生意不好，居然在热闹里渗出清冷来。一个面目严肃的菲律宾歌手唱着Love me tender（《温柔地爱我》）。歌声也是清冷的。

后来，终于从山道上搬了，搬进了规整的校园区。忙于研究与论文，这些地方便也很少去。去得少了，心思便也淡了。后来就像是没了瘾。先是在研究生堂住，前见海，后见山，是极其好的清静地。在这里，我开始写我的长篇小说《朱雀》，也是恰逢其时。此后搬到叫作STARR的校舍。楼层住得很高，也面海，竟可以看到驻港部队的空军演习。对面是何东夫人堂，男学生经常情不自禁地望过去，是间女生舍堂。我看到时，早已翻了新。旧时的格局是可笑的贵族风，房内两张床，一张是女学生的，一张是给随行的女佣。后来终究要拆，拆之前也依恋。张婉婷便说，那好，我来拍一出戏。便是《玻璃之城》。都说舒淇将港大女生演绎得惟妙惟肖。败笔是黎明，港大的男孩子，可没有这样老实头的。

这些男孩子们，精力都旺盛得很。平日再跋扈的，却也要做舍堂文化的螺丝钉。半夜里，听到敲门声。然后是怯怯的声音，央你喝一口他们煲的“楼汤”。你喝了一碗，便是欣喜得连声道谢，反让我不好意思。我是这层里唯一的研究生，是受礼遇的。不受约束的还有一个是非裔交流学者，据说来自剑桥。还保留着乡风，最喜裸着身体穿过走廊，走进洗澡间。边洗澡边大声地歌唱，唱的也是乡音乡调。浪里黑条，有哗哗的水声，若是和上非洲鼓，便是现场的民俗风情秀。听多了，便不再意外。后来他走了，整个楼层，便无可挽回地寂寥下来。

再后来，也曾在东区的海滨小住。姑祖父母因为身体的缘故，搬去了空气清新的西贡。所以看到的海，多半是那里的。时常带了小狗Bobby去游水，它爱海水的程度，简直如同半尾鱼。

黄昏时候，市区中心的海岸，看得见依岸而泊的小艇。艇上是各色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海蜊、生蚝、象拔蚌和红杉鱼，都整整齐齐地搁在桶里。船娘卷起裤管站在船上，微笑地看着你，等着你挑拣。脸上是海水在余晖照耀下的光影。远处海天一色，交汇处有火红燃烧的云在流动，很美。

大约有家的感觉的，还是现在的住处。和日常相关，每天下了班，回来了，便是这个地方，仿佛一个若有若无的盼头。然而去年的时候，叶老先生去世了。高寿九十二。隔壁的单位，便空了许久。过年的时候，搬进来两个年轻人，据说是先生的侄孙夫妇。面貌都很和气。男的戴着眼镜，斯文地笑。女的干练些，搬家的时候，似乎独当一面。二人形容勤勉简洁，是典型的香港人的样子。周末的清晨，隐约响起的是容祖儿和郑秀文的歌声。京胡和《法门寺》的唱段，是再也听不见了。

庚寅年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