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芬／文学教授，台湾资深评论家

接到出版社寄来葛亮《七声》排印稿的午后，才埋头读了几页，不由得把手边正做的事丢一边去，直到发现腰酸得直不起来，窗外已黑遍了。我不知身在何处，也说不出这样一气读完整部作品的具体感觉。当下只觉还有人比我更幸运的，那就是更早读到这书的编辑。

台湾读者看大陆小说，一直以来，除了一种时地隔阂的新鲜感，两地心态与语言的差异无疑也是刺激阅读的因素之一。从八〇年代的张贤亮、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阿城，一路到九〇年代的残雪、刘索拉或张辛欣，近年固然李锐、阎连科、曹乃谦都在台湾书市大放异采，像贾平凹《秦腔》、余华《兄弟》那样令人感到疲累的长篇，也不是没有。葛亮的故事里没有历史的笨重感，也没有走火入魔的实验手法，他以一条清亮嗓音，三十岁不到的年龄，别辟蹊径，重新回归说故事的趣味。他的语言，干净洗炼，节奏迅疾，有三月阳春的飒爽与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鲜明的印子，带领着读者步步寻向不可知的径外人世。早在写性爱人生的《谜鸦》里，他就展露了这样的绝佳天分，到了这本类自传的小说《七声》，葛亮鼓点频催，流畅依然。故事环绕着成分良好，背景优越的男主角毛果，数则人物记事，像穿珠一般的串起边缘人、世间事，可分立也可合观的数段人生。以孩童至少年毛果为视角，回忆往事故人，少了《谜鸦》的酷样与老成，《七声》寓热情于冷笔，各篇紧凑相接，比起《谜鸦》来，无疑进境显明，技巧愈隐，余味更厚。

葛亮《七声》，除首篇《琴瑟》写外祖父母外，全书皆以主角人物姓名为篇题。耐人寻味的是，愈是不起眼的人物，葛亮愈发写得血肉丰盈，有棱有角。脸上倔强，面容不屈，见不平即愤然仗义的女工阿霞；拄杖佝偻的邻居阿婆，向毛果母亲一句“小孩不能没有小孩样儿”“羊圈里圈不出赤兔驹”，解救了被强押做功课的孩童。葛亮的人物塑造由于语言鲜明自然，情节描摩深刻，就有这种出神入化之境。

以葛亮的两本小说相较，《谜鸦》比较自觉地当小说来经营，写人性与爱恨的惊涛骇浪，结构与段落上非常节制。《七声》则没有真正的大时代或大背景，仅仅是断瓦残垣中的寻常忆念，因此身段柔软得多，文字也多了家常絮叨的亲切感。故事中的主角毛果，是个斯文秀气的孩子，随大学教授与高级工程师的父母住机关大院里，读的是重点学校（新世代的“知青”造型）。围墙外草莽依旧，邻家阿婆唤他“阿毛头”，大伙儿采桑养蚕，“打青”蒸青团吃。毛果在文明与洪荒间奇异地领受着人间的差等，不能抗拒的是终将与友伴走上截然不同道路的命运。人生如一席破败棉絮，难堪、意外、挫败，外加意念与宿命，最终都不免于沦落到人生的底层，以悲剧作收。葛亮写来，无一丝嘲讽，也不故作谐趣，他只是事当如此，无一丝勉强。“涧户无人花，纷纷开又落”，《七声》的成功在于这些边缘人表面上环绕着主角毛果周边，事实上也是反衬者与旁观者，将主角毛果的印象完整塑成。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纯真的童年之眼，让人想起阿城的《遍地风流》，张大春的《寻人启事》或骆以军的《我们》，只是他们写得都短了些不是。

大陆文坛的年轻世代，近年不乏尹丽川这样头角峥嵘的多面手，更年轻如李傻傻或笛安，新铏初试，还有待观察。一九七八年生的葛亮，算是学历高的头代独生子女，“文革”遗事都在他们父母辈身上，写作上完全摆脱了伤痕反思、悲情愤懑的包袱，然而纯就文学来看，葛亮无疑是老成的。长于大陆，就学香江，在港台文学奖频获荣光，可望成为华语界极具大将之风的小说名手。你瞧他用字的鲜活灵动：“食堂里的师傅掂了大勺出来了。大叫一声：‘娘的’，喝退了狗。看了看我的腿，说：‘毁了’。说着一把将那狗腿揪过来，在狗耳朵上揪一撮毛，燎了火就往我伤口上贴。”真是令人叫绝的简洁与犀利。

七声一均，鼓点频催，这人生的悲喜曲，永无终止。葛亮最让我想起蒋韵《想象一个民歌手》中穿山越岭的吟唱者，或史铁生《命若琴弦》终其一生立志弹断一千根琴弦的说书盲叟。这天生异禀的说故事人，下一站将到何方？史铁生的小说惯常以残疾为主题，诉说着生命的意义是把希望传下去。人生本是破败残相，生命如同弦断吟未止的哀曲，正如《戏年》一书中，阿德女友——聋哑的曲曲死前留下字体娟秀的那句“是暗的，不会是明”。葛亮不言，却隐然指向了这样的人生命题。莫言曾说，好小说必有好的故事与好的语言，葛亮如此年轻，却是完全当得起这样称誉的。

（原文为联合文学版《七声》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