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利已被削职为民，不再当政治队长；从高人一等，落到等外劳力，低人一头了。

过去，嘴皮子开花，舌头尖子取贵；溜溜达达，十分到家，游游逛逛，工分上帐。丢了乌纱帽，就得下地卖力气，他可舍不得劳其筋骨，汗珠子摔八瓣儿：便自己落价，跟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起遛马，每日只挣六分。拉了秧的黄瓜卸了任的官，杨吉利仕途失意，整天愁眉苦脸，忿忿不平，一脑门子丧气。

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自打杨吉利落生之日，就顶在头上，捧在手里，甘当儿子的牛马，把杨吉利娇惯得咬群抓尖儿，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他念中学，造反起家，回村以后，又以鹦鹉学舌，左嗓子唱小靳庄的高调儿，写诗成名；不费吹灰之力，扶摇直上，荣任政治队长，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梦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当上“全民所有”，不吃毛粮，铁秆庄稼，旱涝保收，货真价实的长字号人物。明明是碟子里孵出的豆芽儿，却自以为是一棵栋梁之材的大树。

杨吉利眉眼透着鬼头，其实不到家；前扑后咬得罪人找他，大学选拔学员，工厂招收壮工，全都没有他的份儿，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对他重用。连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都看出了其中有鬼，他却鬼迷心窍，还呵斥他的爹娘私字当头，没有公心。

儿子走了背字儿，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只觉得满腹委屈，怨天尤人；生怕儿子一口气窝在心里，得了臌症，有个三长两短。轿车的骡子单喂，吃穿都把杨吉利供在上席，老少三辈拔头份儿；但是，杨家毕竟已经今非昔比，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虽是一家之主，却也不是金口玉言；两片刀子嘴的女儿天香，一身占全骄娇二气的儿媳妇于芝秀，都不给杨吉利好脸色，杨吉利吃口东西，也是打脊梁骨下去。

花轱辘老头乘坐吉普车，指手划脚，穿村而过；就像宫轿行街，惊动了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跑出门来观看，沿街一条人巷。

“看见我家吉利了吗？”花轱辘老头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逢人便问。

“这是谁的汽车呀？”人们反问他。

“是公安局的逮捕车吧？”有人跟他开玩笑。

“这是他吴大伯的专车！”花轱辘老头眉飞色舞，“他吴大伯要找他谈话。”

“你家吉利哪儿来的吴大伯呀？”有人迷惑不解，也有人明知故问。

“就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吴队长呀！”花轱辘老头大声吆喝，“卧龙出山，老将出马啦！”

吉普车带着一缕尘烟驶出村外，花轱辘老头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儿子喜欢在河湾子的柳林中挂马，便又指引吉普车向河湾子驶去。

从鱼菱村西口向南，运河甩了一个大弯；河湾和长堤之间，是一片茂密的柳裸子地，洒满野花，水边绿苇丛中鸣禽啼啭，罕有人迹，是鱼菱村外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杨吉利遛马，跟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使孤家寡人，独往独来；把两匹挂了驹儿的骤马拴在河湾子的大柳树上，自己钻入柳棵子地里，白沙地上铺开一张大花塑料布床单，不是睡大觉，就是看小人书，还常常在柳阴深处摆下赌场，招来几位酒肉朋友打扑克赌钱。杨吉利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在赌钱上玲珑剔透，手眼精明，十局九胜；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一支接一支地吸过滤嘴香烟。

吉普车在河堤上停下来，花轱辘老头跳下车去，走下河坡，只见柳棵子地上空，香烟缭绕，柳丛里吵蛤蟆坑似的吆三喝六；一架录音机播放着令人骨酥肉麻的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

杨吉利跟他的朋友们正在狂赌。

“吉利！”花轱辘老头叫道。

没人理睬，只有港台歌星在嘻皮笑脸地打情骂俏：

好花不常开呀，

好景不常在……

“警察抓局来啦！”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

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鸡飞狗走，抛下了港台歌星，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

“爹，谁打发您前来诈尸？”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

此人便是杨吉利。

杨吉利三十一岁，生得细皮嫩肉，唇红齿白，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他留的是大鬓角，嘴唇上一抹小胡髭，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十足的港式派头儿。

也许有人不相信，这副打扮，城里也并不多见，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

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差不多都有放映机，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每场只花一至五元；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乡下人晚上收工，闲着没事，大队就放映电影，至少隔一天演一场。而且，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更是每晚都要开放。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以及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

“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

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打天骂地，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也是自作自受；不过，习以为常了，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

“北京来的哥们！”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

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忙问道：“他们都在哪儿上班？”

“人家是争取人权自由同盟的。”杨吉利打开雕花镀镍的烟盒，抛给花轱辘老头一支，“这是人家刚送给我的外国香烟，您尝尝。”

花轱辘老头听着耳生，追问道：“这是哪一行的单位，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呀？”

“我前些日子进京，跟他们在民主墙结成战友。”杨吉利摇头晃脑，自鸣得意，“连外国人都佩服他们！”

花轱辘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吉利，京油子可沾不得呀，你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气。”

“您一个上老帽儿，懂得什么？”杨吉利不耐烦的挥手，“去，去，去！”

“快跟我回家！”花轱辘老头一指河堤上的吉普车，“你吴大伯特派汽车来接你，要跟你谈谈话。”

“您打哪儿给我捡来一个吴大伯呀？”杨吉利翻着白眼。

“就是吴钩呀！”花轱辘老头的得意神气，不下于儿子，“人家又当上了报社的社长，大老远的从北京下来看我；你不是会写诗吗？正跟他对工，求他提拔提拔你。”

“原来是那个老右呀，不见！”杨吉利嗤之以鼻，“二次革命一来，还得给他戴上帽子。”

“什么，什么？……还要折腾呀！”花轱辘老头惊慌失色，直打寒噤。

“眼下的这些政策，都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不折腾行吗？”杨吉利恶狠狠地嘶叫，“什么叫让农民富起来，分别是要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放屁！”花轱辘老头头一回跟宝贝儿子发这么大火，“我土埋大半截，穷够了！临死之前，非要富一下子不可！”

他气昏了头，转身就走，上堤坐车，原路而回。

“我警告你们！”杨吉利跳着脚，“不许跟吴老有勾勾搭搭，丧失阶级立场。”

花轱辘老头气呼呼回到家，锦囊大婶急不可耐地问道：“怎么没把吉利接来？”

“小兔崽子还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花轱辘老头听见墙那边吴钩大说大笑，急得在院里来回转磨。

“我，还有一条妙计。”锦囊大婶牵着嘴角一笑，酸溜溜压低声音，“打发芝秀过去赔情，这把钥匙一定打得开那把锁。”

“唉呀，这……这……”花轱辘老头面带难色，“咱们也太下作了。”

锦囊大婶脸一沉，下令：“快去接芝秀！”

就在这时，收了工的儿媳妇于芝秀，怀抱着从幼儿园接回的小女儿，风摆杨柳走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