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头发很黑。两条眉毛还是粗粗的。亚杏从来没有用钳子钳过。她的母亲就常常用小钳子将眉毛一根又一根钳去，钳成细细的。前一个时期，来自西欧的风尚，使一部分摩登女性将眉毛剃去后再用眉笔画上两条。许多女人都这样做，亚杏没有。她年纪还轻，不需要将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化妆上。她有一对大大的眼睛。她有笔挺的鼻梁。她的下巴尖尖的，使她有一个令丑陋女人妒忌的瓜子脸。虽然瓜子型的脸孔缺乏现代感，亚杏照镜时，总觉得自己的脸型很美，值得骄傲。也许这是一种自私心理，只要有机会站在镜前，总会将自己的美丽当作名画来欣赏。她不大理会别人对她的看法。尽管别人对她的赞美并不出于真诚，她自己却有充分的自信。她觉得自己很美。她一直觉得自己很美。此外：还常常这样想：“要是有机会的话，走进电影圈拍戏，变成另一个陈宝珠。”或者：“要是有机会的话，走去夜总会唱歌，变成另一个姚苏蓉。”

当她仔细端详镜子里的自己时，觉得自己比陈宝珠更美，没有理由不能成为电影明星。

当她仔细端详镜子里的自己时，觉得自己比姚苏蓉更美，没有理由不能成为红歌星。

她就是这样一个少女，每一次想到自己的将来，总会被一些古怪的念头追逐着，睁大眼睛做梦。在此之前，脑子里的念头虽然不切实际，却是无邪的；现在，看过那张拾来的照片后，脑子里忽然充满肮脏的念头。她从未有过类似的经验，却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象一个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邓光荣，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狄龙，有点像阿伦狄龙的男人也在这间冲凉房里。这间冲凉房里，除了她与“那个男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想时，一种挤迫感，仿佛四堵墙壁忽然挤拢来，一若武侠电影中的机关布景。她的脸孔红得像烧红的铁，皮肤的里层起了一阵针刺的感觉，心跳加速，内心有火焰在燃烧。她做了一个完全得不到解释的动作：将嘴唇印在镜面上，与镜子里的自己接吻。

对于她，这是一种新鲜的刺激。第一次，她有了一个爱人。这个爱人竟是她自己。

不敢对镜子里的自己多看一眼，也不敢再看那张拾来的照片，仿佛旧时代的新娘那样，纵有好奇，也没有勇气对从未见过面的新郎偷看一眼。她忽然认真起来了，竭力将思路转移到别的方面去，她认为应该想想陈宝珠了。在她的心目中，陈宝珠与姚苏蓉是两个快乐的女人。

进入浴缸，怔怔地望着自己的身体。这是以前很少有的动作，她只觉得女人面孔是最重要的。从未意识到体态的重要性。现在，因为那张照片给她的印象太深，使她对自己的体态也有了好奇。她年纪很轻，脸上的稚气尚未完全消失；胸脯却发育得很好。对于她，这当然不是一个发现；可是，认真注意自己的体态时，有点惊诧。

将肥皂擦在身上，原是一种机械的动作。今天，因为拾到一张猥亵的照片，用手掌摩擦皮肤上的肥皂，居然有了某种贪婪，将自己的手当作别人的手。

她希望这两只手是属于“那个男人”的。那个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狄龙，有点像阿伦狄龙的男人。她甚至希望“那个男人”跨入浴缸，与她一同洗澡。她甚至希望……

半个钟头之后，她躺在卧房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她应该将那张照片扔出窗口的，却没有这样做。她将它塞在那只小皮箱的底层。

楼下那家唱片公司，此刻正在播送姚苏蓉的《爱你三百六十年》。

7

镜子里的他，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淳于白对那面长镜继续凝视两三分钟后，终于有了突然的惊醒。那不是一个值得欣赏的脸相。那脸相引起了莫名的惆怅。他甚至有点讨厌自己。

不敢再看，继续朝前走去。虽然人行道上黑压压地挤满行人，他却感到了无比的孤寂。见到一家门饰充满南洋味的餐厅时，推门而入。

餐厅是狭长的，面积不大，布置得相当现代化。墙壁糊着深蓝色的墙纸，灯光黝黯。食客相当多，他却意外地找到一个空着的卡位。坐定，向伙计要一杯咖啡。然后点上一支烟，眼珠子骨溜溜地一转，见到一个年轻男子从门外走进来。这个男子瘦瘦高高，长头发，穿了一条“真适意”的牛仔裤，用牙齿咬着一支细长的香烟。站在门边睁大眼睛找人。淳于白旁边有一只小圆台。小圆台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年轻女人穿着长短袖的新潮装，牛仔裤的裤脚好像用剪刀剪开似的。

用牙齿咬着细长香烟的男子走到这个女人面前，拉开椅子坐下。这个女人露出笑容时，牙齿不但洁白，而且整齐。这种整齐而又洁白的牙齿是很少见的。淳于白很喜欢她的牙齿。那个与她同桌而坐的男子见到这样的牙齿，笑容也不露。

“肥佬走了？”年轻男子将话语随同烟雾吐出。

“走了半个钟头。”女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用食指点点面前那杯咖啡，“这是第三杯！”

那年轻男子依旧用牙齿咬着细长香烟，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拿到没有？”他问。

“只有五百。”

“肥佬不是答应拿一千给你的？”

“他说：赌外围狗输了钱。”

年轻男子脸上出现怒容，连吸两口烟，将长长的烟蒂揿熄在烟灰碟中。当他再一次开口时，话语从齿缝中挤出：

“他答应拿一千给你的！”

“有什么办法？他只肯给五百。”女人的语气也有点愤怒；不过，脸上的神情却好像在乞求怜悯。

“对付肥佬那种家伙，你不会没有办法。”

“钱在他的袋中，我不能抢。”

年轻男子霍地站起，悻悻然朝外急走。那女人想不到他会这样的，忙不迭追上前去，却被伙计一把拉住。她问：“做什么？”伙计说：“你还没有付钱。”女人打开手袋，掏了一张十元的钞票，不等找赎，大踏步走出餐厅。淳于白望着那个女人的背影，不自觉地露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然后注意力被一幅油画吸住了。那幅油画相当大，两呎乘三呎左右，挂在糊着墙纸的墙壁上。起先，淳于白没有注意到那幅画；偶然的一瞥，使他觉得这幅画的题材相当熟悉。那是巴刹的一角。印度的熟食档边有人在吃羊肉汤——热带鱼贩在换水——水果摊上的榴梿——提着菜篮眼望蔬菜的老太婆——斗鸡——湿漉漉的地——凌乱中显示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新加坡的巴刹。淳于白曾经在新加坡住过。当他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常常走去巴刹吃排骨茶。他对排骨茶有特殊的好感。尤其是星期日，如果不走去蜜驼律的“瑞记”吃鸡饭的话，就会走去巴刹吃排骨茶。他喜欢吃海南鸡饭。即使回到香港，也常常到出售马来食品的餐厅去吃海南鸡饭。香港吃不到合乎老巴刹水准的排骨茶。老巴刹的排骨茶别具风味，汁味奇佳，有点辣，却不会辣得使人舌头麻痹，而排骨则烂得像豆腐般容易上口。这是使淳于白每一次看到与南洋有关的东西时必会联想到的食品。南洋有许多特殊的食品，淳于白比较喜欢的，除了排骨茶，还有榴梿。那幅油画上的水果摊上就有十几只榴梿。淳于白凝视那幅画时，想起了第一次在新加坡吃榴梿的情景。

那是抵达新加坡的第二个星期，别的新客患水土不服，他没有。他走去山芭一个远亲的家里。那远亲也是上海人，战争结束后移居新加坡，在山芭设农场谋生。淳于白在那个农场里看到不少榴梿树，也听到不少关于榴梿的传说。他的远亲告诉他：榴梿是三宝太监的粪便。他的远亲告诉他：榴梿是水果之王。他的远亲告诉他：喜欢吃榴梿的新客不会回唐山去。淳于白说：“我会回唐山去的。”他的远亲捧了一只榴梿放在台面，用木板将它剖开，要淳于白用手指掐来吃。淳于白伸出手去，掐了一粒往嘴里塞，没有咀嚼就吐了出来。他的动作是如此的滑稽，引得在场的人笑不可抑。他的远亲边笑边说：“你一定要回唐山去的。你在这里不会住久。”——这是许多年前讲的话。当时，淳于白对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极为怀疑；现在眼望那幅以新加坡巴刹为题材的油画，想起第一次吃榴梿的情景，不能不承认这种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也有它的道理。

油画旁边有一幅稻草画。稻草是黄色的，即使光线暗淡，也会闪烁。——几棵椰树——奎笼——渔人与渔网——一钩新月——远山上的云朵——看起来，有点像剪纸，却充满马来的民族性格。淳于白曾经有过一幅稻草画；不过，在离新回港的前夕将它送给别人了。现在，见到这幅稻草画，自然而然想起离开新加坡时的心情。他是很喜欢新加坡的；但是一个更好的职业使他必须放弃那边的长期居留。那时候，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随地都是土制菠萝，稍微有点办法的人都远走高飞了，他却不能不继续留在香港。那时候，他很后悔。如果不放弃新加坡的长期居留，可以重回狮城。

“新加坡是一个好地方。”他想。他贪婪地望着那幅以巴刹为题材的油画与那幅以奎笼为主题的稻草画。

“餐厅的老板一定是从南洋回来的老华侨，要不然，就不会悬挂这两幅充满南洋情调的图画。”他想。

“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听到一曲《梭罗河之恋》的话，南洋气息更浓。”他想。

他听到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

他想起梅花歌舞团与《可怜的秋香》。他想起周璇与《拷红》。他想起白光与《叹十声》。他想起吴莺音与《明月千里寄相思》。吴莺音，鼻声很重的女歌手。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淳于白，穿着破旧的衣服在仙乐舞厅听吴莺音的《明月千里寄相思》。靡靡之音，像一把刷子，刷掉了从雾都带回来的朴素与严肃。他贪婪地享受四年未曾享受过的东西，企图借此给自己一点补偿。怀着这种心理，他带着一个并不美丽而打扮得十分花枝招展的舞女到酒楼去吃饭。在上海，人们喜欢在吃饭时跳舞。世纪末的情绪总是缺乏理性的。既然是有酒的日子，难免在歌声中猎取快乐。那时候，所有“来自重庆的人”都会被人钦羡。二百对一的规定，使许多有理想的人做了许多疯狂的事。淳于白是其中之一。对于他，享乐变成最终目的。每天下午，坐在国际饭店三楼喝下午茶。夜色四合后，开始将女人当作洋娃娃。生活是那么的荒唐，与梦中情景倒也十分相似。到处是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不想听的时候，也会在耳边飘来飘去。现在，他又听到姚苏蓉的歌声了。姚苏蓉，一个唱歌会流泪的女人。当她公开演唱时，有人花钱去听她唱歌；有人花钱去看她流泪。这也是一个缺乏理性的地方，许多人都在做着不合理性的事情。于是流泪成为一种表演，大家都说那个女人唱得好。

坐在上海舞厅里听吴莺音唱《明月千里寄相思》，与坐在香港餐厅里听姚苏蓉唱《今天不回家》，心情完全不同。心情不同，因为时代变了。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只能在回忆中寻求失去的欢乐。但是回忆中的欢乐，犹如一张褪色的旧照片，模模糊糊，缺乏真实感。当他听到姚苏蓉的歌声时，他想起消逝了的岁月。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淳于白一直在怀念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点上一支烟，连吸两口，《今天不回家》已成尾声。淳于白发现斜对面的卡位中，多了一个正在埋头研究狗经的男子。

逸园。上海的逸园。格力狗追逐电兔的地方。有一只格力狗的名字叫作“收复失地”，英文译作So Far City。淳于白下注这只狗，赢过大钱。淳于白下注别只狗，输过大钱。淳于白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赌狗了。除了赌狗，还赌回力球。安杜利。沙萨门地。普登巧。奧沙。古巴龙等。那个名叫古巴龙的回力球员最喜欢赌狗。淳于白在逸园常常遇见古巴龙。那时候，他听到一种传说：说古巴龙在狗场输了一笔大钱。淳于白也常常输钱。他喜欢赌狗。他喜欢赌回力球。他曾经偷了母亲的钻戒走去赌钱。不肯认输，是一种愚蠢的执拗。那时候，他尚未结婚，没有什么负担。他喜欢赌。他的赌徒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求学时期，也常常怀着冒险家的侥幸心理做孤注一掷。他曾经输过不少钱，不能保持理智的清醒时，常在逸园或回力球场培养儿童的反抗心理；有时候，理智恢复清醒，他也知道反抗赌神的安排是最不聪明的。

对往事的追忆，有点像山谷中的回声。对着山谷，放开嗓子狂喊，撞回来的，同样的声调，却微弱得多。

淳于白再一次乜斜着眼珠子望望那个研究狗经的人。那人正在吸烟，夹着香烟的食指与中指被烟熏得黄黄的。当他全神贯注地研究狗经时，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存在。淳于白凝视他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来。面对着那份报纸的狗经版，陷入无极的寻思，吸烟只是一种机械的动作。他不断吸烟。当长烟变成短烟时，蓦然咳呛，咳得连颈间的青筋也凸了出来。他吸的，可能是一种廉价的香烟。

不能忘记澳门逸园开幕的那一晚。一本红色封面的特刊。一家名叫“金谷”的餐厅。单看外表，澳门逸园与上海逸园有许多相似之处。淳于白特地从香港赶去澳门，并没有怀着冒险家的侥幸，只是希望在澳门的狗场里捕捉上海狗场的气氛。这种心理，只有背井离乡的人才能体会。淳于白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输了几百块钱，但是他很愉快。他捉住了一部分属于过去的欢乐。他是习惯于从回忆中撷取欢乐的。赌狗或吃大闸蟹，都能减轻乡愁。

一个脸色清癯的瘦子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童走进来。起先，他们找不到座位；后来，淳于白旁边那只小圆台边的食客走了，他们占得这个位子。

“我要吃雪糕。”男童说。

“不许吃雪糕。”瘦子说。

“我要吃雪糕！”男童说。

“不许吃雪糕！”瘦子说，“你喝热鲜奶！”

“我要喝冻鲜奶。”男童说。

“不许喝冻鲜奶。”瘦子说。

“我要喝冻鲜奶！”男童说。

“不许喝冻鲜奶！”瘦子说。

瘦子向伙计要了热鲜奶与雪糕。他自己吃雪糕。男童忍声饮泣，用手背擦眼。

“不许哭！”瘦子的声音很响。

“我要阿妈。”男童边哭边说。

“到阴间去找她！”瘦子的声音依旧很响。

“我要阿妈！”男童边哭边说。

“你去死！”瘦子的声音响得刺耳。

好几个食客的视线被瘦子的声音吸引过去了。瘦子不知。那个用手背擦眼的男童也不知。

“我要吃雪糕！”男童边哭边喊。

“不许吃雪糕！”瘦子恶声怒叱。

“我要喝冻鲜奶！”男童连哭带喊。

“不许喝冻鲜奶！”瘦子恶声怒叱。

“我要阿妈！”男童连哭带喊。

“你去死！”瘦子的声音响得刺耳。

男童放声大哭。瘦子失去了应有的耐性，伸出手去在男童头上重重打了一下。男童大哭。哭声像拉警报。瘦子怒不可遏，站起，将一张五元的钞票掷在台上，然后抓住男孩的衣领，用蛮力拉他。男童蹲在地上，不肯走。瘦子脸色气得铁青，睁大怒眼对男童呆望片刻，忽然松手，大踏步走出餐厅。男童急得什么似的，站起身，追了出去。这时候，伙计将一杯雪糕与一杯热鲜奶端了出来，发现瘦子与男童已不在，有点困惑。

“走了。”淳于白说。

“走了？”伙计问。

“桌上有五块钱。”淳于白说。

伙计耸耸肩，拿起五块钱，交给柜面；然后将雪糕与鲜奶端到里边去。

淳于白百无聊赖地观看每一个食客的动态。

三个长发青年坐在角隅处，各自低着头，嘁嘁喳喳，语调很低，好像商量机密大事。

一个胖子在吃牛排。那牛排一定煎得太老，必须使用很大的气力才能切出一块。当他切牛排时，两只手将刀叉握得很紧，脸上出现一种近似不胜重负的痛苦表情，连下巴颏也在抽搐。那不像是一种享受。

四个上海女人在口沫横飞地谈论楼价。她们谈话时声音很大，别人也许听不懂，淳于白却听得清清楚楚。甲女正在讲述排队买楼的经过。她说：“天没有亮，我就去排队了；排了几个钟头，还是买不到。”乙女说：“我的姨妈，去年在湾仔买了五层新楼，每层两三万，现在每层涨到十几万，不知不觉赚了几十万。”丙女说：“楼价为什么涨得这么高？”甲女耸耸肩：“谁知道？”丁女说：“九龙有一个地方出售楼花，有人连面积与方向都没有弄清楚，就一下子买了十层。”乙女说：“香港真是一个古怪的地方，有些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单靠炒楼，就可以得到最高的物质享受。”丁女说：“依我看来，炒楼比炒股票更容易发达。”甲女说：“对，你讲得很对。炒楼比炒股票更容易发达。股票的风险比楼宇大，股票涨后会跌，跌后会涨；但是目前的楼宇只会涨，不会跌。”丙女说：“话虽如此，现在的楼价已经涨得很高了。港岛半山区的楼宇，涨到几十万一层，即使普普通通的也要二十几万以上。”甲女说：“楼价还会上涨的，香港地小人多。住屋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除非政府马上冻结租金，楼价才会下跌。”乙女说：“政府怎会冻结租金？政府鼓励置业公司兴建新楼，怎会冻结租金？如果冻结租金的话，还有什么人建造新楼？”丁女说：“政府不冻结租金，楼价一定上涨。炒楼花可以发达，手上有资金的人，不是炒股票，就是炒楼花。这样，楼价一定上涨。”丙说：“我还是不明白，楼价怎会涨得这么高？”甲说：“楼价涨得越高，买楼的人越多！”

淳于白点上一支烟。

一个老头子在吃蛋糕。老头子的手握着叉。叉上有切下来的蛋糕。老头子的手在抖。老头子手里的叉在抖。叉上的蛋糕也在抖。老头子抖巍巍地将蛋糕塞入口中。蛋糕屑粘在胡须上。然后又用叉去叉蛋糕。他的动作是那么的缓慢，使淳于白想起电影里的慢动作。

卡位里坐着一对男女。男的头发很长，长得像女人。女的头发很短，短得像男人。男的一直在讲话，滔滔不绝，有点像苏州的说书人。女的一直羞低着头，不开口。淳于白听不到那个男子在讲些什么；不过，那男子有许多话要讲，倒是显而易见的。

两只小圆台拼在一起，台子旁边坐着八个人，四男四女，六个是中年男女，一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对年轻人都很怕羞，看样子，在相亲。

淳于白也相过亲的。那是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母亲希望他早些结婚，一再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淳于白回答总是：“没有。”母亲并不接受这样的回答。她问：“学校里不是有女学生的？”淳于白点点头。母亲问：“既然有女同学，怎会没有女朋友？”淳于白不答。过些时日，母亲要他陪去咖啡馆吃东西，他见到另外有两个女人在等他们。这两个女人，一个老，一个年轻。那年轻的女人羞低着头，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旗袍。淳于白这才明白母亲的用意，虽然没有站起身就走，却板着面孔，不发一言。那天晚上，母亲问他：“喜欢不喜欢那个女人？”他摇摇头。

想到这件往事，不自觉地露了笑容。视线由那只台子转到一个卡位上。这卡位里坐着一个阿飞与一个飞女。他们并不是相对而坐的。他们并排坐在卡位的一边。他们犹如一对摔跤家，扭作一团。他们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旁若无人。对于他们，餐厅的一切，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全不存在。

淳于白看到一个穿唐装的男子。这个男子侧着头，将一只原子粒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听打波。

另外一个卡位里则坐着一对中年男女。两人脸上的表情很严肃。男的在责备女的。女的也在责备男的。淳于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猜想起来，若非夫妻，必然是金钱上有了(马翏)。

两个穿唐装的中年男子坐在距离淳于白不足十呎之处。他们谈话时的声音很大。

甲说：“昨天下午，我在荔园搭乘巴士前往尖沙咀。巴士驶到青山道时，车厢里挤满乘客。忽然，有人拔出刀子，对大家说：‘这么多位阿哥阿姐，送些钱给我们几个兄弟花用！请随意捐助！’说着，拿出一只布袋，要乘客们将身上的现款与首饰手表扔入袋中。”

乙说：“没有强抢？”

甲说：“情形与教堂捐钱是一样的。教堂捐钱用盘子；劫匪捐钱用布袋。”

乙说：“你也在车上？”

甲说：“一切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乙说：“你损失多少？”

甲说：“一只老爷表与二十块钱。”

乙说：“二十块钱？”

甲说：“我身上有一千五百二十元，其中一千五百元是收回来的账。”

乙说：“那一千五百元没有被抢走？”

甲说：“我将三张大牛卷在衣袖中，他们没有发现。”

乙说：“他们？”

甲说：“劫匪有八个。”

乙说：“八个劫匪？”

甲说：“两个劫匪把守闸口，任何人都不准上下；三个拿着刀子在楼上收钱；三个拿着刀子在楼下收钱。”

乙说：“车厢里的乘客那么多，难道一个人也不反抗？”

甲说：“没有。一个也没有反抗。大家好像坐在教堂里做礼拜，默默地将表与现款放在布袋里。”

乙说：“八个劫匪的模样是不是很凶恶？”

甲说：“很斯文，个个穿着整套的西装，如果手里不拿刀子的话，谁也无法从他们的外表看出他们是劫匪。”

乙说：“香港的治安实在太坏了。”

甲说：“是的，香港的治安实在太坏。当局必须拿出一些办法，恢复社会安宁秩序，继续这样下去，太不像话。”

乙说：“巴士被劫，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为什么今天出版的报纸没有一家刊出有关这桩劫案的报道？”

甲说：“被劫者要是不报警的话，报馆方面就不会知道这件事。”

乙说：“巴士上的乘客有多少？”

甲说：“车厢里挤得满满的。”

乙说：“这么多的乘客，没有一个报警？”

甲说：“这一点，我当然不会知道；如果有人报警的话，报纸一定会报道的。”

乙说：“匪徒在巴士上打劫的事件已发生过好几次。”

甲说：“有一桩巴士劫案是破了的。”

乙说：“既然这样，怎么又会发生同样的劫案？”

甲说：“抢钱比赚钱容易。”

乙说：“现在，只要有胆量，不必写支票，就可以走去银行拿钱！”

坐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四眼佬一直侧着头，听他们谈论巴士被劫的事情，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的声音更大，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谁说不是？现在，在香港做人，只要有胆量，到处都可以拿钱。刚才，这里附近有一家金铺被人抢走了几万块钱的首饰！”

甲与乙异口同声说：“又有金铺被劫？”

四眼佬说：“单独一个人，年纪很轻，长头发，右手拿一把西瓜刀，左手拿一块大石头，走进金铺，挥挥西瓜刀，不许金铺职员动弹，用石头打破饰柜，将钻石、翡翠一把一把往衣袋塞！”

甲说：“你见到的？”

四眼佬说：“事情发生时，我恰巧经过那里。”

乙说：“你见到那个劫匪抢首饰？”

四眼佬说：“我站在金铺外边的人行道上，许多人都见到的。”

乙说：“既然见到了，为什么不将他抓住？”

四眼佬说：“抓他？我为什么抓他？那金铺又不是我开的。”

乙说：“要是大家都像你那样，香港的治安还会好吗？”

四眼佬说：“老友，不要说风凉话，好不好？那劫匪手里有西瓜刀，我去抓他，万一被他砍伤，岂不冤枉？”

淳于白的注意力被一桩往事吸引了。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从朋友家里打完牌出来，在街边站了五分钟左右才雇到计程车。回到家门，大厦入口处蓦地蹿出一个长发青年，像支箭般从他身边擦过。淳于白吃了一惊，怔怔地望着青年奔远去。然后听到一个女人在喊救命。声音来自大厦里边。淳于白本能地转过脸去观看，见到一个浓妆艳服的女人从里边奔出来。由于跑得太快，左脚的高跟鞋已脱落。虽然如此，她还是一拐一瘸奔出来。当她见到淳于白的时候，她用刺耳的声调说：“那！那个劫匪抢……抢走我的手袋！”她说这句话，当然希望淳于白去追赶劫匪。淳于白却表现得非常怯弱，明知那个女人需要他的帮助，他却装作不明其意。那女人得不到他的帮助，只好自己去追赶。她的情形很狼狈，一只脚穿着高跟鞋，另一只脚没有，不但没有追到那个劫匪，连呼救也得不到反应。淳于白走入大厦，搭乘电梯上楼。回到家里，有点鄙视自己。

现在，当他想起那件事的时候，他不能不鄙视自己。那个女人需要他帮助时，他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种怯弱，是不应该有的。

一个小孩子的哭声打断他的思路。哭声来自角隅。淳于白转过脸去一看：卡位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那男孩切牛排时将一块牛排溅在中年男子身上。那中年妇人大声责备男孩。男孩哭。

淳于白想起自己的孩子。

当他离开香港到南洋去的时候，那孩子还不会讲话，不会走路。在那种情况下，他是不能带着孩子去的。他是一个单身男子，没有能力照顾一个婴孩。没有办法，只好将孩子交给他的母亲。现在，孩子已长大，而且到美国去求学了，只是联系不够紧密。虽然是父子，彼此间只存在着友情。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他无法冲破这堵墙，他的儿子也不能。那是一个气候恶劣的日子，天文台悬挂三号风球。他的儿子搭乘飞机到美国去。他没有到飞机场去送行，因为不想与离了婚的妻子见面。

他的儿子登机前，在飞机场打电话给他：

“我走了。”他的儿子说。

“天文台悬挂三号风球。”他说。

“是的，这里的风很大。”

“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再过二十分钟就要起飞了。”

“但是，风劲雨疾。……”

“如果航空公司认为可以起飞的话，那一定是可以起飞的。”

“到了美国之后，经济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写信给我。”

“我会写信给你的。”

接着是沉默。淳于白有许多话要跟儿子讲，一时却不知应该说些什么才好。他的儿子也不说什么。淳于白没有放下手里的电话听筒，他的儿子也没有。经过两三分钟的沉默后，他的儿子说：

“我走了。”

“你走吧，飞机就要起飞了。”

“你要保重身体。”

淳于白想开口，却说不出什么，气噎堵塞，使他不能将心里想说的话讲出来。他只好将听筒放在电话机上。电话搁断后，竟“哇”地放声大哭。尽管竭力压制自己，却哭得像个泪人。当他敛住泪水的流出时，他依稀听到飞机的轧轧声。望望窗，窗外风声猎猎，雨点犹如小石子一般投掷在玻璃窗上。他不能不为他的孩子担忧。飞机在天文台悬挂三号风球时起飞，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这一天，他一直想念着搭乘飞机远去的孩子。——虽然那孩子与他之间的联系一向不太紧密。

事情过去已有相当时日，孩子仍在美国。最初的一年，平均每隔一个星期就可以收到一封信；后来，隔一两个月才能收到一封。现在，一封信也没有了。两年前，逢到父亲节或圣诞节，总还可以收到他从外国寄回来的贺卡。去年，连圣诞卡也没有了。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角隅处那个孩子仍在哭。他的哭声使淳于白感到烦躁。淳于白讨厌孩子的哭声。当他听到孩子的哭声时，心就会像攀墙藤似的紧紧纠缠在一起。下意识地，用大拇指揿下食指，“嗒”的一声；然后用食指与中指揿下大拇指“嗒”的一声；然后用大拇指揿下中指，“嗒”的一声；揿下无名指，“嗒”的一声；揿下小指，“嗒”的一声。淳于白是常常这样做的。每一次感到无聊时，就会这样做。角隅处那个孩子仍在哭。淳于白举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冷。餐室仍在播送时代曲：尤雅的《风从哪里来》。淳于白在重庆的时候，偶尔在无线电中听到沦陷区电台播送的靡靡之音，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说是兴奋，倒也有点像悲哀。他当然不会怀念沦陷区民众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忘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上海。那时候，上海到处是靡靡之音：《小小洞房》《拷红》《玫瑰玫瑰我爱你》《襟上一朵花》《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三十多年前的上海，给淳于白的印象已像旧照片那样褪了色；但是，有些事情，记忆犹新。“弟弟斯”的烤小猪与伏特加。霞飞路上的安南巡捕与帽上有一只大红球的意大利水兵。国际饭店十八楼，喝下午茶时，坐在窗边，可以鸟瞰全沪景色。那是贾利·古柏与海伦·海丝演《天长地久》的时代。舞厅里的菲律宾洋琴鬼在吹奏华尔兹与探戈。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出《贵妃醉酒》。城隍庙里可以吃到最美味的鸡鸭血汤。永安公司里边的弹子房。法租界有一家名叫“锦江”的四川馆子。喜欢喝酒的人到“洪长兴”去。大世界的文明戏。苏州河上的小船。兆丰花园的雪景是摄影家必须猎取的题材。静静的大西路。静安寺是交通中心。胶州路的落日光。黄浦滩的晨曦。坐着包车招摇过市的妓女。小瘪三抢包饭。黄包车夫的脚力与电车竞赛。新世界屋顶上的活动新闻标题。跑马厅的金风针在阳光中闪耀……这些，都是存在于三十多年前的东西。三十多年前的上海，有许多东西是值得留恋、值得怀念的。那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再也找不回了。那些东西在香港是找不到的。香港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但是，香港终究不是上海。它无法产生旧日上海的气氛。

每一次想起旧日的上海时，愉快的心情会变得不愉快；而不愉快的心情却会变成愉快。

此刻想起旧日的上海，竟产生了怅然若失的感觉。他点上一支烟。

8

亚杏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楼下那家唱片公司已经播送过很多张唱片了。大部分是姚苏蓉的唱片。《今天不回家》《泪的小雨》《负心的人》之类。喜欢姚苏蓉的人，很多。亚杏也是其中之一。姚苏蓉在香港演唱时，她是常常走去观看的。姚苏蓉在电视演唱时，她会放下别的事情不做，坐在电视机前，听姚苏蓉唱歌。每一次扭开收音机，只要听到姚苏蓉的歌声，再也不愿收听别的节目。她就是这样喜欢姚苏蓉。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长得也不难看，”亚杏想，“要是肯专心一志学唱歌的话，一定可以变成红歌星。”楼下那家唱片公司又在播送姚苏蓉的歌了。亚杏听到姚苏蓉的歌，心里就会产生轻松的感觉。

“做了红歌星之后，”她想，“不但每个月可以赚一万几千，而且会有许多男人追求。……许多男人。……许多像柯俊雄、像李小龙、像狄龙、像阿伦狄龙那样英俊的男人追求。……这些男人会送大钻戒给我。这些男人会送大汽车给我。这些男人会送大洋楼给我。这些男人会送很多很多东西给我。……做红歌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歌声好、人样漂亮就可以变成红歌星。我的歌，唱得不坏；五官也端正，搽些粉，敷些胭脂，可以美得像仙女。我有资格做红歌星。……”

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天花板忽然出现聚光灯的光圈。在这个光圈中，一个浓妆艳服的女人，手里拿着麦克风，在唱歌。这个女人长得很美。她的背后有几个菲籍洋琴鬼在吹奏流行音乐。奏的是《郊道》。亚杏很喜欢《郊道》这首歌的调子。她也会唱。有时候，全层楼只剩她一个人，她就放开嗓子唱《郊道》。她的《郊道》唱得很不错。这个忽然出现在天花板上的女人也唱得不错。她有点好奇。仔细观看，原来那个拿着麦克风唱歌的人，正是她自己。

起先，似乎有点惊诧；后来，惊诧变成喜悦。在默思中，进入另一个境界。她是一个红歌星，脸上搽着太多的脂粉。这种脂粉，使她感到骄傲。

她那原已相当美丽的眼睛经整容专家改成双眼皮后显得更加美丽。虽然年轻，却知道女人面孔是可以由整容专家改造的。每天晚上，当她凝视荧光幕上那些装腔作势的歌星时，她总会以加倍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个歌星的眼睛上。这种仔细的观察告诉她：大部分歌星，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歌星，都由整容专家将她们的眼睛改成双眼皮。改成双眼皮后，用眼线在上面画一条黑色的线，看起来，如同洋娃娃一般，人见人爱。亚杏很羡慕那些歌星。她知道：整容医生有办法使丑陋的女人变得美丽，使美丽的女人变得更美。亚杏并不丑陋，却希望变得更美。每一次，见到荧光幕上的歌星时，总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一天，我也要去整容专家处改双眼皮。”——现在，在那另外的境界里，她在表演唱歌。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场合，只知道聚光灯的光圈罩着她，许多人将视线集中在她的身上。她很美。她的眼睛由整容专家改造过。她的鼻梁也由整容专家改造过。她的胸脯也由整容专家改造过。她很美。她的美丽使所有在场的男人震慑了。当她唱歌时，大家睁大眼睛望着她，一点声音也没有。当她唱完一首歌之后，引起一片如雷的掌声。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喜悦，笑得很稚气。

虽然从未有过醉的经验，却产生了醉的感觉。她是非常流连那种景象的，继续望着天花板，不愿将视线移向别处。天花板上的场景忽然转换了，一若舞台剧的转景。那是一间布置得非常现代化的卧房。这种卧房，只有在银幕上才能见到。床很大。地板铺着地毯。四壁糊着鲜艳夺目的糊墙纸。窗帘极美。所有家具都是北欧产品。那只梳妆台的式样很别致。梳妆台上放着许多名贵的化妆品。她坐在梳妆台前，望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个男子。那男子站在她背后。那男子长得很英俊，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狄龙，有点像阿伦狄龙。那男子在笑。那男子在她耳边说了一些甜得像蜜糖般的话语。那男子送她一只大钻戒。

将钻戒接在手里，仔细端详。那粒钻石忽然大了起来，光芒四射，犹如一盏大光灯，挂在天花板上。亚杏不得不合上眼睛。迷糊中，又有歌声传来。这歌声好像来自心底，却忘记楼下有一家唱片公司。那家唱片公司是经常播送唱片的。歌声很好听。一曲终了时，掌声雷动。这掌声不知来自何处。她睁开眼睛，天花板是一个舞台。舞台上站着一个穿着华丽晚装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很美。美得像天仙。在接受观众们的掌声与欢呼时，笑得非常可爱。有人走上台去，将鲜花献给她。闪光灯四起。有许多摄影记者在捕捉她的笑容。她捧着鲜花回到后台。化妆室里有十几个男人。这十几个男人都很年轻，都很英俊，有的像柯俊雄、有的像李小龙、有的像狄龙、有的像阿伦狄龙。当他们见到她的时候，就像一群苍蝇见到糖纸似的拥上前去。他们都笑得很可爱。然后是一辆崭新的大汽车。车厢里只有她与一个年轻男子。那年轻男子将汽车驶得很快，似乎存心跟海风竞赛。汽车驶到崖角，停下。前边是海。海上有点点渔火。天上有圆月。月光照在海上，海水泛起银鳞。亚杏常常在电影里见到这种景色。现在，她是这场戏的主角。

这种想象使她获得一种甜蜜感觉，仿佛有人将糖浆搽在她的心上。她只是一眨不眨地望着天花板，但求这种想象不要转换。

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马。不知道怎么一来，天花板上出现许多水银灯。那是摄影场。刚搭好的布景与现实鲜明地分成两种境界：假的境界极具美感，真的反而杂乱无章。导演最忙碌。小工们则散在各处。摄影机前有两个年轻人：男的有点像柯俊雄，有点像李小龙，有点像狄龙，也有点像阿伦狄龙，女的就是她。

“红歌星的收入也许比电影明星更多；但是，电影明星却比红歌星更出风头，”她想，“一部电影可以同时在十个地区公映；可以同时在一百家戏院公映。”

她见到十个自己。

她见到一百个自己。

天花板变成银幕。她在银幕上露齿而笑。她的笑容很美。她的笑容同时出现在十个地区；同时出现在一百家戏院的银幕上。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数不清有多少双眼睛凝视她的笑容。这时候，楼下唱片公司又在播送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了。她也会唱《今天不回家》。她觉得做一个电影明星比做一个歌星更出风头。天花板上有许多画报。天花板上有许多报纸。香港映画。银色世界。南国电影。嘉禾电影。星岛画报。四海周报。星岛晚报。快报。银灯。娱乐新闻。成报。明报。每一种画报都以她的近影做封面。每一种报纸娱乐版都刊登她的照片。在那些照片中，她露齿而笑。幻想变成放映机，将她的希望映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忽然出现太多的钞票。钞票有如雪片般飘舞。青蟹。红底。大牛。无数张青蟹。无数张红底。无数张大牛。在天花板上飘来飘去。这时候，她已变成一个严肃的欣赏者，将那些钞票当作艺术品来欣赏。“做了电影明星之后，就会有许多人送钞票给我的。”她想。天花板上的钞票仍在飘舞。“有了钞票之后，”她想，“当然可以有洋楼、汽车、钻戒、皮褛、翡翠、黄金了。”这种思念，使她的血液循环加速。虽然睁着眼睛，却与现实完全脱离了。神往在那个境界里，仿佛中了邪的孩子，跟随邪魔走去，越走越远，忘记回来。她看到了洋楼。她看到了汽车。她看到了钻戒。她看到了皮褛。她看到了翡翠。她看到了黄金。高楼大厦形成石屎丛林。汽车像一堆硬壳虫。钻石像一大碗饭。皮褛整排挂在那里。翡翠整盒放在桌面。然后是堆积似山的黄金。这些都是亚杏梦寐以求的东西。亚杏见到这些东西，就会高兴得忘记自己。

窗外忽然传来刺耳的刹车声。这刹车声，使她有了突然的惊醒。望望天花板，一片白色，什么也不见了。一骨碌翻身下床，走去窗边，俯视下面：一辆汽车与一辆由横街驶出来的小型巴士相撞，情况并不严重。许多人在围观。两个司机在互相指责。亚杏虽有好奇，对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直起身子，伸个懒腰。“不是不可能的，”她想，“做一个红歌星或者做一个电影明星，不是不可能的。”

母亲走进卧房来拿剪刀。今晚吃饭时，将有一碗豆腐炒虾。那些虾，必须用剪刀剪一下。

“什么时候吃晚饭？”亚杏问。

“七点。”母亲答。

“七点半，行不行？”

“为什么？”

“我要去看电影。”

“五点半那一场？”

“是的，看五点半那一场。”

“昨天刚看过电影，今天又看？”

“看电影不是坏事。”

“看电影与看电视没有什么分别，”母亲说，“看电视，用不着买票；看电影却要买票。你要是想看戏的话，就该收看电视；何必花钱去看电影？”

“我喜欢看那部电影。”

母亲耸耸肩，拿着剪刀，冉冉走出卧房，到厨房去剪虾。亚杏走到梳妆台边，拉开抽屉，找到母亲的手袋，打开，取出两张十元的钞票，塞入自己的钱包；然后望望镜子里的自己，露了一个并不代表喜悦的笑容。她喜欢自己的容颜，即使不搽脂粉，也喜欢。“不是不可能的，”她想，“做一个红歌星或者做一个电影明星，不是不可能的。”她睁大眼睛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长得不难看，只要搽些脂粉，就可以美丽得像红歌星与电影明星了。”她有这种信心，虽然这种信心全无根据。她自以为会唱歌，已具备做红歌星的条件。她自以为长得不错，已具备做电影明星的条件。当她面对镜子时，她的幻想使镜子里的情景有了蓦然的转变。镜子里的她忽然变成一个浓妆艳服的女人，珠光宝气，美到极点。有十几个男人围着她。这些男人，个个穿着礼服，个个面露笑容，个个很英俊，有的像柯俊雄，有的像李小龙，有的像狄龙，有的像阿伦狄龙。亚杏很喜欢这十几个男人。这十几个男人将她当作公主般奉承。她不是公主。她的打扮却有点像公主。这种打扮，亚杏曾经在电影里见过。现在，当她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时，产生了观影的感觉。那镜子已变成银幕。她是银幕上的女主角。她在演戏。……脚步声将她拉回现实，镜子里的她仍是一个平凡的少女，脸上没有搽脂粉，身上没有穿漂亮的衣服。她转过脸来一看，原来是母亲。

母亲将剪刀放在桌面。母亲脸上的倦意似乎永远无法消除，像睡眠不足的人，也像病人，额角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她很勤奋，从早做到晚，绝不偷懒；但是她的牢骚特别多，对任何事情都不满。亚杏要去看电影，她觉得亚杏不应该浪费金钱。亚杏闲在家里，她觉得亚杏应该帮助做一些厨房工作。亚杏帮她做厨房工作时，她觉得亚杏碍手碍脚，要她到外边去走走。亚杏走到外边去了，她又会唠唠叨叨说出这样的话：“死丫头，心野，老是死在外边，总不肯好好做一点事！”……亚杏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她无知，然而心地善良。

“我还是不明白，”母亲的话语好像是讲给她自己听的，“不看电视，偏偏要花钱去看电影。”

亚杏不喜欢听这种话，拉长脸孔，斗气似的大踏步走出去。走到楼下，低头看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