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老陈吃感冒止痛药，蒙头睡到天亮，醒了也不想起床。中午做泡面，是现在超市里康师傅一百种口味的其中一种，老陈没在意吃了什么口味。随后他上当当、卓越书网，查杨绛的书，竟然连书目都没有。

接着老陈按题目查，89六四、99法轮功，正如所料，一个显示都没有，但就算是延安整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三年灾害、59西藏骚动、文革、西单民主墙、四五事件、83严打等，这些在八十、九十年代一度可以谈论的题目，现在都没有几本书目，最常列出来的是一本《中国读本当代篇》和一本《普及版近代中国简史》，是这两年官方钦定的关于近当代中国历史的标准读物。

老陈想，方草地这个人有时候也够神，他好像没说错，全国这么多书店、书城，加上号称无书不备的书网，有成千上万的书目，可是都不会找得到任何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历史的真相。奇怪自己怎么没早想到这点！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书店的书种很少，人们都知道真相被屏蔽了。现在，图书琳琅满目，让人看不过来，其实真相依然是被屏蔽的，只不过人们以为可以设计自己的阅读兴趣，自由选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反而忘了自己已经被设计了。

接着老陈上网。他发觉89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关键词故然搜不出什么名堂，就算文革的链接都很不像话，大多是阳光灿烂日子的青春期怀旧，少数谈历史的都是简略洁本。怪不得现在年轻人说不出谁是四人帮，而80后出生的人从来没听过魏京生、刘宾雁的名字，也难怪王丹每次在海外大学讲89六四，都会有中国留学生去叫板骂他，因为年轻人不再可能从书和网络——学校和传统媒体更不用说——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

老陈想到一点，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知识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代沟。有些往事，对五、六十岁那代人来说，是无人不知的常识，甚至现在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仍会谈到，甚至家里仍有现在已找不到的书报刊，因此他们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他们早就不代表社会大众，他们的认知是完全没有管道传递给比他们年轻的人，而下一代是全面不知道当时的历史真相的。

老陈想起伪天堂与好地狱，在好地狱，人们还知道自己是在地狱，所以想改变地狱，但在伪天堂久了，人们就习惯了，并以为已经是在天堂。

有什么好说的，老陈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最近几年，他也再没胃口看痛苦的当代历史，只有兴趣正典名著和风花雪月。他是每天上网，并经常逛书店，但都没有察觉到历史已经重写、真相已被删除，因为他也不关注了。直到昨天在三联书店、今天在网上，他才重新注意到历史真相明显的不在、公然的失踪。

老陈是写虚构小说的，是个说故事的人，他知道在后现代的符号世界，事实是可以建构的，历史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什么叫真相或存不存在真相这回事都是可以争论的，不过，对于睁着双眼说假话，眯着双眼删改事实，肆无忌惮的歪曲真相，赤裸裸的篡改历史，老陈心里还是感到一丝不安。

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

如果老陈当年不是当过记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事实必须受到重视，如果不是做过大陆文化名人的访谈，也不懂得应该保留历史的真貌。尊重历史、事实和真相是一种后天学习回来而不是自然天生的价值观，不见得受普世认同。大多数人对历史事实真相都不在乎、都不会有所坚持。

一般人也没法在乎，坚持的代价也太大。

何况真相往往令人痛苦，谁不想去苦取乐？

老陈这一刻就是想卸掉历史的重担。我们用得着责怪一般老百姓失忆吗？应该强迫年轻一代记住上一代的苦楚吗？难道知识份子就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难道老百姓平常过日子还不够忙？

难道年轻人不应该向前看？

难道知识份子少批评多建议，实际一点，把精力花在国家需要的课题上，不是更有意义？

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谁还有空管得了那一点点历史事实真相？而且不是所有的历史、纪实或回忆的书都不能出版，相反的，这类书多得很。只有不能符合以至挑战中共当代历史正统论述的书才会全部消失。

老陈忽然想到一个词：九成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很自由了，九成甚至更多的题材都可以自由谈论了，九成甚至更多的活动都已经不受管制了，难道还不够吗？大多数人连那九成的自由都消化不了，还嫌太多呢！不都已经在抱怨资讯爆炸、娱乐至死？

老陈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他有一张很长的书单，都是他想看还没看的书，包括国学的，如二十四史，也包括经典小说，如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那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阅读取向不一样，老陈的同代大陆知识份子在看帝俄小说的时候，老陈则在看当代美国小说。作为小说家而没看过俄国小说，老陈有点心虚。他一直都对自己说，以后有机会要补回来。现在，老之将至，还等什么？老陈有这些正典就可以了，用不着太多的自由。

况且，将来国家条件许可，还可以放宽到九五成。说不定现在已经到达九五成。那跟西方所差无几了吧。西方也有言论和活动的不自由，譬如德国政府就限制纳粹支持者的言论自由、美国很多州政府都剥夺同性恋结婚的自由。惟一的差别是理论上在西方，政府权力是人民给的，而在中国，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给的。这差别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连清洁阿姨都会跟老陈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中国是在进步，希望它再好好的走十年、二十年，谁都不想再有大折腾。

大家务实的做好份内的事，国家稳步向前发展，老百姓生活慢慢改善，那就很好了。

老陈想：都怪那个方草地，说什么一个月不见了，什么杨绛的书都没了，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老陈现在只有两个自寻的烦恼：想再写小说，想寻找迟来的爱情。

他打电话找社科院的朋友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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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燕现在也知道周末该在家休息，不应该工作。自己年龄到了，孩子都上大学了，不要太拚了，她老公一向劝她。

她更知道，项目是做不完的。现在的情况跟她当年不一样了，当时她做的研究课题不被重视，找不到经费，还常替她惹来麻烦，现在她也算是学科带头人，而农村社会文化研究也成了显学。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在贵州黔东南做少数民族女童失学研究，还要靠台湾和香港的民间捐款才能开展项目。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她调查城里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时，京城学界也看不起这样的课题，而且她还受到各级政府的抵制和打压，要到千禧年后情况才一百八十度转变，中央出笼新政策，地方政府要制订对策，纷纷找专家学者咨询，虽然那时候学界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新专家学者，但自然也会找到胡燕。之后的新农村建设和农地流转重大课题，胡燕都分到研究项目，拿到令同行妒忌的国家拨款。

近年在做农村田野调查的时候，胡燕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家庭教会的快速蓬勃成长。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地下教会”加上三自爱国教会和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信徒，2008年的调查数字是五千万，现在胡燕心里的数字是一亿，而这个跳跃都发生在这两年之间。为此，胡燕和两个做农村社会学的朋友合写了一份非公开的初步报告，在学界朋友之间流传征求意见。胡燕在考虑的是，自己有这么多国家重大课题在手，已经顾不过来，还犯得着花精力去研究家庭教会吗？何况，宗教社会学并不是自己的专业学科，若自己成功的立项取得国家拨款的话，更得有人眼红，私下闲言闲语就会很难听，说她是学霸学阀学术帝国主义者已经是客气的了。

胡燕一向洁身自爱，不惹学界是非，所以，为了自己要不要踏出研究地下教会这一步，不得不思前想后。但是，诱惑太大了。十三亿人里有一亿基督徒，十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国家是不得不重视的。胡燕知道自己的学术嗅觉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这个态势，地下教会马上要成为社会大热话题，有关课题将立即升格为显学，这对学者胡燕的诱惑非常大，自己已经预感到了，还能忍住不放马过去吗？最近，胡燕整天感到潮热，并有点亢奋。

星期天的傍晚，老公在厨房唱着革命歌曲烧菜做饭的时候，胡燕在书房盘算地下教会研究该如何开展。这时候她接到老陈的电话，说有事要请教她，问她明天会不会进社科院，她说一般星期四才会去，不过，她马上说，有事明天也可以，遂与老陈约了在社科院旁的四川驻京办餐馆吃中饭。

胡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湾，就是靠老陈帮着请台湾的文化大学发函邀请的，后来资助她做失学女童研究的台湾基金会，也是老陈介绍的，这是她学术生涯很重要的一步。她是个念旧的人，总是会给老陈面子，虽然老陈已跟她的学术事业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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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老陈跟方草地一起去见胡燕。之前，老陈跟方草地说，你想知道中国的实况，问胡燕就可以，没人比她更贴近底层和草根，如果她也说不知道的事，其实就是不存在。

老陈想一次性澄清方草地那个二十八天失踪了的说法。

方草地依然很倔的说：“我记得的东西，不管谁说什么，我都不会忘记”。

老陈找胡燕还有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想问她对麦子不死有什么想法。前阵子，老陈收到一份胡燕发来的电子档，是关于基督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研究。

吃饭的时候，胡燕解说她在忙什么：协助国家拟定农业合作社和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政策，也在做农地流转社会效应的追踪调查。

老陈速战速决的直问：“简单总结而言，现在的农村情况是在变好了还是在变坏了？”

胡燕说：“问题当然还是有，但总的来说是进入了良性循环周期”。

老陈问出这个结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老陈去过的中国城市不少，他知道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现在都非常繁荣，甚至县级市都建设得不错，城市老百姓好像都活得很好，小康是没问题的。老陈心里没底的是农村，他只在城市近郊农村旅游过而从没在农村长住过，所以，他每隔一段日子就问胡燕农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好像打长途给亲友问好，知道一切平安就踏实了。知道了农村情况也比以前好，老陈就可以告诉自己：整体来说中国越来越好，然后心安理得的去过他的好日子。至于农村良性循环周期的详细状况——详细状况交给专家学者去管吧，老陈觉得自己没必要知道得太细。

方草地突兀的问胡燕：“胡老师，您对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间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胡燕好像不太知道方草地在说什么。

方草地：“就是之间那一个月，准确来说是之间的二十八天时间”。

胡燕很耐心的说：“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也就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三分之一，中国推出盛世新方案刺激经济的那天，是同一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不知道方先生你说的二十八天，是用什么计算方法”。

方草地不说了，老陈心想，老方这回你没话说了吧。

老陈问胡燕关于她跟别人一起做的那份基督教地下教会在中国的报告。

胡燕说：“我们建议中央必须把宗教问题脱敏化，就是解除敏感，不要当敌我关系来处理，甚至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加以正常化，就是把宗教当作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份。我们必须从错误政策中总结经验，不能重覆镇压法轮功的错误”。

方草地附和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太作孽了”。

胡燕点头。

老陈另有所思，问：“胡燕，你对麦子不死这四个字有什么想法？”

胡燕说：“我对基督教经文不熟，好像他们福音里有这么的一句，落地的麦子不会死，大概如此，很多基督教徒都知道这段，河南有一个家庭教会就叫落地麦子”。

老陈警觉的问：“河南哪里？”

胡燕说：“河南豫西或豫北吧，准确地点我要去问另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者”。

老陈认真的说：“你替我去问一下准确地点，好吗？”

胡燕说：“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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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胡燕分手后，方草地说：“胡老师人很好，但她不是我们的同类”。

老陈说：“还好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是你的同类”。

方草地说：“我从她的神情，早就猜到。她乐乐呵呵的。果然，她都不知道有失踪的那个月”。

老陈劝方草地：“关于失踪的那个月，老方，你听我的，算了吧，别去找，犯不着，人生苦短，好好过日子吧”。

方草地不接话，老陈知道他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方草地。方草地叫板，谁也挡不住。

上了车，方草地说：“老陈，赏个脸到我和张逗妙妙家吃顿便饭”。

老陈并没有很想去方草地家，但念到可能需要他帮忙找小希，而自己今天也没事，就答应了。

方草地又来劲，边开车边指着长安街的南边说：“那一带，以前有很多很多上访的人在那里，我还特意去找过，看看这群人中，有没有我们的同类，结果您知道发生什么，一个上访者都找不到，南城那些他们住的地方也都拆光了。本来我还在想，说不定您的那个朋友也躲在那里”。

老陈也好几年没想到这些外地来北京的上访人群了，不过他知道一点，就算上访人群还在，小希也不会在其中，因为那一带是高检高法所在，小希一定会躲得远远，不想给熟人看到。

方草地继续说东说西，天南地北跳跃，老陈都听不进去，心想早知道老方住得这么远，就不来了。

到了怀柔妙妙的家，方草地介绍张逗、妙妙和部份猫狗给老陈认识，然后带老陈进他的屋里。屋里四壁都是铁架，放满剪报、报刊和破烂杂物，中间是张书桌、几张折椅和一张折叠床。

方草地指着一堆报刊说：“老陈，这些都是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找回来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二十八天发生的事情，是跟大家所说的不一样。您是读书人，一生追求真善美，为真理而斗争，你一定能体会我的苦心。你慢慢看，我去准备咱们的烛光晚餐”。

老陈无奈的留在屋里。妙妙拿了一盘巧克力曲奇饼进来，放在书桌上请他吃，然后也出去了。

老陈百无聊赖，随手拿起无糖曲奇饼放进口里，又抽出几本过期的地摊刊物，几张旧的地方小报，胡乱的看，真不知道方草地从中看出什么历史真相。然后，也看了一张半张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一本半本的《财经》、《南风窗》、《亚洲周刊》。

老陈回想，自己那段日子都待在北京，好像是平平安安，无惊无险，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否则应该会有印象。从方草地收集的所谓证据看来，外地可能发生过一些动乱，但这不稀奇，中国这么大，每天有地方发生动乱也不稀奇，自己从来不找这种新闻来看，就算看到，也会立即略过，所以不知情。中国之大，自己不知情的事情可多了，像瞎子摸像，谁能知道全貌？这在知识论层面上是不可能的。方草地一鳞半爪的证据，不说明什么。其实说整个月不见了看来是不准确的，只不过大家对那个月的记忆不同而已，况且中国的事情，你刻意找它坏的一面来看，多坏都有，只看它好，也确是一片大好，大国都是这样，你想想美国、印度，不都一样？那有什么稀奇？不管了！最重要是当下，世界经济都陷入冰火期，中国盛世却刚刚开始。小希，你在何方？希望你能跟过去说再见，回来过好日子。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过，我们就一起过。

可能是巧克力曲奇饼的缘故，老陈心情好起来了，对找小希的事更有决心了。

在初夏的黄昏，露天烛光晚餐的情调确是让人愉悦。老陈坐在桌旁，方草地烧菜捧菜放满一桌，叫老陈先尝，又喊张逗弹西班牙吉他制造气氛，不远处妙妙跟些猫狗在随音乐起舞。老陈尝了几口菜，还真不错，问方草地：“你做的什么地方的菜？”

方草地说：“杂碎菜。你看，四川泡椒、湖南豆豉、广东虾酱、泰国香茅露，还有咱们自己种的芫荽，罗勒、柠檬叶、大葱，随吃随摘，都是有机的，用咱们自家的猫狗加上人粪堆肥的”。

吃饭时候，聊得高兴，最令老陈想不到的是方草地说了为什么崇拜老陈。老陈以为是自己的文笔征服了方草地，原来却是因为说了一句老陈自己都不记得的话。89年的时候，方草地接受老陈的访问，一直在说自己的预感有多灵。71年看到颐和园一带封路就感到毛或林彪出状况。72年在香港重庆大厦凭窗看弥敦道，眼看着对街有人跳楼死，就预感香港要出事了，果然不久香港股市从一千七百点跌到只有一百多点。在美国嬉皮公社的时候，有天大伙敲锣打鼓庆祝越战结束，方草地眼前却出现越南人逃难的幻景，后来也应验了。说着说着，老陈打断他说：“这些预感，有意义吗？改变了任何后来发生的事情吗？”

方草地说，老陈一言惊醒梦中人，细想起来，一生让自己觉得与别人不同的预感能力，既没有影响世界，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从此方草地不把预感当作一回事了，也不会给自己无谓的压力，都是要感谢老陈那句话，可见老陈是高人。

方草地吩咐张逗：“兄弟，老陈的智慧远远超过你和我，我们都要听老陈的，知道吗？”

老陈正吃得起劲，听到方草地这样说也有点不好意思，不由自主的站起来跟方草地拥抱了一下。

这顿漫长的晚饭吃得有滋有味，老陈甚至又感到一丝幸福感，竟然向方草地和张逗这两个无关重要的人，说了自己认识何东生这样的失眠国家领导人，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一起看老片，何东生看片时候都睡着，但平常晚上不睡觉，开着车子满街跑，给交警拦住就打电话给秘书，秘书就替他擦屁股。

饭后，张逗弹吉他伴方草地唱歌，一听原来是鲍勃?迪伦的《随风而飘》。方草地还唱得有小鲍的原生态味道。

饭后继续喝燕啤吃曲奇，张逗用手提电脑自顾自上网。方草地叫老陈给出指示，怎么去找他的朋友。

老陈说：“我也不确定。我只有这小条”。

老陈从小皮包取出小纸条。方草地拿来看，问：“什么意思？”

老陈说：“我猜是麦子不死的拼音”。方草地把纸条给了张逗。

方草地说：“那我们就去河南找吧，我开车。胡老师说那教会在河南，我们去了再说”。

老陈说：“不要急，那教会叫落地麦子，但我连小希是不是叫麦子不死都不确定，更不知道两者是否有关”。

这时候张逗说：“找到了，maizibusi”。老陈和方草地围过去。

老陈说：“你就输入maizibusi？”

张逗说：“是呀”。

老陈只知道揣摩maizibusi的中文，竟没试过直接输入拼音。

只有一条链接，是两周前在《猫眼看人》论坛上的跟帖：

“小瓜呆，你说你伤心透了，以后不会再在国内的网站上发帖，我也伤心透了，不过我是理解的，你用心撰写的文章被网管肆意删除，或被那些没理性的网上恶棍暴民恶意攻击（他们很多不是愤青而是一上网就变流氓的五、六十岁男人），而你始终说事实讲道理，不出恶言，你的坚定，令我非常敬佩，也鼓舞了我坚持下去。我不怕愤青，更不怕那些老流氓，我会坚持到底，我相信，人是有理性的，真相是不会永远被湮没的。再见吧，朋友，我们是会在虚拟世界再见的。maizibusi。”

方草地问：“是她吗？”

老陈说：“像！”

方草地说：“看她的语气，她是同类”。

张逗说：“看语气，不会是年轻人写的”。

方草地问张逗：“在哪发出来的？”

张逗说：“不知道，我上网去找人帮忙”。

老陈看到可能是小希的网上跟帖已经激动得想哭出来，坐回原位，忍住眼泪。

方草地递一瓶燕啤给老陈，也坐下，说：“我跟您说说那二十八天的事。”

他做了几下深呼吸，好像赛前暖身。

“那年春节前我去了趟澳门，回来先待在广东中山等着过节，中山本来是很富的地方，但香港人澳门人都不来买房度假了，工厂也停了，大家都在说农民工今年又只得待在农村不能回城市打工，大学生也连续几年找不到工作，我在一家吃乳鸽的馆子打厨房工没几天也被开了，我无所谓，不打工就玩吧。正月初八那天我在报亭看到《南方日报》和所有日报的统一头条：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你说人多敏感，那天气氛立即非常紧张，我房东找我说，你住在这，有在派出所登记吗？什么年代了？这是广东中山，外来人口还要登记？她说不登记晚上就不让我住，我说你这是毁约，这时候邻居也来了，街道办也叫来了，他们竟然说由房东付钱让我暂住小旅馆，但我不能待在院子里，并要立即交出门钥匙，我说你们把订金退给我，我马上就走”。

老陈说：“你想说什么重点？”

方草地说：“恐惧，无理性的恐惧，至少连续一周都这样，都说中国要大乱了，国家机器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都快安娜琪啦，还好农民工都没回城，不然不知道会乱成怎么样。但是我不该离开中山，连中山这样地方都绷得这么紧，越往内地走就更可想而知，我穿山越岭，几次成了过街老鼠。我不知死活，心里面还想到处玩，想去江西井岗山和龙虎山看看，但过了韶关到了广东湖南江西三省交界的一个叫梅上丫的镇外，所有人都要下车，外地人不让进镇，拦阻我们的不是公安，是居民的临时组织。我窜逃走，住在一农家，两天后就给公安抓了，是农家举报的。原来解放军已进城，严打开始了”。

方草地说：“他们发觉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我回国这么多年，不是不想当中国公民，而是要从美国公民转回中国公民身份是非常难的，比中国公民要当美国公民更难，所以我在北京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聘用自己为专业经理，不断续约，我就有工作绿卡了，偶然去一下澳门香港再入境，就可以长期居留在中国。

说回我被抓，在那个小镇的派出所，六个人会审，两个公安，两个检察官，两个法官。检察官里有一个是很强势的女的，法官里有一个是很年轻小个子的女的。那女检察官说，看你样子，哪像美国人，说一段英文来听听。我就念了一段《随风而飘》的歌词，念得很溜。那女检查官很不服气的说，明明是中国人，会讲几句英文就装美国人，骗谁呀！美国人为什么躲在农民家，美国人来咱们这地方干嘛，又没有旅游景点，又没有外资投资项目，看你样子就像外国特务。那男的检察官说：外国特务抓到就该枪毙。女检察官看着那年轻女法官说：没意见吧。那年轻女法官说：不能枪毙。那个男检察官说：什么不能枪毙，从快从重呀！女法官说：抓到美国特务的话就该往上报。两个检察官都立即很大反应说那太耽误时间了。男检察官说：那判刑吧。女法官说：不能判刑。男检察官说：怎么不能判刑啊？老美派特务来，咱们中国不高兴，不行吗？女法官反击说：可以不高兴，不能没头脑，是特务的话就往上报，不是特务的话就放人。男检查官又说：美国人也不能享有治外法权呀。女法官说：谈不上治外法权，中国人拥有美国护照在我们国家并不构成犯罪，这是中国自己的法律。两个检察官听女法官这样说都表示很不满，那女检察官提高嗓门对女法官说，同志，你别在这瞎争持，你知道你这样做，白费了公安干警的工夫，辛辛苦苦把人抓来，你要把他放走，这也是在浪费咱们审判小组六个人的时间，这都不说，你这样妨碍进度，会害咱们完不成上面的指标。男检察官点头附和女检察官，其他两个公安和另一个男法官三个人始终不曾说过一句话。年轻女法官够牛，她说，这我不管，我依据国家法律办事，是特务就上报，不是特务就放人。那女检察官狠狠瞪着女法官，气得要爆炸，男的都低头不吭声，我像看戏一样看傻了，然后那女检察官喝叫一声，把他赶出去！就是把我赶出去，我的命捡回来了，我自由了。”

方草地对老陈说：“在中国这么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还有这么优秀的人材，就算只为了这位年轻的女法官，我也不能让世人忘了那一个月”。老陈听了也有点感动，更想念小希。

方草地继续：“我知道不能到处乱闯了，下次弄不好真给毙了。镇头附近有个道观，里面有个老道，我说出几个以前听说过的老道士的名字，哈，他就让我住进去了。我以后再跟您说我闭关和辟谷的事，您知道辟谷吧，简单说就是戒食。我可以辟谷十四天，您不相信？我们来一个比赛，看谁辟谷时间长…”

老陈看着手机短信说：“不必了，你赢了，我少吃一顿都不行。你把话说完，我有话跟你说”。

方草地说：“我在观里想辟谷二十一天，但才第十四天老道就端着碗粥进来跟我说：你应该出去外面世界看看了。我相信他这样说一定有道理，于是就回到县城，到处死气沉沉，报上说严打一定要继续。还好交通有点恢复，我就去了赣州，是个地级市，出奇的死寂，迎面走过的路人都不会看对方一眼，像89六四后的北京。但是到三月初，晚间新闻说严打告一段落，第二天各报头条写：中国盛世正式开始。老百姓都笑容满面，走到街上放起鞭炮来。所以，从世界经济冰火期到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中间有二十八天时间，是由绝对恐惧的安娜琪过渡到相对恐惧的严打，然后才到盛世，而不是现在大家说的无惊无险冰火期和盛世是同一天。我说完了。老陈，您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老陈说：“收到胡燕短信，说落地麦子地下教会在河南焦作。老方，我们就去一趟河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