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1989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89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88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1988年过后，就到了1990年了。

一年不见了、失踪了？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永恒的记忆，正如香港记者协会为纪念89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出的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真的不会忘记吗？对绝大部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89六四天安门事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没看过有关的图像和报导，更没有家人或师友向他们解说过。他们不是忘记，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论上，假以时日，一整年是可以因为人们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2009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49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59年达赖喇嘛出走五十周年，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99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所谓96521，弄得大家很紧张。所以也有人说笑，以后逢八进十好了，下次2018后，就提前进入2020。

不过，对何东生这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89六四跟他们个人的关系已不大，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权力核心的，不担负89六四的原罪。何东生事后想起来，2009年有惊无险，还不如2008年惊涛骇浪。倒是之后不久，外部环境再度骤变，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势将引爆内部压抑多年的矛盾，加上当时的党政班子任满换届在即，这才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何东生说：从2008年开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钢铁厂一连串事件，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是多么脆弱——像在瓮安，当地政府和公安人员竟然弃甲而逃，而在通钢，国家机器如果出动的话，镇压的将是产业工人。共产党镇压产业工人，它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中央机密小组，筹划应变方案，沙盘推演中国以后若发生大范围动乱将如何应对，最后制订了几个储备方案，中央并据此开了多次与军方、公安和武警的联合统筹会议，数度把几千名县委书记和地方公安领导干部召到北京作集中培训。

在2009年，何东生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全球经济是会再度出现更重大的危机的，不过只要到时候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反而是绝妙的大好机会解决中国内部长期解不开的死结，化危为机。何东生甚至认为，中国能否提前进入盛世，一看国际形势，二看内部是否及时出现一个机遇，让现届政府能覆手为雨趁机一举拨乱反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未竟全功之处。所谓机遇，说穿了就是一场大危机，只有大危机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专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党执政，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两大理由：一是有利稳定，二是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说，维持稳定只是它的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民主制度未尝不能维稳，就以台湾为例，你以民主乱象讥它，但人家却和平易权，政局一样可以稳定。所以，光说能够维稳是不够的，更须证明一党执政能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这点，它的存在价值仍是应该接受挑战的。何东生等待的就是这个办大事的机遇，私下称之为“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名字很老套，但何东生却甩不掉，思前想后，伴着他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没有一场及时的大危机，时任政府任满换届的时候则危矣。一来中共权力交替素来如此，党内各派系权争会很激烈；二来这几年的确事多，从08年金融海啸开始，社会矛盾尖锐化，官员动辄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处处为对手留下口实，这样拖到党代表大会，当权派下课似成定局。何东生不是当权派的核心成员，只是他当时作为两朝元老，对谁稍不坏、谁比谁更坏心里有数，他较愿意襄助一些没有什么出身背景的技术官僚掌权。但是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意被卷入权争的风暴眼中，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政局因为换届而出现大动荡。他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本身难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说在换届前一年左右，来一场恰当的大危机，而政治局决定援用并按部就班执行“治国平天下方案”，这样，何东生心想，中国就有救了，虽然后世大概不会知道他处心积虑的贡献，不会想到“治国平天下方案”这匹木马是他何东生为党永久执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带来盛世，所有功劳将归在最上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何东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他个人的投资策略，是跟美元对赌。在中南海这么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员一样，尽量把人民币挪到国外换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资产，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份换成加币作为自己独生儿子在彼邦读书的费用，并在温哥华尚娜斯老布尔乔亚高级洋房区置业。剩下的美元则买了金矿、石油之类矿产、能源股，打算长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决定留住人民币，或投资在人民币的硬商品上，就是国内房产。他不玩国内股票，一是没时间、二是讨厌整个游戏的不诚实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觉得他贪财。这些年他的反美投资策略带给他可观的回报，坚定了他对国际经济的看法。当08年金融海啸肆虐的时候，何东生早就有所预期，然而他还是觉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经济理论，重构了他心目中世界经济和中国发展之路，并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结合在他的“治国平天下方案”里。

他看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缘故，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这只怪兽。美国的民选政客受制于利益集团：华尔街、大企业、军事产业、地方势力、教会、工会、特殊利益的公关游说团，还要照顾媒体民意，故在需要他们团结办大事的时候只能左顾右盼，小打小闹，不敢忍痛刮骨疗伤，更不可能大刀阔斧。他们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及共和党右翼更不断扯后腿添乱，完全跟时代脱节，有破坏没贡献。何东生对西方代议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无寄望，更不相信美国那些与华尔街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经决策官员有魄力作出正确救世界经济的决定。反而，他越发认为中国的后极权专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驾御现阶段的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如果中国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的话。

不过，何东生知道，中国的事情，光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各级党政部门都已经受利益集团和贪腐官员的过度把持，他们会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确的政策。所以，何东生心想，只有一场空前的危机，时任当权者才可以实现真正的专政，政令上行下效，为蓄势待发的中国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何东生虽然预期世界经济会出现比08年更严重的动荡，却没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机这么快就到临，而政治局在慌乱的第一天，就决定启动了一个新鲜出炉的应变储备方案，叫“冰火盛世计画”。这个计画当然是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智慧，只不过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东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国平天下方案”。

先说美国怎么啦？怎么学起我们中国，国家印钞票卖债券，去救没救的汽车公司、去注资已破产的银行，钱都花不到点子上。结果，信贷没有再活络、房价继续寻底、市场依然收缩、失业率照旧爬升，而美元则一台阶一台阶的往下走，美国的投资者不要美元、世界的投资者不要美元，连日本、俄罗斯、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不敢只持美元，美国债券长期短期利息再好都难以出货。美元在09年初曾一度回升，但之后两年已再跌了百分之二十五，终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到了临界点，在二月的一个交易日之内，噩梦骤然而来，美元被恐慌性抛售，随之是美股崩盘，黄金二千美元一盎司，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和财政部长辞职，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史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一起确认美国正式进入高通胀式大衰退，即中国媒体所说的冰火期。

这时候，世界大部份地方的经济当然不妙了。中国的情况呢？中国也危了，出口停滞、失业人口骤增、股市连续跌停板，这次经济的增长由正变负大概是逃不掉了。2009年靠国家财政拨款直接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行为，虽然有助于保证GDP增长，却并没有真正拉动消费内需，不少钱是投在可疑的大型项目和固定资产上的，受益者主要是官僚及央企的裙带利益集团，反而助长了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压缩了民企空间。

最要命的还是美元大幅贬值。在2004年前，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大。但从04年开始，中国越来越不需要外国制造的进口工业产品，而出口却越做越猛，外汇储备骤然攀升到超过二万亿美元，然后在一天内不见了三分之一以上价值。原来，中国虽然叫嚷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像日本、俄罗斯、台湾等地的中央银行在放美元，而是一直到最后还在挺美元、买美元资产，不是不想跟美元逐步脱钩，而是因为缺乏其他选择。我们是已经跟日韩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铺垫双边的货币交换安排，我们是已经在积极要求美国发行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即外国媒体所说的熊猫债券。所以不是不做准备，而是时不我予，只能祈望美元暂时不倒，想不到美元偏偏这么快就倒了。但政治是残酷的，光是主权财富缩水这项罪名，加上事后可预期的国内经济负增长，上一届政府在党内已威望全失，到一年后换届的时候将全无招架之力，肯定都要下台，那将是一个亲痛仇快的时刻。这就是上届政府毅然决定采用冰火盛世计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呀，既然横死竖也死，索性背水一战，釜底抽薪，以期扭转乾坤，胜则全胜，败则……败则管他洪水滔天，是下届政府的事了。

美元大贬值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八，中国刚过了农历年假期，除了部份工厂外，全面开市。那天早上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报导说世界经济进入了冰火期。下午各城市就出现食品和日常用品抢购潮，到晚上已经人心惶惶。

国家机器去哪里了？

其实，全国的公安、武警、解放军当天都已经进入了戒备，中央向各级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冰火盛世计画已经启动。这个行动是一环扣一环的，必须全国一盘棋，按预定计划走，才能竟全功。

第一环，除新疆和西藏立即戒严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中央命令，国家机器不准出动。换句话说，国家机器在等。等什么呢？等着看要多久才出现真的乱象。等着看民众能够忍受多长的无政府状态。等着那一刻，人民呼唤政府不要抛弃他们，恳求国家机器出来拯救自己。就是说，等到全国人民再度心甘情愿的委身给巨灵。

如果出现大规模打砸抢烧的情况，或居民集体逃离自己的居住地区，那就是国家机器出动的信号。结果，民众度过了六天惶惶不可终日、谣言满天飞的日子，到了第七天各地报上来的情况，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但就是这样，全国也只有少数地区出现大范围打砸抢烧或居民集体逃难的现象。第八天正月十五，解放军、武警部队象征性的开进全国六百多个城市，全无例外的受到居民的夹道欢迎。这说明在小康社会，人民怕乱多于怕专政，而且中国社会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无序，渴求稳定的人占绝大多数，只要矛头不是指向政府，一切都好办。

那天下午，公安、武警、解放军联合宣布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社会秩序一下恢复，连偷鸡摸狗行为都戛然绝迹。政府也宣布开仓派送中央储备粮的大米，每天限量配给，完全免费，二十四小时来者不拒，确保老百姓不愁挨饿。有意思的是，老百姓嫌国家储备粮用的多季稻大米口感不好，都不爱吃，竟不踊跃领米，而且因为严打，投机份子也不敢去收购储备粮倒卖给米酒厂。

方草地气愤的问何东生：“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吓唬老百姓？”

何东生像讲课般的说：

危机开始的时刻是很关键的，一开始处理不好就很难收拾。这次危机是超严重的，足以诱发全国性的群体事件。它从经济面开始，但会引爆各种潜伏已久的深层社会矛盾，如果政府的反应太温吞太零碎，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怨气会更大，但如果政府一步到位下重药，有些阶层又接受不了，会反弹。不管我们怎么做矛头都只会指向政府。

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涉及少数民族的群体事件可能是族群对族群的之外，一般的群体事件，都是群众与政府对立。很多老百姓已经有了定见，认定不闹事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所以什么鸡零狗碎的事都动辄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如果全国同时发生群体性事件，矛头、怨气都是指向政府的话，我们的情境推演表明，政府不可能一个火头一个火头的去灭，或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去安抚，再多警力、军队、武装力量都不够，国家机器就崩溃了。

反过来说，只要矛头不指向政府，就不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个别不法之徒滋事并不构成群体事件。

所以，首先得不让老百姓把所有的矛头都同时指向政府。

推演来推演去，险中求胜的惟一方法是让老百姓自己吓唬自己，怕政府抛弃他们，怕无政府。无政府状态就是英哲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用他在《巨灵》或叫《利维坦》一书的说法，在自然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的。生命财产全无保障，那才是终极的恐怖。你们认真想一想，大家整天说怕中国会大乱，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因为怕无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前面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惟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只有让人们真的感到，大难当前，只能指望我们共产党了，我们才能接着集中资源办大事。

小希顶了何东生一句：“现在谈的是政府和无政府，没有说政府必然就是你们共产党！”

何东生说：“争论这个没意义，反正现在两者是一回事”。

小希问：“你们制造无政府状态，已经骗得民心，连北京老百姓都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了，还想怎样？为什么还要严打？你知道每次严打会有多少人枉死？”

方草地说：“我就是差点死在这次严打”。

何东生说：“凭良心说，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搞严打。但是，上一任政府为了在换届前表现强硬，并且也真的为了办好接下来的大事，不得不如此。全球经济进入寒冬，中国要自救，就需要下猛药调整经济，但这样一来社会有可能失控，政令会被扭曲，民众会闹事。国家必须完全控制了社会，驯服了老百姓，大家乖乖的听话，才能共渡时艰。怎么驯服呢？83年市场经济出现乱象，老邓不是也搞了一次严打，89六四，又是另一种形态的严打。懂吗？为了办大事，牺牲是难免的”。

小希和方草地觉得何东生这番话强辞夺理，想反驳，何东生示意让他先把话说完。他说：1816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战争效应消失，英国出现经济大衰退，国债是GDP的两点五倍。不巧的是因为1815年印尼发生人类有纪录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全球灰云盖日，导至翌年欧洲农作全面失收。当时的首相是利物浦，他的顾问你们知道是谁？就是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眼看大衰退将要引起社会大乱了，他们只用了一招作为危机处理。哪一招呢？就是取得议会同意，废止Habeas Corpus，即英国的人身保护令，谁闹事谁不听话，政府可以不按法律不依程序，抓起来就关进监狱，用现代话说就是政府随意践踏人权。结果，整个大衰退期间英国的刁民都不敢闹事，过一年后经济就恢复了。神奇吧？

当然，这个期间人民是要吃苦挨饿的，而且以前资本主义衰退大多数是周期性的，一年两年，撑过去就没事。但这次跟三十年代那次经济大萧条一样，可以拖它十年八年，硬撑撑不过，政府要进场。我的重点是，永远是稳定第一，但稳定不是目的，稳定是为了办大事，所以非常时期或紧急状态一定要先严打，敲山震虎，然后，趁着严打的效应仍在，就放手推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