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书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到大连出差的机会，大连离上海很远，在余静书的印象中，大连是一个与上海相差无几的大城市，在北方，这个城市的地位十分显赫，它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大连的特殊就在于，它在中国北方引领着城市现代化潮流。事实的确如此，余静书到大连去，就是为参加国家教育委员会为期一周的培训。

出差总是有许多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可以顺带着观光休养，坏处是出差，要把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妥帖，儿子的衣食住行，老公的烟酒穿戴。余静书的老公陈彬是一家外企的白领，算是事业有成，家务事少管，每次赚了额外收入，便往余静书面前一扔：“老婆，今天又有红包了，收起来，去买漂亮衣服穿。”

陈彬把一沓人民币扔给余静书的时候，与大多数在外面赚了钱回家交给老婆的男人一样，带着一脸献媚的表情，好似给老婆一沓钱，便希望能换来余静书十二万分的记恩，于是便会对他更加支持更加拥戴。事实上，余静书通常并不领情，她多半会说：“你拿着自己用吧，我有钱。”

这句话说出来，表示着这一对夫妻的日子过得是十分相敬如宾的，但内里的意思却有些生分。尤其是最后三个字：我有钱。

这就表明，这对夫妻之间的财务没有合并，你用你的，我用我的，互不干涉，即便是一个给另一个钱，也是要客气一番的。金钱的给予并不显得理所当然，那是当作礼物一样用来交涉、用来搞好和平团结的媒介。陈彬对余静书的客套已成习惯，他的老婆向来如此，不依赖男人，他也做不了她的港湾或者靠一靠的肩膀之类的东西。仅仅是这样一种状况：陈彬是余静书的家人，余静书是陈彬的家人，仅此而已。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十岁的儿子，另一个，是女儿，四岁。

大凡人们认为这种情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夫妇俩是海归，在外国生了两个孩子又回国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人以前分别结过婚，有了孩子，现在，他们俩是重组家庭，在上海长年生活的男女，只有再婚，才会拥有这样一大一小两个孩子。

事实的确如此，三年前，余静书与她的前任丈夫杨益离婚，原因很简单，杨益有外遇了。婚离得十分迅速快捷，也没有张扬宣布，更没有哭闹吵架，犹如余静书向来的个性，干练，直接。直到离婚半年后，有几位亲戚朋友见到余静书还会问：“杨益最近好吗？好久没见他了，代我向他问好哦。”

余静书多半会笑笑答应，懒得解释，等到亲戚朋友从别处了解到他们已经离婚后，亲戚们才尴尬得不知怎么好了。再遇到余静书，便会躲着她，就怕照面时想起上次冒昧的问候，怕余静书责怪他们的无礼，也怕自己十分多余地进入一起无事生非的纠缠。遇到这样的情况，余静书便会主动上前招呼，笑脸对着人家，热情地与人家聊几句十分乏味的家长里短，以表示自己的不介意，同时，她也想以自己爽朗活泼的举动告诉人家：我过得很好，不必同情我，尽管是杨益出了问题，但离婚是我提出的。

余静书有些掩耳盗铃，人们并不关心究竟是谁提出了离婚，人们只关心离婚本身以及离婚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兴趣去真的关心余静书的生活。那一年，余静书就用一辆自行车载着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去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下班时间一到，便奔跑到自行车库，飞驰到小学门口接儿子，然后，买菜做饭吃饭督促儿子的功课，夜深人静时，儿子睡下了，三室一厅的家里便寂静到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劳累一天，疲乏侵袭而来，但却没有睡意，只脚瘫手软地窝在沙发里，看着这个与过去没有任何变化的家，只是家里少了一个男主人。余静书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为了抹掉前夫的影子、忘记痛苦的回忆而丢弃男人用过的所有家什，包括男人的照片。余静书很理智、很冷静，一切对她有用的东西，她一概不丢，哪怕是杨益穿过的一件汗衫，他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余静书想，这汗衫还很新，可以当睡衣穿。穿着杨益的汗衫在家里活动，衣衫上似乎还留有他的体味，人却走了，不再回来。这感觉多少是有点辛酸的，但余静书偏偏要逼着自己接受这种感觉，好似越能承受男人在家里无处不在的影子，越能表示她对男人的忽视与不在意。好在这个男人还算没有完全丢掉良心，他把房子留给了余静书，毕竟她要带着儿子生活。至于他，只身离家，寻求他的爱情去了。

余静书心里就是这么默默地想的，只是在人前，她总是平静地分析：杨益很幼稚，至少他诚实，当他有外遇的时候，他做不到像别的男人那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无法承受两个女人占有他的生活，这说明他还纯洁，所以，我决定，成全他。

余静书的分析显得十分理性，也似乎是在表示，她是理解杨益的。当陈彬听说余静书已经离婚并询问关心她的现状时，余静书就是这么向陈彬陈述她的离婚过程的。说这些话的时候，陈彬正坐在她面前玩弄着一支咖啡匙。陈彬是她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到荷兰留学，学成回国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当高层管理，属于高级白领，为鬼子干活，每月领着鬼子发给他的不菲的薪水，小日子过得既滋润又紧张。他有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那时候，他正当着一名幸福的新爸爸。新爸爸陈彬到余静书所在的小城，是因为一家企业邀请他开发一种节能产品。这次偶然的会面，让陈彬这个新当上爸爸的男人走上了偏离原来生活的轨道。那时候，余静书刚离婚半年。

他们坐在蓝山咖啡馆，幽暗的空间，清悦微弱的小提琴旋律隐约可闻，桌上的瓷花瓶里插着一支新鲜的郁金香。这环境，让余静书忽然产生一些浪漫的怀想，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用甚少的生活费去咖啡馆奢侈地泡上一夜，心里有些内疚，却充满了幸福感，然后吃一个月幸福的咸菜。

她想起二十四岁的那个冬天，杨益第一次请她到红房子西餐厅吃饭。那一年，他们刚开始工作，他们从来没有到高档饭店消费过，更不要说西餐。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决定要到红房子去吃西餐，仿佛是一个成人仪式，自己有了到饭馆吃饭的决定权，并且也有消费的能力，他们便是成年人了。结果，这一成人仪式花掉了他们半个月的工资，吃了一些很硬的面包，酸酸甜甜的菜，口味奇怪的奶酪和一尝就犯腻的奶油白脱。最后的结论是，西餐不好吃，还不如以前大学校门口的排档，酱爆螺丝、排骨年糕，奢侈一些的，买一只烧鸡，那是过节的时候吃的，或者父母给生活费的第一天，往后的一个月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惨淡。然而，红房子西餐厅的这一餐尽管价格昂贵，但高雅的环境和人们压低了嗓子说话的情形，还有吃饭时用的刀叉餐具闪烁着冰冷而清丽的银色光芒，这些都让余静书有恍若隔世的感觉。那时刻，她相信，她已经是一个成年女人了，她有权利谈恋爱、结婚、乃至做一切成年女人可以做的事情。成人仪式终于起了作用，就在这个星期的礼拜天，余静书让杨益提着水果补品去家里见了自己的父母，做了多时地下工作的新姑爷终于见了丈母娘。

上海女孩子的父母大多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余静书的婚事办得甚至比她弟弟还要讲究。结婚前，女孩子的父母多半会挑剔一番，再感慨一番、幸福一番，然后开出种种条件，比如房子、车子，比如电器、存折。然后，便委委屈屈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书上经常说的“那个幸运的臭小子”。

不知道杨益是否感觉到了自己的幸运，总之，日子过得也算平静，没有什么吵闹，发生矛盾的机会不多。余静书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杨益常常想，别的男人要忍受女人的唠叨，他不用。有一次坐出租车上班，杨益听到车里的电台正播放男性专题节目，主持人插播一个笑话，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诉苦：我太太要跟我离婚，她已经三个月没有和我说话了。另一个男人惊叹道：天啊，你太幸福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安静的太太啊！

杨益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样的幸福，他正好拥有。当然不致于像电台里的男人那么可怜，他和余静书不是一句话也不说，但多半说的是这样的话：

“今天吃什么？”

“清炒苦瓜，冬笋虾米汤。”

“哦，今天单位里有事儿吗？”

“老样子，上课下课，开会。”

“儿子呢？”

“看电视呢，蜡笔小新。”

“以后少让他看蜡笔小新，这是一个日本坏孩子，会学坏的。”

“每个孩子都在看，你不让他看不行啊。”

“吃饭了。”

“好，吃饭。”

生活就是这么过的，连饭菜都显得寡淡，很少有红烧肉辣子鱼之类的浓味菜肴，因为余静书做饭，多半以素菜为主。出租车司机笑着和杨益搭话：“做男人作孽，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做女人好。女人不愿意干家务，做饭洗衣服会加速她们的衰老；女人不愿意出去赚钱，赚钱是男人的事情；还有很多女人现在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这女人不生孩子还能干什么？难道还要让男人生孩子？所以说，做男人苦啊！”

出租车司机叹苦经，杨益便笑得更加厉害了。笑完停下，杨益开始回忆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对照出租车司机的话，他发现，他还算是个男人，因为他不用干家务，回家就有现成的饭吃。可是他又感觉不到男人被尊捧的优越地位，在家里，他并不受宠。

平和而宁静的生活，这样挺好的，杨益总是这么告诉自己。直到出现了林卫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