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于设想，如果大舅在抗大分校毕业后听从朱老总的安排，留在学校当政治教官，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听说朱老总十分欣赏大舅的性格和才华，甚至对他持空枪追赶“跳蚤”的故事也赞不绝口。但是，大舅说，他必须到前线去，他来此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到前线去。朱老总说：“哦，我想起来了，你还给土肥原留着一颗子弹哩，要得，我不能拦你。”就送给他一块怀表，说：“这是战利品，请你带上它，一路走好。再过一些年头，我们再走到一起相会时，你和这块表都要走得‘噌噌’的。”

大舅模仿着四川口音，绘形绘声地向我三姥爷叙述了他与朱老总的会见。他说朱老总大智若愚，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仁厚长者。他还说他能穿过横七竖八的日伪封锁线，全靠形形色色的“地下交通员”：有赶大车的车把式，有敌后武工队队员，有药材行的伙计，有铁道线上的巡道员，有十五六岁的放羊娃，还有在大浪滔天的黄河上把舵行船的老艄公。他说，共产党叫他看到了民众，是他从未看见过的“大写”的民众。三姥爷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你以后就给朱德将军‘对表’吧，不要错过了时辰。”

那时候，齐楚已经把游击队拉到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将军会合，并入新四军四师。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经受着日伪军频繁、残酷的大“扫荡”。三姥爷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团长，而担任副总团长的共产党员与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都已在日伪军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大舅一时找不到共产党，就把朱老总送给他的怀表放在耳边，倾听着“噌噌”的响声，说：“三伯，我跟朱老总‘对表’了，表说，你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你知道吗？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已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了。”大舅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同室操戈无所不用其极的蒋某人，偏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好小子，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话！”遂把三个乡的自卫分团交给我大舅指挥，又卖了一百多亩地，购买了第三批枪支弹药，组建了一支拥有三百多人、三百多条枪的抗日武装，号称“新四军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第一仗就一窝端了一个区公所，击毙汉奸区长、区队长，生俘“狗子兵”三十多人。第二仗又摧毁了一个土围子，歼灭了一支投靠鬼子、积极参加大“扫荡”的土匪武装。新到任的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韩达生闻讯大喜，“哎呀，新四军派部队来了！”跑来一看，却是我大舅。韩达生也是“新私塾”出来的学生，与我大舅从小就是朋友。大舅说：“对不起，我未经许可，就为你招兵买马了。”韩达生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鬼子正在扫荡，国民党也在猖狂反共，除了你孟大公子，谁肯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这支游击队又被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团建制，编为二营，由大舅任营长。他主动要求增派共产党员来二营担任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大舅颇有一些宽慰地对我三姥爷说：“三伯，我这匹烈性马，给自己戴上牛笼头了！”

三姥爷说：“是吗？我的右眼皮还跳着呢！”

大舅碰上了一双眼睛。独立团黄团长兼政委正在唆唆地盯视着他。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大舅的亲密往来也引起了黄团长的革命警惕，他特意提醒他的同志们务必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王其梅，他后来成了将军，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将军回忆说，我听得出黄团长话中有话，就对他讲，你过分高涨的革命警惕性已经发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孟营长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嘛！黄团长说，幼稚！难道有哪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留在党外吗？王其梅说，那又怎么样？他能拉起队伍主动找党，打日本鬼子，你还要挑剔什么！你这样疑神疑鬼，不觉得累吗？黄团长说，我就是要疑神疑鬼，项英同志见鬼不疑，才有了“皖南事变”，才牺牲了我们数千名好同志，包括他自己，你不觉得他死得冤枉吗？

大舅不会想到，同一个“皖南事变”，却十分合理地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

一九四一年春，独立团正在进行军事训练，鬼子和皇协军数百人突乘十多辆汽车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黄团长命令我大舅率二营四连掩护全团撤离。大舅以河堤为屏障，阻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战斗异常惨烈，一个排的战士英勇牺牲。眼看鬼子兵在河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举着“膏药旗”蜂拥而上。大舅赤膊率战士与鬼子白刃格斗，将鬼子赶下河堤，劈杀鬼子旗手，夺了“膏药旗”，倒挂在河堤柳树上。众皆欢呼。大舅的锁骨被子弹洞穿，血染征衣而浑然不觉，仍手拿指挥旗，奔腾跳跃于枪林弹雨中。全团顺利撤离后，大舅率队在夜色中撤出战斗。黄团长送我大舅离队到傅集养伤，久久望着离去的担架，啧啧称赞说：“果真是一条好汉！”转身又对身边人说：“这样的人留在我们队伍里，而且让他带兵，是十分危险的！”

历史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解除这个危险的机会。

大舅养伤期间，独立团奉命东进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四师会合。黄团长却对我大舅封锁消息，径自带独立团悄然离去。大舅的警卫员猴子闻讯告诉了大舅。大舅急带猴子追至永城一个村庄才追上了部队，压下满腔怒火向黄团长报到。黄团长十分亲切地告诉他，二营已任命了新营长，让他好好休息。这时，齐楚远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任政治部主任。大舅求见齐楚重新分配工作，苦不得见。只是有人捎话，齐楚认为处置不当，又给了大舅一个副团长的名义，却从此失去了指挥作战的权力。团部开会从来没有通知过他。

警卫员猴子陪着我大舅度过了一段十分困窘的日子。猴子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叫花子。三姥爷碰见他手拿弹弓打了一串麻雀，用泥巴糊住麻雀，拾了一堆柴火，在野地里烧麻雀吃。三姥爷就领走了他，对虎子说，这个孩子有“材料”，把他放在“看家队”，给你当个“小跑腿儿的”，好好调教，会有出息的。“看家队”改编时，嫌他年纪小，把他“漏编”了。大舅从山西回来后，他就当了大舅的警卫员。

猴子说，我大舅住在远离团部的一个磨坊里，天天围着一个磨盘打转，他刚刚趋于平和的脾气又变得十分暴躁，甚至不能容忍乌鸦。乌鸦在一颗老榆树上“呱呱”叫了两声，他也要勃然大怒，说：“这是怎么搞的，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乌鸦！”猴子还记得那块怀表。大舅整晌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毫无表情，把胳膊撑在磨扇上，手里攥着怀表，耳朵贴上去，听怀表“噌噌”走动的声音，闭着眼，一动不动。猴子站在门外看天，手里拿着一块土坷垃，随时提防着乌鸦。

猴子说，虎子所在团队就在邻村驻防，听说我大舅来了，就约了原“看家队”几个队员跑来看他。“看家队”编成的特务队早已撤销了建制，队员们被拆散编入了各个连队。大家说了几句怀旧的话，话题就转向了虎子。虎子多次立下战功，在一次战斗中击毙鬼子少佐一名、擒拿鬼子军曹一名，受到师部的通令嘉奖。军曹被虎子押回后仍不服输，要跟虎子再摔一跤以定输赢。虎子欣然应允，当即拉开了场子。军曹怒目、哈腰、炸膀、摇臂、踢脚，“嘿”的一声冲上来，虎子趁势拧住军曹一只胳膊，扼腕、转身、别腿、甩胯、抖肩，来了个“倒背布袋”的把式，把军曹脸朝天摔了个“响脆瓜”。全场大笑。虎子示意再来一次，军曹伸出大拇指，却又摇着脑袋说：“你的，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彭师长闻讯大喜，说：“这样的英雄怎么连个班长也不是啊？”虎子就从一名普通战士一蹦当上了副排长。大舅高兴地说：“猴子，快打酒来，我要为虎子庆功，为彭师长慧眼识英才庆贺！”

猴子出门就撞上黄团长和跳蚤急急走来。跳蚤现在是四师政治干事，他走进门来，并不跟我大舅搭话，满屋子扫了一眼，故作惊讶说：“孟副团长，你和‘看家队’在召开什么重要会议？”虎子接腔说：“哪有什么会？我们不过是来看看三支队的老上司，你摸摸，磨盘还没有坐热呢！”黄团长拉下脸说：“孟副团长，请你不要忘了你是革命军人，不要与旧部拉拉扯扯、乱串门子！”

“什么？你说什么？”大舅的脸色又唰地由红变白，那是一种病态的苍白，面部又在扭曲痉挛，身子又在难以扼止地战栗，嘴唇也打着哆嗦，接着，脸色又由白变红，血液通过支支汊汊的血管疾速向大脑汹涌汇聚，眼睛如同浸在血里的弹丸，“歇斯底里”的“疯话”又像冲开闸门的洪水破口而出：“请问政委阁下，难道革命军人就不可以有一点人情往来了吗？他们是新四军的英勇战士，虎子是受到通令嘉奖的英雄，你们有什么权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与你们共赴国难的同志？如果你能把你一半的戒备和算计用在抗日上，就不至于在鬼子‘扫荡’中被动挨打，甚至可以打几个像样的漂亮仗了！如果你把你一半的真情和信任交给虎子这样的热血男儿，他们就可以再击毙比一个少佐还要大一点儿、多一点儿的鬼子，甚至可以再把几个军曹装在布袋里背回来写进你的战报。你却要把我装在你的布袋里让我大养其伤！你总是摆出一副革命权威的样子审视一切，却又在骨子里疑神疑鬼、战战兢兢，少了点儿革命者应有的光明磊落和自尊自信。”

黄团长亦即黄政委的权威受到了排炮轰击而岿然不动，微笑说：“孟副团长，我终于看到，你在发少爷脾气了！”

“那么，你是什么？”大舅毫不示弱地逼视着他，“你怎么像一个大亨，一个垄断了全部真理的革命大亨！我弄不明白，你作为团长兼政委，在部队开拔时竟然会丢下一个营长于不顾，当他追上队伍向你请缨时，你却给了他一个本该属于驴子的磨坊！你的狭隘、偏执、多疑和蛮横，与贵党的主义和宣言毫无共同之处，它只能使一个耻于当什么少爷、本来可以成为你的战友的人为贵党有了你们这样的不肖子孙而揪心、痛心、再加上如入冰窖的寒心！”大舅的“歇斯底里”由于得到了痛快一时的发泄而露出明亮的微笑，用不无温存的语气小声问道：“你知道吗？阁下，在你把一切贵党之外的抗日志士视为异己、拒之门外这一点上，应该得到鬼子发给的勋章！”

黄团长一惊一乍地听完了大舅的“演讲”，才忽地拔出了手枪。

大舅依旧温文尔雅地笑着，抽出了一根磨杠。

跳蚤跳到黄团长的背后，也霍地拔出了手枪。

猴子用身体护住了大舅，也唰地拔出了双枪。

大舅拉开了猴子，像敬献哈达似的，双手托举着硬邦邦的磨杠，把它不轻不重地放在黄团长脸前的磨道上，“感谢你没有扣动扳机，而这位政治干事却错误地估计了这根磨杠的严重性。我不过是要把政委阁下分配给我的磨杠交还给驴子，向阁下道一声再见，而且向你通报，我要再去给新四军拉一支抗日的队伍，但是，我的上司绝不是你黄团长！”

我听说，大舅的朋友都喜欢听他“歇斯底里”大发作时脱口而出、滔滔不绝、怒不可遏的“演说”，说他在这样的时刻总是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勇猛和超常的见地。对于黄团长的这一篇“演说”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范例之一。

大舅发表了“演说”，就撞开磨坊的破门，向田野上大步走去。猴子、虎子和原“看家队”的队员团团簇拥着他。跳蚤却躲在黄团长背后，骇然变色地注视着后来被称为“策动旧部哗变”的一个场面。幸而大舅还保留着最后一点理智，推开大家说：“请你们各回各的连队，到战场上叫他们二位看看，谁是顶呱呱的抗日军人！”

大家都站住了。只有猴子伴着大舅，走向荒野上的夕阳。

黄团长紧握手枪，坚如磐石地望着大舅远去，牙缝里照旧紧咬着一个冰冷坚硬的微笑。后来有人说，如果不是齐楚事先打过招呼，说大孟和他的家族不是一般的“统战对象”，不可鲁莽从事，大舅绝对走不出狭小的磨坊。在早些时候的鄂豫皖苏区，黄团长曾经是著名的“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外号“黄一升”。他在红军内部处决的“反革命”难以计数，干掉一个就从尸体上拽下来一个扣子，扔在量粮食的升子里。有一天，他的牙齿就咬着这样一个冰冷坚硬的微笑，上缴了满满一升扣子。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表现着独特的英勇。

黄团长、黄政委亦即黄一升让我大舅多走了一百多里的冤枉路。当大舅和猴子走到鹿邑县境内的一个桥头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旷野上渺无人踪，只有天边残留着血色的夕阳。猴子跳下桥头，到河边往水壶里灌水，忽听马蹄声疾，三匹战马从身后飞奔而来。

“是孟副团长么？”一个骑马人问。

大舅回头说：“我是孟诚。”

“黄团长请你回去。”

“请回话，我不与此人共事。”

接着是炸豆一般的枪声。大舅只“哼”了一声，就浑身打着哆嗦，从桥上一个跟头栽下去，翻滚到桥下的草丛里。马蹄声又向来路驰去，大地一片死寂。

吓出了“魔症”的猴子跑回傅集说：“三爷，我摸摸诚叔的鼻子，没气儿了，只摸了一手血。他的心还‘噌噌’地跳着，是钢音儿！”

不几日，虎子也跑回来说：“黄团长说，大公子策动旧部哗变，离队叛逃，说服无效，于叛逃途中击毙。跳蚤把我囚起来，要我坦白揭发。到了夜里，我就在屋顶上捅了个窟窿……”三姥爷问：“齐楚知道吗？”

虎子说：“跳蚤说，向齐楚报告了，你们不要有幻想了！”

三姥爷仰天长叹说：“啊，我的眼皮不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