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地方上的士民，因北京朝廷的覆灭而陷入悲痛和混乱之中的时候，在被称为“留都”的南京城里，却已经为救亡图存展开了紧张的活动。

局势是如此严峻而又紧迫地摆在面前：对于仍旧矢志效忠大明王朝的那批留守大臣来说，如果不希望重蹈北京的覆辙，如果不甘心自己及其所代表的一群人的身家性命，被这场滔天而至的狂暴洪水所彻底葬送，那就必须设法凭借江南这一片富庶的土地，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足以同强大的农民军抗衡的政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尽快从朱姓的皇族系统中，物色并推举出一位合法的继承者，一位象征“正统”的新皇帝。

围绕解决这件头等大事的紧张活动，其实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在具有决策权力的大臣圈子当中，秘密地酝酿和进行着了。譬如说，乘坐一顶四人抬的青缦官轿，由随从簇拥着，从大中桥喝道而来的这位神情严肃的大臣——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就是奔走得最积极的人物之一。这位四川籍的东林派官员，是个短小精悍的人。瘦削的、肌理紧凑的脸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敏感而多骨的鼻子，配上经常紧抿着的嘴唇，以及小铲子似的向前突出的下巴颏，使这张脸显得既精明强干，又执拗刚愎。他刚刚在顶头上司——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府邸里，参加了一次小范围的秘密协商，同户部尚书高弘图、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翰林院掌院詹事姜曰广等人，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有时是情绪激动的辩论。因为记挂着有两位关系密切的友人正在家里等候消息，所以会议一散，他就匆匆赶了回来。

眼下，已经是四月下旬。天气变得相当暖和。锦缎似的阳光从白云浮荡的蓝天上飘洒下来，夹道的红花绿树，像在水中洗濯过一般耀眼、鲜明。号称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城，几乎总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它一年当中最欢乐迷人的游冶季节。要在往常，秦淮河上必定已经浮荡着许多游船画舫，清闲了一个冬春的茶社酒楼，也必定忙着重整旗鼓，精神抖擞地迎接来自四方八面的游客。可是如今，由于北京陷落、皇上殉国的惊人消息，已经开始像瘟疫似的在民间迅速流传，加上整座城市正处于紧急戒严的状态，情况就明显地变了样子。虽然店铺照旧开门营业，穷民百姓也照旧在为一天的衣食奔忙，可是，以往人们脸上那种嬉笑自若的表情消失了。一向热闹熙攘的大街，不知怎么一下就冷清了许多。即便是碧波十里的秦淮河，也失却了往日那种如火如荼的热闹和温馨。倒是一队又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不时在街道上巡逻而过，摆出如临大敌的样子，使市面人心，平添了一派紧张和惊恐。

吕大器在他的府邸前下了轿子，稍微站了一站，为的是整理一下弄乱了的衣袖。然后，他对闻声奔出来侍候的仆人们看也不看，就抿紧嘴唇，迈开急促而有力的步子，进了大门右侧的一道小门，径直朝宅内走去。

作为参与最高机密的一位大臣，吕大器目前所掌握的时局情报，较之一般官绅百姓，自然要来得具体而详细。譬如，关于最重要的崇祯皇帝的殉国，据确实的消息，是在三月十九日的清晨。当时北京的外城和内城，在一日之内相继被农民军攻陷。得知大势已去的崇祯皇帝，先把周皇后和袁贵妃召到乾清宫，用金杯置酒，与她们作最后诀别；又招呼太子和永、定二位王子来到御前，叮嘱了一番，命心腹太监王之心把他们从速护送出宫，到国舅周奎家中暂时躲避。这之后，外间的情势愈来愈紧迫，宫廷中的流血和死亡也开始了：首先是皇后在坤宁宫中自缢身死，接着是袁贵妃自杀未遂，被在旁监视的崇祯皇帝连砍数剑，终于得以殉节。同时被皇帝杀死的，还有好几名曾蒙“恩幸”的妃子。不过，最悲惨的还是年仅十五岁的长公主。大约皇帝担心城破之后，她会遭受“流贼”凌辱，所以特地着人召来，抚视了半天，长叹说：“你为何生在我家？”末了，一咬牙，挥剑砍去。公主本能地用手挡格。结果，“咔嚓”一声，半截手臂给削了下来，人也当场昏死过去。看见这样子，皇帝也手软了，抛下宝剑，掉头而去。就在次日五鼓时分，这位穷途末路、心力交瘁的万乘之尊，就带着秉笔太监王承恩，仓皇出了神武门，来到万岁山东麓，先摘去皇冠，把头发拆散下来，覆盖着脸面，然后用一根白绫带，在一棵古槐树下结束了年轻而尊贵的生命……对于暂时还秘而不宣，但已经被反复查证了的这一惨变，吕大器感到心痛欲裂，须发俱竖；与此同时，在江南尽快拥立新君的决心，也因之变得更加确定和急切了……

吕大器来到花厅，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和兵备佥事雷祚，早就在那里等候着。看见主人回来了，两位客人立即迎出门外，一边拱着手招呼着，一边现出急切的探询神情。

吕大器不说话，只做出相让的手势，引着客人转过一道回廊，进了一个花树掩映的月洞门，来到他自己那间幽静隐僻的书房里，才站住脚步，重新同客人行礼相见。

这是由一明一暗两间小室套连起来的精致书房。外面的明间布置着桌、椅、屏、几，外带盆景和瓶花，主要是供日常休息，偶尔也用来接待相知的密友。现在，吕大器领着客人走进了里面一间。这靠墙三面都立着紫檀木书橱的里间，比外间稍小，迎面横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平头书案，上面摆着文房四宝；旁边一个巨大的宣窑敛口白瓷缸，插放着好些长短不一的卷轴；在书案右前方的空间里，还摆着一张制作精巧的小方桌、三把竹制的椅子，桌上摊着一方棋枰。钱、雷二人看见主人选择在这里进行谈话，都预感到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态，不由得对望了一眼，顿时紧张起来。

“俨老，今日会议，不知结果如何？”待小厮奉上茶来，又迅速地退出之后，生得浓眉大眼，有着一部虬结大胡子的雷祚试探地问。他是安庆府太湖人，一向在山东任职，曾以守城有功和敢于弹劾上官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和接见。一年前因为母亲亡故，他照例辞职回家守制，不久前来到南京。吕大器看中他敢说敢为，又是坚定的东林派，便将他拉进自己的圈子里来，帮着办点机密的事务。

听见他发问，吕大器只顾皱着眉毛，凝神地小口呷着茶，没有立即回答。又过了片刻，他才把杯子朝桌上一放，长吁了一口气，说：“难！若还是这等前怕狼后怕虎的，弟只有撒手不管了！”

雷祚微微一怔：“啊，俨老何出此言？”

吕大器双手一摊：“一个福王，一个潞王，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谁知今日会议，高研文又抬出个桂王来！”

高研文，就是户部尚书高弘图。在南京的留守大臣中，高弘图一向以方正稳健著称。不过，此刻雷祚却有点莫名其妙：“什么，桂王？何以又想到要拥立桂王？”

“哼，还不是斤斤于那个‘亲疏伦序’！总担心决策立‘潞’，会背上偏私之嫌，为物论所非。其实，欲成大功于乱世者，只问成败利钝而已，哪里还能有如许顾忌！”吕大器大不以为然地说，恼怒地抿紧了嘴唇。

雷祚“哦”了一声，眨眨眼睛，暂时不说话了。的确，决定由谁来当皇帝，这将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前途和命运，事情极其重大，半点儿也疏忽不得。可是如何解决好“亲疏伦序”的争执，又是目前令人颇为头痛的一个问题。本来，刚刚“龙驭宾天”的崇祯皇帝还留下三个儿子——太子慈烺、定王慈炯和永王慈炤。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在，事情本来也就不难解决。可是时至今日，除了听说他们在京师失陷时已经微服出走，可能尚在人间之外，始终没有南来的音信。是否后来又遇难身亡，也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传统礼制，只能在最接近的旁系皇族中挑选继承人。那么就应当轮到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目前已经逃难南来的福王朱由崧来做皇帝。然而，对于吕大器等东林派大臣来说，这当中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因为这位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乃是郑贵妃所生，那郑贵妃当年仗着神宗皇帝的宠爱，曾经企图把皇长子排挤掉，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老福王立为太子。这个阴谋被挫败后，到了皇长子继承帝位时，她又百般要挟，企图得到皇太后的封号，以便把持朝政。只是由于朝廷中的正统派大臣（包括后来的东林党人在内）又一次作了坚决的抗争，她的图谋才没有得逞。这件事，同当时发生在宫廷之内的几桩疑案纠缠在一起，曾经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党争。在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就是利用这些事件，把东林人士整得死去活来。好容易熬到崇祯皇帝登极，冤狱才得到平反昭雪。因此，这一次拥立新君，如果让小福王当上皇帝，那么他会不会站在阉党的立场上，再一次拿东林党人开刀？这是不能不防备的。正是出于这种顾虑，吕大器，还有姜曰广、张慎言等大臣才又提出改而拥立潞王朱常淓的主张。朱常淓是神宗皇帝的侄儿，长期受封在外，无论同郑贵妃还是同阉党都素无瓜葛。而且此人脾气随和，经常念经拜佛，外号“潞佛子”。应当说这是一位理想的人选。但论世系，他是已故崇祯皇帝的远房叔父，较之堂兄弟的小福王，要疏上好几层。如果弃“亲”而立“疏”，礼制上可是有点交代不过去。所以即使是在东林派内部，意见也未能统一。大约有鉴于此，高弘图才又提出第三种选择——桂王朱常瀛……

“桂王是神宗皇帝第五子，”雷祚沉吟地说，“与福藩是次子嫡孙相比，虽然仍旧疏了一层，但较之潞藩却又亲多了。而且要紧的是他并非郑贵妃所出，立他自然也无不可。唯是社稷遭此大变，亟宜早立新君，以定人心。桂藩远在广西，这一来一往，只怕时日太费。”

吕大器苦笑说：“方才，姜居之也是这等说，现放着潞、福二王就在淮安，若舍近而求远，一旦被奸人抢先迎立，居为奇货，我辈只怕满盘皆输！”

雷祚点点头：“据小弟所得密报，福藩此番南来，一心觊觎大位。近日因传闻留都颇属意于潞藩，他唯恐不得立，已暗中派人向江北诸镇将游说，以图后盾之助，不可不防！”

所谓江北镇将，就是指目前驻扎在江淮一线的几位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这伙人一向拥兵自重，跋扈骄横，对朝廷的命令采取爱听不听的态度。如果他们当真联合起来，拥立福王，那确实不好对付。所以吕大器听了，吃惊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什么，江北四镇意欲拥立福王？”

“自然，他们也未敢轻举妄动，尚在观望之中。但我等若仍举棋不定，难免迟则生变！”

吕大器呆住了。半晌，他把桌子一拍，怒气冲天地咬着牙：“什么‘立君以亲’是祖宗家法，不能改易！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当口，还是这等迂怯任事，只有一块儿完蛋了账！”

说完，他倒背着手，气急败坏地踱起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