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生活之舟驶向那里？年青的茅盾还十分茫然！回乡当教师，还是托卢表叔在银行界做事，如果像茅盾这样年青、有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欲进银行界，捧金饭碗，真易如反掌！比茅盾稍大的二个叔父及乌镇几个亲戚的孩子，都由卢学博荐进银行界做事，何况一向受卢表叔器重的茅盾。

茅盾离开北京后，卢学傅接连收到茅盾祖父和母亲的信，希望卢学傅给茅盾安排个工作。当时茅盾的富有远见的母亲陈爱珠，在给卢学傅信中，特地提到不要在官场和银行界给茅盾介绍工作。所以茅盾回到家后，母亲与他商量职业事情，井告诉茅盾，耐心等待卢表叔的回音。其时，正在财政部任公债司司长的卢学傅，正受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巴结，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希望公债司的公债券能在他手下的京华印书局承印。如果争取到这笔生意，那将是一笔可观的利润。所以，卢学傅打算将茅盾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那里既可以作学问，又是知识人才荟萃之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一听，一口应承下来，并立即去信上海；把茅盾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并说明这是卢学溥推荐的。7月27日，张元济收到孙伯恒信以后，立刻复信，答应可以“试办”，“月薪24元，无寄宿。

试办后彼此允诺再设法。“孙伯恒收到张元济的信以后，立刻交卢学溥，并嘱早日去沪面见张元济。

茅盾在乌镇收到卢学溥从北京寄来的信并附孙伯恒函后，便径直去上海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本人又是翰林出身，知识渊博，爱才惜才，同时又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进步、开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有作为的文化企业家。茅盾后来成名，也得益于当时张元济的开明。所以茅盾曾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初进商务印书馆，茅盾一介年轻书生，碰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使年轻茅盾有一种既新鲜又陌生的感觉。求见张元济时，门口门卫拉住茅盾反复盘问，连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都不曾听过说的人，竟然在总经理门口负责登记。当茅盾掏出北京分馆经理的介绍信，在这些人面前一抖，他们立刻换了一副笑脸，恭谦有加了。这些世态，茅盾忽然想起自己家庭在失去父亲以后的遭遇，何乃相似！

但初见张元济，双方，起码在茅盾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圈椅说：“坐近些，说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罢？”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罢。”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了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这就是茅盾走出校门要见的第一个人！张元济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茅盾一如既往地敬重张元济，视为师长。

茅盾第一个就业的部门——编译所英文部，部长是邝富灼，是个华侨，原籍广东，是在国外读大学，得了个博士学位，此时也只有40多岁。茅盾进英文部时，正巧英文部开办一个“英文函授学校”，函授的学生把作业寄来，而茅盾则改学生寄来的作业，所以，刚进编译所，茅盾的工作并不繁重。但在与同事接触熟悉过程中，他也了解了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内幕，了解了学术机构内部的派系，知道了社会的复杂。商务印书馆实际上也是不是官场的官场。他向母亲，向卢表叔写信，诉说了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感想，一方面感到这个地方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感到商务印书馆是个变相的官场，处处讲资格，讲人情，“帮派”壁垒森严。卢表叔给茅盾来信，告诫他：

只要有学问，何愁不立事业；借此研究学问是正办。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个图书馆，叫“涵芬楼”，藏书十分丰富。星期天，茅盾常在那里度过。由于平时的工作很轻松，因而他常常可以在宿舍里看书看到深夜；在编译所，茅盾英语水平也大有长进，特别是口语训练。英文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交谈基本上是英语。因而在这样的氛围里，茅盾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

有一天晚上，茅盾回到宿舍，见同宿舍里的辞典部谢冠生那里有一本新出的《辞源》，很厚，引起茅盾的兴趣，茅盾向谢冠生借来，在灯下读起来。

忽然，茅盾发现这部作为商务印书馆重点产品的书，里面谬误百出，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血气方刚的茅盾此时心血来潮，闪念之间，冒出何不给总经理写封信，把想法告诉他的念头。于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茅盾提笔向张元济写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出版这样规模的辞书，商务在出版界开风气之先；但对条目引出处，有认错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同时，认为《辞源》所收新词不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等。信，第二天上午交茶房送去。

茅盾将信送出，也就过去了。这对青年茅盾来说，实在是一时冲动而已。

他并非认真对待这件事。不料，当天晚上，同宿舍的谢冠生悄悄告诉茅盾：

“德鸿，你那封信，总经理已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请编译所长高梦旦核办了。”

茅盾一听，大吃一惊，一封平常的信，会引起总经理那么大的注意？

其实这封信在茅盾文学创作生涯中，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成为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的一个转机！因为这封信，青年茅盾的才识引起商务当局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天上午，编译所长高梦旦约见本在一起办公的茅盾，并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茅盾表示同意，并特地去向邝富的告别，感谢邝富的一个多月的关照。于是，茅盾离开那机械的改卷子工作的英文部，与孙毓修合作译书。直接归编译所长高梦旦管辖。

50多岁的孙毓修起初瞧不起20出头的青年茅盾，认为这个桐乡小青年稚嫩，根底浅。然而，当茅盾很快将《人如何得衣》（卡本脱著）译完以后，孙毓修自负之气矮了一半，因为茅盾的译文无论如何要比孙译得好。而且当孙毓修征求茅盾如何在译作上署名意见时，茅盾表示可以不署名。孙毓修对这个年青小伙子有了好感。

当后来发现茅盾在看《困学纪闻》时，他又吃了一惊，考问茅盾读过那些书？茅盾答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一席话，孙毓修听得瞠目结舌。过了好一会儿，又问：

“你的令尊在何供职？”“家父早已去世。”茅盾恭恭敬敬地回答。“那你……“

孙毓修更惊讶了。“主要得之于家慈的教育。”茅盾又说。孙毓修不再问了。

他的名士派头收敛了。从此，对青年茅盾另眼相看。

随后，茅盾用三个多月时间，完成美国卡本脱的有关衣、食、住三本书的翻译，这是茅盾最初译著工作。但这三本书的真正出版，是在1918年4月，作为“新知识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在译完衣、食、住以后，已是年底。老先生孙毓修找到茅盾，问茅盾下一步有何打算？茅盾想了一下，知道老先生孙毓修是中国编译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便说，“是否可以编几本童话或少年丛书？”孙毓修一听，摇了摇头，“我们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中国寓言。但编此书须对古书有研究的人，你正合式。”孙毓修也觉得茅盾是个人才，因而觉得这个选题正可发挥茅盾的才能。向来谨慎、尊重人的茅盾也表示同意，因为借此可以系统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之书。后来，茅盾用半年多时间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作序，1917年10月出版。在动手编纂《中国寓言初编》之前，茅盾抽空翻译科学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并刊发于《学生杂志》第四卷第1—4期，这是茅盾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文。

正当茅盾埋首于古书旧著之时，母亲从乌镇来信，告诉茅盾，沈泽民已从省立三中毕业，投考何校，让茅盾在暑假回乌镇一道商议。因此，7月的一天，茅盾冒着酷暑，赶回乌镇。见弟弟也从湖州省立三中毕业回来了。弟弟把毕业的成绩单拿来给茅盾看，茅盾一看，发现泽民的成绩，尤其是数理化，在全校名列前茅。泽民还告诉茅盾：他想报考刚开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因为这个开办于1915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专门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兄弟俩的想法向母亲讲了以后，茅盾母亲想了想后说：也好。这样，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当工程师，一个学文，也许符合你们父亲的心愿。于是，泽民专门赴南京去考试，不久便被录取。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学时，茅盾和母亲决定陪泽民去南京。兄弟俩也正好陪母亲游览一下上海和古城金陵。那时，乌镇到南京，只有转道上海，因为乌镇到上海有小火轮，上海到南京则有火车。茅盾偕母亲、弟弟泽民先到上海，游览了上海城隍庙、外滩。茅盾母亲是第一次到上海，也觉得新鲜，但最为茅盾母亲所吸引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书，她买了林译小说50种，买了四大本《西洋通史》，二卷本《西史纪要》以及《东洋史要》、《清史讲义》等，茅盾母亲年轻时受其丈夫的影响，对中外历史一直怀有兴趣。

在上海游玩几天后，母子三人才乘火车送沈泽民去南京。回上海时，茅盾母亲想坐轮船回上海，也可欣赏中国第一大河的风采。于是，茅盾选了一艘几千吨的豪华的大客轮，并定了个官舱。轮船航行在浩荡的长江里，茅盾扶着母亲到甲板上散步，这时，江风习习，大江东去，浩浩荡荡，远处白帆点点，茅盾见母亲遥望江天，神色凝重。忽然很有感触地回过头来对茅盾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慨然说：“他的遗嘱我尽力做到了，你兄弟二人还算有出息，他死而有知，大概也是快活的。可惜一个人死了没有鬼，他再也不知我们现在干什么，将来还要干什么。”茅盾望着母亲，听了那番肺腑之言，感动万分，忙扶着母亲，安慰道：“妈妈放心，我们会记着爸爸的。”

茅盾送母亲到乌镇，回到上海，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些变化。原来，编《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朱元善向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提出，要茅盾去他那个部门工作，协助他编杂志。因此，高梦旦找孙毓修商量，孙却以茅盾还要编《中国寓言续编》而不肯放，结果只好由高梦旦出面协调，让茅盾半天协助孙毓修编《中国寓言续编》，半天协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

从此，茅盾迈出编辑生涯的第一步。

《学生杂志》，1914年7月创办，是一本以增长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的刊物。

茅盾接手后，朱元善放手让他编辑，当时编了几期后，正巧《新青年》杂志打响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在中国文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善观风色，勇于趋进的朱元善便打算在《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并和茅盾商量，先从《学生杂志》开始，而《学生杂志》则从“社论”开始。因而朱元善操着浓重的海盐方言的上海话，让茅盾动手写一篇不同于该杂志以往社论的短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12月号上，题目为《学生与社会》，文章从探索德国兴起之原因谈起，借德人的话说：“学生为一国社会之种子，国势之强弱，因以社会之良肃为准，而社会之良窳，又以其种子之善否为判。”

文章最后要求“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先事骄矜、蔑视他人。

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文章对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朱元善对青年茅盾的这篇社论十分满意，又鼓励他再写一篇社论。于是，茅盾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发表在1918年1月5日的《学生杂志》上，这篇文章，比上期的文章更进一步，大胆地议论起时政来了，倡导革新思想，奋斗自立，并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要求学生”革新思想“，”创造文明“

和“奋斗主义”。其实，茅盾的这些思想并非创造，而是受《新青年》的启发，从而把《新青年》中一些思想融会到自己的文章里，而文章又紧紧联系当时学生的实际，从而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也得到朱元善等人的关注。青年茅盾也在静静的气氛中，悄悄地崭露出来。

从1917年到1921年，茅盾以沈雁冰、佩韦、雁冰、Y.P等名发表的作品中，有包括创作、作家传记、文艺论文、汉译文艺作品、科学、实用工艺及社会运动等方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学生杂志》是茅盾为营造新文学而进行操练的地方。

少年时代的生活磨难，深深地刺激着茅盾，也深深地激励着茅盾，“将相本无种”，促使青年茅盾加倍刻苦和努力，虽在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却无暇去闲逛，整天埋首于工作之中，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分卖力。表现了青年茅盾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因此，他在编《学生杂志》时，十分看重地位低卑，经过奋斗而出人头地的故事。在《学生杂志》上，茅盾从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中，撷取材料，编写一些从低微的鞋匠、裁缝变成名人的故事。从这些篇什中，反映了茅盾崇尚奋斗、力倡革新的思想，他在《履人传》前言中，表明自己的心愿：“吾愿其效卡莱之好学，百折不回；学乔治之束身，不为众涅。效萧物尔之见义忘生，约翰之贫而好善，…

…。“和茅盾自己的经历不无关系。茅盾晚年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时，曾说：”《履人传》和《缝工传》都是赞美大丈夫贵自立，这与《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论文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奋斗自立的精神是呼应的。“其实，这是和茅盾当时思想相一致的。

在编辑《学生杂志》过程中，受《新青年》的影响，茅盾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世界，尤其注意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他如饥似谒地寻觅着苏俄材料，包括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在1919年4月《学生杂志》上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是茅盾第一篇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预言“今俄之BOLSHEVISM，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一种青年人特有的雄心壮志，和《新青年》遥相呼应。这篇富有鼓动、煽动性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知识分子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以及陆宗舆等革命行动，但对遥远的上海震动不大；直到北京师生南下宣传，茅盾才从编译所里跑出来，去听演讲。但尽管如此，五四浪潮波及全国时，青年茅盾也受到震撼，章宗祥、陆宗舆都是杭嘉湖一带的人，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举行全县人民公决大会，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海宁县籍，并在县城立碑存志。这些举动，茅盾在《申报》上都看到了。湖州也举行大会，声讨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茅盾猛烈地感觉到：时代在变，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变革。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茅盾开始作深层的思考，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实际的奠基工作。尤其可喜的是，青年茅盾不再局限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向《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投稿，也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他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

同时，茅盾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触大量西方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接触，茅盾曾回忆那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时代里，茅盾受时代使命感的驱使，阅读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并在对众多诸学说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时已是1919年年底。

在这之前，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同乡萧觉先、王敏台、杨朗垣、曹辛汉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这个青年社成员都是桐乡籍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这个社团的宗旨，是宣传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并出版《新乡人》杂志，在家乡桐乡县内及邻近地区发行，成为浙江省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宣传新文化社团。在桐乡青年社内，茅盾是主要骨干。后来由桐乡青年社出面，曾在桐乡、屠甸、乌镇等地组织过暑假讲习会之类活动，也曾在嘉兴南湖开过大会。兴旺时，达到五十多人的规模，后来因为内部思想分歧而自动解散。作为在商务印书馆前程看好的茅盾，曾在桐乡青年社办的《新乡人》杂志上发表短小的文章，如《我们为什么读书》、《骄傲》等，宣传新文化，倡导新思想。显示了青年茅盾的热情。1919年的下半年，中国文化在《新青年》的推动下，经过艰难的发轫，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一个文学革命态势已经形成，并开始冲击那些封建、守旧文化观念和文化杂志。北方出现鲁迅的白话小说，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这使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学开始新生，开创20世纪新文学的新纪元。这些文化现象，使上海文化界出版界当权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出路何在？

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只有施行改革，才能使一些文化企业的刊物走出老路和困境。这一年的11月，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的王莼农找到茅盾，说《小说月报》打算改革，并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并新辟一个栏目，叫“小说新潮”，请茅盾来主持这个栏目。但茅盾此时正同孙毓修搞《四部丛刊》，又帮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现在又冒出个王莼农来，拉着茅盾去编创作的专栏，茅盾心里还没有底，便问道：

“是看稿子，并决定取舍么？”

“也要出题目。”王莼农回答。

“出什么题目，那个方面的？”

“比如要翻译什么作家的作品。就要出题目给作者译者。”“噢。那么创作怎么样？”茅盾又追着问。

“这个小说新潮专栏专登翻译的西洋小说和剧本。”王莼农又回答。

这时，茅盾觉得这样去接手，未免太没有意思了。沉思一会儿，便推托说：“王先生，我现在手里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帮忙。”王莼农一笑，说：

“知道沈先生事多，我已和孙毓修老先生商量好了，《四部丛刊》的事可以不管。”“我在《学生杂志》也还有点事。”茅盾继续推托。不料王莼农又说：“我也和朱元善先生商量过，请你分心照顾我这里一下。”说完，望着茅盾，眼睛里露出一种期待的目光，等着茅盾回应。“那好吧，不过我还得跟孙老先生和朱先生说一下。”茅盾再不好意思推托了，便答应下来。

时间十分紧迫，此时已是11月了，要在明年第一期作改革，必须立刻动手，才能赶上排印。于是，茅盾在两个星期之内，设想了《小说月报》中“小说新潮”

栏的改革框架，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和《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

前者讲“小说新潮栏”的设想和要求，并按照王莼农所谓“出题目”的要求提出急须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共20位作家的43部作品。并把欲介绍的作家分出二步来，第一步介绍写实派自然派的作品，第二步介绍问题著作。最后，茅盾认为，把国外的作品拿来，“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有了基础。”

从茅盾接手《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进行改革，使得十年之久的《小说月报》作为顽固派堡垒，已被打开一个缺口，成为茅盾改革旧文学的“试验田”，并立即在上海文坛引起注意，引起读者的热烈反映。后来茅盾成为打开旧文学堡垒缺口的先锋！因而同时他也成为顽固派文人的对头。这也是事实。因为《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本文学月刊，它创刊于1910年，距今已有十年，在旧派文人和市民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先后有恽树珏，王莼农任主编，而这些主编本身都是旧式文人，像王莼农是无锡人，南社社员，懂英文，善骈文、词曲。因而用的稿件，大都是林琴南的译文，包天笑等迎合小市民兴趣爱好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及“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之类的侦探小说。“小说新潮”栏一改革，青年茅盾仿佛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在上面亲自撰写倡导新文学的文章，翻译苏俄作品，引起了广泛注意。

不久，茅盾主持的这个专栏，便一举成功，慢慢地，连整个《小说月报》用稿，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但是，总体上看，茅盾这一时期的吸收和写作，是比较庞杂的。有讲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作家生平的，也有讲社会思潮问题，妇女问题、学生问题的，但一个总的目标似乎很明确，就是此时的青年茅盾，在求新求变上作努力。自然，在新文学的倡导中，谈何容易，阻力很大，许多旧文人认为这个青年侵占了他们的地盘，因而他们感到愤怒；商务当局中某些守旧人物，却觉得非常为难，杂志发行量在下降，直接影响利润，青年茅盾又得罪了许多有名的文人。王莼农这种折中做法，进入了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王莼农感到无能为力了。

此时，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商务印书馆一些刊物销路的下降，如《小说月报》销路已跌至二千。引起商务当局的严重关注。张元济、高梦旦商量后，寻求北上走访文学界和学术界，寻求商务印书馆新的发展机遇。张元济在1920年10月6日到达北京，4天后高梦旦也随后而去，张元济先生拜访在京的同乡著名军事家、文学家蒋百里。蒋百里则向张元济推荐郑振铎、周作人。

并说这些文学青年准备办文学刊物，成立文学社团等。高梦旦到京后，便去北京大学拜访胡适，胡适也热情地赞同高梦旦他们的做法，并推荐文学研究会成员来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又多次和郑振铎、耿济之等接触，磋商。张、高等商务当权者，都希望郑振铎去上海主持《小说月报》的编务，此时郑振铎与茅盾虽朱联系，却从文章中知道沈雁冰的才识学问。郑振铎因尚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学业未满，不能去沪上办刊物，便竭力推荐沈雁冰（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并说他主持的“小说新潮”很有起色，是可胜任此职。

正当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物色人才时，王莼农觉得自己再撑下去，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在高梦旦回沪后，便向当局辞职。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心里已有底，虽然去北京没有请到人才，却发现了身边一位青年。因此，商务当局准许王莼农辞职。同时在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茅盾谈话，想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

同时与高梦旦一起和茅盾谈话的，还有高的同乡陈慎侯。高梦旦告诉茅盾，王莼农辞职，王原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个杂志的主编，当局考虑后请他担任。

茅盾则表示，自己年轻，只宜担任一个杂志，即《小说月报》的主编，而《妇女杂志》则不能兼任。高梦旦也同意了，又问：“全部改革《小说月报》的具体办法如何？”茅盾答道：“让我去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开明而自信的高梦旦望着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青年人，连声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