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茅盾为妻子读书、识字的事而被敬爱的母亲“逼”得来不及招架时，他又被商务选为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的最佳人选。所以，那天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后，茅盾答应了解一下《小说月报》存稿情况后再说。当局同意了。于是茅盾先向王莼农了解《小说月报》的存稿情况，发现王莼农已买下了而尚未刊出的稿件，足够用一年，而且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茅盾又问了其他一些情况后，心想，“要改，就顺应时代潮流，彻底改，否则不如不干”。

茅盾在向高梦旦、陈慎侯回话时，提出改革《小说月报》的三条原则意见：

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从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全权办事，不得干涉主编的编辑方针。

商务当局高梦旦等人研究后，同意茅盾意见，但要求1921年的第一期，按新方针及时发稿，不能延误出版。因此，茅盾完全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连家里的信也忘了回，全身心地投入了筛选稿件、编辑《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的工作。

在编第一期《小说月报》时，一个偶然机遇，茅盾认识了郑振铎。并通过郑振铎得到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作家的大力支持。

同时，又逢在北京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因此正当《小说月报》编就时，郑振铎又将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名单等寄来，这犹如一缕春风，给《小说月报》注入了清新、活泼的风采。稿件编就，茅盾挑灯撰写《改革宣言》，提出革新办法，表明革新之心志，介绍新栏目等，立论气势，都显出虎虎生气。他在“宣言”中提出：为了研究，“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而对写实主义，虽在世界范围内“已见衰歇之象”，但在中国，“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同时认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

在这个改革宣言中，茅盾对旧文学也不绝对否定，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所以，综观宣言全文，茅盾的锐气十分强烈，倾向也十分明朗，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允。

因为刊物毕竟还属于商务当局主办的。改革后的第十二卷第一期《小说月报》除了两页彩插，三幅铜版纸精印的图片外，内容上完全是全新的感觉。茅盾撰写的《改革宣言》，用四号字排了两页多，紧接着是两篇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的身份的误认》，在《创作》专栏里，有冰心的《笑》、叶绍钧的《母》、许地山的《命命鸟》、慕之的《不幸的人》、潘垂统的《一个确实的消息》等等。在《译丛》专栏里，有果戈里的《疯人日记》、托尔斯泰的《熊猫》、泰戈尔的诗等，还有剧本、海外文坛消息等，可渭蔚为大观，给人于耳目一新。因此，第一期一出版，立即在上海及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时事新报》、《学灯》立即发表文章，评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时，商务印书馆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小说月报》下期多发。

结果，第一期5000册，第二期发行上升到7000册，到年底竟翻到一万册。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中，一炮打响。

在这之前，因茅盾当时编《小说新潮》栏时，尚有余暇，便写了大量文章，在《东方杂志》、《学灯》、《解放与改造》、《新青年》上发表，引起北京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发现茅盾思想进步、敏锐，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

因此，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以后，约见沪上有关人士，秘密会谈。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时被陈独秀约见的除了茅盾外，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茅盾久闻陈独秀其人，觉得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进屋见到其人，却发现四十多岁的陈独秀，头顶微秃，举止随便，说话和气，竟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大家谈了一阵后，茅盾便告辞。陈独秀给茅盾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1920年7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并秘密办了个刊物《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主编是李达。同年10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威庭康斯基也在座。陈独秀征求邵力子、茅盾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茅盾表示赞同。于是，茅盾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也同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共产党》杂志任主编的李达，立即向茅盾约稿，此时，茅盾尽管因编《小说月报》忙得焦头烂额，但对政治热情仍十分高，既然加入组织，那应该为组织办事，而且借此也可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理论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李达约稿，茅盾便欣然允诺，一口气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四篇译文，发表在1920年12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第二期上。

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等文章，发表在秘密刊物《共产党》杂志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月16日，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临行，茅盾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而陈独秀则把《新青年》的编务交给陈望道。陈独秀走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等人，开始筹备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务来。因此，当时上海共产党小组在秘密状态下，活动异常频繁。此时，茅盾又刚接手《小说月报》，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写作编务，真的无暇顾及妻、母了。母亲在乌镇连连来信，责问茅盾为何迟迟没有找到房子？是不是……。

一定要茅盾在上海找房子，她也好将带儿媳孔德沚来团聚。茅盾不能向母亲、妻子明说自己的政治活动，三言两语也讲不清自己编《小说月报》的忙碌，接到母亲几次来信后，茅盾托编译所宿舍的管理人员福生，去外面寻租。结果，三个月后，即1921年2～3月间才在鸿兴坊找了一座带过街楼的房子。

经过装修后，茅盾才把母亲、妻子接来，又雇了一个专管洗衣买菜的佣人。

妻子孔德沚则进爱国女校读书。茅盾母亲到上海新居一看，茅盾两只大书架上放满了洋装书，知道儿子忙在学问上，以前的疑虑，顿时冰释。一个小家庭，在忙碌中总算安定下来了。但茅盾的社会活动，此时却有增无减。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召开。茅盾、陈望道等都不是代表，均未到会。“一大”以后，根据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纲规定，凡有党员5人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一大”

还选举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但陈一直在广州，于是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力主陈回沪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不久。根据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任书记，茅盾为委员。

自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为了招徕名流，让茅盾去设法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此事正中陈独秀下怀。于是，陈独秀定居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支部会议就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家里召开，每周一次，主要讨论分析形势，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等，参加的人中，有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轻人。因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开会，都在晚上8时以后，直至半夜。这在过去，茅盾是毫无问题的，熬夜本来是茅盾家常便饭。但此时，茅盾已举家迁沪，妻子、母亲及刚出世的女儿都在身边，而自己除了《小说月报》大量编务外，还要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支部会议，而这种秘密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对当时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是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动外，还要每周参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学习。除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外，还请从苏联回来的杨明斋、经济学家李达等讲课。自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但共产党的这些活动，频繁地出出进进渔阳里二号，引起法国捕房的注意。后来在一次小聚会时，陈独秀高君梅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被法国捕房拘捕，后经营救，才以罚款了结。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1920年暑假前，因言论激烈而受当地军阀的注意，幸而校长惜才，让他和张闻天逃出南京，然后一道东渡日本。半年以后，即1921年1月返回国内，走其胞兄的路：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1921年4月，茅盾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支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便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共产党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因而，商务同人看来，年青的茅盾活动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外地朋友也特别多。同样，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不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这些来信一多，引起商务印书馆同事的注意，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是不是茅盾的情人？同事都摸不透内情，去问茅盾，茅盾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因此大家更觉得蹊跷。一天，刚进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郑振铎见邮差送来一封“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信，见茅盾不在，便偷拆开来看，因为他想抖开这个“情人谜”。哪知道拆开来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共产党福州地方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中央”之谐音。郑振铎等几位同事都是茅盾的朋友，彼此都十分信任。现在内情既已窥破，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秘密。从此，编译所内再也没有人议论茅盾的这些信了。茅盾在编译所工作时，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

当时，年轻的茅盾精力充沛，像一头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但是家中事务，却无暇顾及，全仗母亲料理。1921年女儿沈霞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生气。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提议创办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样，既可培养中共妇女干部，又可安排中共党员家属，为地下机构掩护。陈独秀、李达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要李达及其新婚夫人王会悟具体筹办。后来这所学校，就是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有学生约30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设高级和初级两个班，一个工作部。高级班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王剑虹、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6人；李达夫人王会悟、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为高级班的旁听生，同时兼初级班教员。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茅盾，又被拉去平民女校教书，一星期去3个晚上。其他，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泽民等都去讲课。此时，茅盾夫人孔德沚的一个在家乡石门振华女校的同学张琴秋也来了上海，进平民女校读书，她在这里与沈泽民相识，后来和沈泽民结婚，成为茅盾的弟媳。

1922年，茅盾讲了半年课后，因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教书了，平民女校的日常工作交给蔡和森和向警予，但由于人少，经费少等原因，平民女校便很快结束了。

恰在这时，国民党打算把上海原东南高等师范改名为上海大学，并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后，决定让“上大”成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于是大量共产党人进入这所学校，并成为这所学校的中坚。如邵力子实际负责，邓中夏负责担任总务长，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后，也被聘来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只有英国文学系何世桢是国民党右派。但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更多，像茅盾、沈泽民、蒋光慈、侯绍裘等都去上大任教。此时，茅盾内弟孔令俊从乌镇到上海来，投奔姐姐和姐夫，茅盾见他聪明，思想也很进步，便介绍他进上海大学中文系。从此，茅盾一家又多一个革命者。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扩大，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1923年7月8日，上海全体党员开会，传达中共三大会议精神，决定国共合作，各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上并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取代原上海地方委员会。

职权除上海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成立小组及开展工人运动等。会上，对组织也进行调整和改选，选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五人为执行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7月9日，执委召开会议，王荷波、罗章龙、彭雪梅也来列席会议，会议决定邓中夏为兼区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全上海分四个小组：上海大学为第一组，其中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林蒸等，林蒸为组长；商务印书馆为第二组，其中有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董亦湘为组长；第三组是上海西门，其中有林伯渠、邵力子、雷晋笙等。第四组是虹口区，其中有甄南山、王荷波等。因此，投身实际斗争中的茅盾，忙得不可开交，以前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而现在连白天都搞政治！

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茅盾见到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还和毛泽东在广州共事过。

由于中共初期缔造者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不一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先后退党。中央指定茅盾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邵力子外，都没有劝过来。这些具体而又具体的党务工作，茅盾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着。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而同样，在文学追求上，也是那样执著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