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听父亲谈祖父林至诚，说他故乡是在漳州西郊的贫瘠村子五里沙，那里从前是九龙江边的一片黄沙滩地。祖父于一八五五年出世。五岁时，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乱，漳州大屠杀中，被洪秀全的军队“长毛”拉去当脚夫。曾祖母和至诚母子相依为命，挣扎过活。曾祖母身体强壮，有一次用扁担把十几个土匪赶出乡外。至诚肩挑糖果，四处叫卖。下雨天，他母亲赶紧炒豆，让他卖豆仔酥。他有时也挑米去监狱卖，因为可得较高利润，他也挑竹笋到距离六公里的漳州去卖。

曾祖母是基督教徒，至诚也替从漳州到五里沙传教的牧师做挑夫。牧师和牧师娘每月从漳州来两次，他们的行李不但有衣服、铺盖、锅子，还有个土制炉子。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挑这担子走六公里非常辛苦，但是牧师娘说，“你是好孩子，身体强壮，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你是挑得动的。”至诚没办法，只好照办。后来他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孩子们看，说是挑重担磨出来的。他要孩子们知道，必须刻苦耐劳，才能站起来做人。

至诚没有上学校，认字读书完全靠自修，二十四岁时入神学院。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中华基督教年鉴》说：

闽南基督教会牧师林至诚，自幼随母皈主，长肄业教会学校，养成传道资格。林公品行方正，才学兼优，深蒙故老牧师打马字博士青睐。学成出膺传道，授任同安堂会牧师，教会整理，日臻发达。旋因宝鼎乏人，恳切敦聘爰就宝鼎堂会牧职，教治殷勤，阖会爱戴。

宝鼎即气仔，那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偏僻小圩，只有千余人口。要到漳州去的话，必须乘小木舟沿花山溪（九龙江支流）东下，到距离十公里的小溪圩（现小溪镇，平和县城），换上五篷船，才能抵达。乡村名“气仔”是因为它地处山间盆地，地形像盘子；闽南语盘子和气仔谐音，故名气仔。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在气仔家里一所黄土夯实成墙的屋子里出世。

祖父一心赞成光绪皇帝的新政，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发动“百日维新”运动，对教育学术、经济建设、军事、政治提出改革方案。祖父兴奋极了，把一张光绪的画像挂在墙上。他又受西溪的范礼文牧师（ReverendW.L.Warnshius）的影响，对西方的一切非常热心。范礼文牧师向他介绍“新学”的书籍，及一份对林家大小有极大影响的刊物，那便是上海基督教学会林乐和牧师（YoungJ.Allen）主编的《教会消息》（ChristianIntelligence），那是一份篇幅只有一张的油墨印周报，一年报费一元，祖父订得起。从这些读物，他对西方知道了许多，而决心要儿子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父亲读小学时，祖父就鼓励儿子们说英语识得几个字就讲几个字，如pen,pencil,paper等，虽然他自己一字不懂。至诚也不忽略教子女国学，在暑假，每天早晨八时，必摇铃召集六子女上课，教他们《诗经》古文，为他们娓娓释义，哦哦诵读。父亲还帮祖父临摹一副朱熹写的对联，每字约一方尺大，要挂在教堂里的壁上。原来朱熹这位宋朝大文学家做过漳州的知府，祖父是走了一趟漳州才把那副对联弄到手的。

父亲十岁时，祖父送他去厦门读书，因为他认为气仔的学校不够好。祖父甚至希望儿子将来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那时，连在厦门都没有几个人听见过圣约翰大学。祖父又对儿子说，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他要儿子用功读书，将来能上那种大学，说时眼光闪亮，情绪激动。我可以想象到在那偏僻的山谷中，在那黄泥小屋里，这位月薪二十银元的穷牧师对儿子灌输梦想的情形。

“和乐（后来改名语堂），你要读书成名！”祖父感情燃烧地对第五个儿子说。几年前，八股已经废除，现在停止科举。但祖父望子成龙，而用功读书是惟一成名的途径。至诚特别喜欢这个儿子，他自己每天早上十点左右要吃一碗猪肝面线，常留下半碗，叫和乐进来吃。祖父四十岁时才添这个儿子。他常对和乐说他如何把床上的脏床布拿到屋子后面的小溪冲洗。

和乐听父亲灌输梦想，眼睛睁得很大。他也开始做梦，要读书成名。

去年，漳州芗城区、天宝镇二级政府花了一百六十多万元人民币（五万元是当地乡民所捐）在五里沙村的香蕉林里，在祖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建造了林语堂纪念馆。

我知道了，不免感到既惊又喜。

感到满怀喜悦，是因为父亲的成就在中国大陆终于有了纪念地标。祖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会怎样地高兴和骄傲！父亲毕业厦门寻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他获得半官费补助金，和母亲赴美哈佛大学读研究院，但因为经济支绌，迫而离美赴法，在青年会教华工中文。从法国，他写信给祖父说，他已薄有储蓄，加上变卖母亲的首饰，当可去德国留学。

“我知道父亲得这消息会多么高兴，”父亲在《四十自述》中说，“因为我们父子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我同新妇出国留学时，赤手空拳，只领有半官费助学金和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费。这种事，凡是比较世故的人是不敢冒险的。但是我去了。我怕什么呢？我常常运气不错，而且对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使我有毅力和勇气，所以诸般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使我踟蹰不前。”

祖父在父亲留德时去世，享年六十八。他对父亲的寄望，在他在世时一部分实现了。

后来父亲著作等身，成为举世有名的作家，并且是第一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人。祖父要儿子“读书成名”的期望如愿以偿了。

妹妹相如和我知道要成立纪念馆的消息，马上寄上我们所藏的父亲作品和照片多种，藉对纪念馆的收藏稍尽微力。

令我感到惊奇，是因为自一九五○年起，大陆人士认为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解禁，而父亲不但被封为“国学大师”，在大陆更掀起“林语堂热”。他的作品没有特别宣传，销量却以千万计，实在是奇迹。他的巨著《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最受欢迎。令我更加诧异的是，他三十年代写的小品文也编辑成几十种不同的文集，非常畅销。

历史真会开玩笑。有一位大陆作家在父亲获得平反后分析说：“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林语堂之所以被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当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唱反调，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伟大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毛泽东沾了神气，也被神化了。因而，过去在鲁迅研究中有个无形的禁区，似乎存在‘两个凡是’：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是好样的。”

适值在台北的“林语堂故居”经台北市立图书馆修缮之后，由文化局接管，在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去世二十六年纪念，举行重新开放典礼，我们要回去参加。而五里沙纪念馆也邀我们参加三月三十一日父亲塑像揭幕仪式。

外子黎明、妹妹和我决定从定居的美国华府飞到台北，然后飞香港，换机飞厦门，再到漳州五里沙。父亲在两岸都有纪念地标，中国文人享有这样的荣耀，恐怕寥若晨星。

飞机把我们送到中正机场。两年没回来，居然不认得了，原来机场大厦是新建的，面积庞大，设计极为尖端。我惊愕了一下。

第二天，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到老爷饭店来看我们，初次见到这位作家，我们谈得很投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林语堂思想和精神座谈会，和老朋友到华西街台南担担面海鲜餐厅大啖鱼虾贝蟹，老友重聚，欢乐之至，有着久客还乡之感。

父亲在一九六六年，在欧美住了三十年之后回台湾定居的理由，是为了乡情。他说：有一次回来访问，“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他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

我们漳州民间穷苦者什之一，富户劣绅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准，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湾。由是，每每因乡语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乡之时，又觉骇异二事。一、这些乡民忽然都识字了。而且个个国语讲得非常纯正。这不是做梦吗？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一切洋装、村装妇女，我所疑为漳州妇女的，又个个打扮得那样漂亮，红红绿绿，可喜娘儿一般，与吾乡少时所见不同。由是给我一种恍然隔绝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双亲在阳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后来，蒋介石表示要为他们建筑一幢房子，父亲接受了。这是他生平惟一一次接受官方的恩惠。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担任。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很情愿。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桩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那部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一千八百页。他费了五年的工夫在这部词典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在香港去世。一九八五年，由于好友马骥伸、黄肇珩和马镇方先生的努力，父亲故居由台北市立图书馆接收成立林语堂纪念图书馆。母亲捐赠家园，父亲生前藏书和作品，及一部分手稿及代表性遗物。另一部分手稿则寄放在故宫博物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后第一个上班日，文化局长龙应台就和台北市长马英九上山探访林语堂纪念馆。在文化局大力推荐之下，马市长同意让这位国际性的人物身后遗留的珍贵遗产获得应有的地位和重视。

马市长核拨近千万元新台币经费由市立图书馆负责修缮工作。“林语堂纪念图书馆”改称“林语堂故居”，由文化局接管，佛光大学负责经营。

三月廿六日，马市长、龙局长和我们缓步绕行过故居后院，以束束淡雅的海芋向长眠在此的父亲致意。然后我们启开了故居大门。故居展示父亲的一部分手稿，以各种语文出版的著作，几个书柜的藏书，还有使用他发明的上下形中文检字法的计算机。此外还有他衣物、眼镜、烟斗、笔墨等等。

我感谢马市长、龙局长的努力，使民众能够到故居观看各种展品，想见父亲的为人。父亲的作品在他去世之后不但在国内，也在国外不断出版，盼望多年以后它们仍然会被视为阐释中国文化，裨益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

香港赤角机场庞大如城市，和启德机场截然不同。看板上显示的地名也看不惯，同一航空公司的飞机，可飞台北、高雄、广州、厦门、上海。我脑筋一时转不过来。

我们在香港住了二十五年，从没去过大陆。在那段时间，许多人喜欢到新界落马洲，站在高处“看中国大陆”，好像眺望那一片片田地和笼罩着薄雾的山丘，就等于窥见了封闭的整个中国大陆，那咫尺天涯的大陆。我们也带爸爸去看过。他惋惜地说，“我此生没有机会回故乡了。”

在大陆封闭的时期，有一批香港知识分子，所谓“大陆观察家”，专门研究、分析大陆情况，将所得资料供给媒体等。但对数以万计从大陆涌来的难民，大陆并不神秘，他们对家乡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多年来他们一直把辛劳所得接济家乡的亲人。家乡的人只要开口，香港人便寄钱寄药寄衣服，为他们买录音机和电视机，每年农历新年期间，几十万人携带各式各样的礼物回乡探亲。他们看到家乡亲友什么东西都没有，往往把什么都留下来，仅穿身上的衣服回香港。

大陆变幻多端的局势时时萦绕着他们的心灵。内地在搞什么运动？大跃进？吃大锅饭？噢？刘少奇被抓起来了？什么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想些什么？

啊？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抓起来啦？

文革结束之后，五里沙的村民曾写信给妹妹相如说，“在一九六六年间，咱祖国文化大革命，坟墓毁灭不少，你们祖父母之坟墓，本来要挖掘起来，碰着该村亲人林盆仔之妻陈桂花，又名桂仔知道，对其子林小德说明，由他出头阻挡，至亲亲堂们，出面协助支持，纷纷要求，此坟墓，是我骨骸亲人，埋葬无很久时间，留存做纪念，至今完整无损失。”

“咱祖家邻居天天有人探听，你们五里沙出了一个世界闻名人，他们后裔有没有回来？乡亲仍盼望你们回来。”信里说，五里沙的人还记得父亲为村里修学堂，买低洼田地，雇人挖个大鱼塘，买田园，并且买来台湾的甘蔗种苗、柚子苗、树苗给乡民栽种。信后署名的是林小德、林旺火、林生仔、林发仔。

五里沙是我们的根，深植稳固，那里的乡民知道得比我们清楚。从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回去。从香港飞到厦门只需一个多小时，但距离不能单以地理计算。在大陆封闭的时候，厦门即使近如咫尺，对我们来说，是远不可及。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去过北京参观紫禁城、长城、天坛，尝过全聚德的北京烤鸭（没有香港的好吃）。我们也游了长江三峡，在西安看了出土的兵马俑，也到过上海、苏州、杭州。我们住的是观光旅馆，去的是游客去的地方，一个亲人都没有。就是没有回过故乡。

现在，我们真的要回去了。我不免百感交集。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很够国际水准，大概与厦门划为经济特区有关，一九八○年以来，经济特区引来许多外来投资企业。

二伯玉霖的孙子孙女，即已故厦门大学教授林疑今（宝泉）的子女以撒、梦海、梦如和以撒媳妇丽珍来接机。我们走出机场，即感到阳光明媚，微风吹拂，不带一丝潮气，与香港闷热的气候大为不同。车子沿嘉禾路驶去，只见左右棕榈亭立，一片旖旎南国风光。处处高楼大厦，其间是破烂旧屋。一时觉得样样新奇，来不及有什么感想。

车子驶到鹭江宾馆，对面就是厦门轮渡码头。站在客房前的小阳台，只见熙熙攘攘的渡轮来往。对面就是鼓浪屿，我富裕的外祖父，豫丰钱庄老板廖悦发的气派很大的花园洋房就在那里，听说里面还住着几位表哥。

一二八事变，母亲带我们三姊妹从上海逃回鼓浪屿娘家（父亲那时在欧洲开会）。我们住在二楼，记得有一棵玉兰树高及二楼走廊，我依偎在栏杆俯瞰下面的花园，石板上放着多盆花草，很美丽。有一次，我们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祖母躺在床上，她说我们很乖。第二年，她却就过世了。

我从小就听说鼓浪屿沙滩的沙有多细多白，山上的洋房多么漂亮，街道多么清洁。岛上居民只有几千，没有车马，走在山上小道，可以听到从洋房里传来贝多芬或萧邦的钢琴曲，或从教堂里传来的《圣母颂》。我迫不及待要去看看。

当晚，宝泉嫂一家人在厦门湖滨中路的好清香大酒楼为我们洗尘。八十八岁的宝泉嫂真好福气，左右边各坐一个孙子为她捡菜。他们是以撒的双胞胎儿子。大家都认为丽珍运气好，朋友的子女要结婚，都喜欢请她去铺床。主人点了满桌道地家乡菜肴，有的吃过，有的没有。菜单是：

风味九拼盘

（土笋冻、章鱼、五香、捆蹄、海蜇皮、咸水肫、芋枣、咸水鸭、沙茶肠）竹筒虾／炒目鱼面／粥，韭菜盒／松子鲈鱼／海蛎煎／自包薄饼／海鲜豆腐煲／芋包／肉粽／菜胆扒素鲍／肉燕鱼丸汤

最特别的是土笋冻，土笋原来即土蚯，是厦门特产。此菜色泽灰白，没什么味道，吃时加芥末、乌醋、辣椒酱等。奇怪，我没听父母亲提过土蚯冻。

我们大快朵颐，回宾馆，我又站在阳台上，空气带着淡淡的海的气息。对面鼓浪屿山上发出彩色转动的灯光。最高处是日光岩吗？小时常听母亲说过，肯定那时没有装上吸引游客的灯光。我愿只见明月照在鹭江上。我在那里站了好久，等到风拂脸上有点凉意，才回房间。

明天要去五里沙了。

漳州芗城林语堂学术研究会会长陈力水先生亲自来宾馆接我们。梦海、梦如、以撒夫妇和我们同去。我们和梦海很熟，她是厦大化学系教授，六年前，来华府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做研究工作，我们常在一起吃饭聊天。

车子向海沧大桥驶去，那是亚洲第一座三跨连续，全漂浮钢筋梁悬索桥，把湖里、集美、杏林、海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车子沿着高速公路驶去，漳州离厦门六十六公里。

从闽西南大山涓涓细流汇成漳州九龙江的支流，有一条叫西溪，途经山城。父亲最疼的二姐美宫姑就嫁到山城蒋家，父亲在《四十自述》中说：

我每由坂仔到厦门读书，必须乘船到漳州，沿途风景如画，满具诗意，令我神往。有一次我们全家到山城，因为二姐要到山城结婚，而我将由此到厦门，再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二姐在出嫁那天给我四毛钱，含泪而微笑对我说，“我们穷，姐姐不能多给你了。你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因为你必要成名。我是女的，没有福气上大学。你从学校回家时，来看我。”不幸她结婚后约十个月便因患鼠疫去世。

西溪、山城这些地名一直在我的记忆、想象中，父亲童年少年那些快乐和深忧的时光，永远镂刻在他的写作里。现在我到了他少年成长的地方！

车子沿着九龙江向漳州驶去，一路交通繁忙，司机按喇叭，大车逼小车让路，从左右边都可以超车。我不觉捏一把汗。

漳州现在是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口四百四十万，原以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引来许多台、港、澳地区的投资者，尤其是台湾来投资的人士，因为语言相通，而许多人祖籍是漳州。这里有工业新区，高科技园。城市中心有高楼大厦也有矮房子，还有三轮车，闹区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台北。

车子向西郊驶去，离漳州城六公里，突然转入一条狭路，左右是绿叶繁茂的香蕉林。这是十里蕉林五里沙了！和刚才公路上的风景判若两个世界。我睁大眼睛观看那些从根茎伸出的粗阔绿叶，尚未定下神来，车子已经停了，周围涌来许多人，有的是手握照像机、摄影机的记者，还有颈上围着红围巾的男童向我们献花。

向上一望，在左右皆是蕉林的石阶上，矗立一座建筑物，巍峨壮观，那便是林语堂纪念馆了！

我们爬着石阶，共八十一阶，纪念父亲在世八十一年，不觉感慨万端。走到平台，看见一座二层楼环型房屋，最触目的是一道米色砖墙，高及屋顶，墙面上嵌有金光耀眼的“林语堂纪念馆”馆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的法书。馆前站着数百人，许多是五里沙村民，种香蕉的农民，相信他们没有几人看过父亲的书，却听说过“我们这里出了个世界名人。”啊呀！父亲如果能亲自回来，看见他们，不知道要多么高兴！你们好吗？他会问，生活过得怎样？香蕉收成好吗？收入够用吗？拿条香蕉来给我吃吃看，甜不甜。

五里沙是个自然村，隶属珠里行政村，只有一千三百村民，大家都姓林，全都是农民，六十岁以上的原来大多是文盲，经多年的扫盲，据说已经脱盲，中轻年人都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现在已有八十个人高中毕业，十个人大学毕业。那是好的，父亲会说。要上学校用功读书才有前途。

馆前有一座父亲的塑像，由华城区区长朱璋琪与相如和我举行揭幕仪式，我们并向塑像献花。塑像是由著名雕塑家厦门大学李维祖教授设计制作。塑像坐着，栩栩如生，中式长袍、皮鞋、手持烟斗、眼眺故乡，怀抱蕉林。

纪念馆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屋，屋顶有褐色琉璃瓦，入口是西式拱门，西班牙螺旋圆柱回廊，屋中有个小庭院。这是根据台北故居设计的，体现了父亲“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的构想。

纪念馆展览共有五部分：一、山乡的孩子；二、在国内；三、在国外；四、主要成就；五、家乡的纪念活动。所藏的书籍、照片大部分是相如和我赠送的。这次我们带来了一幅父亲手书立轴，写的是南宋词人辛弃疾所作《江西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的片段：“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我们走到新纪念馆不远的祖父母合葬墓地，向坟墓鞠躬、献花致敬。想到大约一百年前，祖父在深山幽谷中的黄泥屋里感情燃烧地，对儿子说：“和乐，你要读书成名。”经家国演变，几万里山河的沧桑，这个美梦实现了。我不禁眼湿。

父亲晚年时常惋惜地说：“我此生没有机会回故乡了。”不，他回来了，回来十里蕉林五里沙。

在会议厅举行座谈会，由天宝镇镇长沈龙石主持。桌上摆着许多盘香蕉，我吃了一条，味道香甜。与会人士说，纪念馆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一九九九年又重新提出，引起共鸣。一批工人来到五里沙考虑、协商、做决定。二○○○年春天，纪念馆正式奠基，二○○一年十月，五里沙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林语堂纪念馆正式开幕。五个月内，参观者达三万人。

我感谢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二级政府和乡民核拨或捐输巨款建造纪念馆。

座谈会完毕，漳州市副市长许荣勇在漳州裕晖大厦请午宴。我们在宴会上谈到漳州特产荔枝、水仙花、小溪枕头饼、长泰文旦、漳州八宝印泥。据说齐白石、徐悲鸿等大画家的作品上，可闻到八宝印泥的芳香。父亲在著作中提过，在民国初年要花十块袁世凯大头，才买到一两。

主人送我们姐妹各一盒“特级贡品”印泥，和樟州特产木偶。回到厦门，在鹭江宾馆门口有小贩挑着担子卖荔枝。我们买了几个拿回房间里吃，自觉是不折不扣的漳州人。

我们乘渡轮到鼓浪屿，坐旅游公司的观光车，上城寻找母亲娘家旧故廖宅。沿路处处是海鲜馆子，门前摆着一盆盆活生生的鱼虾。全岛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地坡递降，楼屋层次错落，有从前公共租界时所建的高堂大厦，也有新建的观光旅馆。

我们在音乐学校下车，经过原毓德女学堂，母亲曾在那里就读。走几步路，拐进一个巷子，突然看见廖家旧宅，不禁触目惊心。那当年辉耀一时的三层洋房因为年久失修，破坏残旧。住在里面的表兄说，三楼塌下去了，没有重建。花园荒芜凌乱，但是我五岁时站在二楼观赏的那棵玉兰树仍然屹立，绿叶茂盛。

物换星移，匆匆岁月，掠风而过。

我们参观厦门大学在图书馆设的林语堂纪念室，内有父亲用过的书台、椅子、沙发和许多照片、书籍，父亲生平展览设计是梦海、梦如两姐妹策划的，非常精彩。父亲在一九二六年任厦大文科主任，二伯玉霖曾是英文教授。我们又到嘉庚楼的顶屋俯瞰厦大全景，依山傍海的风光令人神往。厦大副校长潘世墨请我们吃午饭。他父亲潘茂元是知名的高等教育家，是二伯的学生。两家成为好朋友。

我们本来要去父亲出生地气仔，谁知相如突患急性盲肠炎，住进中山医院开刀。幸而医生手术高明，梦海一家照顾得无微不至。相如恢复力强，我们一星期后搭厦门航空飞到香港，改换国泰班机飞台北，乘长荣航空飞旧金山，换联合航空飞华府，旅程近一万哩，飞得晕头晕脑，回家之后许久才能校正时差，搭上这里昼夜的拍子。

头脑清醒过来之后，我仿佛感到在旅程中拾回一段时光，拾到一部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