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海洋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耗损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他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脚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了。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二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70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30条；50岁至70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50条；30岁至50岁的人必须得会背80条；16岁至30岁的必须至少会背100条。我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50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50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1条10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1条罚20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39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叽哇乱叫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丰产丰收，使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24岁了？”我说：“25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我知道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同年3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功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程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地一下出满了两身子。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我说：“你干啥？”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的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我说：“那你说咋办？”她说：“先忍着不来往。”“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八里外的墓里去。”来日，我骑着大队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提前半个小时到村外等着她。可待我们到了那个墓前时，那墓里又丘进了一副新棺材，墓门被砖和石头堵上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偏僻的庄稼地。再后来，我们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仔细算起来，在以桂枝的死、程天青的疯为标志的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程岗附近的河滩、林地、田头、开会的路上，检查生产的沟里，哪儿都有我们的欢愉和悲哀，都有我们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们的兴奋和羞耻。我们的革命光辉像日光样洒遍了程岗大队的田头地垴，我们卑鄙的精液也流遍了程岗镇的角角落落。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到了县里组织的基层三级干部在我们大队召开了第一批“三统一”和“一帮一”的革命现场会，县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我被吸纳为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把所有参观我们程岗的领导、干部送到村头的五辆卡车上，又把王镇长一行人送走后，新的成功使我忍无可忍了，岩浆的高温不能不喷发勃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热情燃起的肉体的火焰了。我把红梅叫到了村头第九队的打麦场边上。那儿距村里半里远，三面是有绿有黄的小麦地，一面是耙耧山的一道坡。那面坡正把麦场和村落隔开来。我们先装出是去各队麦田检查田头“三忠于”的大牌子，去看看庄稼的长势和旱涝，后来就到了那麦场的边儿上。田野无人，谁家的一只羊羔在远处的地里啃着麦，咩咩的叫声又细又软地传过来。到那麦场的边上时，我把脚步停下了，火辣辣地死盯着特意为迎接参观的干部穿了一件军用布衫的红梅，用目光把她的衣服剥得一件也不剩。她四处看看说：“爱军，危险哩，不行呀。明天第二批参观的人就到村里了，被人看见就一切前功尽弃了，就全都鸡飞蛋打了。”我说：“红梅，我成了镇党委的委员啦，县委组织部的李部长亲口给我说过了，说现场会后就宣布，就正式下文件。”那时候她先是有些惊奇，有些不相信，可看着我一脸红彤彤、热狂狂的正经时，她啥儿也没说，退着到麦场外边朝远处望了望，回来就一把将我拉进了两个秸秆垛的缝儿里，自己动手把麦秸秆上的麦秸拽下一地当做被褥铺起来，三下五下就把衣服全都脱下了。被她拽下的一片雪白的麦秸散发着温暖的草气和田土的混合味，而麦秸秆上被一个冬天雪伏雨淋的腐味，也正从她撕拽麦秸的一个口上喷出来，像她为它们把关闭了一冬的寂寞打开了门窗样，腐暖的热味从秆上跌跌撞撞扑出来，把两个麦秸垛的缝儿塞满了。在那热白的气味中，我们像捂在一个被子里，冬末春梢的冷凉没有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仔细地观看她的赤裸了，每一次我俩如贼一样的抚摸、偷情都是那样的匆忙和忙碌，都是那样的胆怯和恐惧。这一天，在我将成为一个镇党委委员的前夕里，革命又一次胜利的喜悦把我们的头脑冲昏了，把我们的警觉打消了，把我们的胆怯替代了。那儿离村子只有半里远，离程庙只有二百米，只要走几步拐过那道低矮的山坡儿，一迈腿从水渠的石桥面上跨过去，也就到了村落里，就到了程庙下。可是，我们不顾一切了。她不顾一切了，把衣服全都扔在麦秸垛下，立在那两个麦秸垛的缝儿里，如那一次脱光后立在坟口一模样，赤裸的身上散发着柔白的光亮和香味，双脚和那十粒红色脚趾甲都埋在地上的麦秸里，目光柔柔粘粘地落到我身上。“祝贺你高升，爱军。”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解着扣儿说：“我有一天成为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了，你接着干支书；我如果当了镇党委书记，你就去当副书记。”她说：“你先别解扣儿，你看看我是不是有了啥变化。”我把手停在扣儿手，又一次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发现她的脖子上用红线系了一枚精美的心形纪念章，扣儿一样大，正挂在她的乳间的沟缝里，使人想起冬日里的晨时从耙耧山后升起的红日头。我说：“纪念章挂在这儿好不好？”她说：“这是你我革命事业的护身符。”又说：“你还发现啥儿呢？”我把目光从她上身往下移，又发现她的小腹明显地胀起来，原来皮带下的孕纹比先前浅起来。我有些吃惊了。“你怀孕啦？”她摇摇头，脸上的笑如着了一层霞云儿。我说：“你胖了。”她问：“你喜欢我胖还是我瘦？”我说：“都喜欢。”她说：“喜欢我像城里人一样苗条我就少吃一些饭。”“胖些也好。”我说着拿手指去她小腹上轻轻地抚摸着，感到她小腹上的光滑急速地朝我手指上跳击着，颤打着。我这样摸了几下，她的脸色开始苍白了，目光开始火火辣辣了。我知道她在每次的事儿前，都希望我这样欣赏她的赤裸一会儿，希望抚摸她一会，希望我说几句她爱听的话。我说：“红梅，你越发动人哩，身子的哪儿都如玉一样。”她笑着软软地朝我倒过来，顺着我脱了上衣的光身滑倒在了麦秸褥子上。“我也好久没有那事儿了，”她望着麦秸垛缝儿的天空呢呢喃喃说：“说了你不信，庆东有那病，只是半个男人哩，我自那次在墓里疯了以后，就再也不让庆东碰我了，他吃再多的中药，跪在我身边我都不让他碰了。”我微微怔起来，我想起那天程庆东在窗下熬药的模样儿。她说：“你怔啥？不冷吗？”我说：“庆东真的有那男人病？”她说：“他天天吃中药。”我说：“也好，桂枝死了，他又有病。”说着我把我的衣服脱光了。我知道这时我该说一句谢她的话，说一句为了我她不让庆东碰她的感激话。可我看见她说出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雀儿样，卧在她黄白相间的脸上，等待着我去回应她，好使那些雀儿飞出去，使我们的渴求立马就满足。我已经把衣服脱光了，我啥儿也不想多说了，火山岩浆已经熔化了青石，到了地壳的表层下。我啥儿也不能再说了，来不及再说了。焦急使我没有说话的功夫了。我灼热的目光在她小腹下的私地燃烧着，那片金红黑黄的私地把我的目光一丝不剩地吸走了。我先朝她跪下去，一只腿在她的两腿间，一只腿在她的双腿外。我的膝盖碰着麦秸时，发出了燃烧的劈啪声，碰着她比麦秸更白的大腿时，她浑身哆嗦一下，把她脸上的鸟雀惊得扑扑棱棱地飞去了，使她的脸立马从苍白蜡黄中转成了热烫红润的兴奋色。她说：“爱军……支书……镇长……书记，我要死了哩，我要死了哩……”她的话使我奔腾的血液愈发地要冲出脉管疯狂了，越过堤岸、飞越肉体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手指、脚趾、手上都有血浆、岩浆就要喷出来。我慌慌乱乱、忙忙匆匆，粗暴地将她的腿分开，把我跪在她腿外的膝盖移进她的双腿间。不消说，又一个令人心醉、令人心碎的时候如期而至了；不消说，她殷红柔韧的叫声又将在天空如彩虹一样飞起来，又将照亮大地和山脉，鼓舞起我们革命中疯狂的意志和精神，然就这当儿，（天呀天，地呀地！）我们的身后有了脚步声，且那脚步声走着走着咚地一下立住了，不走了。（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枪声急，军情紧/肩上压力重千斤/风雨如磐天地暗/团团烈火烧我心……）我把头立马旋过去。程天青突然出现在了场边上。已经开春了，他仍然穿一件黑色制服老棉袄（我小时候经常见他穿着这件袄，上兜里别着一根钢笔，笔卡儿在兜外闪闪发光），兜口上挂着一枝草棒儿。他的脸不算太脏，只是白多黑少的目光看着我和红梅，脸上的青色惊奇像树叶一样厚。我知道事情不好了，如革命的道路上遭到了敌人致命的伏击一个样。红梅是在我扭头的同时坐将起来的。又几乎与坐起来的同时，她把她的衣服抓在手里了。就是那一刻，如十里山脉一样漫长的一刻里，程天青盯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景况，不知道以后会发生怎样天崩地裂、乾坤翻转的事。寒气从我的脚底生出来，迅速地传到了我的手指和头顶，可热汗又分分明明地挂在我鼻尖上。我以为我就要崩溃了，身上的骨头就酥软了，可程天青那当儿忽然轰地一下朝着我和红梅跪下了，头像捣蒜一样朝我们磕着头说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枪毙我……我认罪，我认罪行不行？看在我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份上就饶我这一回……”（他真的为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我松了一口气，开始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对红梅说了一句“不要怕”，然后衣服穿好了，扣子系齐了，从从容容走出麦秸垛，到仍然跪在那儿磕头的程天青面前，泰山压顶般立下来：“你看见啥儿了？”他说：“我认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用毛主席的书纸给孙娃擦屁股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把声音抬高了：“桂枝她爹，我问你看见啥儿啦？”他依旧不抬头，依旧把头压在地上捣蒜说：“饶了我吧，看在我解放前给八路军送过信的份儿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说着说着他不再磕头了，而是跪在那儿一下一下朝自己脸上打起了耳光来。我说：“饶了你这回，不管桂枝怎样反革命，不管你怎样反革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你也算做过红生、红花的外爷，你就回家吧。”他不再掴打自己了，怔怔地抬头望着我。我说：“走吧，去把那头麦地的羊给我赶出去。”他呆呆地给我磕了一个头，哆嗦着起身走掉了，朝远处麦地的绵羊那儿走过去。他走了，我回头去看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红梅时，她脸上的惊恐、蜡黄还如窗帘一样在挂着。“他要说出去你我这辈子就完啦。”她说。我想了一阵，望着顺着田埂走了老远的程天青的后背唤：“程天青，你要啥也没看见，你就活在这世上；你要看见啥儿了，你要说出一句啥儿了，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怕革命就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啦。”我以为他不会听见我的话，可他听见了，淡下脚，转过身，老远老远地朝我和红梅深深一跪一磕头，又起身走去了。初春的日光里，有几丝冬末的寒味，从那边山坡下、水渠里过来的风，凉凉地从我们身上掠过去。程天青走去了，但留下的余悸使我俩再也没有那事的兴味儿。我们坐在麦场边的石磙上，望着田野，望着被程天青赶着的羊，望着每一块田地上面向东方的口号牌、语录牌，我和红梅的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她说：“爱军，得想个法儿，既不影响你我的前程，不影响你我的革命形象，又能使你我想到一块了就能到一块，想有那事儿就能如夫妻样随时随地去脱衣裳做事的法儿哩。”我没有接着红梅的话说啥。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田野上收回来，无意间瞟了一眼我和红梅刚刚钻过的那个麦秸垛的缝。这一瞟，一个惊人、伟大、雄奇的计划在我的头脑产生了。云开日出霞光照，千年铁树开了花。我感到我的脑里先是有“当”的一响，接着就是一声轰隆的巨鸣，就在那一瞬之间，那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轮廓、有了形物、有了开工的日程。

3桐树上的思想

我决计要从我家挖个暗道通到红梅家里去，使我两个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如夫妻样见面做事儿。当这个计划如霞光一样闪现时，我心里狂跳了一阵儿，但我没有立马给红梅说。也许，这是我们情爱生活中最为壮美的一页，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轻易说出口。然自这个计划在我头脑中形成以后，每每想起，我就会心热肺烫，热血沸腾。我没有立刻把这个计划付诸行动，我先把县里在我们大队召开的现场会弄得圆圆满满，写了三份经验材料：一份是《“三统一”使群众的思想红起来》，一份是《“一帮一”红一线；“一对红”红一片》，最后一份是《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因为所有的参观者，都对二程寺建筑的雕梁画栋，描龙绘凤，感到美丽而又不适，甚至寺庙上的许多房瓦、青砖上都有明清时期的龙头兽脑，这显然与革命所需要的破旧立新、纯洁环境的要求相距甚远。我非常想砸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让革命的风暴在程岗镇横扫一切。然果真对它进行风暴洗礼，不仅不符合60年代初省里对它颁发的省级文物保护规定，更重要的，砸了二程寺，就等于砸了占程岗大队四分之三人口的程姓人的头（这一点王镇长他妈的说得对，我不能在程岗因二程寺失掉了群众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英雄，失掉了群众的支持，就失掉了革命最起码条件。“二程牌坊”之战不是一个教训吗？）我希望我在砸掉二程牌坊和二程寺前，能得到上头的一个红头文件，或是一句口头通知，成为我毁掉这一切、砸掉旧世界的有力支持和保护。我在《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中列举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九大罪状：（1）二程牌坊和二程寺的存在，昭示着程颐、程颢的“程朱理学”的黑色旗帜在红色革命中公然的飘扬；是和革命形势的公然相抗。（2）二者的存在，吸引了许多朝拜者，毒害了方圆数百里人民群众的思想。（3）增加了迷信活动（春节前后偷偷烧香、上供者络绎不绝）。（4）牌坊与程寺庙上每一块砖瓦上都散发着封建余毒的恶臭。…………

（9）砸掉牌坊与寺庙，无异于捣毁了“程朱理学”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必然会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耙耧山脉高高飞舞，万代飘扬。将这三份材料各复印几份派人送到县委，又寄往地区日报和省报以后，农田的追肥施过了，能灌溉的一部分水田浇过了水，革命和生产都告一个段落时，我开始落实我雄奇的计划了。我在某一天我娘领着红花出去时，红生上学时，爬到了我家院里的桐树上，以我在工程兵服役间学到的开山凿洞的基本知识，让目光从桐树叶间穿过去，以石大狗家房后的榆树为第一标杆，以程翠粉家的一棵椿树为第二标杆，以程天青家门口的老槐树为第五标杆，我目测到从杂姓街我家到程前街红梅家的直线距离大约550米，其间要穿过程寺后节大院的一个角，穿过第2生产队队长石二狗和17户程姓人的家及程后、程中和程后三条街。若地道的通道以半米宽、一米高来计算，地实土方量是275立方，若虚土土方量的增土比例最少按1∶1.5，那虚土土方量就是415立方米。再在550米通道的中间———程中街的大街下挖出一小间能放一张床的房子来，大约3米宽，3米长，2米高，那间如我们洞房一样地下房间的地实土方量18立方米，虚土土方量是27立方米。这样，即便地道笔直，没有一点误差，地实总土方量300立方米，虚土土方量为450立方米。若我白天抓革命，晚上搞生产（挖洞），按每夜挖出最大地实土方量为0.7立方计算，就是说我要打这个爱情的地道需要420天。420天就是将近一年半。那么，这一年半我要出门开会呢？我要晚上在程岗加班工作呢（如三夏大忙或组织党、团员政治学习），我若生病发烧呢？若计算不周，地道挖偏误工呢？就是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每夜挖洞不止，最少需要二年时间。（这二年内，我还必须达到另一目的，当上镇党委书记。）二年时间似乎十分漫长，仿佛是不见日光的一个长长黑夜，可那对于一个被爱情膨胀起来的革命者又算什么呢？抗日战争不是打了八年吗？解放战争不是打了四年吗？我自己服役四年，其中在一个工程上不就挖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山洞吗？只有被战胜的意志，没有战不胜的困难。这是谁的话？是我在部队上写的豪言壮语还是我在报章上读到的锦言妙句？人，做为人，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智慧、最无私，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高峰不能攀登，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到，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最艰苦的任务我承担。没有血汗，就没有荣誉；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没有雄心壮志，就没有远大前程；没有脚踏实地，就没有成功在望。革命从风雨中开始，收获从勤劳中起步；快乐从血汗中积累，幸福从挫折中获得。抬起头，往前走，风雨无阻；越沟壑，历艰险，誓不低头。前进吧，未来在招手！努力吧，号角在吹奏！奋斗吧，曙光照千秋！那么，那450立方的虚土挖出来后堆到哪里呢？我在桐树上转了一个身，看见了我家房后，耙耧山脉的程岗山头下那条四季长流的水渠。它能盛下多少万立方米的土方呢？有多少土不可以被水冲往下游呢？几天后，我在我家后院墙上扒了一个口，装上一个单扇门，在门里垒了一个猪圈，买了两只小猪。这条被猪圈掩盖的通往村后水渠的后门和小路就算开通了。破土动工是在四月下旬的一个后半夜，那一夜下弦月到夜晚十二点才不急不慢升上来。不消说，满世界的社员群众都睡了，月光在村里村外如洒了一层奶。我把洞口定在我家后宅空院的红薯窖洞里，把预先准备好的短把铁锨、镢头、新竹箩筐、马灯、朝洞口上拉的绳子和铁钩一并系到红薯窖洞里，然后自己穿着当工程兵挖洞时才穿的白褂子和绿裤衩，顺着窖洞爬下去，把马灯挂在泥壁上，朝两个手心上吐了唾液，相对一搓，跪在地上，抓起镢头，举手用力，第一块如碗大的黄土从我的镢下掉下了。新土潮湿的香味立刻红艳艳地盖住了窖里留下的陈年的红薯味，还有树叶落在窖洞里的霉腐味。因为革命，我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成了程岗大队的最高领导后，家里连去井上挑水、从田里分粮分菜都有人送回到屋里边，尤其半月前镇党委委员的一纸批文下来后，连院里扫地、往墙上挂物的细小也都由来家串门、说事的村人顺手干去了。似乎能替我家干些活儿是社员的一种荣誉哩，就像我在部队时看见给连长、营长端茶倒水、洗衣服的勤务员脸上总挂着傲慢的笑一样，我看见给我家干活的社员们，脸上一样挂着亲近、热情，还有一些自得的笑。我知道，只消说一声，会有许多社员来帮我把这个地道打到红梅家里去。但是不能。绝对的不能。不仅是革命不允许，而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断头台，使我成为革命的宿敌和冤家。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帮我。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我和红梅灵魂中永远不向人开启的一条黑暗的通道和房屋，是我们神圣、伟大爱情的升华和见证。我把两个箩筐装满了土，从洞里爬出来，用麻绳把两筐泥土拉到月光下，然后挑着从猪圈边上走出后门，沿着一条小路朝岗下的水渠走过去。月亮已经从岗上移到了村头上，二程寺后节院的启贤堂大殿的殿脊和檐角在月光下显得柔和而舒缓，仿佛在慢慢摇摆爬动一模样。村街上偶有一下两下青青白白的狗吠声，像一片两片透亮的薄冰从夜空滑过去，然后那夏初的月夜就愈发深邃了，奇丽了，妙不可言了。从水渠里翻上来的流水声，细雨样浇在月光下、麦地里和我脚下有了潮露的小草上。蛙鸣和蛐蛐的欢叫，在我的脚步中歇一阵，又无忧无虑地叫起来，把我的脚步和肩头勾担及箩筐的吱呀淹没了。世界变得宁静无比。我听见了耙耧山脉在那宁静中的呼吸声，又好像是小麦的根须在吸收着田野里的水分和养分。把第一担泥土挑到渠岸上，我擦了一把汗，将那两箩筐泥土倒进了水渠里，起身时我看见了镇政府大院那排解放后盖的红机瓦房在程岗的北头，被月光一照，成了黑紫色，仿佛那瓦房上凝固了一层血。二年内，我决计要打通这550米革命的爱情通道，而且决计要扫清程岗镇在我政治生涯中布设的大小障碍物，决计要在我27岁生日之前当上书记或镇长，成为程岗镇的第一把手。那一夜，我把那洞挖了0.8米深，往水渠中倒了十九担土，看了十九次镇政府机瓦房，我对自己说了19遍那样决计、一定的话，最后鸡叫三遍了，东方泛起了乳白色，我朝着镇政府方向洒了一泡尿，回家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