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他的脸型在黑暗里模糊不清。那个女人的呼喊声持续了很久，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地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来到，一个出来回答女人的呼喊，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可是没有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惊恐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几只白色的羊羔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显然这是对白昼的印象，是对前一个记忆造成的不安进行抚摸。只是我难以确定自己获得这个印象时所处的位置。

可能是几天以后，我似乎听到了回答这个女人呼喊的声音。那时候是傍晚，一场暴雨刚刚过去，天空里的黑云犹如滚滚浓烟。我坐在屋后的池塘旁，在潮湿的景色里，一个陌生的男人向我走来。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走来时黑衣在阴沉的的天空下如旗帜一样飘荡着。正在接近的这个景象，使我心里蓦然重现了那个女人清晰的呼喊声。陌生男人犀利的目光从远处开始，到走近一直注视着我。就在我惊恐万分的时候，他转身走上了一条田埂，逐渐离我远去。宽大的黑衣由于风的掀动，发出哗哗的响声。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总要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惊诧自己当初为何会将这哗哗的衣服声响，理解成是对那个女人黑夜雨中呼喊的回答。

我记得这样一个上午，一个清澈透明的上午，我跟在村里几个孩子后面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迎风起舞的青草。

阳光那时候似乎更像是温和的颜色涂抹在我们身上，还不是耀眼的光芒。我们奔跑着，像那些河边的羊羔。似乎是跑了很长时间，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庙宇，我看到了几个巨大的蜘蛛网。

应该是更早一些时候，村里的一个孩子从远处走过来。我至今记得他苍白的脸色，他的嘴唇被风吹得哆哆嗦嗦，他对我们说：

“那边有个死人。”

死人躺在蜘蛛网的下面，我看到了他，就是昨天傍晚向我走来的黑衣男人。虽然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当初的心情，可我没有成功。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此刻蕴含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陌生男人突然死去的事实，对于六岁的我只能是微微的惊讶，不会出现延伸的感叹。他仰躺在潮湿的泥土上，双目关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我注意到黑色的衣服上沾满了泥迹了，斑斑驳驳就像田埂上那些灰暗的无名之花。我第一次看到了死去的人，看上去他像是睡着的。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

此后我是那么的惧怕黑夜，我眼前出现了自己站在村口路上的情景，降临的夜色犹如洪水滚滚而来，将我的眼睛吞没了，也就吞没了一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躺在黑暗的床上不敢入睡，四周的寂静使我的恐惧无限扩张。我一次次和睡眠搏斗，它强有力的手使劲要把我拉进去，我拚命抵抗。我害怕像陌生男人那样，一旦睡着了就永远不再醒来。可是最后我总是疲惫不堪，无可奈何地掉入了睡眠的宁静之中。当我翌日清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看着阳光从门缝里照射进来，我的喜悦使我激动无比，我获得了拯救。

我六岁时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奔跑。记忆重现了城里造船厂昔日的荣耀，他们制造的第一艘水泥船将来到南门的河上。我和哥哥跑向了河边。过去的阳光是那么的鲜艳，照耀着我年轻的母亲，她蓝方格的头巾飘动在往昔的秋风里，我弟弟坐在她的怀中，睁大着莫名其妙的眼睛。我那个笑声响亮的父亲，赤脚走上了田埂。为什么要出现一个身穿军装的高大男人？就像一片树叶飘入了树林，他走到了我的家人中间。

河边已经站满了人，哥哥带着我，从那些成年人的裤裆里钻过去，嘈杂的人声覆盖了我们。我们爬到了河边，从两个大人的裤裆里伸出了脑袋，像两只乌龟一样东张西望。

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由喧天的锣鼓声送来的，在两岸欢腾的人声里，我看到了驶来的水泥船，船上悬挂着几根长长的麻绳，绳上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纸片，那么多鲜花在空中开放？

十来个年轻的男人在船上敲锣打鼓。

我向哥哥喊叫：

“哥哥，这船是用什么做的？”

我的哥哥扭过头来以同样的喊叫回答我：

“石头做的。”

“那它怎么不沉下去呢？”

“笨蛋。”我哥哥说：“你没看到上面有麻绳吊着？”

身穿军装的王立强，在这样的情景里突然出现，使我对南门的记忆被迫中断了五年。这个高大的男人，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南门，坐上一艘突突直响的轮船，在一条漫长的河流里接近了那个名叫孙荡的城镇。我不知道自己已被父母送给了别人，我以为前往的地方是一次有趣的游玩。在那条小路上，疾病缠身的祖父与我擦肩相遇，面对他忧虑的目光，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

“我现在没工夫和你说话。”

五年以后，当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又和祖父相逢在这条路上。

我回家后不久，一家姓苏的城里人搬到南门来居住了。一个夏天的早晨，苏家的两个男孩从屋内搬出了一张小圆桌，放在树荫下面吃起了早餐。

这是我十二岁看到的情景。两个城里孩子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裤坐在那里。我一个人坐在池塘旁，穿的是土布手工缝制的短裤。然后我看到十四岁的哥哥领着九岁的弟弟向苏家的孩子走去。他们和我一样，也都光着上身，在阳光下黑黝黝的像两条泥鳅。

在此之前，我听到哥哥在晒场那边说：

“走，去看看城里人吃什么菜。”

晒场那边众多的孩子里，愿意跟随哥哥走向两个陌生人的，只有九岁的弟弟。我的哥哥昂首阔步走去时，显得英勇无比，弟弟则小跑着紧随其后。他们手上挎着的割草篮子在那条路上摇晃不止。

两个城里孩子放下了手中的碗筷，警惕地注视着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没有停留，大模大样地从小圆桌前走过，又从城里人的屋后绕了回来。比起哥哥来，我弟弟的大模大样就显得有些虚张声势。

他们回到晒场后，我听到哥哥说：

“城里人也在吃咸菜，和我们一样。”

“没有肉吗？”

“屁也没有。”

我弟弟这时出来纠正：

“他们的咸菜里有油，我们的咸菜里没有油。”

哥哥可能推了弟弟一把：

“去、去、去，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也有。”

弟弟继续说：“那是香油，我们家没有。”

“你知道个屁。”

“我闻到的。”

我十二岁那年王立强死后，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这种疏远和隔膜最初来自于那场大火。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

这样的巧合使父亲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和祖父，仿佛这场灾难是我们带来的。有时我无意中和祖父站在一起，父亲就会紧张地嗷嗷乱叫，似乎他刚盖起来的茅屋又要着火了。

祖父在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就死去了。祖父的消失，使父亲放弃了对我们的疑神疑鬼。但我在家中的处境并不因此得到改善。哥哥对我的讨厌，是来自父亲的影响。每当我出现在他身旁时，他就让我立刻滚蛋。我离自己的兄弟越来越远，村里的孩子总和哥哥在一起，我同时也远离了他们。

我只能长久地去怀念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还有我在孙荡的童年伙伴。我想起了无数欢欣的往事，同时也无法摆脱一些忧伤。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

我在南门的所有日子里，哥哥唯一一次向我求饶，是他用镰刀砍破了我的脑袋，我流了一脸的血。

这事发生在我家羊棚里。当初我脑袋上挨了重重一下后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哥哥的态度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然后，我才感觉到血在脸上流淌。

哥哥堵在门口，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求我将血洗去。我硬是把他推开，向村口走去，走向父亲的田间。

那时候村里人都在蔬菜地里浇粪，微风吹来，使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粪味。我在走近蔬菜地时，听到了几个女人失声惊叫，我模糊地看到母亲向我跑来。母亲跑到跟前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回答，径自走向父亲。

我看到父亲握着长长的粪勺，刚从粪桶里举起来，停留在空中，看着我走去。

我听到自己说了一句：“是哥哥打的。”

父亲将粪勺一扔，跳上田埂急步走回家去。

然而我并不知道，在我走后，哥哥强行用镰刀在弟弟脸上划出了一道口子。当弟弟张嘴准备放声大哭时，哥哥向他作出了解释，然后是求饶。哥哥的求饶对我不起作用，对弟弟就不一样了。

当我走回家中时，所看到的并不是哥哥在接受惩罚，而是父亲拿着草绳在那棵榆树下等着我。

由于弟弟的诬告，事实已被篡改成是我先用镰刀砍了弟弟，然后哥哥才使我满脸是血。

父亲将我绑在树上，那一次殴打使我终生难忘。我在遭受殴打时，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站在四周看着我，我的两个兄弟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

这次事情以后，我在语文作业簿的最后一页上记下了大和小两个标记。此后父亲和哥哥对我的每一次殴打，我都记录在案。

时隔多年以后，我依然保存着这本作业簿，可陈旧的作业簿所散发出来的霉味，让我难以清晰地去感受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惊讶。这惊讶的出现，使我回想起了南门的柳树。我记得在一个初春的早晨，突然惊讶地发现枯干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这无疑是属于美好的情景，多年后在记忆里重现时，竟然和暗示昔日屈辱的语文作业簿紧密相连。也许是记忆吧，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之后，独自来到了。

我在家里的处境越来越糟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事导致了我和家人永远无法弥补的隔膜，使我不仅在家中，而且在村里声名狼藉。

村里王家的自留地和我家的紧挨在一起。王家两兄弟在村里是最强壮的，那时候王家兄长已经结婚，最大的孩子和我弟弟一样的年龄。为自留地争吵在南门是常有的事，我已经记不清那次争吵的具体原因，只记得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坐在池塘旁，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站在那里，和王家六口人争执不休。我家的人显得势单力薄，就是声音都没有人家响亮。尤其是我的弟弟，骂人时还没有王家同龄的孩子口齿清楚。村里的人几乎都站在了那里，有几个人出来规劝，都被他们双方挡了回去。后来我突然看到父亲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却让王家弟弟王跃进一把抓住了手腕，接着一拳就将我父亲打进了稻田。父亲破口大骂，水淋淋地想爬上来，被王跃进一脚又踢回到稻田里。父亲几次想爬上来，都被踢了回去。我看到母亲嘶叫着撞向王跃进，他顺手一推，母亲也摔进了稻田。我的父母就像是两只被扔进水里的鸡一样，狼狈不堪地挣扎着。两人挤在一起的耻辱情景使我心酸地低下了头。

后来，我的哥哥挥着菜刀冲了过去，我弟弟则提着镰刀紧随其后，哥哥手中的菜刀向王跃进的屁股上砍去。

接下去的情形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刚才还十分强大的王家两兄弟，在我哥哥菜刀的追赶下，仓皇地往家中逃去。我哥哥追到他们家门口时，两兄弟各持一把鱼叉对准了我哥哥，我的哥哥挥起菜刀就往鱼叉上扑过去。在不要命的哥哥面前，王家兄弟扔了鱼叉就逃。

弟弟在哥哥精神的鼓舞下，举着镰刀哇哇大叫，也显得英勇无比。但他跑起来重心不稳，自己将自己绊倒了好几次。

在这场争端里，由于我一直坐在池塘旁观瞧，村里不管是支持父亲的人，还是反对父亲的人，甚至是王家的人，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我这么坏的人了。在家中，我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哥哥则成了众口皆碑的英雄。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池塘旁，或者割草的时候，喜欢偷偷观察苏家。两个城里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并不多，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来到村口的粪池旁，但马上又回去了。一天上午，我看着他们从屋里出来，站在屋前的两棵树中间，用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然后走到一棵树下，哥哥将身体蹲下去，弟弟扑在了他背脊上。哥哥将弟弟背到了另一棵树下，此后是弟弟背着哥哥回到了刚才那棵树旁。两个孩子轮流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每当一个压到另一个身上时，我就会听到令人愉快的笑声，兄弟两人的笑声十分相似。

后来从城里来了三个泥瓦匠，拉来了两板车红砖。苏家的屋前围起了围墙，那两棵树也被围了进去。我就再没看到苏家兄弟令我感动的游戏，不过我经常听到来自围墙里的笑声，我知道他们的游戏仍在进行。

他们的父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我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净，嗓音温和的医生，下班后在那条小路上从容不迫地走来。

只有一次，医生没有走着回家，而是骑着一辆医院的自行车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时我正提着满满一篮青草往家中走去。身后的铃声惊动了我，我听到医生在车上大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

苏家兄弟从屋里出来后，为眼前出现的情景欢呼跳跃。他们欢快地奔向自行车，他们的母亲站在围墙前，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家人。

医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骑上了田间小路。坐在车上的两个城里孩子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喊叫，坐在前面的弟弟不停地按响车铃。这情景让村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庭这个词。我对自己南门的家庭和在孙荡的王立强家庭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

我和医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那次自留地风波之前的事。

那时候我回到南门才几个月，我的祖父还没有死去，他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以后，去我叔叔家了。那次我持续高烧了两天，口裂舌燥地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的。刚好我们家的母羊要下崽了，一家人全在羊棚里。我独自一人躺在屋内，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纷乱的声音，我兄弟的尖嗓音时刻在中间响起。

后来是母亲走到我床边，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后又出去了。

母亲再次进来时，身旁有一个人，我认出是苏家的医生。医生用手掌在我额上放了一会，我听到他说：

“有39度。”

他们出去以后，我感到羊棚那边的声音嘈杂起来。医生的手掌刚才在我额上轻轻一放，我所经历的却是亲切感人的抚摸。没过多久，我听到了苏家两个孩子在屋外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给我送药来的。

病情好转以后，我内心潜藏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开始躁动起来。我六岁离开南门以前，我和父母之间是那么亲切，后来在孙荡的五年生活里，王立强和李秀英也给予了我成年人的爱护，可是当我回到南门以后，我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了。

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守候在医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着他从远外走来，想象着他走到跟前对我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语，并期待着他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我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就没有注意我，现在想来是他根本就不会注意我是谁，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他总是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偶尔也会看我一眼，可他用的是一个陌生人看另一个陌生人的眼光。

医生的两个儿子，苏宇和苏杭，不久以后也加入到村里的孩子中间。那时我的兄弟在田埂上割草，我看着苏家的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他们边走边商量着什么。我的哥哥，当时感到自己可以指挥一切的哥哥，向他们挥着手中的镰刀，叫道：

“喂，你们想割草吗？”

苏宇在南门很短的生活里，只有一次走过来和我说话。我至今记得他当初腼腆的神情，他的笑容带着明显的怯意。他问我：

“你是孙光平的弟弟？”

苏家在南门只住了两年，我记得他们搬走的那天下午，天空有些阴沉。最后一车家具是由医生拉着走的，两个孩子在车的左右推着。他们的母亲提着两篮零碎的东西跟在最后。

苏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我得到他死讯时，已是第二天下午。那天我放学回家，路过以前是苏家的房屋时，心中涌上的悲哀使我泪流而下。

在我记忆里，哥哥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想来，我倒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哥哥。那时的哥哥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却令人难忘。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着苏家兄弟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代表着哥哥的形象。

我哥哥升入高中没多久，开始结交城里同学。与此同时，他对村中孩子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随着哥哥的城里同学陆续不断地来到我家，我的父母觉得脸上光彩。甚至村里的几个老人也四处断言，认为村中孩子里最有出息的是我的哥哥。

那段时间里，经常有两个城里的年轻人凌晨跑到村旁来大喊大叫。他们的喊声坑坑凹凹高低不平，尤其是嗓子喊破的一瞬间，听起来毛骨悚然，村里人起初还以为是在闹鬼。

这事给我哥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神情黯然地说：

“当我们想成为城里人时，城里人却在想成为歌唱家。”

哥哥显然是村里孩子中最早接受现实的提醒，他开始感到自己一生都将不如城里同学，这是他对内心自卑的最初感受。公正地说，我哥哥结交城里同学是他一惯骄傲的延伸。城里同学的来到无疑抬高了他在村中的价值。

我哥哥的第一次恋爱是升入高中二年级时出现的。他喜欢上一个粗壮的女同学，是城里一个木匠的女儿。我几次看到哥哥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瓜子偷偷塞给她。

她经常嗑着我们家的瓜子出现在操场上，她吐瓜子壳时的放肆劲，仿佛她已经儿女成群。有一次她吐出瓜子壳以后，我看到她嘴角长时间地挂着一条唾沫。

那时候我哥哥和他的同学开始谈论女人了。我坐在屋后的池塘旁，听着那些过去闻所未闻的话。关于乳房、大腿等一些赤裸裸的词语从后窗飘出，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他们开始谈论自己，哥哥起先闭口不谈，在他城里同学怂恿下，他说出了自己和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他相信了他们绝不泄密的誓言，另一方面是他心血来潮。显然我的哥哥夸张了和那个女同学的关系。

不久之后，那个女同学站在操场的中央，她身边站着几个同样放肆的女生。她向我哥哥喊叫，要他过去。

我看到自己的哥哥忐忑不安地走过去，他可能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恐惧。

她问：“你说我喜欢你？”

我的哥哥满脸通红。那时我已经走开了，我没有看到一惯自信的哥哥在不知所措之后的狼狈不堪。

她在身旁女同学助威的哄笑里，将吃剩的瓜子扔向了我哥哥的脸。

这天放学以后，我哥哥很晚才回来，没吃饭就躺到了床上。几乎整整一夜，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第二天他还是忍受住了耻辱，走上了上学之路。哥哥知道是城里同学出卖了他，他并不因此表现出一丝愤怒，甚至连责怪的意思都没有。他继续着和他们的亲密交往，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愿让村里人看到城里同学一下子都不来了。然而哥哥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们高中毕业以后，一个个陆续参加了工作，便不再像以前那么游手好闲，所以哥哥也到了被他们抛弃的时候了。

当哥哥的城里同学不再光顾我家，这天临近傍晚的时候，苏宇意外地来到了。自从搬走以后，苏宇还是第一次来到南门。当时我和哥哥在菜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看到苏宇来到后，以为是来找我哥哥的。我母亲站在村口激动无比呼喊着哥哥的情景，多年后回想时令我感慨万分。

当哥哥跳上田埂回到家中时，苏宇的第一句话却是问他：

“孙光林呢？”

于是母亲在惊愕中明白了苏宇是来找我的。哥哥则冷静得多，他神态随便地告诉苏宇：

“他在菜地里。”

苏宇没想到那时应该和他们说上几句话，他没有丝毫礼貌的表示就离开了他们，走向菜地里的我。

苏宇来找我，是为了告诉我他参加工作的事，他去的地方是化肥厂。我们两人在田埂上坐了很久，在晚风里共同望着那幢苏家昔日的房屋。苏宇问我：

“现在是谁在住？”

我摇摇头。有一个小女孩经常从那里走出来，她的父母也能经常看到，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苏宇是在天黑的时候回去的，我看着苏宇躬着背消失在那条通往城里的路上。不到一年，他就死去了。

我高中毕业时，高考已经恢复。当我考上大学后，却无法像苏宇参加工作时来告诉我那样，去告诉苏宇。我曾经在城里的一条街道上看到过苏杭，苏杭骑着自行车和几个朋友兴高采烈地从我身旁急驶而过。

我参加高考并没有和家里人说，报名费也是向村里一个同学借的。一个月后我有了钱去还给那位同学时，他说：

“你哥哥已经替你还了。”

这使我吃了一惊。我接到录取通知后，哥哥为我准备了些必需品。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和斜对门的寡妇勾搭上了，父亲常常在半夜里钻出寡妇的被窝，再钻进我母亲的被窝。他对家中的事已经无暇顾及。当哥哥将我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听后只是马马虎虎地大叫一声：

“怎么？还要让那小子念书，太便宜他啦。”

当父亲明白过来我将永久地从家里滚蛋，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了。

我母亲要比父亲明白一些，在我临走的那些日子，母亲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哥哥，她更为希望的是我哥哥去上大学。她知道一旦大学毕业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了。

走时只有哥哥一人送我。他挑着我的铺盖走在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这些日子来哥哥的举动让我感动，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激，可是笼罩着我们的沉默使我难以启齿。直到汽车启动时，我才突然对他说：

“我还欠了你一元钱。”

哥哥不解地看着我。

我提醒他：“就是报考费。”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了悲哀的神色。

我继续说：“我会还给你的。”

汽车驶去以后，我探出车窗去看哥哥。他站在车站外面的树下，茫然若失地看着我乘坐的汽车远去。

不久以后，南门的土地被县里征用建起了棉纺厂，村里的人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城镇居民。虽然我远在北京，依然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兴奋和激动。尽管有些人搬走前哭哭啼啼的，我想他们是乐极生悲了。管仓库的罗老头到处向人灌输他的真理：

“工厂再好迟早也要倒闭，种田的永远不会倒闭。”

然而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在城里的一条胡同口见到罗老头时，这个穿着又黑又脏棉衣的老头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我现在拿退休工资了。”

我远离南门之后，作为故乡的南门一直无法令我感到亲切。长期以来，我固守着自己的想法。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便有某种抒情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用套话询问我的童年和故乡时，我竟会勃然大怒：

“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

南门如果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显然就是那口池塘。当我得知南门被征用，最初的反应就是对池塘命运的关心。那个使我感到温暖的地方，我觉得已被人们像埋葬苏宇那样埋葬掉了。

十多年后我重返故乡，在一个夜晚独自来到南门。那时成为工厂的南门，已使我无法闻到晚风里那股淡淡的粪味了，我也听不到庄稼轻微的摇晃。尽管一切都彻底改变，我还是准确地判断出了过去的家址和池塘的方位。当我走到那里时心不由一跳，月光让我看到了过去的池塘依然存在。池塘的突然出现，使我面临了另一种情感的袭击。回忆中的池塘总是给我以温暖，这一次真实的出现则唤醒了我过去的现实。看着水面上漂浮的脏物，我知道了池塘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作为过去的一个标记，不仅没有从我记忆里消去，而且依然坚守在南门的土地上，为的是给予我永远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