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范浩泉向哥哥浩林提出来要求重新分房子，事前并不曾有一点预兆。当年分开来过日子的时候，确实说过“住了再说”的话，不算正式分定。所以，范浩泉要求重分，是合乎情理的；但仍旧使人感到突然。为什么早不提出，晚不提出，偏偏在过了九个年头，度过了解放以后第一次破釜沉舟的灾难，刚刚出现转机，使范家村上的社员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浩泉、浩林兄弟间会发生这样不安定的情形呢？

长江三角洲尽管是一块得天独厚、极其富饶的宝地，但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现在想起当年的情况，还会陡然变色。老百姓听说书的讲历史故事，讲到历史上的大荒灾，用了“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的话，大家便目瞪口呆，不能理解。因为这儿的地，决不会赤。就是在冬天，田埂上也还有青草。荒灾再大，树皮草根，总还有吃。想不到灾难一来，果然也会饿死人。有一年春天，要不是靠紫云英帮忙，是会弄得饿殍遍野的。

其实，当时的情形，何止关系到一个人的肚皮呢？难道它不影响一代人的精神吗？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们，思想上无不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各种灵魂在这一个大灾难里会合了，显露了，分野了，成型了。他们纠缠着，争纷着，跑着，拖着，飞着，爬着，不断地公演一出出的悲、喜剧。

浩泉原也想得不错，他哥哥浩林果然是用得着的人。一九五八年以前，他已经调到乡供销社去工作了。社会上物资丰富的时候，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在人们的眼里并不见高。他们不过是做生意的，顾主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不幸而物资紧张、短缺到了可怕的地步，这时候，他们有资格做衣食顾主的父母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是开过眼界、见识过这样的“父母”的。不过，也有不少像范浩林这样动情的人，他能把大家的苦难挑在自己的肩头上。他没有什么革命的经验，也不大懂革命的理论，但是为人民服务，倒是懂得的。也极想做到。他的职位不高，肩膀不宽，能量不大，能替大家做的事情很有限。可是生活用品的匾乏倒像是无限的。一块肥皂半斤糖；，要时磕头求也无。火油、手纸都要计划供应。有时还供应不上。世界就像冬天的田野，一片空荡荡的，看得人发冷，孤寂无援。范浩林每次回家（他经常回家帮妻子劳动），左邻右舍。总有一些人要托他买一点这样，买一点那样。真是买一点，绝不想多。比如有人生病了，要增加营养，请买一点肉。一斤也行，半斤也行，三两二两也行，没有肉就买斤骨头回来熬碗汤也行。比如小青年出门去相亲，要买一点礼物，有糖就糖，有桃酥就桃酥，有变蛋就变蛋，有水果就水果，有啥就是啥。但是一定要买香烟，最少一包，定要前门或飞马……浩林总愿意代人家买到。不管谁托他，他都尽力去办。其实他也很不容易，比如买肉，最紧张的时候，他也要赶早去排队。各种物资都有人分管，他到别人那儿去求情，就欠了人情债，以后别人总不缺乏机会讨还；要他帮个什么忙，他就不得不答应。诸如此类的事，不知花费了他多少时间。一个范家村，前前后后，没有哪一家不曾托他买过短缺的东西。他极有耐心，总是认真的听着，记住了给买。实在没法买到的，也说明原因。有的物品，一时无着，过了一年半载，有了，他马上代买回来。别的不说，光凭记住别人的托付这点心念，很多人就被他感动了。

他的妻子陆存秀，原本一字不识，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和嫂嫂学会做蒲包。那种活计很委屈人，总是长年低头蹲着，眼睛只看自己面前编织的一小块地方…… 除此就没有开过眼界。所以她从来就不曾觉得自己有什么比别人高明的地方，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美德。但是夫贵妻荣，也是难免要接受的光荣传统。商品的逐步紧张使得范浩林的地位在范家村的乡亲眼里日见重要，陆存秀便觉得光彩而荣耀。每每听到别人想买什么又买不到时，她就会主动兜售生意似的说：“等浩林回来了，我跟他说，让他去帮你买好了。”别人听了，自然千恩万谢，因为刚才说的那些话，原本是想她帮忙呢。否则说来做什么。而陆存秀居然就记住了，同浩林说了，浩林自然也总代买。于是，陆存秀的胸脯也渐渐挺得高些了。头颅也抬得平直了。她虽然已是一群孩子的母亲，但样子还挺匀称。特别是那圆圆的头颅，端正的脸庞，被一头又浓又乌的头发衬托着，真有一种富态。从前大家不曾注意。现在挺高了胸脯，仰起了头，大家竟觉得她比从前还漂亮。不过像她这样的年纪，范家村上的人习惯地不会说她漂亮了，而是说她比从前还年轻。那就更有味道。

至于已经分开过日子的范浩泉，能有浩林这样一个亲哥哥，要买什么东西，自然比别人方便多了，真可算是在紧要关头交了好运，令人艳羡不已。也不知道他前世里敲穿了多少个木鱼，才修得来这份福气。这些年他已长成了大小伙子，手里有点积蓄，正在逐步振兴家业。他的经济情形比浩林好。浩林负担重，有时手头周转不过来，还要向他借一点。他也总是肯的。他晓得浩林绝对可靠，不但不会少他的，而且也不会放谣言说他有钱。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算差。后来商品紧张了，浩泉借钱给浩林，就不再让浩林还钱。总是说：“钱放在你那里，我要买什么就替我买。”浩林自然只好答应。不过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替他买了一条湖绸被面，原价十元，因为是次品，打了七折，只算七元。那被面被列为次品的原因，不过是有只角落上约摸铜板大一块地方，颜色染淡了些。浩林给他的时候说：“这是次品当中选出来的最好的一条，同正品几乎没有差别。”想不到这话就说坏了，到下一次浩林回家，浩泉竟对他说：“哥，那条被面，你拿去替我换一条吧。”浩林一听就奇怪道：“上次不就同你说了么，你那一条是次品中最好的一条。”浩泉却点点头说：“对，你说同正品几乎没有差别！”浩林说：“是呀，还换什么呢？” 浩泉说：“所以我想拿它去换一条正品。”浩林这才明白了，弟弟的算盘精得转了弯，便笑了笑说：“次品正品，早都卖光了，还换什么？”浩泉当时没有再说什么。其实本来就不该再说什么了。谁知他还不相信，吃过晚饭，又叫母亲来找浩林。这时候的李玉媛，已像花木被严霜打过几次，比从前枯萎多了，她其实还五十刚出头，又是劳动惯了的人，只要吃饱穿暖，还能像牛马一样做它十年八年。可是她过去毕竟已付出了很多，不再有青壮年那种应变的能量，一旦受到灾难的折磨，就很快衰败下来，削弱了体力。母亲的心，即使到了这时候，还只想着孩子的困难，宁可再让自己饿一点，甘愿再节省些下来让儿子吃饱一点。又因为衰老提早到来，依靠儿子的心理就增强了。“养儿防老”固然是理直气壮的古训，但想到要成为儿子的累赘，却又使自己的精神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她从一个教养者变成了一个被教养者。在旁人看来，她已经很可怜，因为她那么深爱的小儿子浩泉对老之将至的父母实在刻薄。有一件事情不幸传遍了全村，沉默的父亲范焕荣敲下了一小块豆饼放在灶膛里偎了吃，被浩泉看见，就从他手里夺走了。弄得议论纷纷，可是做母亲的李玉媛却出来替浩泉讲话，硬是说她的丈夫“贪嘴，不晓得艰苦，还像从前一样做败家当的事情。豆饼是储存着等母猪养了小猪做饲料的。现在那么金贵，买都买不到，能偷着吃吗？饿又怎么样，又不是他一个人饿，饿的人多着呢。有几个人能吃到豆饼的？他是个老死胚了，还不知趣，自然要管住他。”李玉媛这些话发自内心，她真心诚意认为浩泉是对的。她一生的心血，就用在熔铸浩泉的性格。现在，这种性格已经按照她的愿望表现出来，决不会像范焕荣那样，而是一个精明的创业人了，这就是她的最大成功。即使这种性格对于亲生父母都难免冷酷，李玉媛自会心甘情愿去领受。母爱是伟大的，没有止境的，不讲道理的。烧了极稀的粥，还要先捞出干的来给儿子吃，自己尽吃汤，浩泉有时还心软，说：“娘，你也要稍微吃几粒，不要光喝汤。”她却毫不动摇，还劝儿子说：“你别管娘。娘都老了，还吃好的，你养不起。娘是黄鳝命，没有关系的。”大儿子浩林和媳妇陆存秀看不过去，劝父母跟他们在一起过一阵。李玉媛不肯，说现在横竖一样苦。其实她还要把自己的一份口粮省些下来填浩泉的肚子。浩林常常买一斤半斤肉给父母吃。李玉媛拿来烧了，老夫妻两个最多各吃一块，其余全给浩泉吃。李玉媛看着浩泉吃，比自己吃舒服得多。范焕荣想多吃也吃不到，李玉媛不让吃。他多吃了，浩泉就少吃了，李玉媛心里就难过。

李玉媛对浩林也是不一样的。在她看来，现在的浩林已经羽毛丰满，是只大鸟了。凭他的能耐，日子原应该过惬意的，可惜他的手臂太直，花在别人身上的力气，是没有进帐的。他发不了家。李玉媛当然也爱这个儿子，大家都称赞他，她也光彩，她最爱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幸亏有一个浩泉；浩林不发家，倒有本领帮助浩泉发起来，浩泉发家就更有把握了。所以，只要浩林不满足浩泉，她就难受了，就忍不住要同浩林来纠缠，完全用不到浩泉央求她，只需说一句轻微的怨言就行了。这一次，浩泉在晚餐的时候，提到那条被面，并没有看母亲，而是看着碗里的薄粥说的。他说：“换一条，又不难。他还怕麻烦，不肯。”于是李玉媛晚上就找浩林了。

“换一条，又不难。”李玉媛对浩林说，不知不觉重复着浩泉的话，“你们是亲兄弟，这一点儿事情还推掉吗！你帮别人做事都不嫌麻烦，帮弟弟倒嫌麻烦了？你答应吧，哎！”浩林说：“不是怕麻烦，是没有了。”她还不相信，摇摇头说： “街上的生意，你们供销社独霸。那么大的店，会一点没有存货？你答应吧，哎！” 浩林告诉她的确没有了，又说：“浩泉是要拿次品换正品，就是有，也不能够换。” 她就说：“不得，就那角上一小块淡色，不细心的人看不出来，当正品卖得出去的，公家也不会吃亏；你答应吧，哎！”……就这样纠缠不清，浩林自然没法答应她。可是浩泉另有办法，他私底下卖给别人了，售价十一元。过了一阵，又向浩林开口，等有了货，再替他买一条。

一条又一条，浩林都无法拒绝。他也无心去记牢一共替他买了几条。反正弟弟没有成家，娶亲的时候要用。弟弟的理由是名正言顺的。

可是好人也难做。在供销社里，范浩林渐渐成了问题人物。有些人说他觉悟不高，“烂好人”一个，有人则认为“烂好人”是表面现象；他这么起劲帮别人开后门、捐皮箱，总得到什么好处。甚至有人揭发他丧失阶级立场，因为五类分子央求他代买商品，他居然也帮忙……这样风风雨雨，每年或多或少都有点谣言，说范浩林犯了什么错误，吃了什么批评，受了什么处分，有一阵竟说要下放。这种谣传很胁迫人，因为当时供销社的工作，是有很多人眼红的，难保没有人想撵他出去。陆存秀听了几次雷声，虽然不曾见真的落雨，她就紧张了，害怕了。试想她那三男一女，除开穿衣吃饭，别的都还不曾学会，纯粹是消费者，倘若范浩林出了事，一家岂不都挂在风口里！她开始埋怨，埋怨范家村上的人只顾自己要买这样，要买那样，全不顾人家的难处，全不想到会拖累人家。这些话，先是在几个人的小范围内咕咯，继之则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哇哇地说出来，虽不指名道姓，也让听的人心里有数。听了外面传来供销社批评范浩林的话，不管是真是假，一概相信，并且加入些佐料，把喉咙提高到发尖声的程度转播出去，然后表态说：“你们听听，行了好心，没有好报。我家浩林替别人买东西，得了人家什么好处的？要吃这冤枉批评，让人家嚼舌根，你们大家，有许多人是托浩林买过东西的，你们是见证，浩林可曾吃过你家一顿酒，一餐饭，可曾受你家一点东西？可曾赚你家一分钱，可曾少你家一点斤两，现在好话无人说，恶水有人浇。赶紧谢谢，我磕头拜菩萨买不到香烛，菩萨不闻到香不见到烛光是不听不看的，我光磕头，菩萨也不会晓得，我只有求求大家再也不要托他买什么，莫要拿范浩林害得吃官司！”

起初，大家也能体谅她，也晓得范浩林的难处，心里原是很内愧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本来最好是像范浩林那样能够有本领帮别人解决一点困难，即使做不到，也总要尽量不增加别人的麻烦。麻烦了人家，被怪罪了，原也无话可说，只有内愧。然而奇怪的是，人总难免求人，特别处在盐粒、火柴都供应困难的时候，求人的频繁和原因的琐碎，叫将来的人知道了，决然会当作荒诞无稽之谈。所以纵有自知之明，仍有蝼蚁之请。范浩林却一如既往，仍做一个“烂好人”。他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主见，认为商品虽然紧张，总还有些供应。有的商品是连计划供应也是分派不开的，但也并没有烂在仓库里，倒是在计划外打发掉了。总还是到了一部分人手里罢。总还是人消费了的罢。那么，范家村上的乡亲们真真有难处，他为什么不尽力从那些里面替他们买到一些呢？他不买，不是同样由别人去买了吗！所以买与不买，实际上完全一样。他又不贪污，不受贿，怕什么！能做好人，为什么不做！能给人方便，为什么不给！有些人藏着那难买到的东西专门供应上级领导干部，又算什么鬼把戏？好人明明大家都做，说他烂，无非就是拿紧张商品供应了老百姓。这就等于亏待了非老百姓，自然要吃批评了。这批评虽然被范浩林看穿了，但是照样有压力。不过也终于使范浩林觉得冤屈，不服气。他虽然不公开反批评，却也并不想改。只稍稍停过一阵，又替乡亲们买东西了。他要停也停不下来，乡亲们需要他帮忙。不过怕陆存秀骂背皮，有意回避着她。比如范浩林回来了，晚上便总有些人来看他，陆存秀在场的时候，他们讲空话、聊天，等陆存秀有事离开了，才跟范浩林咬个耳朵。陆存秀心里也有数，等人走了，她就问浩林：“他们来做什么？”浩林便老实告诉她。她就反对，说：“他们倒轻巧，开声口，要这样要那样，就不晓得害人！总是要把你害得下放回来了才歇！”范浩林说：“难得的，总是没有办法才开口求人，你当人家是愿意的吗！”陆存秀说：“你也难得，他也难得，全村人轮到一次，也就把人害得差不多了！”范浩林说：“不要大惊小怪，没有什么了不得。”陆存秀说：“当然啦，天塌下来有你顶着，关我什么事。我是多操心。你高兴你干就是了。还难得呢，我不晓得吗，有的人不是难得开口，是难得不开口，存心害人！”浩林一怔，便明白妻子说的是谁。连连摇手说：“莫要说了，莫要说了，莫要说了……”那神色使陆存秀不敢再说下去。她原是心直口快，随口说出，却把潜意识里的东西抖出来了。浩林确实为浩泉吃过批评，但他从未向妻子透露过一句，想不到妻子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足见自己替弟弟办的事的确太多了些，难怪别人说闲话了。于是他也有了些戒心。

隔墙有耳。陆存秀说出来那句话，当时李玉媛和浩泉也许没有听到。但一则不能保证没有别人听到，不能保证没有人传话，也不能保证陆存秀以后就不说。因为一句话说出来了，第二次就更容易嘴漏。所以事隔不久，浩泉和李玉媛也知道了。他们可不曾生戒心。浩泉发表意见说：“害什么人呢？我是出钱买东西，又不曾沾什么光，公家也不曾吃亏，哥哥也不曾吃亏。其实说得明白些，就算做弟弟的要沾哥哥的光，或者要靠哥哥沾点光，也不算过分。”李玉媛听了，就像这声音是从自己心里响出来的，连连赞成道：“对，你爹爹是个废人，只哥哥有用，不靠他靠谁？应该靠的。你别听了几句闲话就惹气。别！哎！做人要图实在，省点精神，莫生闲气！”

果然，浩泉是好样儿的，他冷冷一笑，哼了一声，眼睛盯着碗里慢吞吞地说： “饭是我自己挣来吃的。生别人的闲气，他又不贴我，不蚀本吗？！”

本来，打开的闸门，不把水放平了，关起来是顶费力的。浩泉是扳住了闸门不让关的人。浩林也没有决心关，要关也关不住。这不是几个人的事，不是一个闸口偶然发生的事。

一九六○年春节，正当大家在食堂里每天饱餐四两健康粉过活的时候，范浩泉同邻村的姑娘周吉娣结婚了。新房里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没有一件不是浩林经手替他买的。结婚那天还办了两桌酒，那可像天上的月亮，捉到手真不容易。别说菜肴了，拿出那点米来烧饭，就很不简单。范家村上的人啧啧称赞说：“真是个富户！”

有人私下议论：“范浩泉平时屁都不肯丢脱一个，怎么舍得办两桌酒？”

“别奇怪，除了平时节省下来的柴米，没有一样不是官价的。”

“官价不官价，东西总是金贵的。到了他手里，就都成了他的命宝，何必让别人吃！”

“不奇怪，”有人动情地叹气说，“人生一世，究竟只有一次呀！”

周吉娣在地方上也是个有名的能干姑娘，小时候父母双亡，剩下她姐弟两个。所以周吉娣很早就当了一家之主。钱粮进出，人情冷暖，都锻炼出了经验。不但在精神上可以和范浩泉匹敌，而且身材也同范浩泉不相上下，在姑娘队伍里，可算得出类拔萃。两个人真是合适的配偶。

结婚那天晚上，等到闹过新房，亲友邻人退出去以后，两个人还没有上床，周吉娣的头发就被弄得像个乱草窝了。她从台上陪嫁来的镜箱上那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形象，便红着脸推开了新郎，拉开镜箱抽屉，拿出木梳来梳头，忽然想起了什么，开了“金口”说：“喂，给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周青娣把镜箱最下面一层的抽屉抽出来、在最里面的一格里，捆着一个极小的红绸包。

范浩泉好奇地注视着周吉娣把那红绸包拿出来，放在手心里，郑重其事地轻轻把绸包打开来，刚一露馅，范浩泉就看清楚了，眼睛便朝了天。

周吉娣见他那个样子，以为他不识，便说。“你别看它发黑了，不是铁，是龙洋。”一面说，还把那表层氧化了的银洋轻轻地碰了一下说，“你见过吗？”

范浩泉司空见惯了似的毫不希罕，他点点头说：“是银洋，几块啦？三块……” 他顿了一下，慢吞吞地说，“我还当真有什么宝贝呢。”

周吉娣把嘴一撅说：“你有吗？”

范浩泉却轻蔑地重复说：“有几块啦？三块吗？……”那神态，傲然使新娘再不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