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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云笼罩下的武汉三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凋敝破败和物资匮乏，相反呈现一种回光反照的畸形繁荣来。当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就成为国人逃避战火的避难所和安全岛。国民政府和外国驻华机构临时迁往武汉，由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党派群团、工厂学校以及数目庞大的战争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大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武汉，从而使得这座原本并不十分拥挤的华中大都市呈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爆炸趋势。携带金银财宝的富人占据了城里的饭店宾馆，许多人还在租界抢购别墅洋房，依然过着一掷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当时日机轰炸尚未给这座城市造成实质性破坏，加上华南沿海尚未陷落，从香港、澳门走私的各种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只要有钱无论什么奢侈品包括英国皇室的专用香水都能买到。汉口“大世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歌星舞星艳星的马路广告漫天飞舞。只有当战事渐渐逼近，荷枪实弹的城防团在武汉街头垒起沙袋修筑工事，这才提醒人们和平日子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声已经隐约可闻。

人口膨胀带来的最紧迫问题是吃饭。

1938年南方大旱，原本称为“米粮仓”的华中各省赤地千里，灾民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如果灾害发生在和平年代，各级政府当可组织民众抗灾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调集粮食号召赈灾，或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等等。可是值此兵荒马乱，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试图灭亡中国，前方打仗需要粮食，后方救灾也需要粮食，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即使丰年粮食也不富裕的中国，哪有多余存粮救济灾民呢？一些省份官商勾结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一面是灾民饿殍遍地惨绝人寰，另一面则是奸商囤积居奇财源滚滚，于是各地相继发生抢粮风潮，军队出动弹压，射杀灾民无数。

我父亲说，汉口出事那天是个阴雨天气，街头到处都是积水，行人举着油纸伞低头赶路，马路上跑动的多是人力黄包车，偶尔也有一辆小汽车急驶而过，向道路两旁溅起肮脏的泥水来。放学时我父亲看见从江汉关方向噼噼啪啪跑过来许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老人孩子，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声嚷嚷，弄得人心跳加速。他跟着跑了一阵，才明白他们都是赶去“恒昌米店”买米的。

“恒昌米店”门外早已人头攒动，有消息说米店夜里从四川运来数船大米，但是米店大门紧闭，并无开门营业的迹象。买米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不耐烦，大吼大叫捶打大门，但是店内仍无动静。于是就有一些更加狂躁的年轻人开始砸门，还抬来一根粗大的圆木，居然把一座厚实的大门撞得松动起来。正在这时一队挥舞警棍的警察跑步赶来驱散民众，人们正在火头上，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事态激化的后果是激怒的人群不仅缴了警察的械，还把一个警察扔进河水里。等人们砸开米店，赫然看见仓库里大米堆积如山，于是抢米事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消息一经传开，更多人赶来加入抢米者的行列，抢米风潮殃及武汉多家米店。不久全副武装的军队开来镇压，枪声一响，原本混乱不堪的场面立刻就炸开锅。被子弹击中的人仆倒在地，鲜血同淅淅沥沥的小雨汇合在一起，惊恐万状的人群在逃命中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抗战八年，中国天灾人祸不断，被饥饿疾病夺走生命的民众难以统计。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接近战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认为高于战争死亡人数。有一组可供参考的研究数字表明：抗战结束中国人口比抗战前的1937年减少约五千万，加上八年期间应当正常增长的人口，两个数目相加当在一亿上下。

这笔天文数字的血债必须记在至今仍不认罪的日本侵略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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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决心不惜代价歼灭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他派出两位总参谋长赶赴开封前线，蒋介石对薛岳下达的手令只有短短六个字：不成功，则成仁！

在外人眼里，中央军应该都是蒋介石嫡系队伍，没有远近亲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实不然。中央军非铁板一块，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掌握着戴笠军统派、复兴社、陈（立夫）氏“中统派”、“CC派”、何（应钦）派、陈（诚）派、宋（子文）氏税警派、孔（祥熙）派等等，这些党派组织同军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同为蒋介石心腹的黄埔嫡系也大有区别，比方“江浙帮”陈诚就远比其他将领更加得势，因为江浙帮大都来自蒋介石老家，许多人还与蒋氏沾亲带故，他们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一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豫东会战伊始，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忽然接到一道来自武汉的指令，要他“暂时脱离第七十一军建制，配属第二十七军指挥”。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这不过是指挥系统临时变动而已，何况命令来自大本营，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深谙官场内幕的龙师长却暗暗吃惊不小，他对这两支同为国民党王牌军的派系背景再清楚不过，第七十一军被公认是“何应钦派”，而第二十七军则属于“陈诚派”，“何”、“陈”两派争斗激烈，大本营为何偏偏要将第八十八师配属给不怀好意的老对手第二十七军指挥呢？这不是明摆着有人在背后捣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