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岑今在红星中学待了几年,完全长成了一个野孩子,成天赤着脚,跟那群农村孩子东跑西跑,打猪草,偷黄瓜,爬屋上墙,样样来得。

可以说她在大多数方面都没受到歧视,有些方面甚至具有领袖地位,但就有那么一方面,成了她的软肋,那就是她没爸爸。那些小孩打击她的唯一武器,就是拿她没爸爸说事,而一旦说到这事上,她就很心虚,虽然面子上还强撑着,但心里十分窝火,回到家就问:“妈妈,爸爸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回老家了。”

“他的老家在哪里?”

妈妈说了个地名,告诉她:“很远的,在外省。”

“我想去看他。”

“你不能去,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得了?”

“你陪我去。你不想去看爸爸吗?”

妈妈无语,良久才说:“你爸爸早就不要我们了,他跟他那个乡下老婆享福去了。”

她按照自己对“享福”的理解,追问道:“他是不是天天吃肉?”

“天天吃肉倒是不太可能,但他跟老婆儿子一起生活,喝水都是甜的吗。”

她于是有了爸爸每天喝糖水的印象,觉得爸爸的确是在享福,她和妈妈半年才有一斤糖供应,不可能天天喝糖水,每次煮糖水蛋,妈妈都舍不得多放糖,说一下放完了,下次就没有了,结果搞得每次都不甜,等于一次都没放糖。

过段时间,她又问:“妈妈,我想去看爸爸,还有我的哥哥。”

妈妈吓一跳:“你什么哥哥?”

“你不是说爸爸在乡下有个儿子吗?那不就是我的哥哥吗?”

妈妈咕噜说:“你还挺会攀亲呢,连你爸爸都不敢肯定那是他的儿子。”

“妈妈,哥哥长什么样?”

“我只看见过他一次,就那次公判大会的时候,后来就没见过他了,哪里还记得他长什么样?”

“我知道哥哥长什么样,跟卫哥哥一个样。”

“你又没看见过他,你怎么知道他长得跟卫国一个样?”

“我知道,哥哥都是那样的。我想去找我的哥哥玩。”

“他比你大那么多,会跟你玩?”

“会的,他是我哥哥,应该陪我玩,不陪我叫爸爸打他。”

再过一段时间,她又问:“爸爸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

“他只是不要妈妈了,你他还是要的,因为你是他的女儿,血缘关系不是说不要就不要的,他就算走到天边,都是你爸爸。”

“那他怎么不来看我呢?”

“他被赶回乡下管制劳动去了,那就跟坐牢一样,走到哪里都有人监督,怎么能到这里来看你?再说,他都不知道我们调到这里来了。”

“你没有告诉他?”

“他没跟我们写信,我告诉他干什么?”

她哭了:“爸爸他是真的不要我们了。”

妈妈也跟着掉眼泪:“今今,记住,男人都是靠不住的,你为他牺牲了一切,他也不会感动,更不会回报,他永远都是只为他自己活着。”

有一年,妈妈终于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到乡下去看爸爸。

那年暑假,她和妈妈坐了很久的长途车,来到爸爸所在的那个县城。妈妈找了个旅馆住下,陪着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条河边。

妈妈指着河的对岸说:“你爸爸就在河对岸那个生产队,但我不知道他具体住在哪里,乡下没有街道名,房屋也不排号,要一家一家问。我现在不能陪你往前走了,你自己去坐船过河,下了船,自己去问路,我先在这边等你,如果你问不到路,或者不想去了,就赶快坐船回来,我们回旅馆去。如果你问到路了,就朝我这边挥挥手,我就知道了。”

她问:“妈妈,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看爸爸吗?”

“他是你的爸爸,但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了,他有家有口,我去他那里算个什么?怕别人不骂我破鞋?”

她一个人去乘船,是一种很奇怪的船,平底的,不是用桨划,而是用手抓着一根横在两岸之间的粗绳子,一把一把拉过去。船上有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负责摆渡的人。她上去之后,那个男人就开始用两手一把一把拉那根粗绳子,船就一点一点向对岸移动。

她觉得自己终于看见了那根横在空中的铁丝,原来不是她小时候乱想出来的,而是真有这么回事,不过不是“外吊”用的,也不是“吊动”用的,而是拉船用的。

过了那条小河,下了船,她看见一个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就上去问路:“请问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岑之的人?”

那个女人直起腰来,擦一把汗水,问:“你找他干什么?”

“我是他女儿,我来看他的。”

那女人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说:“你跟你爸爸长得还挺像的呢。”

“您认识我爸爸?”

“认识,认识,我带你去找他。”

她向河对岸的妈妈挥挥手,表示问到路了,但她看见妈妈还站在那里,可能要等她走得看不见了才会离开。

那个女人提起装衣服的篮子,带她去找爸爸,边走边问:“你叫什么名儿?”

“陶红。”

“你改了名儿,不跟你爸爸姓了?”

“嗯,我跟我妈姓。”

“快别告诉你爸,他每天都在念叨你,要是他知道你连他的姓都不要了,不知道多难过。”

“你怎么知道他每天都在念叨我?”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是你大妈呀。”

“我没大妈。”

“你怎么没大妈呢?你爸爸妈妈没告诉过你?你爸爸先娶的我,后娶的你妈,你应该叫我大妈。”

她大吃一惊,这就是爸爸的那个重婚?人长得不丑,就是有点显老,再就是乡下人的打扮和作派。

那女人倒很大方:“你不想叫我大妈,那就叫我姑姑吧,我叫潘秀芝,我带你去见你爸爸。”

她跟着潘秀芝左拐右拐,在一间间土墙屋之间穿来穿去,看到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子在地上爬,还有猪羊到处乱窜,最后终于在一间相当破旧的土墙屋前停下了脚步。

潘秀芝说:“我进去看看他在不在家。”

过了一会儿,潘秀芝走出来:“他现在不在家,在队里谷场上赶雀仔,我带你去找他,你可以把东西放他屋里,你走累了要歇歇脚也可以。”

“我把东西放这里吧,太重了。”

她跟着潘秀芝走进那幢黑乎乎的屋子,潘秀芝介绍说:“正屋是顺发一家住的,你爸爸住在那边的偏屋里-”

她跟着潘秀芝来到偏屋,所谓“偏屋”,就是傍着正屋的一面墙搭出来的一个小棚子,屋顶是斜的,很低矮,所以叫“偏屋”。

她走进爸爸的屋子,天啊,那哪是人住的地方啊!又矮又黑,床都没一张,就是在地上用土砖垒起一个尺把高的台子,上面垫了些稻草,铺上一床又破又黑的棉絮,再铺个破床单,就是爸爸的床了。

她还看到那床水绿的被子,已经烂得丝丝挂挂,但还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土床的一角。

锅盆瓢碗都放在一张又矮又破的桌子上,墙角有个土砖垒的灶,把那半个屋子的墙壁都熏得黑黑的。

屋子里唯一的亮点,就是墙上挂着的一个镜框子,里面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她那时还很小很小,抱在妈妈手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嘴角好像在滴哈喇子,胸前戴着一个围嘴。爸爸那时好英俊啊,留着分头,很浓的眉毛,很亮的眼睛,穿着有口袋的制服。妈妈那时好漂亮啊,梳着两条长辫子,很大的眼睛,很直的鼻梁,小嘴抿着,很矜持的样子。

她把带来的东西放在爸爸屋里,空手跟着潘秀芝去找爸爸。

又是七拐八拐,左弯右弯,终于来到队里的打谷场,看见一个佝偻的老人,坐在树荫里,脖子上搭一块肮脏的毛巾,头上戴一顶破草帽,过一会儿就“哦呀”叫唤一声,大概是在吓唬麻雀。

潘秀芝向那个老人走过去,说了会话,那个老人就向她走过来了。快到跟前了,那人站住了,不再往前走,站在那里,用肩上那个乌颜皂色的毛巾擦眼睛。

她问潘秀芝:“这就是我爸爸?”

“是啊,怎么不是呢?你连自己的爸爸都认不出来了?”

她走上前去,把爸爸擦眼睛的手拉下来,仔仔细细看了一下,的确是爸爸,只不过比她印象中的爸爸老多了,脸很瘦,身上也很瘦,背很弓。

她问:“爸爸,你不认识我了?”

爸爸哽咽着说:“认识,认识,我的今今,我怎么不认识呢?我到队里去请个假,回家做饭你吃。”

爸爸走进打谷场旁边的那幢土墙屋,她也跟了进去,看见爸爸正点头哈腰地跟一个十分干瘦的中年男人说话,说女儿来了,要请假回家。

那个干瘦男人向她这边望了一下,很大方地挥挥手,大约是准假了。

爸爸连忙叫她:“今今,这是队长,快叫队长好。”

她从来不爱跟陌生人套近乎,但看到爸爸那卑躬屈膝的样子,知道爸爸很想讨好这人,只好无奈地走上前去,叫了声:“队长好!”

队长咧嘴笑着,露出很黑的牙:“好,好,你好,你来看爸爸呀?”

“嗯。”

“好,还挺孝顺呢,那你跟爸爸回去做饭吧。顺才,你下午就不用上工了,陪陪你女儿。”

爸爸又是一阵点头哈腰,然后转过身,跟她一起往外走。

潘秀芝跟爸爸低声说了句什么,爸爸说:“不用,不用,我能行。”

等潘秀芝走了,她问:“爸爸,刚才那个人叫你什么呀?”

“刚才那个人?哦,他叫我顺才。”

“他怎么叫你顺才?”

“我以前就叫岑顺才,后来才改成‘岑之’的。”

“顺才不好听,你叫他们别叫你顺才了,要叫你岑之。”

爸爸苦笑着说:“这哪里是由得我的?我在这里是受他们管制的,还不是他们想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

她觉得爸爸太窝囊了,比她小时候在红姐姐他们面前还窝囊。

爸爸问:“今今,你一个人来的?”

“嗯。”

“路上怕不怕?”

“不怕。”

她在爸爸那里待了三天,有时陪着爸爸在打谷场上赶雀仔,有时在村里逛逛,还跟爸爸一起,到潘秀芝家里吃了两顿饭,见到了那个据说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那个哥哥叫岑永革,长得比一般农村人秀气,白白净净的,上过中学,在村里小学教书,放暑假了,就下地劳动。

哥哥比她大很多,完全像个大人,似乎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觉得很陌生,听她叫“哥哥”,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没应声,也没叫她“妹妹”,夹了几筷子菜,就端着碗跑到外面吃去了,理都不理她,令她大失所望。

她衡量了一下形势,知道叫爸爸打哥哥是不太可能的事,哥哥不仅比爸爸长得壮,气势上也比爸爸强大,爸爸对哥哥也像对那个队长一样,点头哈腰的,让她非常失望,这像个什么爸爸?看人家卫国的爸爸,多威风啊,想打儿子,就可以打儿子,不像这个爸爸,这么窝囊。

每天晚上,她都和爸爸到小河边去乘凉,爸爸就一点一点问她和妈妈这些年的生活,她就一点一点讲给爸爸听,什么事都讲,包括她当“小偷”的事。

爸爸似乎对她讲的每件事都很担忧,她和卫国去工厂拿冰吃,爸爸听了很担忧;卫国帮她打红姐姐那帮小孩,爸爸听了很担忧;卫国为她偷香蕉,爸爸听了担忧得要命;她对那些小孩子讲偷香蕉给毛主席吃,爸爸听了简直就吓懵了,连声嘱咐她说:“今今,这个话可说不得,当心被人告发,会判你反革命罪,抓你去坐牢的。”

她觉得爸爸太胆小了,像是吓破了胆一样,见到队干部,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还要她也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见到生产队的社员,也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还要她也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房东顺发是爸爸的远方堂兄,但爸爸对顺发也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还要她也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她觉得爸爸的背可能就是点头哈腰给弄弯了的。

她不肯对那些人点头哈腰,总是直直地站在那里,顶多问个好。

爸爸私下劝说她:“今今,这些都是管制我的人,你在他们面前可别大拿拿的。”

她回嘴说:“他们管制你,又不管制我。”

爸爸再不敢劝她,好像怕她生气了会跑掉一样。

她没想到爸爸会变成这样,心里很失望,她心目中的爸爸,是一个连拷打都不怕的人,连水库都敢跳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这个“管制”是个什么玩意?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就把爸爸变成了个胆小鬼。

晚上,她就睡在爸爸那个土砖垒出来的床上,爸爸在地上睡。刚躺下的时候,爸爸坐在床边给她打扇,半夜的时候,她听到爸爸在帮她打蚊子,她问:“爸爸,你一点儿都没睡?”

“睡了,睡了,我看到你在蚊帐里翻来翻去,知道有蚊子咬你。”

她问起爸爸这些年的生活,爸爸总是说:“我什么都好,就是想你和你妈妈。你回去告诉妈妈,我从回到这里起,就一直是一个人住在一边的,我没有跟潘秀芝在一起,她一直很照顾我,但我不爱她,我只爱你妈妈。”

“你们离婚了吗?”

爸爸摇摇头,无奈地说:“离不掉,队上不批准。你妈妈她跟那个军代表结婚了吗?”

“没有。她说她不会给我找后爸爸。”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擦擦眼角,说:“今今,你回去后告诉你妈妈,叫她遇到合适的人了就再结婚,我是没指望的了,就算离掉婚了,我戴着这么个帽子,窝在这个山旮旯里,也不能连累她。她那么聪明漂亮,再找个人容易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