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学校申请换房，等了一段时间，学校给她换了房，她从鸳鸯楼搬了出去，装了电话，还添了一点新家具。

卫国那边的电话装好后，两人就可以经常打打电话了。她觉得卫国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特别好听，说的话也特别温柔，就像在她耳边对她倾诉衷肠一样，她有事没事都要打几个电话给他，就为了听听他的声音。

就是从那些通话里，她得知卫国已经写了个离婚协议，叫郑东陵签字。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郑东陵不肯签字，说她也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相持了一段时间，无法达成协议，卫国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

刚开始，她有点担心：“你现在提出离婚，不怕她——大闹？”

“她这种人，不管我什么时候提出离婚，她都会大闹。但你放心，她现在不会去找你闹了，因为她向你系里告过状，向芷青也告过状了，都没告准，还被芷青威胁一通，她一定知道你丈夫很维护你，你们关系很好，那就说明你跟我没什么，再加上现在你搬走了，她会认为我提出离婚跟你没关系——”

她对此半信半疑，但后来郑东陵的确没再找她闹过。

有次她去电信局办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机密，吓得她再也不敢从家里给卫国打电话了。

那次她正在排队，看见墙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拿着一张长长的打印纸，两边有洞洞的那种，在那里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质问：“我上个月哪里往长沙打过电话？”“这才怪了呢，我从来没往这个号码打过电话！”

然后那个男人冲到窗口去跟电信局的服务人员理论，被窗口排队的用户一阵好骂：“你他妈的想插队？滚出去！”

那人辩解说：“我不是插队，我早就站到了，是他们把我的账搞错了，这个通话记录上有好多个电话，都不是我打的，我要问个明白——”

结果窗口那里一阵混战，终于将那人挤了出去。

轮到她办事的时候，她出于好奇，也向服务员要一份通话记录。服务员说要交打印费的，她问了价钱，不贵，只几块钱，就要了一份，拿出来一看，上月的通话一个一个记录在案，卫国的电话号码一清二楚地写在上面，连每个电话打了几分钟都写在上面。

她惊呆了，急忙把通话记录撕掉扔了。

她不知道芷青知道不知道可以从电信局查到通话记录，估计是知道的，因为芷青父母家老早就有了电话，说不定芷青那么积极支持装电话，就是为了抓住她和卫国通话的证据。

她由此想到，芷青上次说什么要给郑东陵写封警告信，很可能是在骗她，信是写了，但写的不是警告信，而是勾结信，让郑东陵先按兵不动，等他来收集证据，一旦拿到证据，就联名到学校去告状。到那时，系里不信也得信。

她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从家里给卫国打电话了，改从外面的电话服务点给卫国打电话，一般都是下班之后，骑车回家的路上，找个电话服务点给卫国打电话。为了不让电话服务点的人怀疑，她经常变换服务点，今天在这家打的，明天就到另外一家去打，有时还用英语交谈，像搞间谍工作一样。

除了卫国，她就没什么别的电话了，所以家里的电话变成了芷青专用，连小今都掌握了规律，只要电话铃声一响，就大声叫：“爸爸，电话！”

芷青的电话大多是跟他工作有关的，因为芷青在学校管招生，家里的电话号码列在招生简章上，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谈孩子读书的事，还有人找上门来，请客送礼，想把自己的孩子搞进贵族学校。

她越来越多地听到芷青在电话里跟人争论，好像是为学校招生的事，芷青说不能光看钱，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招收，不然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但对方显然不赞成。两边总是和风细雨地开场，脸红脖子粗地收尾。

她担心地问：“你这是在跟谁——吵架？”

“不是吵架，是讨论招生的事。”

“跟谁讨论？”

“还不是学校那帮负责人！都是些不懂教育的家伙，只想捞钱，但他们没有想过，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如果学生中考成绩不好，谁还把孩子送你学校来读书？”

“你说的是对的呀，他们不赞成？”

“他们赞成我就不会跟他们——吵了。”

“他们为什么不赞成？”

“他们说这学校明摆着是为赚钱办的，现在人家愿意交钱你不收，要把人家卡在校外，那你还到哪里去招生？”

“你没把质量是生命线的——理论——跟他们说说？”

“怎么没说呢？他们不相信嘛，他们说不管中考成绩好不好，只要愿意交高费，就能进高中，还能进重点高中。”

她觉得这也是个事实，她妈妈在重点高中工作，知道每年有多少学生是靠钱进来的。她建议说：“那你就对他们说，高中可以靠钱买进去，大学就不行了，高考是全国统一进行的，高考成绩不好就上不了大学。如果从你们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上不了大学，你们今后也很难招生。”

“我当然对他们说了这个，但他们不信嘛，他们说只要有钱，就能进大学。”

她仔细一想，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这倒也是个事实，我们学校就有很多高费生——”

“但是这样搞不是害了学生害了国家吗？这样一层层地买上去，教育质量怎么保证得了？”

既然芷青把认识提到这个高度了，她就只有同意的份了。

她以为这只是工作上意见分歧而已，没想到芷青就为这个丢了工作。

有一天她下了班，看时间还早，就弯到卫国那里去了一趟，然后去幼儿园接了女儿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芷青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她一愣，做贼心虚地问：“你今天——不上班？”

“没班上了。”

“他们把你——解雇了？”

“谁敢解雇我？”

“那你怎么——今天就跑回家来了？明天不用上课了？”

“我辞职了。”

她一愣：“怎么突然一下就辞职了？”

“不是突然一下，是老早就不想干了，那伙人完全不懂教育，不按教育规律办事，我跟他们在一起共事，干得憋气。这几年我一直想改造他们，但最终发现他们——不可造就，稀泥巴扶不上墙！”

她现在关心的不是那几坨稀泥巴扶不扶得上墙，而是芷青的工资拿不拿得到手。她问：“那你——不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再找呗。”

她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这几年，芷青的收入还不错，工资啊奖金啊外快啊，加起来比她的收入多多了，现在一下少了这份收入，她很惊慌，好像马上就得克扣孩子的用度了似的。

芷青安慰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

但这个“很快”一下就“很”掉了好几个月，芷青还没找到工作，不知道是用人单位越来越挑剔，还是芷青越来越挑剔，总没有看对眼的时候。

芷青把保姆辞掉了，自己带孩子，反正小今已经上幼儿园了，就是晚上和周末需要人带，再就是生病的时候家里得有个人。

芷青对孩子还算有耐心，但对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则怨声载道。她不敢跟他谈任何有关工作和金钱的事，一谈就会打开他的牢骚坛子，滔滔不绝。她开始还提点建议，开解开解，但她发现他根本就不想听建议，越建议他牢骚越多，专门跟她唱反调，说着说着就变成两夫妻抬杠了，于是她自我闭嘴，再不管他的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