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国那阵，岑今和卫国之间主要是靠信件联系，那可都是手写的信啊，说给现在的人听，人家打死都不会相信。

但他们那时真的是铺开一叠信纸，拿起一支圆珠笔，就那么一笔一划地写起信来。她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他一点一点描绘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只在信的开头结尾，有一些抒情的话，还不是太肉麻的那种。

她的信总是比他的信长，她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有时为了信件不超重，她还正反两面都写。但他的信一般都只两三张纸，有时也写到反面去了，但大多数时间都只写正面。

她免不了向他撒娇，抱怨他信太短。

他总是解释说：“我不能跟你比，你是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当作家的料，你一下笔就才思如泉涌，随便一写就可以写成一个长篇。而我写东西就像捉虫一样，要一个字一个字往纸上描。我写这两三张纸，要花你三倍四倍的时间呢。”

她相信了他，原谅了他。

他们写信的频率，开始是半个月一封，然后变成每个月一封，因为从美国寄一封信到中国，需要半个月时间；从中国寄一封信到美国，又需要半个月时间，一来一去正好是一个月。如果碰上生日啊节日啊什么的，就额外写封信，或者寄张明信片，当然不是真正的“明信片”，而是“暗信片”，有信封的那种。

慢慢的，她发现认识的人中，就只有她还在用手写信，人家都进步到打电话了。她也发现写信太不合算，电话里几分钟就可以讲完的话，如果写在纸上，就得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半个月他才能看见，不能即时对话，太急人了，于是他们慢慢停止了写信，改成打电话，但生日节日的“暗信片”还是要寄的。

那时美国打到中国的电话费还比较贵，要几毛钱一分钟，中国那边打过来更贵，而她经济来源就是那点助研工资，要养活娘儿两个，有时还给爸爸寄点医药费，手头不宽裕，所以她一个星期才打一次电话给卫国，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那段时间的电话内容，基本都是卫国考GRE的事。她出国之后，就一直催着卫国去考GRE，但他总不肯去考，觉得还没复习好。后来她一催再催，连报名费都给他寄回去了，终于把他催得报了名。

她比自己复习考试时还紧张，因为她自己对自己有个底，知道自己复习到了什么地步，能考出什么成绩。但现在是他考GRE，她就没那份把握了，从他考托福的情况来看，他还是有学英语的天分的，但GRE不光是英语，还有数学，虽然不算很难，但对于一个文革期间上学、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他考完之后，她打电话过去询问考试情况，他的情绪很低落：“没复习好，感觉很糟糕——”

她安慰他说：“就当是练兵吧。谁不是一考好几次呢？没谁一次就考过的。”

“你就是一次考过的。”

“我是撞大运了。”

“不是撞大运，是你聪明，你从小就聪明，不像我——”

“你怎么啦？你也很聪明——”

“我一点都不聪明，不是学习的料。”

她壮起胆子问：“你考得——到底有多糟糕？”

他有点胆怯地回答说，“太糟了，我——没考完，中途就——离场了。”

她忍不住叫起来：“中途就离场了？那怎么行？肯定会影响成绩的！”

“不会的——”

“怎么不会呢？你中途离场，题目都没做完，怎么会不影响成绩呢？”

“我——连名字都没写，根本就没成绩，怎么会影响？”

她差点昏倒，但不敢表现出来，更不敢责备他，只猛做自我检讨：“都怪我，我不该逼着你这么早就去考试——”

“不怪你，是我自己——太没用了。”

“怎么能说是你没用呢？你没有什么英语基础，能够把托福考这么好，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数学太差了——”

“你上学时正是文革，学校里根本没教嘛。”

“GRE可不管你学校教没教——”

“没关系，慢慢来。”

她打完电话又赶着写信，鼓励他再复习再考。

但她能感觉出这次考试对他打击很大，GRE仿佛成了他的心病，也成了她的心病。每次她打电话过去，都不敢问他GRE复习情况，他也似乎尽力避免说到GRE上面去，而以前他是经常把GRE里面的问题拿来跟她探讨的。

有时她鼓起勇气问他一下GRE的事，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他总是支支吾吾的，像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她心急如焚，但不敢逼他太紧，怕又跟上次催他考试那样，催早了，催急了，揠苗助长，弄巧成拙。

不知道有没有“考场失意，情场得意”的说法，但她发现至少贴切地描绘了卫国的情况。考场失败的事发生没多久，就传来了卫国离婚的消息。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她怎么一下想通了？”

“不是她想通了，而是她的——情人想通了，办了离婚。”

她仿佛看见那条由“好男人”组成的链子断了个稀里哗啦，不禁欣喜地问：“那他就可以娶她了？”

“应该是这样。”

“孩子——跟着谁？”

“都判给了母亲。”

她本来是问维今的，但估计他听成那男人的孩子了，也便跟着问一句：“都？他好几个孩子？”

“嗯，两个，一儿一女，所以他一直——舍不得离婚——”

“那他还是很爱孩子的。”

“谁不爱孩子呢？”

“你的——儿子呢？判给了谁？”

他没回答。

不回答她也知道了答案，本来想安慰他一下，但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心里满是内疚，好像他是为了她才失去儿子的一样。

过了一阵，他主动说：“判给她了，但我每周可以去看他。”

“维今他——还好吧？”

“还可以，大概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长叹一口气，“真对不起他——这些年——我们没给他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让这孩子——受了很多苦——感情上——很早熟——”

她安慰他说：“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有时比一般人更懂事更聪明。”

“只好这样想了。”

好一阵，她才真正认识到他离婚的重大意义，抱歉说：“对不起，你那边办好了，但我这边——一时还不行——”

他有点沙哑地说：“应该是我说对不起，如果不是我——结那么一个婚——”

“现在不是——解除了吗？”

“是啊，但是——耽误了我们多少好时光啊！”

“现在抓紧就行了。”

“你可别去催着芷青离婚——他现在需要你——”

“主要是身份问题，别的方面——我觉得他已经——get over（克服，熬过）了。”

“你别让他丢了身份——”

“那你——自己抓紧时间考出来？”

“尽力而为吧。”

这个“尽力而为”让她非常不安，但她不好说什么，只能在心里祈祷他会为了爱情爆发出超常的“力”来，然后再去“尽”那个超常的“力”。

不知道是不是她不去教堂的缘故，她的祈祷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祈祷着祈祷着，祈祷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有一次，当她打电话问他GRE报名的事时，他好像豁出去了一样，大胆地说：“我不想考GRE了。”

“为什么？”

“我已经探出了自己的极限，知道再复习也复习不好了——”

她再也忍不住了，像打机关枪一样责备了他一通，说他变了心，说他不愿意跟她在一起，说早知道是这样，她就不出国了，还说她现在就去退学，马上打道回府。

他一句话也没说，任由她责备。等她的机关枪终于打完了，他才说：“对不起，我——辜负了你的希望。”

她不依不饶：“我不许你辜负我，我不接受你的对不起，我要你考GRE，我要你出国！”

“好的，我听你的。”

正好在那之后不久，芷青被一所州立大学录取了，读电脑硕士。看来芷青在学习方面还是有能力有天分的，以前是没动力，所以总是学不好英语，现在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生死存亡的关头，使劲冲刺一下，就把托福和GRE考过了。

芷青打电话来向她报喜，也问起卫国办留学的事，她支吾说：“他——正在复习GRE——”

“我估计GRE对他来说比较难，因为他那代人，在学校几乎没学过数学——”

她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她听着很刺耳，反驳说：“你不是他那代人？”

“我是啊，但我是那代人里的特例嘛，我爸爸就是搞数学的，我的数学能不好？我的GRE全靠数学挣分，我数学部分考了800，满分，但我根本就没复习数学，只看了看题，能把题目看懂就行了。”

她知道芷青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但她就是不爱听，抢白他说：“你吹个什么？你爸爸是数学教授，GRE的数学又那么简单，你要不考个800分，真该去跳河！”

他沉默了一会，小声说：“小乖，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向你——报一下喜，你不是老急着离婚的吗？现在我被录取了，有了自己的身份，你——离婚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这话让她的情绪好了一点：“对不起，我——态度不好，主要是他考试的事——”

“你别太着急了，也别太催紧了，也许他像我以前一样，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一定会考好的——”

“现在还没到时候？还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

“你看，你看，又着急了吧？你像这样逼他，不怕把他给逼跑了？”

她还真怕把卫国给逼跑了，基本不敢提GRE的事，只把芷青被美国大学录取的消息告诉了卫国，原本是为了告诉他现在可以办离婚了的，哪知卫国一听就想到别处去了：“今今，我真的不是出国读书的料，你看芷青，他这么短时间就把托福GRE全都考过了，而我呢？搞了这么久——”

“他是在美国国内考，分数线要求低——”

“但他数学考了满分，而我呢——可能一半都考不到——”

“你怎么能这么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呢？你怎么不这样想想：既然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人与人是有区别的，不是他做得到的事，我就一定做得到的，就像有些事我能做到，他就做不到一样。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扯得一般平，我在学习方面，肯定不如他——”

她发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后悔莫及，赶快从GRE上转开：“现在他有身份了，我可以跟他离婚了。”

“干嘛非得离婚不可呢？他一直都是爱你的——”

“但是不离婚怎么把你办出来？”

他不响了。

她发现自己又干了一件蠢事，她这样说，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对他考GRE完全绝望了吗？不然怎么会想到用探亲方式把他办出来呢？

她急忙解释：“我不是说你非得靠探亲出国，我的意思是——”

他安慰她说：“今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很想到美国读书，更想早日到美国跟你团聚，但是我——真的是没那个本事，我就在国内读博士吧，也好就近照顾我父亲——”

“你父亲怎么啦？”

“他——病了。”

“严重吗？”

“肝不好，肺也有问题——”

“现在谁照顾他？”

“现在他跟着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有段时间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早说了干什么？”

她答不上来，愣了半天才说：“早说了我就不会那么——逼着你复习GRE了。”

“这跟复习GRE没关系，是我自己没用，即便没他这事，我也——考不过GRE，我就在国内读博士吧——，我答应过你，一定要读个博士的——”

有段时间，她很沮丧，觉得他不够爱她，没有爱到为了她愿意再考GRE的地步，没有爱到为了她愿意来美国来打工的地步。但她慢慢就想通了，也许人都是这样，什么事干得好，就愿意干那事；什么事干不好，就不愿意干那事了。

她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最怕体育课了，特别是田径运动。她跑不快，跳不高，掷不远，一到田径运动会就发愁，因为老师总是逼着每个人都报项目。她是班干部，不得不带头报名，但每次比赛都是输，有时输到最后一名，搞得她无比仇恨学校的田径运动会，干嘛要开什么田径运动会？还每学期都开？干嘛不多搞搞作文比赛？

那时的体育课也总是考些跑跳掷之类的项目，短跑，六十米，女生好像是16秒及格，她记得班上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总是8秒多就跑完了六十米，而她跑个16秒都是夜晚偷偷练习才达到的。还有长跑，1500米，差点把她的肺都跑炸了，体育老师才给她一个及格分数。

她设身处地体会卫国对GRE的惧怕，可能就像她那时惧怕田径运动会和体育课达标一样，每次快到这两件事的时候，她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凄惨，吃不好，睡不好，干什么都没心思，连做梦都是跑输了被人笑话，没达标毕不了业。

她决定不再勉强他考 GRE，而是支持他的选择，就在国内读博士，等她博士毕业了，就回国去与他团聚。

他听她这样打算，开心极了，但又很不好意思：“今今，真是太——难为你了，愿意为了我放弃海外的好生活——”

“海外没有你，还有什么好生活？”

她以为他一感动，就会如法炮制，放弃在国内读博士的计划，再考GRE。

但他没有，只内疚地说：“只怪我太没用了。”

也许他的英语用来考GRE还不够好，但用来唬国内那些英语更不好的人，还是绰绰有余的。他很容易就考上了本校法律系一名资深导师的博士生，而那个导师录取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英语好，已经替导师翻译了不少资料。

她热烈祝贺他，发自内心替他高兴。

两人在大洋两岸攻读各自的博士，等候着她毕业的那一天，回国与他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