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满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待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着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待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说起话来。他没有结巴。一个将死的男孩子配见识一个口才卓越的老几。对着完全看不见的梁葫芦，他说假如他是葫芦的话，绝不会错过跟亲人见面的最后机会。葫芦一声不吭，唯一的响动来自他的镣铐，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过了一会儿，老几又说，谁都为他可惜，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

又过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几分钟，葫芦说：“狗日的老几，你他奶奶的不结巴呀？”

老几不置可否。反正梁葫芦就是顾得上揭发他，也来不及了。老几接下去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芦弟弟在东北当兵，路上走那么多天，要他老几是梁葫芦，就冲这一点也会去见一面的。

“那你个老狗日的，你是假装的结巴？装了这么多年？”梁葫芦的口气几乎是崇拜的。“你为啥要装结巴？”

……

“为啥？”

“结巴好，嘴慢了，脑子就快了。”

老几想，梁葫芦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钟点全加起来，已经不到三位数了。

老几钻出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号子的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邓指在操场上等着，问老几谈的成效如何。老几摇摇头。邓指对老几摆摆手，让他掉头回去，问问梁葫芦，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见的话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或者遗物。老几只好再钻回去。临终遗言被老几说成“给你刚当兵的弟弟两句祝福吧”。至于遗物，老几尚未开口，梁葫芦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点起来，铁镣响成一片。然后他和老几摸索着交接了东西，老几接过东西，抓住葫芦被冻疮疤痕弄变形的手，他把这只手用力握了握。

梁葫芦给他弟弟和妹妹们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裤，已经破旧，是他在监狱两礼拜一次的交易市场以物易物换来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他唯独没有留下东西给这个当了兵的弟弟。他狠狠地对老几说：“他会稀罕这些？人家升官发财了！”

邓指拿着梁葫芦的遗物，掂量一会，还是决定让老几把事情做完。

“老陆，你最后听了梁葫芦说的话，也别跟我转告了；你就去跟他弟弟转告一下，把他送走就完事。就算组织上掏钱让他来西北玩一趟，啊。”

梁葫芦的弟弟比梁葫芦高出大半个头来，但不像哥哥那么有力量有血性。弟弟读了高小，十四岁就开始给大队记账。他看了看哥哥留下的遗物，眼圈红了。老几瞎编了几句梁葫芦对弟弟的祝福，弟弟听着听着，用涂了油漆一般僵硬闪光的新军装袖口抹开了眼泪。葫芦弟弟的两个口角也发白，跟葫芦一样，从小到大生口疮，不知军队伙食里的营养是否能根治他。

梁葫芦是第二天一早给拉上警车的。据说还要先去西宁，在那里跟一帮被处决的人一块参加个公审大会。梁葫芦给拉出黑号子的时候，所有犯人刚跑出号子准备早点名。本来计划是在早点名之前拉葫芦走的，但他在那黑号子里争拗了十多分钟，一个人有十个人的力气。

老几看着梁葫芦被拉着从犯人队伍前面过去，手和脚给拽到前面，脊梁和屁股往后，腿弓成骑马蹲裆式，脚镣和手铐响得跟铁匠铺搬家似的。所有犯人都半张开嘴，为梁葫芦行注目礼。一个犯人叫道：“葫芦一路走好！”

梁葫芦就在这当口上回过头，老几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死亡的那部分脸。小凶犯在最后褪尽所有凶残，常年红烂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犯人们解散之后，早餐开始了，梁葫芦还没有给拽进警车，一滴滴尿从他棉裤管里漏出来。警察也不硬来，似乎对死囚的垂死挣扎充满理解和同情。人们捧着大盆的青稞糊糊聚向门口，见老几过来，都给他让路。老几看着对开的车门在梁葫芦被塞进去之后关上了，一切挣扎最终归于无济于事。

现在我祖父的背后也是这两扇对开的门，门外，遮天蔽日的一大团西北尘雾。已经进入大荒草漠了，从到处漏风的警车钻进草地和沙尘的气味。在他右边的翻毛皮鞋踢了踢他，问他要不要解手。

车停在一个道班房前，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等于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只要他不再逃走，他们宁可伺候他。他们替他解开裆间纽扣，扯脱内裤。对此老几也习惯了，不像多年前在重庆被捕时脸皮那么薄，当着几个夜袭者他窘得穿不上裤子。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在美国留过学，得了博士学位。另一个警察年轻一些，问道：啥叫博士学位？可能得了就是大知识分子，不得就是小知识分子。这下老几窘了：给他们看的不再是犯人老几撒尿，而是陆焉识博士撒尿。

梁葫芦被拖走之后的第三天，邓指把老几带到田边。当时老几在一块田里施化肥，看见邓指的头顶一蹦一蹦地从远处一大蓬骆驼刺后面走来。邓指这样一蹦一蹦地走路不是有急事就是在发火。结果是急事加上发火。他带着老几往田边走，走到犯人们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地方。一开口邓指就说：“老几，到底是梁葫芦瞎咬你，还是你就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一直在装蒜？”

他一听见邓指不再叫他“老陆”就明白大事不好。

老几呆呆地看着邓指，然后开了口。

“什、什、什……么？”他心里数着嘴里重复的字眼，看着邓指的脸色，给自己争取时间拿出对策：假如这个政工干部相信了梁葫芦，他该怎么办。

“梁葫芦被处决之前，揭发了一件事，他说你根本就不结巴。你是假装结巴装了这么多年的！”邓指五短的手指从露着棉絮的军大衣袖口里伸出来。

老几问，为什么要假装呢？邓指说他正要问他呢！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邓指逼不出进一步的结果，便说给他一天时间考虑，如果像梁葫芦说的那样，老几一直是在假装结巴，捉弄政府和领导，他主动交代了，可以从轻处理；假如梁葫芦诬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是否争取宽大，看老几自己的表现。他结巴着表达了谢意，感谢邓指给的一天时间，但他还是把它退还给邓指，因为他不需要一天来考虑本来就不必考虑的事实：他真的是个结巴；从陪绑杀场那次就落下了这个孬种毛病。这也不是什么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没办法的事。

邓指放他回去干活去了。太阳特别大，完全无风，尿素给蒸发起来，在田野上飘着一层奇臭的云烟。他就在让人睁不开眼喘不了气的尿素烟云中，思考梁葫芦最后的一刻是怎么了。

梁葫芦在被绑上粗大的绳索，背上插了打着红叉的名签时，想到一个或许可以自救的办法。犯人揭发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减刑嘉奖的。他就把死里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这一句揭发上了。第二天就是公审大会，还有八小时他就要登台做最后亮相了，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没吃穿没穿，连女人都没有过，就只有这个“右手情侣”，所有温柔、乐子都是来自它。他叫来了看守，说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发。看守问他什么大案，他说看守不够级别。看守害怕耽误了国家办大案，连夜叫来侦讯科长。梁葫芦问侦讯科长，假如他揭发了大案，会不会得到减刑的奖励。侦讯科长说当然。谁担保？我担保。你拿啥担保？我拿啥都能担保。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侦讯科长烦了，说：“啰嗦个啥呢？没啥揭发明天公审大会见吧！”梁葫芦这才事关重大地告诉了侦讯科长，七大队六中队的那个姓陆的大反革命是假装的结巴；看看，那老家伙隐藏得多严密啊，这么多年都没暴露。第二天一早，梁葫芦还是跟侦讯科长在公审大会上见了。梁葫芦太失望了，问科长的担保咋跟放了个屁似的，屁还臭一阵呢！

老几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枪口对准梁葫芦白白无毛的后脑勺时，他会不会觉得特别上当，觉得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几检举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脑勺最终还是成了射击的靶心。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替他黯然神伤了。老几在入狱的头几年就明白什么都可能给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结巴筑起一圈隐形城堡，谁也别想让他打开城堡的大门。梁葫芦刚来的时候十六岁，把老几孝敬成了自己大爷，老几城堡的墙被他打出一个洞，现在是堵这个洞的时候了。他知道邓指接下去会紧密观察他，会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队员监视他，所以他既不多话也不少话，用尽力气地保持轻松。心理学他是懂一点的，人在内心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话多或吃得多，说话和咀嚼都是减压的。因此他按照自己准确的记忆，沿顺他一贯的语言习惯。大概在三个月以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邓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几形象。因为他再次找老几到他家去帮着修理那只欧米茄。

此刻在警车上跪着的老几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老家伙够呛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对老膝盖这样跪一路的确够呛。所以他们共同决定让老家伙坐下来，就地坐在车子的地板上。其实对老几来说，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疼痛早变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时膝盖的疼痛才追上来，等膝盖的疼痛减缓，屁股的疼痛开始了。

警车是午饭后不久到达劳改农场场部的。两个警察和保卫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把老几作为重大差事接过来。交接手续在保卫科办公室办理，老几给关在保卫科隔壁的一间空屋里，屋子的功用就是暂时禁闭或拘留犯人。他能听见隔壁嗡嗡嗡的说话声。老几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嗡嗡嗡地决定。或者说部分地决定。因为根据他逃跑的恶劣性质，他的命运应该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决定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几听见隔壁嗡嗡嗡的声音静下去，保卫科长和干事们跟两个西宁警察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强调自己的不是。保卫科长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理干部的素质训练松懈，造成老家伙的逃亡。警察们说他们警惕性也不强，老家伙混进市里都没有及时抓获他。说着他们就走到了关押老几的这个屋子。警察们打开了老几的手铐，换上了场部的手铐。警察的手铐式样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紧，越挣扎越吃苦头。场部的手铐比较粗笨，看起来恐怖，戴上去轻松。老几刚刚这样想着，保卫干事们把他的双手背到背后，手铐在背后上了锁。没有脚镣，他们用一根绳子把老几的一双脚拴起来。绳子太长，于是就顺便把小腿也缠进去，结子打在小腿肚和膝盖下的凹槽里。这是最有利于打结的地方。

老几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怕铁铐，怕纸铐。他有过一次戴纸铐的经验，它和他后来坚持结巴有很大关系。戴纸铐也是他嘴巴不够老实造成的。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万囚犯刚刚被车皮装运到大草漠上，相互对别人的事还有兴趣，打听同伴的罪状或者刑期是日常话题。老几那时还不叫老几，犯人们对他还比较尊重，叫他××号。事情是这样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桩子钉帐篷，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大主教。老几说主教怎么也进来了？一个犯人说，因为是反革命主教。什么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样啊，不是说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一个干部来到老几的帐篷，给他戴上了纸铐。同帐篷的犯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上铐的过程，等干部走了一个犯人说，犯啥大事了？咋罚这么重呢？纸铐不过是两段纸条，用糨糊粘在一起，毫无分量，但戴了一会儿就让人想念起铁铐来。铁铐给人的自由度比纸铐大多了。干部上纸铐的时候，还伴随一句话：不准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这句话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么。那个未知的后果在等着你，对犯人来说，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几一点都没敢动，纸头发出一点窸窣声他就从浅盹里惊醒。被子被睡在他旁边的狱友裹走，越来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试着把它往回拽，但纸铐却出现了好几道裂纹。他想到干部说的“等着瞧”，便忍住恶心，将大半身体塞进扯他被子的狱友被窝。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个主教帮忙。主教从事了大半辈子神圣事业，末了让他解决如此世俗的问题，他满脸发烧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对纸铐的认识不足一样，这次老几发现自己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捆绑手艺。他的小腿在太阳落山时渐渐麻木。最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进来，在老几对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黄。他听见一个个办公室的门打开，走出人来，然后一个个门被撞上，锁上锁。钥匙声音和干部们相互打招呼的声音顺着走廊渐渐远去。老几蹭着墙壁，想把裤腿蹭起来，看看自己的小腿怎么了，就像从膝盖下截走了似的。假如现在真要给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够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彻底的肢体麻木。他的两手被手铐锁在背后，每次蹭裤腿的努力都让他失衡，不是侧着倒下就是向后倒去。他听见这一房子对面的那排房子还有声响：咳嗽，打电话。那是机械科的办公室，老几也就来过场部三次，对场部的办公室分布记得清清楚楚。机械科的人走了以后，他就成了被遗忘的一件差事。明天人们看到他，才会想起来，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好了，现在已经是双腿坏死，屎尿满身，浑身灰土的一件过时的差事。

他终于把裤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乌紫的两截棍棒，坏死已经开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动没有感觉的腿，尽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在几分钟的蹬腿运动之后，腿似乎有了点反应，温度升上去一点，感觉变成密密麻麻的细小活物，顺着血管从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开始发痒。复苏的无数小虫子一直爬到脚底板，奇痒难熬。他不停地蹬动腿，但力气在失去。从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分钟的蹬腿运动已经让他濒临气绝。这是几个月自由流浪的一个副作用，他的肺活量和耐力退化了。

对面机械科那个打电话的声音还在继续，是在电话上给机耕队的某人指导一台拖拉机的修理。老几必须在那个人离开之前提醒他，自己是那件被西宁警察和保卫科交接了但还没办理的差事。趁着小腿部分地恢复了感觉，他转成侧身，向一张办公桌爬去。办公桌不够沉重，他想用背在身后的两手扶住它往上起身，但他的企图一再失败，只不过每次都要把办公桌往一面的墙壁移动一下。他不再徒劳，索性把力气花在推动办公桌上，只要它有两面抵住墙壁，就能承得住他的体重。

老几成功了。他现在非常怪异地直立，五分之一的身体被绳子捆成了木乃伊。他扶着办公桌计算，需要多少步可以跳到窗口。四步或者五步。五步。他要像大袋鼠一样双腿蹦跳，并且不能摔倒，摔倒他还得爬回办公桌，再撑着桌腿爬起站直。他无意中看见办公桌上有个茶杯，他用下巴把它打翻。这是藏民喜欢的砖茶，茶叶比水还多。他咂干了茶，吞吃着茶叶，牙齿挤出茶叶里的苦汁。茶杯出现的正是时候，他已经一天没有喝水了。

窗外光线抖动了一下，暗了，那是太阳最后往地平线下一沉。

正如他的计算，他用了五步跳到窗口。但最后一步他没有站稳，晃了晃还是向后倒去。只能再侧过身，以军事动作匍匐前进，侧身爬回办公桌。气喘如牛的老几在跟机械科打电话的人竞赛，必须在有关拖拉机修理的电话指导结束前冲到窗前。老几同时还寄希望于机耕队那个接受电话指导的人，他希望他笨一些，越笨越好，越是能把对面机械科打电话口授修理技术的人拖住，给老几赢得时间。老几扶着办公桌站起，把桌面上所有的茶叶舔舐干净，用牙齿把苦极的水分一滴不漏地挤出来，连同提神效用吞进肚子。

这一次他是分七步跳到窗前的。他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步子太大必然跳得过猛，所以导致了落脚不稳。他此刻站在窗前，看见对面机械科的办公室确实只有一个门还开着。他怎么出去是下一步的难题。没有手，没有脚，剩下的就是一个头。窗子不高，窗台只达到他的胯骨，假如他用头撞碎窗子上的玻璃，运气好的话，那个人会被这种危险响动惊扰。但他的风险是，第一，头破血流以致破相；第二，被误会畏罪自杀。他不会自杀的。从干部们给刘胡子自杀的总结里他明白自杀是一种对抗性行为，是示威，是敌意的最后表白。一切敌意都可能给婉喻和孩子们找来进一步的麻烦。他看到她们生活得还不错，虽然离报上说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比较远，但天伦之乐还可以尽享，小笼包子还有得吃，他一对抗，她们连那一点享受都没了。

机械科的人挂电话了。老几看着他站起身，打开抽屉，拿出一沓公文纸，大概是顺手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本用的。老几用头磕了磕玻璃，对方没有听见。就是听见他会怎么样？老几现在必须把自己闹成一个大响动，才会保住正在废掉的腿。腿成了废物之后，他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蹲厕所，从现在一直到处决之前。他在流浪中做了许多人的“老先生”、“老伯伯”、“老人家”，让他把十多年监狱生活养出的厚颜丢得差不多了。他看着对面打电话的人走出办公室，开始锁门，他心一横就把头撞在玻璃上。他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眼前出现白亮的一片，亮光从一个大盆那么大迅速缩小，最后消失了，被红色替代了。红色把他眼前的傍晚刷上了红漆，红漆扩开，傍晚渐渐被挡住。一个声音在红色的那一边叫喊起来。

“你是哪一个？！”四川籍的机械干部觉得画面比较惊悚，声音都冒调了。

老几血头血脸地回答，他是哪个大队哪个中队的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也不能把他丢在空办公室里，让他的腿废掉。

“那你咋跑这儿来了呢？！”

四川人把手伸进玻璃上那个被老几的脑袋撞出的洞，顺着洞插下来，提起窗子的插销，把窗子打开。然后他纵身一跃，从窗口翻进来。四川人把老几的一双乌紫的小腿看了看，这里掐一把那里戳一指头，同意老几对它们的判断：这双腿确实很快要不得了。

“拜托首长你了，快去叫我们队的邓指导员来。”老几声音沉稳，为四川人压惊似的。

“是你妈啥子首长呦！”四川人说：“我是就业人员。五四年肃反的时候进来，五八年又释放了。解放前西华工学院毕业的。搞不赢了！等你们七大队接到电话，从那边骑马过来还要个把钟头。万一人家接了电话不来呢？”

他研究着捆绑老几小腿的绳子。同时又犹豫是否该先止住老几头上的血。室内已经昏暗了，他用手电筒照着老几的头，把伤口上和头发里的玻璃茬子捏出来。然后他回到自己办公室，拿来一个脸盆，一块崭新的毛巾，又从暖壶里倒出热水，给老几清洗了伤口。他告诉老几头发里一共有两个口子，问题不会太大，他正好有红霉素眼药膏，可以防止发炎。等他把老几脸上的血擦掉，他愣住了，愣愣地说：“就是你呦？好了得！……从这里头跑出去的，你跑得最远，你晓得不？”

老几说他不晓得。其实四川人孤陋寡闻，比老几跑得远的还有一个，是四大队的，用红柳根刻出一个公章，偷了场部的公文纸制造了介绍信。他一直跑到台湾，在对大陆广播的电台演说了好几个月，都是有关他作为劳改犯的经历，渲染夸张到极痛处，就会哇哇大哭。

四川人告诉老几，他是从通缉令上认识老几的。他这时开始替老几上药膏，因为专注而嘴唇半启，老几看着他满嘴的坏牙，以及两只手上给烟头熏染的黄指甲。

四川人找到了保安干部捆绑打结的窍门，手、脚、嘴并用，开始解那个结。一边解，他一边告诉老几，只要把绳子按原来的绑法绑回去，保卫科干部不会发现的。解下的绳子被他扔在一边，然后他把办公桌摆回原位，擦掉桌面上的零星茶叶。他扶着老几上了一趟厕所，又把自己的棉大衣留下来。他的方案是让老几盖着大衣睡一觉，他会在凌晨四五点钟来把绳子重新捆上去，只不过捆得松一些，同时他还会带一块玻璃，换下被老几的脑壳撞烂的那块。

老几对着正翻窗子的四川人身影道谢时，他头也不回地说：“谢啥子谢？我晓得我自己咋个进来的，就晓得你是咋个进来的了！”

保卫科的干事们是第二天八点半钟上班的。老几听见科长和那两个干事在隔壁低声谈话，其中一个干事用河北话开玩笑。老几记得他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险些害死了他的两条小腿。门被打开了。在科长和两个干事看，老几动也没动过：昨天下班前给随便堆在墙角，现在还是墙角的一堆。没人发现窗子玻璃是碎了之后又换了新的，也没人发现老几头发里的伤口。就是发现他们也不会在意，流浪生活和西宁的警察都可能在老几头上留下伤痕。昨天捆绑老几的河北干事走上来，一脸讽刺的笑容问老几一夜过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几的裤子，发现老几的腿还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么会还好好的呢？不应该啊！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科长吼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阻挡河北干事向老几身上继续进球。一直到老几“呕”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科长和另一个干事才上来拉架。给老几松开绳子的是科长，一个安徽人。安徽科长押着老几去厕所，让老犯人又重新学步，从关押他的办公室蹒跚到走廊尽头花了十多分钟。脊背也歪了，刚挨了几脚的地方大概是左肺。昨天的捆绑和今天踢的那几脚还是见了成效，流浪途中改善伙食养出的健康，以及人民误给他的体面这时全丢尽。站到了茅坑上，安徽科长给老逃犯开了手铐，然后掏出手枪站在老几对面。老几蹲在那里，却不知浑身该哪里使劲。办公室的干部们都来上班了，在便池上站成一排，互相打招呼，聊天。不时有人跟安徽科长打招呼，然后再好奇地伸头看看蹲在茅坑上的老几。还会夹着一两句议论：“就是这老家伙？”“够能跑的他！”“找到淀粉牧草的那个？”“还博士呢！”“在哪儿自首的？”“西宁？”

有一个干部（大概是宣传科长）指着老几演讲起来。

“不自首在外面也不好混；全国马上就要开始搞四清运动了！赶上运动，哼！……”他意味深长地收住话。

老几肚子憋得很胀，但就是释放不了自己。他让自己再努一把力，因为过了这次上厕所的机会，下一个机会不知什么时候再出现。在大家的打量和品评中，在人眼和枪口的瞪视下，他只想把自己蹲得矮小一点，偏偏他的个头很难做到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厕所这么热闹。大家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要找伴？这里让老几想起他过去的好日子里常去的会馆或俱乐部。他活受罪地蹲着，本来就给捆伤了的小腿和脚撑不住他的身体，要靠他一只手扳住茅坑与茅坑之间的水泥隔断，手指别无选择地扣在一道道干了的鼻涕或其他生理液体上。从人们的议论中，他渐渐听懂了一件事。也就是为了这件事自己挨了那个干事的阴毒捆绑。似乎不会处决老几了，首先因为他找到的那种草确实含有淀粉，尽管是一种漆黑、半透明、发苦的淀粉。古书上对这种草就有记载，叫它“白冷草”，药、食两用。其次，不仅不枪毙老几，场部还要宣传老几，拿老几作宽大自首者的典型事例中的典型人物。

老几蹲在茅坑上分析，保卫科在他逃亡的几个月里忙怀了，吃不好睡不足，常常颠沛几百里，到一个个收容所去辨认难民。现在老逃犯自首了，河北保卫干事明着出不了气，只能阴着整他，把他的腿整残。

老几的巡回演讲是自首后一个礼拜开始的。演讲稿子是场部宣传科一个年轻干事为他写的，说政府的宽大政策如何感动了老几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改悔、死有余辜的人。他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没有和婉喻见面是多么的明智！婉喻从来没有完整地得到过他的心，那些年她得到的，不过是他的一份贴近的存在，而他给她的连累却要跟她一生形影相随。假如他跟她见面，她肯定就会进一步被他连累。那他才真的“死有余辜”。他数着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该说“有余辜”了。老几边念稿子边想，中国话狠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研究语言大半辈子，他发现在哪一种语言里都找不到同等量级的参照。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他自己的母语这么狠，这么解恨。死了还有余辜，难怪要灭九族，满门抄斩。他觉得自己割舍了和婉喻的见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则他老几万一死了，还剩下的余辜，就要清算到婉喻头上了。

老几不仅在大草漠上巡回演讲，还巡回到西宁的监狱、看守所、少年犯的工读学校去演讲。一身囚服给他换成了崭新的，一头花白卷毛发也常常修剪，梳成个西北版本的洋式偏分，在他囚服的上衣口袋里，还给他插了支自来水笔，把他打扮成秀才犯人。巡回演讲了半年，老几每顿饭有菜有汤，腰围大了一圈，在方圆七百多公里的三四个劳改农场里成了名角儿。他在第一次念完宣传干事写的稿子就把内容背了下来，因此在以后的演讲中，他的脸藏在稿子后面，脑子禁不住地开小差。这不能怪他，对他过剩的脑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随着演讲越来越熟练，他脑筋开小差也开得越来越自由。他开小差的那部分脑筋总是在想河北干事的眼睛：它们从他那双从绳子下幸存下来的腿移到他脸上，眼神充满失望，对他自己没有致残老几而失望过度。河北人由于失望而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让老几看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古训。

老几很快就要看到河北干事是怎样报仇的。

从巡回演讲回到七大队六中队之后，老几听说邓指调到刚刚成立的劳改分场去当政治部主任了。曾经跟解放军火拼的谭队长回到六中队既管行政又管政治。老几回到队上正赶上抢收青稞，收土豆。一天下午，那个河北保卫干事骑着马跑到田边来了。河北干事把老几叫到跟前，好像有什么急事要跟他说，却从他的大衣怀襟里窜出一只肥大的兔子。兔子一落地就向南跑，河北人用一个藏人的抛兜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在兔子前面的路上，兔子调转方向便向另一头跑去。河北人跟老几说，愣什么呢？那是种兔，还不快追！老几跟着兔子追去，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过了解放军定下的警戒线。这时候，河北人从另一个方向追过来，手上提着手枪，对老几说：“你磨洋工呢？跑了种兔我非毙了你不行！”

老几指着站成对角的两个解放军，结巴地表示他若再往前一步，那两支枪就会毙了他。

“他们敢开枪我给你顶着！我说是我要你去追兔子的！”他的枪口在五米之外对准老几。

老几只得继续他刚才追逐的方向追下去。其实这时兔子早已没了影子。老几突然悟到他活到头了。河北干事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他的计划不是今天才设计的，是从致残老几未遂那天早上就开始设计了。他精心编好的这个大圈套可以把他老几轻易干掉，干得不露痕迹，甚至不必自己沾手。他有过那样的逃跑前科，再次逃跑就是最省事的罪名，击毙他的动机无懈可击。

果然，解放军的两杆枪先后响起，伴随着两个不同乡音的叫喊：“站住！……再跑打死你！”

河北人的手枪也参加到解放军的射击竞赛中来。解放军第一枪是朝天开的。河北干事平时的打靶成绩不佳，所以两枪都没射中目标。老几向前一扑，趴倒在地上。河北干事气喘吁吁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并没有鲜血淋漓，便狠狠地但是轻声地吆喝：“起来，给我追兔子去！”

老几当然不能再给他接着当靶子，趴在原地哼唧着，想他再磨蹭一会儿，解放军就该追上来了，就算他给打死也会有眼证。否则作为再次逃亡，婉喻会受到天大的连累，他真是死有余辜了。

河北人却用枪口朝着他的后脑勺，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现在就打死你！”

枪口从他后脑勺移到他太阳穴，他眼睛的余光能看见枪口。眨眼间他就必须做出选择，是被河北人就地打死还是爬起来，向前再跑几步，在三把枪的子弹射线中争取那极狭窄的幸存可能。第三种选择是他立刻跟解放军解释，他并不在逃跑，而是在替这位保卫干事追种兔。但河北人可能在他开口前就开枪。假如他被河北人一枪干掉，就会从此被灭口。这件事的始末就永远也无法弄清。当然，河北人在事后解释的主动权大多了，事实可以因为他的解释而被全盘歪曲。河北干事有可能受到降级处罚。但对于已经死了的老几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已经死了的老几还是会被作为逃犯而连累他的婉喻。那就像他一口气结巴出来的一串“死、死、死……”；死若干回也无法表达他对小女儿丹珏的顾念。

几秒钟后老几决定争取射击夹缝里的幸存。草已经开始枯黄，草籽都成熟了，落尽了，轻了的草穗子不再耷拉着头，都挺直穗梢，一根根草都比初秋时高了。这是对他有利的一点。他往前爬着，让河北人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前跑，实际上他想尽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赶上来。但他还没站起又倒下去，在草丛里借着微微下坡的地势滚动。河北人对前体育健儿老几一无所知，所以老几突如其来的横向移动让他傻了一会儿，再开枪时，已经不那么容易。深及大腿的草海把老几的身影大致淹没。

解放军已经赶到，问河北人“咋回事儿？！”

河北人指着老几滚动的方向说：“在那边呢！老小子又想跑呢！咋不开枪呢？！”

这时候老几紧贴地皮俯在草丛里，把他们的话都听见了。

现在不光是解放军赶上来，谭队长也赶了上来，也是手枪在前人在后，如临大敌地侧身冲锋。战斗英雄谭队长大声跟解放军叫喊，谁又吃饱了撑的在他当班的时候开枪。河北人此刻已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从当兵的手里夺过自动步枪，正要开枪，被谭队长把枪口猛地抬高。

谭队长问解放军和河北干事，老小子为啥要跑？解放军说不知道，他们就是看见他跑才开的枪。河北人说，老小子不跑为啥到警戒线外头来了？！谭队长对着老几藏身的地方喊话，问他好好的怎么又要逃跑。

老几趴在凹荡里不露头，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想跑，是保卫干事命令他追种兔，他不得不跑。河北干事说老王八蛋太狡猾了！谁让他追兔子的？！老几不再说话了。看来他当时的逃亡给了这位河北干事很大的苦头吃，所以现在他铁了心要报复他。一个人铁了心要害你，你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此刻那边收庄稼的田里热闹起来。有人喊：“往那边跑了！……从这边堵住！……”

两个解放军紧张了，往回张望，发现一大群犯人在田里跑动。谭队长也紧张起来，对犯人们猛吹起哨子。犯人们根本不理会，把刚装了麻袋的土豆又倒出，土豆四散乱滚。一个解放军往吵闹的地方跑去。

只听一阵欢呼：“逮到了！逮着了！”

谭队长大声斥骂：“操你妈的逮到什么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军回答说是犯人们逮到了一只大肥兔子，已经在一麻袋土豆上给摔死了。老几心想，这下物证和眼证一块给灭了。谭队长向老几的方向走来，一面斥骂老几这个老不是东西的，还没害六中队害够？逃跑了几个月，六中队的队干部连探亲假都给取消了，他个老不是东西的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勾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都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销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一面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而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只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作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

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和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洞口进行交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精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草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射，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插进序列。

这以后，老几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对于寒暖的感受也迟钝了。除了在黑号子里来回踱步，疯狂盲写，就是坐在草铺上歇一口气，接着再疯狂盲写。他从记忆里的一摞稿纸盲写到另一摞稿纸，就像一个盲棋棋手同时下五六盘盲棋。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告诉婉喻，从重庆回上海的大迁徙是怎样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阔绰的时间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