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3日，老几和二十多个老囚犯被带到很大一片开阔地，一端搭了个露天舞台，舞台两边各挂一个大喇叭。二十多个老囚们相互看看，都想从别人眼睛里看到谜底，但看到的都是彻底的糊涂。舞台下已经坐满了犯人，新旧不一的囚服上纽扣一律扣到领口，人模人样的。

老囚们蹲成一排，一个人掏出一根烟来，借了警卫战士的火，点着之后，挨个往下传。传的时候顺便说了一下自己的案由，哪一年的案犯。一半是1951年“镇反”的“老无期”，另一半是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

就在总场许政委让犯人们鼓掌欢迎省劳改局的领导时，天空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以为是云把太阳遮住了，手搭凉棚一看，遮住太阳的不是云，而是一大群个头很大的鸟。没人见过这种鸟，黑背白胸，翅膀像雁。这是新来青海湖鸟岛落户的鸟，现在它们成了最后一批离开青海湖飞往南方的禽类。成千上万只鸟一块掀动翅膀，一块翱翔，一块大叫，就在人们目迎它们近来，听着它们的叫声越来越响亮时，舞台上的宣传科女干事冲着麦克风叫喊：“请大家注意！”一面向刚开始讲话的劳改局领导抱歉地嗲笑。台下没人理她，都觉得目睹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景观。当大鸟们飞到了头顶，风向都变了，零星的羽毛像零星雪花一样扬洒。人们感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到的震慑，连正要发言的劳改局领导、行政十三级的高干都向大鸟们行注目礼。空气里有了一股生命的味道，非腥非臭，暖融融的，接着，暗色的物体从鸟阵里降落，砸在人们的脸上头手背上还是热乎乎的，如同刚降了一场热冰雹。人们不知道鸟把什么降落下来，相互看着，人们终于惊呼：“鸟屎！”

鸟岛的新移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集体如厕，太深奥了，超出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智力范围。也许它们觉得飞过一片黑鸦鸦的人群时，感受到了粪土的气息。连老几都忘了自己的处境，被壮观的排便现象震蒙了。他在青海湖边生活十几年，鸟岛上的居民族类基本都认识，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奇观。鸟们方便完了，哌哌哌地唱着远去，东北风和劳改局长的报告又回来了。

老几还在看远去的鸟阵――它们现在像一片灰黑的飞翔的巨大房顶，从他们头上掀掉，刹那间已经到了天的那一头。当他还在玩味这是什么象征的时候，他渐渐听到其他老犯人的纷纷议论。

“……今天？！”

“今天就释放！”

“那……住哪儿呢？！”

“就是啊！谁给我们开饭呢？！”

老几的注意力完全回来了。台上的领导在用这些老犯人的例子给所有犯人上课，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关怀，特赦从现在开始，头一批得到赦免的是这二十多个“镇反”和“肃反”进来的老先生。老几想“老先生”是什么社会面目？人民中的成员？好人民还是坏人民？

带队来的叶干事轻声喊着操令，带着老先生们（不再是老犯人了）排两列队伍走上舞台。老几走在第一排中间，“立定”之后他发现自己两侧都是比自己矮的人，他成了金字塔的塔尖。老几感到很不自在，甚至羞辱。劳改农场的场长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品，一条新得发硬、带染料气味的花毛巾，一个新的大花脸盆，一套新衣服。据说新衣服是市面上老人家都爱穿但穿不起的涤纶料子做的。老几不由地想到了裹在晴纶衣裤里烧成火球的知青小邢。

老几回到招待所，室友们不是去别的屋串门就是招人到自己屋来串门。他似乎挺碍别人的事，便一个人走到草地上。他要想想该拿自己怎么办。他以为自己是爱自由的，现在才知道自己怕自由。一有了自由，他就要考虑，婉喻还会不会接受自己，凭什么还要接受自己，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他没有目的地乱走，一会他发现自己走到了自己曾经的病房――那个“暖房”。就是说他走到医院来了。他迎面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牙科。应该让婉喻看到一个有牙的焉识。他走进去，牙医和护士在给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上刑”，男孩在牙科的老虎凳上扭作一团，自己的父亲按都按不住，一头汗地说：“谁让你不刷牙？！以后还刷牙不？！”

不管老几是被毙了还是被赦了，这地方的人还是继续受牙病折磨。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等待。一个女牙医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装一副假牙。女牙医把他带进另一间屋子，拿出几种样品，要他挑一种。他挑了一种最便宜的，女牙医告诉他，最便宜的货紧俏，场里人都要最便宜的，要的话就得等。等多久？等两三个月。老几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是需要这两三个月的；他需要这段时间来恢复体力，调整心态，矫正结巴，清理虱子，等待牙齿。

“请、请……请问费用……？”

他想自己怎么回事，见个女牙医紧张什么？结巴又严重起来。

女牙医请他明天来医院挂号，再来牙科量尺寸，做模子。

这天晚饭时间，叶干事给每个老释放犯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在押期间被扣的工资会补发一部分，这是从那笔补发工资里支出的一小部分，主要考虑到每个人刚释放都会有各种用项，所以提前给他们预支了。

老几很高兴能有这笔钱去付假牙的费用。拿了钱的老释放犯们都在商量如何花销。“你最需要买的是什么？”一个用橡皮筋做眼镜腿的老先生以粉红的牙花咬着字眼，把“什么”说成“协么”。

当老几告诉他们是假牙时，另外三个室友都乐了。他们的意思是，都到这岁数了，牙花都磨成牙了，还费那个事？说不定假牙还没有牙花好使呢！牙花嚼不烂的东西，肠胃能嚼烂，吃这么多年的油菜秸、青稞粒、七七芽，肠胃里都长了牙。老几没什么可说的。都这个岁数了，为了一个女人的眼睛不受罪而装假牙，他若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们，他们更会乐不可支。

第二天老几换了那身涤纶的新衣服，刚要抚摸一下，手掌就把料子沾起来了。再一抹，料子“啪搭”一下打了他的指尖。裤腿在他的脚踝上部飘荡，看上去他像江南的插秧农夫。不管怎样，这身衣服官方地正式地替代了他的囚服。他去了医院牙科，打好模子，走出来，迎面推来的担架车旁跟着的是颖花儿妈，虽然她围着红白黑三色长毛围巾，老几很远就把她认了出来。颖花儿妈看见老几眼圈就红了。老几立刻明白躺着的人是邓指，当然，跟他记忆里的邓指不是一个模样了。老几反身一面跟着担架车往住院部方向走，一面问安徽女人邓指怎么了。回答说刚刚做了手术，麻醉着呢。什么手术？开膛破肚的手术。女人抽泣起来。老几不再问下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个说不出名堂来的女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明白丈夫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到了住院部，老几轻声向一个护士打听了邓指的手术，回答又干脆又简短：肝癌。老几又拉住一个中年医生，问邓指的手术成功率多大。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医生护士说完都忙自己的去了，把老几一人留在正午的太阳下。老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回到邓指的病房去，回去又能干什么。他走到场部小卖部，买了四瓶糖水菠萝――那是小卖部的贵族食品，送到了邓指的病房，什么也没有说，匆匆告别了。

一个礼拜后，他回到牙科去再次打模子，因为上次打的模子碎了一块。离开时他想起了邓指。他几乎把他作为一个患难之交想起的。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见这个患难之交了。作为患难之交，他有义务告诉邓指，自己获释了，要回到妻子婉喻那里去了。

邓指靠在床头，手里拿了本杂志，场部图书馆借来的《人民文学》。他像个瘦黄的孩子，两眼却还是不服输的。一般得绝症的人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病情的，在邓指的案例中，颖花儿妈可能是倒数第二个知道邓指病情的。所以两口子都为老几的到来、老几的获释、老几的一身可笑的新装欢天喜地。

“操，老陆拽上涤纶了？”他伸手上来。

老几正要告诉他这种鬼料子会走火，邓指的手指头已经给火星崩着了，“哎哟”了一声。于是又是一轮笑。颖花儿妈给老几倒了一杯开水，放了一勺红糖，催促老几趁热喝。同屋的病人见这边这么热闹，躲到外面晒太阳去了。邓指对颖花儿妈说，去买个午餐肉罐头来，中午宴请老陆。颖花儿妈欣然答应，裹上围脖走了。女人一走，邓指问老几，跟老婆通上信没有。老几说还没写信，怕婉喻一接到他的信会催他立刻回去，假牙就来不及装了。

“别跟她说你那些浪荡事，知道不？”邓指说，做了个鬼脸。

老几笑笑。七十多岁的人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他对婉喻的爱一定要从他的浪荡说起。

“给，这个还给你。”邓指把一样东西放在老几手上。

那块欧米茄。老几告诉他，这是他送给他的礼物，退礼物等于打人脸。

“这块表捣蛋。”邓指指着表笑道，“没有它我一辈子都给女人蒙在鼓里。我宁愿一辈子给蒙在鼓里。所以我得把它还给你。就算我借来用了十多年，测量了一下女人的心。你要回你老婆那儿去了，戴着它回去，本来就是老婆给你买的。”

老几没有问，邓指在降级之后，到了牧业中队，是否和牧业中队长对质或决斗了。他没有这种胃口和情趣来打听这种事。

“别搞那么清楚。一个男人一辈子就一个老婆。到了这岁数更明白了，能和你说说话的就是你老婆。我家小三儿出去上大学了，找了个相好，嘿，也是咱这儿出去的，跟他妈一样的女人！你回到上海，跟你老婆好好过。没剩他妈的几天了。”

邓指有点累了，脑袋在枕头上开始往下出溜，老几帮着他躺平。等到颖花儿妈提着一个装着罐头和苹果的网兜回来，邓指已经昏睡过去。

老几告辞出来，迎着正南边的太阳站了一会，泪水花了他的眼。

两个礼拜后，老几的假牙到货了，婉喻的信还没有来。在牙医的指导下，他把假牙装到嘴里，有一点松，但女牙医说松一点好，舒服，不磨牙肉，好比大一点的鞋子不磨脚一个道理。

这套跟大鞋子一样舒适的假牙使老几马上尊严起来，也漂亮起来。可以算个看得过去的老先生。老几在招待所的食堂搭伙，时常看见邓指的媳妇在那里帮厨。她一见老几就笑得眼睛弯弯的，让老几把新涤纶裤子脱了，她给他放出一个边来，否则他那么冷的天穿着长裤衩似的。老几谢了她的心意，回到招待所找了针线，把裤子改长了。犯人的生活真锻炼人，现在他可以做女人的活，更会做男人的活，七十多岁的人，肌肉还是五十岁的。他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想到邓指媳妇的可怜，当时他一句真话出来，邓指的手枪可能就要了她的命。她一直记着老几的救命之恩呢。

到了大雪封山，通往大荒草漠外的公路交通都断了，邓指的媳妇问老几，为什么还不回家；其他“特赦”的老无期都走了。老几说他在等妻子的来信；妻子一定要做一番安排才能迎接他回去。

邓指在年底的时候病危了。第一次抢救过来之后，他还是很精神。脸色已经不是人的脸色，原本很小的眼睛现在肿成了两条线，露出来的是曾经的邓指那副逼人的目光。

“老陆，家里来信了吗？”

老几摇摇头，笑笑。他一点不担忧，婉喻从不失约。

“你睡觉睡着了吗？”

这两个问题烦了邓指十多年。

老几只是笑笑，没有摇头。他该体谅他，不想让他烦到最后一口气。

他的眼睛从两道线里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媳妇出去了。他又看看老几，老几上去拉起他干巴了的手，上面可好看了，乌紫一块，青黄一块，还有橡皮膏揭了贴、贴了揭留的黑色印痕。

“你媳妇不会来信了。”邓指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老几还是毫不担心地笑笑。

“你干的浪荡事儿，别以为女人不知道。女人心里明白着呢！”邓指说。

老几叫他别累着，说多了耗人，此刻邓指只能补，不能耗。邓指听进去了，闭上眼睛，但闭了半分钟又睁开，眼睛似乎没那么肿了，曾经的神采通了电一样放射出来。

“老陆，你是个好人。宁可让我枪毙了你，都不肯说出实话来害颖花儿她妈。你知道那时候要毙了你有多容易？上级对你宽大多少人不服，随便找个由头就把你毙了。你知道吧？”邓指说。

老几不动声色。看看，一直以来他的提心吊胆不是没有根据的。

“邓、邓、邓政委，……”虽然邓指的政委早就给撸了，老几还是按他一生中最大的官衔称呼他。“我、我……”他想说颖花儿她妈真的没有去过五千米海拔的高坡，但邓指打断他。

“行了，”邓指无力地一笑。“你跟我还用装结巴吗？我不是早就知道你伶牙俐齿了吗？”

老几愣了。他并没有存心装结巴；他一急，一激动，一高兴或一不高兴，特别想说话或者特别不想说话，他都是这样，天然自然地口吃，二十多年前那个讲台前用语言征服一颗颗心的陆焉识似乎不在了。

邓指说：“难为你了，好好一个人，把自己活活整成残废。”

老几没有在意邓指的怜惜和同情，他的心思跑远了，跑到婉喻那儿去了。他见到婉喻会不会找回原来那口温雅淡定，有标有点，落到纸上即成文章的话语呢？这时他突然被邓指的话吸引回来。

“颖花儿她妈是个好女人。我不配人家。我凭啥把人家带到这鬼地方来？再也出不去了。……将来她有啥难处，你帮帮她，就算帮我。”歇一口气，他又说，“你看，你这‘无期’到头了，要走了，我成‘无期’了，哪儿也去不了。”

老几在邓指昏迷的三天里天天去看他。老几从邓指的昏迷感到安慰：永别世界原来是有过渡的，昏迷便是这段过渡。昏迷使你不知不觉撒开了你不舍的一切，在沉入昏迷的前一刻也许还抱着希望，生还的希望，与亲人重逢的希望，甚至康复的希望。邓指在沉入昏迷的刹那一定希望过，希望这不是最终结局，希望他和颖花儿她妈能结束他们的“无期”，一块走出这里。

邓指去世很多天之后，他才回顾邓指说的话：假如颖花儿她妈有什么难处，请代为照顾她。颖花儿她妈是邓指带不走的心头肉，可邓指为什么要他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照顾她，老几想不明白。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7年的4月底，高原的公路通车了，邮车带来了积存了一冬的信件邮件，其中没有一封信从婉喻那儿来。

老几每天独自到草原上练习说话，他给自己的功课是朗读二十年来盲写的文章。每天两小时的功课做完，他都非常满意，给自己打满分。他残废了的语言会康复的，别急，再多给它一点时间。所以婉喻不来信，老几正好抓紧时间，搞语言康复活动。

邓指的媳妇天天在食堂看见老几。现在她替代邓指为他烦心：“家里有信来没有？”“睡好觉了没有？”她现在当上了食堂的临时工，每次老几打饭，她都多给他半勺菜，眼睛在大口罩上方朝老几一抬，让老几意识到她的偏心，让两人一块在脑子里登记下这份偏心。

老几告诉她，家里来信了，觉也睡好了。她开始很高兴，隔着口罩都能看出她的嘴咧开多大地笑，似乎终于可以告慰邓指地下亡灵了。到了五月，她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老几说再等等。从此，“什么时候回家？”代替了“家里来信没有？”

因此她推断老几不诚实，没有说实话，一直以来都在骗她：他既没收到家里来信也没睡好觉。她停止了提问，无语地看看他，多给他的菜不是半勺而是一勺。

老几自己是不急的。六月的大荒草漠流云飞花，他等的不仅是婉喻的信，还等着自己能养出点膘来。他被释放的时候体重只有一百零七斤，基本上是一副枯骨。他的婉喻怎么可能不来信呢？婉喻从来不失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