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在我小嬢孃护驾之下，乘上我叔祖父陆焉得包的宾馆轿车先一步告辞。此后她再也不肯见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儿冯丹珏。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楼，她在里面抵抗任何给她包办婚姻的人。

这样的母女告别令我的大姑冯丹琼好不凄凉。她提前结束了故国重游，带着几个孩子回美国了。离去之前，她总是用一句话安慰她自己：“我会把姆妈接到美国去的。”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一想到她将会忍受怎样的思念之苦，就把这句话拿出来念叨。她内心分裂出两个人来，一个年长一个年幼，幼者一伤心闹腾，长者便拿好话来哄，不必考虑兑现，只要哄出暂时的宁静就好。

我的叔祖父陆焉得两口子在那场晚宴之后也变得无心无绪，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不逛说不过去”的那种逛法。对他们来说，玉佛寺、城隍庙、国际饭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从前，脏了，破旧了，留着无产者们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论信徒们对物质的毁灭欲让他们寒心地摇头。最伤他们心的是，软语漫笑的上海人没了；无论朝哪个方向扭过你的脸，你都和冷漠或牢骚或仇恨照面。每个人都是牢里牢骚地行走或说话，他们的牢骚似乎都是你引发的。因此焉得两口子不跟上海人计较了，在冯丹琼祖孙几人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时去了。

他们行前都没有跟我祖母告别。因为我小嬢孃怕进一步刺激她母亲，引出又一个病情飞跃，劝阻了他们。

我祖父陆焉识一直沉默。沉默得奇怪。他的沉默也是一座炮楼，替他守卫着他思维的持续性，让他完成他回忆录和书信集的最后章节。他的沉默一直持续到1984年冬天。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样被重新发掘，领导一本汉英大词典的编辑工作。我在他屋里（曾经是我的卧室）看到了那封聘书以及跟聘书一块寄来的便笺。便笺说：“……朱教授一再请我代问您好。他因为类风湿暂时不能回国……”我是这样推演的：这位身在美国的朱教授热烈推荐了我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学弟，深知陆焉识的学识，也了解他揣着那样的学识在大荒草漠上种青稞、打鱼，蹉跎二十多年。我接下去的推演是：出版社在决定编辑这本大词典时首先是请美国著名汉学家朱教授来挂帅的，但朱教授像所有海外游子一样，听了太多的几乎千篇一律的陆焉识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国也会像陆焉识一样去种青稞、打鱼，所以干脆举荐陆焉识，好在陆焉识是过来人。我无法得知朱教授如何举荐我祖父的，但仅仅从这一举荐导致我祖父登上主编位置，就可以断定朱教授如何摆出条条例证，也足以看出朱教授有多么重大的话语权。

我不知道自那之后我祖父和出版社有过怎样的讨价还价，出版社居然答应出面把陆家房产的一小部分讨要回来。那幢三层的小楼的一层在1954年被我祖母抵押出去，变换成厚礼，分送给一个个可能让政府改主意，把我祖父从死囚名单上划掉的人。我祖父活着走下刑场之后，我祖母为了念政府和人民的好，把剩下的两层楼捐给了政府和人民。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证明了我祖母冯婉喻有着先知的英明：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假如能使那房产幸免，到了“文革”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的。终究要失去的东西，不如主动失去。能够主动地丢失便是施者。怎么办呢？不这样施舍，弱者怎样表达对于压迫他们的强者的宽容大度呢？

也许捐出房产只是冯婉喻表达的感恩――对政府和人民由衷的感恩。她感谢他们给了自己深爱的男人活下去的机会。活下去的机会是一切机会的纲，纲举目张，然后才能让政府和人民宽恕他，特赦他，他才能和全家重逢，才能出任主编……

没有活下去的机会，陆焉识怎么能有二十多年的充裕时间，渐渐认识到婉喻的美丽可爱，认识到是什么埋没了她的美丽可爱。没有那二十多年，他肯定没有机会，好好在记忆里消受那份美丽可爱。

我祖父陆焉识的请求被恩准了。陆家的三层小楼在1985年年底是这样格局的：一楼的门厅客厅隔成三间房，住着一个六口之家和一个单身汉。二楼住了两对中年夫妇，各有两个孩子。三层原先是恩娘的卧室，现在最为热闹，三对小夫妇在楼梯口摆了三个碗橱，三套炊具，海陆空立体地利用空间。煤气从一楼接到二楼，二楼再接到三楼，管道赤裸裸地从地板缝钻出钻进，上下通行无阻。

至于陆焉识怎样过了一层层关卡，怎样得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跟三对小夫妇打硬仗打软仗，最终光复了陆家第三层楼，我们都不清楚。陆焉识经过很多难缠的事物和人物，他自己也成了个难缠的人。那些年轻男女在这个“死都不怕还怕你们”的老囚面前远不是对手。老囚受尽屈辱，丢尽尊严，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伤害他的了。他挺过磨难的后果是特会磨别人。磨是个战无不胜的功夫，陆焉识在1986年的初夏，把三对小夫妇全磨出去了。达到目的后，他告诉出版社领导，他心脏突然跳得快快慢慢的，胜任不了大词典的主编。出版社发现陆焉识原来是个老狐狸，把出版社利用了，现在他房产到了手，什么承诺都可以毁。

祖父对我的解释是：“碰上跟文字打交道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到头来都是吃力不讨好。”

“我认为当主编是荣誉。”

祖父说：“你想想看，我还要荣誉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祖母已经进入一种空茫世界。她不再反对你去看望她，因为你看望她和一只狗或一只猫看望她没什么两样。邻居家养了只猫，时常跑上楼来偷嘴，扑两个蟑螂，顺便就来看望婉喻。婉喻在桌上玩又黄又脏的骨牌（当然是不按游戏规则玩的），猫在牌桌中间的横档卧着，玩牌的手带动了桌布，猫自作多情，以为是婉喻在逗它，便伸出爪子撩一撩桌布的一角，跟婉喻有呼有应。婉喻此刻会跟猫说上几句话：“你吃过饭了？吃蟑螂吃饱了？”她现在说话口齿含混了，几乎奶声奶气。她一说话，猫就认真听着，就像我们跟婉喻说话时她听得极其认真一样。婉喻成了个老婴儿，认真地看着你说话时的眼神和手势，眼睛里全是求知欲，你笑了，她也跟着笑，婴儿的笑都像她一样无动机非功利。那是多么单纯洁净的退化！

婉喻偶然还会在夜里搬家。但那是极偶然的事了。这就是我们偶然察觉到她空茫茫的世界空得还不纯粹，还有一个人在打扰她。打扰她的那个人是不是陆焉识，她是否因为陆焉识搬家，我们很快就要知道了。

我祖父把陆家的第三层楼打扫干净，粉刷油漆，趁着丹珏带婉喻出门看医生，到小菜场叫了几个和婉喻熟识的菜贩子，用他们的黄鱼踏车火速把红木八仙桌红木椅子红木高几，以及婉喻的红木梳妆台全部搬了过去。他回到丹珏的房子里，准备搬婉喻的衣服被子，以及婉喻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焉识二十多年里给她写的信。就在他的环境掉包计圆满完成之前，丹珏搀着婉喻从医生那里回来了。婉喻站在门口，看着八仙桌和高几在墙壁上留的印痕，老婴儿的眼睛瞪得溜圆：她最后的记忆坐标也消失了。丹珏意识到了不祥，这个老婴儿彻底迷途了。

焉识也意识到可能做错了什么。他把那个装着老旧信件的漆器箱子捧到她面前，对她说：“你、你看，都在这里……没有动过你的……”他希望她能从一箱子的信札联想到他，重新认识他，即便认不出他是陆焉识，把他认成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友人，那个无怨无悔地追求了她四年多，不招她讨厌的男人，也足矣了。但婉喻婴儿般的眼神是完全陌生的。她垂下目光，渐渐看清了他手上捧的是什么，一把将漆器箱子夺回去。

她的眼神惊恐而决绝：一个陌生人居然碰了她最最私房的物什。丹珏用眼睛给父亲打紧急无线电，要他立刻回避。

“阿妮头，是我呀！”焉识偏偏不识风云气色。

婉喻的眼睛毫无偏颇地仲裁着什么。就像天性爱所有孩子，在他们天赐的灵性泯灭之前，在他们被语言灌输成见之前，那样睁着天下大同的眼睛。一丝熟识的迹象都没有。丹珏还是用眼色催促焉识快离开。焉识太不甘心了。几十年前，婉喻到处求情，求来了他从法场生还的机会，可现在就是不给他弥补过失还她情分的机会。

“你是啥人？”婉喻以孩提的含糊口齿反问。

“我是焉识啊！”

“……焉识……是啥人？”

“是……这个人。”焉识指指漆器箱子。他像教班级里最愚钝的学生那样，替对方使劲地偏着脸，皱着眉。

房间里好静。婉喻的嘴唇吧嗒一声打开都能听见。她露出两颗仍然洁白的上门齿，就那样看着焉识。丹珏还在用眼睛发无线电，更加紧急，要父亲赶紧走，但父亲拒不接受。

婉喻突然一伸手，狠狠给了焉识一个耳光。准确地说，她给了企图盗窃那些信札版权的无耻之徒一个耳光。丹珏上来抱住一辈子没有打过人的母亲，攥住她柔细的手腕子，对父亲说：“我叫你走的呀！”

“阿妮头，我是焉识呀！”

婉喻的眼神似乎说：打的就是焉识。

“快点走！”丹珏说。

焉识还没挨够似的，往婉喻跟前凑。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房子、家具、床上用品，跟婉喻的小日子眼看要过起来了，就是没有准备婉喻的彻底反目。

丹珏把母亲拉到自己卧室，剩了焉识一人在搬空的客厅里。他慢慢走出门，下了楼，走进1986年的5月的黄昏，怎么看都是被他所追求的女人扫地出门的男人。

从此婉喻就不再说话了。从此她就跟丹珏住一间屋，睡一张床。她的炮楼缩小了，就是丹珏的卧室。我父母都是到这间卧室来看望她，给她买的水果把丹珏六平米的小屋弄得一股水果店气味。我祖父在吃了婉喻一记耳光的那个周末就跟着儿子儿媳来看望婉喻了。婉喻根本不记得自己几天前的暴力，对所有来客都一视同仁地接受。她坐在床上，嘴唇轻微动着，在跟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对象低语。真该看看她的眼睛！虽然眼皮子松弛了，内眼角有一点老人的分泌物，但它们绝对是婴儿的，进入她视野的脸都被她看成绒毛玩具或拨浪鼓或彩色气球，我们这一群男女老幼都被她看得简单，童趣十足。

那天我祖父在我们告辞后留了下来。他什么也不说，只是以读书或沉思跟婉喻做伴儿。婉喻最熟悉的陆焉识，就是读书沉思的陆焉识。他这样陪伴婉喻陪了两个礼拜左右，某天傍晚他起身离开时，婉喻跟他走出了丹珏的卧室。到了第三个礼拜，婉喻跟着焉识走到了楼梯口。焉识还是什么也不说，只向她挥手告别。他确信在那个刹那看到婉喻脸上一阵微妙的痉挛，似乎处在破梦而出的节骨眼上……但什么都没发生，婉喻退入了梦境。第四个礼拜，丹珏架着二郎腿，衔着烟笑父亲：“要是有人这么追求我，我就甜蜜死了！”那天丹珏上班后，焉识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就着窗外来光，很快沉入阅读。偶然间一抬头，他发现婉喻在看他。他趁机站起身，慢慢向门外走去。当他走到楼下，婉喻远远地跟上来，一只脚穿鞋一只脚穿玻璃丝袜。他想回去替婉喻把另一只鞋拿来，又怕错失良机，就在弄堂口叫了一辆出租车（上海在这一年已经是出租车满街跑了），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婉喻跟着上了车，坐在后座上。

车子开到离陆家老宅还有一里路的路段，街道因为路面维修而堵住了车辆通行，焉识和婉喻只好在这里下车。他脱下自己四十四码的松紧布鞋，替婉喻套在脚上，两人四只脚三只鞋，你扶我搀患难与共地往前走。走了十来步，婉喻突然站住，前后看看，远近看看，再看看地面，最后抬起头，目光穿过梧桐枝叶去看天空，似乎被梧桐切割成各种不规则几何形状的天空都是路标和记忆依据。突然，她一把甩开焉识，朝陆家老宅跑去，一只三十五码的皮鞋和一只四十四码的布鞋丝毫不耽误她的步速。焉识跟在后面，一只鞋一只袜，受够了上海路面的失修，还是没有追上婉喻。等他追到陆家老宅的楼下，婉喻已经进了门。门口坐着一楼的好婆，膝盖上放个竹笸箩在剥豌豆，对着婉喻的脊梁吼叫：“你寻啥人？！……”婉喻哪里会理会她，一径跑到了楼梯口。焉识是在这里追上她的。追上婉喻时，焉识已经是一脚鞋一脚血。

焉识从婉喻身旁擦过，意味深长地回头看看她，便自顾自往楼上走。楼梯上的油漆剥落光了，于是他一路上去，裸露的木台阶上一阶一个血脚印。婉喻跟着那些四十四码的血脚印轻盈地登楼。

好了，他们现在在三楼那间屋的门口了。焉识掏出钥匙，打开了锁。门咿呀一声开了。让我来形容一下这间屋的陈设：对着门是那张红木八仙桌，四周四把红木椅。红木被核桃仁打了两遍油，通体发出低沉而雍容的光泽。这是恩娘伺候红木家具的办法，自己舍不得吃核桃也要给家具吃。核桃油的香气也是沉着的，蔫蔫地殷实，殷实地肥腻。地板漆得一新，也是紫檀色，红木高几上放着兰草。陆焉识有赖于他那照相机般的记忆，所有物件都一丝不苟地回归原位。这就是恩娘曾经那个客厅了。空间缩小了，有一些物件缺失了，但气韵比什么都重要。气韵如同阴魂，萦绕在这个从来都缺少一点阳光的房间里。

婉喻走到八仙桌旁边，在红木椅子上慢慢坐下，她的脸又出现了那种微妙的痉挛。记忆的电流击中了她，一截一截、一片一片的情节和细节连不成故事，差差错错的一堆，就在她的眼睛后面。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她一直等的人，她等的人叫不叫陆焉识，陆焉识和她自己以及和眼前的男人是什么关系，统统对接不上，都是似似乎乎。但这不要紧，她婴儿般的知觉中，这就是她的归属。这个宛若前世相约的男人就是她的归属。她坐了一会，又站起来，朝那间被板壁隔出的里屋走去。那是一间八平米的卧室。她怯生生地推开门，向里张望一下，进去了。床头挂着一个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战后焉识从重庆回来，第二年春节恩娘号召全家去照的。婉喻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勾下腰，伸手往床下够了两把。她一向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地把那个漆器小箱子够出来。现在，她的手碰着了旧箱子温润的表皮。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她和这地方共有的宿命吗？

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登记复婚是1986年的6月30日。我大姑母丹琼得知了这个决定，泪水都要顺着海底电缆流过来了。其实她已经哭笑不分，太感慨了。她在6月28日赶到上海，孤身来庆贺父母这桩大事。她的两个女儿就像焉得的儿子彼得一样，来上海一次就像吃足了上海所有苦头似的，再也不愿来了。登记是焉识和婉喻两人自己完成的，任何仪式都没有，不敢热闹，不敢惊动那个把餐桌当推土机的婉喻。婉喻现在是最自由的一个人，没有城府，百无禁忌，她不愿意的事，才不会给你留情面，她会用最直接最猛烈的方式告诉你。

我祖母跟我祖父复婚之后的第二周，一天下午，卧室天窗的竹帘被拉开，进来一缕阳光。婉喻站在这缕阳光里，成千上万的尘粒如同飞蠓扑光，如同追求卵子的精子那样活泼踊跃。婉喻撩着撩着，缩回手，三两把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眨眼间已经是天体一具。我祖父十九岁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听说她在学校修的是体操，差点喷笑。现在他信了，婉喻少女时代练的那点体操居然还在身上，四肢仍然浑圆柔韧，腰和胯尚保持着不错的弧度。她那两个天生就小的乳房此刻就有了它们的优越性，不像性感的丰满乳房那样随着岁数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而下垂变形；它们青春不骄傲，现在也不自卑，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分量和形状，只是乳头耷拉了下来。婉喻的失忆症进入了晚期，她肉体的记忆也失去了，一贯含胸的姿态被忘了，动作行走洒脱自若。焉识看着她赤身露体地在屋里行走，身体一派天真。似乎羞处仅仅因为人的知羞而不得见人。现在婉喻从羞耻的概念中获释，因此很大方地展臂伸腿。年轻的婉喻给过焉识热辣辣的目光，那些目光宛如别人的，原来那些目光就发源于这个婉喻。一次又一次，当年轻含蓄的婉喻不期然向他送来那种风情目光时，他暗自期望她是个野女人，但只是他一个人的野女人。现在她真的是野了，为他一个人野了。

焉识悲哀地笑着，眼里渐渐聚起眼泪。1963年他逃出草地时，一个念头反复鞭策他：快回到婉喻身边，否则就要玩不动了。他走上前，抱住滑溜溜的婉喻。玩不动也这么好。

我祖母冯婉喻从此再也不肯穿衣服。我父亲冯子烨认为这是一桩天大的丑事，一个五十来岁的儿子居然有个终日赤身裸体的母亲。他找来绳索，打算先捆上婉喻，再把衣服给她强穿上去。但我祖父坚决不答应。他不准任何绳索之类的东西靠近自己的妻子。他把妻子抱进里屋，把门轻轻关上，所有要制止丑事的晚辈们都被他关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