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原本应该配家里的远房表妹李香香。不想共产党给了贫苦农民王贵深造的机会，尽管王贵高考的时候数学吃了鸭蛋，但凭着傲人的英语和语文成绩，堂而皇之地进了省城大学的外语系，主修英国文学。

那时候安娜是落魄的凤凰。刚下放回来，坚持着没嫁给村长的儿子，没和群众打成一片。调回城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六七的大龄女青年了，被分在省城的皮革厂做了一名臭皮匠。

安娜原本不信命，但经过几年上山下乡的洗礼，她已经彻底成为宿命论者。当年她在省城里是科技大学预科班的班长，满脑子就是当科学家和出国留学的梦想。没想到毛老先生一句话，就把她一生的理想葬送了。她觉得自己的命如同一架滑翔机，从出生起就在走下坡路。她小时候是有奶妈的，在大上海被黄包车拉着看包厢沪剧。沪剧界响当当的头牌花旦是她的小奶奶，给她爷爷做小。她家以前在上海有一栋大洋房，她和姐姐住在顶楼一间尖顶、有半圆阳台的欧式阁楼上，和叔叔婶婶们的孩子一起跟奶奶生活。妈妈则每天招三姑六婆打麻将。这些都是听她妈妈我的外婆讲的，她自己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自己曾经有一件白纱软缎的衣裳。

不过幸福的回忆总不久长，余韵是颗泡泡糖，还没咂出甜味就过去了。没多久安娜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安徽那个穷地方支援建设。她常说，这都是命啊！当年很多人往香港台湾逃的时候，她爹已然在香港混上了一官半职，却因舍不得上海如花似玉的老婆和几个伶俐孩子，硬是逆流而上回了上海。于是也省却了一段两地分隔的日子，要苦大家就苦在一起，不必挨到90年代才能去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里寻亲。安娜每每看到电视里“刘老先生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他是1949年去台湾的，当时女儿只有两岁……”的时候，就感叹爹当年还不如带她去了香港算了，现在再回头寻找她姐姐，也不会有我们这两个讨债鬼。

安娜到安徽的时候才十一岁。想当初，那里穷乡僻壤，连个正经砖瓦房都没有，街上稀稀落落没几个人。她非常怀念上海的小笼馒头和鳝糊。如今牛奶是吃不到了，反要自己种菜。安娜每天把一马桶的粪抬去菜地的时候，就开始恶心，幼小的心里自然而然地埋怨新社会。安娜的抵触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刻骨铭心的，是到死都不会原谅的。她的口头禅就是，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到安徽来？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下放？要是没有新社会，我怎么会跟了那个乡巴佬王贵？安娜的妈妈倒是随遇而安的很，到哪里都是个家--以前做大户人家的太太，她就安然地由佣人伺候着，后来穷了，她也非常适意地下厨房。老头子被贬安徽，她原本可以和一群小孩子留在上海，但她毫不犹豫就跟来了，连上海的那种漆红漆的木箍马桶都一起带了来，摆定一副要扎根的样子。事实上，安娜的妈妈的确是扎根了，以前在上海的洋房里共生养了九个，到了安徽的草棚又再接再厉生出了老十来。安娜是老六，是妈妈当时带来的老大。娇小姐从天上到地下，开始承担保姆的责任--替妈妈带孩子。

安娜骨子里十足的小资。即便穿着短两寸的衣服，即便吃着榨菜炒青菜，她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妹妹扎冲天辫子，并且穿上妈妈仅剩的一件水红色高档旗袍在镜子前扭来扭去。她看的书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被时代批判的。什么《红与黑》啊，《牛虻》啊，《哈姆雷特》啊，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她常发的哀叹就是与安娜同病相怜，她唏嘘的就是安娜最后毅然决然奔向火车的壮烈。最动人的死法，就是一头撞向火车、四分五裂的不妥协。

高中的时候安娜遭遇了她的初恋：高大英俊的涡轮司机，她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小资。那个涡轮司机好像更不幸。父亲以前是蒋光头的贴身医生，留德回来的。只因陈果夫看中了他美貌的老婆，就很恶毒地将他和孩子扔在了大陆，席卷了他夫人而去。两个同命人在一起擦出了倍儿亮的火花。涡轮司机甚至教安娜德语，相约大学毕业后一起到德国的歌廷根大学去读博士。只可惜十年浩劫把两人原本读博士的时间都拿去种地放牛了。在安娜皱着眉头用手团着牛粪、烘干了当过冬柴禾的时候，涡轮司机正在山间的水田里噼里啪啦使劲儿地把蚂蟥拍出小腿肚子。

安娜回城的时候，第一次觉得以前憎恨的省城竟这样可爱；和乡下的煤油灯比起来，这里的电灯像个小太阳。她早已忘记了大上海的霓虹灯。

安娜进厂当学徒没两天，厂里人事科长就很有私心地将自己的表侄子介绍给她。原因是安娜在一群刚从乡下出来的老姑娘里出类拔萃，皮肤雪白，说话儒糯，相貌嗲得像周旋。安娜到现在还跟我说：“我是害怕周扒皮报复我，如果我不跟他侄子谈，他就不给我转正。”王贵的表叔就姓周。

安娜看王贵第一眼就打退堂鼓了。安娜一直嘲笑王贵是“相貌堂堂的天蓬元帅”。王贵因为是我爸，我一直不觉得他难看，魁梧敦实，很气派嘛！

安娜看王贵学英国文学，就跟他侃起了十四行诗。谁知王贵对这很不感冒，王贵最喜欢的是河南梆子，可以一个人又扮男又扮女唱一整台。安娜当下心就凉了半截。王贵的审美观点坚持了三十年不变，到现在还是喜欢听梆子和豫剧，后来洋气一点了，就喜欢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能把“美酒加咖啡”整曲连过门都不落地唱下来。每当安娜在家听施特劳斯的时候，王贵就说弹棉花的又来了，那算什么呀，连个歌词都没有，怎么记得住？

安娜见了王贵两次以后就决定断绝关系。起因是王贵请安娜看电影，之前很愚蠢地一起去吃了碗面。王贵是见饭不要命的主儿，以前在家乡饿惯了，到大学里才开始吃饱饭，能有碗阳春面吃，一定是连点油渣都不剩的。安娜见王贵并不推让，用筷子夹起一大缕面条，往空中径直拉起，还在筷头上快乐地抖几下，哧溜哧溜吸进肚里，声音大得像喂猪一样，顿时凤颜大变。她用脚踢踢王贵，小声说，慢点儿吃。王贵居然回答，慢就凉了，凉就不香了，并不理睬安娜的劝告，风卷残云般消灭了面条，吃到鼻尖冒汗。安娜大失所望。根据她的小资论调，吃相即教养，她实在无法跟这样一个毫无教养可言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特别是无法想像今后的孩子的模样，脑海里浮现三个字：种不好。以后安娜每每看我不顺眼的时候，都牵扯到王贵，最后的总结发言定然是：唉，不怨你，实在是我选的种不好。

安娜哭着跟妈妈说要跟那乡巴佬一刀两断。妈妈甚是老谋深算，不动声色地说，你带他来见见我。

王贵的圆滑与乖巧在见老丈母的时候充分体现了出来。虽然只见了安娜三面，却一进门就冲丈母喊妈，其亲热程度让丈母眉开眼笑，没有理由怀疑他不是发自肺腑。经历了前次面条风波，看着安娜毫不留情地负气而走后，王贵这回学乖了。丈母做了顿红烧肉，他只礼貌地夹了一块，并且连连点头夸妈妈手艺好。后来我问王贵，就那么一块，你吃出味道了吗？王贵说，刚进口就化了，心里痒痒的，回去以后三天都在回味那红烧肉的味道。我晕！你相信吗？当个年代，只一块红烧肉就可以压过小周旋的魅力！他脑子里想的不是玉女，却是红烧肉！

丈母手一挥，就把安娜的终身定下了。丈母说：“人家是三代贫农，出身多正？高中入党，底子多硬？学的是洋文，以后你就吃香的喝辣的吧。眼光放远一点，好看有什么用？不能当饭吃。想想你的年龄，看看你的出身，不过是个臭皮匠，有人不嫌弃你肯要你，算你走运！”安娜一腔悲愤，委屈地嫁了。在现实面前，爱情的幻想成了幼时珍藏的鹅卵石，让人喜欢却一文不值。

安娜嫁过去后没多久王贵就援外了。我是在大家的羡慕中出生的，当时王贵在非洲坦桑尼亚做翻译，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常常寄奶粉衣服和钱回来，安娜还拿着两个人的工资，小日子很是滋润。我从小就相貌俊美，人家都夸赞“还好不像爸爸”。安娜也为此得意了好久，认为基因分配很成功，把有害的那一部分略去了。直到我大了以后，安娜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她每次骂我，都说：“长了一副猪脑子，像极了你爸爸！”上帝对DNA的分配的确是公平的，他给了我小周旋的容貌，也把天蓬元帅的脑子给我了。不过如果叫我选，我还是不希望自己拥有天蓬元帅的外貌。至少，现在我比较容易嫁掉，只要找副大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