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迪牧活佛一见驻藏大臣文硕。就把沱美带给他的愤恨暂时放到了一边。这是在丹吉林大自在佛殿二层的佛舍，摄政王修行歇息的私密之地。说明这个场合并不正式。两个人少了礼仪，也少了距离，差不多可以用亲密友好来形容了。

让座倒茶，寒暄了几句后，摄政王迪牧问道：“大人光临丹吉林自然不是来求佛问经的。你看我这里的佛，都把眼睛闭上了。”

文硕说：“摄政佛如何这样说，难道我就不能求佛问经了？”

迪牧说：“对不信仰的人，佛就是一团泥巴、几根木头、二两金银、三斤铜铁。眼里没佛，佛就回避了。”

文硕点点头：“说不定有一天佛不仅不回避我，还会主动来找我。”迪牧说：“大人说的不会是我吧？”文硕笑道：“就是你。不过今天是我来找佛的。请问大活佛，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

迪牧说：“派出去的快马使者迟迟不见回复，我也很着急呀。大人的派去的魏冰豪可有消息？”

文硕摇了摇头：“请问摄政佛，目前西藏有多少战争经费？”

迪牧想了想说：“我们西藏的土地属于噶厦政府的不多，政府把它划为溪卡赏赐了几百年，差不多也赏赐完了。得到赏赐的贵族、活佛和寺院根据溪卡的收成每年向政府缴纳赋税，赋税是很少的，因为噶厦不需要。噶厦的僧俗官员都是从他们自己的溪卡得到收入，政府只是奖励性地发一点薪水。我们西藏也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政府供给，几个代本团不超过五千人，还都是常年分散在自己家里的。交通运输和各种劳役更是免费支差，政府半克银子也不花。政府的开销有限，也就没有必要储备太多经费，有一些储备也是为了达赖喇嘛的用度，为了向寺院发放布施、资助全藏性的大型法会。所以我们在《抗英七条》中规定，解决战争经费必须施行战时税收，就是政府需要多少，以赋税的名义向贵族、活佛和寺院所属的各个溪卡摊派多少。这件事已经下了文书，派人分头送下去了。”

文硕听着，心里凉凉的：这是一场举全藏之力都未必能打赢的战争，足够的银两物资是起码的条件。可是现在，噶厦拿不出，朝廷又不给，仅靠增收赋税的方法，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他说：“战争经费是取胜洋魔的重要保障，掇政佛务必抓紧。”

迪牧说：“山无水不绿，水无山不流。有一件事还请大人掌舵，我们准备派代表前往边境，一来和洋魔直接交涉，文拒武打双管齐下，看他还能逞凶多久；二来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三国，就算他们不能派兵共同打洋魔，也不要提供人力物力帮助洋魔打我们。这也是《抗英七条》里规定了的。”

文硕诧异道：“我知道，怎么还没有派人去？”

迪牧说：“按理应该由三大寺组成代表团前往，可如果没有一个统领，这些个喇嘛难免各说各的话，叫人家看着我们西藏人鹦一嘴、鸦一嘴、昂尕昂巴(大雁)又一嘴，败坏了事情不说，徒然让人笑话。所以这个统领，不能是色拉、甘丹两寺的人，也不能是哲蚌、丹吉林的人。”

文硕一拍巴掌说：“这个人有了。”

迪牧紧问：“谁？”

文硕道：“以后摄政佛会知道的。摄政佛让三大寺代表速速前往驻藏大臣官邸，此统领是个驿马脾气的人，他是说走就走的。”

迪牧高兴得一口饮干了茶碗。他原本就是想让驻藏大臣派一个自己身边的人，此时感觉他和文硕素有灵犀，竟是一点就通了。他说：“还有，《抗英七条》中有‘敦请驻藏大臣就藏事佛事危机上奏大皇帝，请朝廷出面奉劝攘斥英国，也请朝廷派兵进藏，协助藏军守疆抗敌’一条。这方面不知朝廷有何举措？”

文硕打了个愣怔，黏黏糊糊说：“这件事情嘛，也好办，也不好办，到底办了没办呢？”他停顿一下，做了个由他去的手势说，“算了，我们说正事。”

迪牧噢呀一声：“说了这么多，怎么还没说到正事上？”

文硕从袖子里拿出新来的朝廷谕旨，放到桌子上，篷起五指压着说：“摄政佛还是先念经。等念得恬淡虚无、消散成气了再看谕旨。谕旨是给禅坐如木的人和修行成石的佛看的，看了只当没看，没看只当看了。心安便是安，性定便是定。告辞了，摄政佛。”他抽身离开，看到迪牧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谕旨，又道，“我走了再看，走了再看。”说着快步飞走，心说让我这张代表朝廷的脸往哪里搁呀？

摄政王一鼻子荧惑。送文硕出了佛舍，又命门外的白热管家引路再送。自己反身回去，一没有念经，二没有恬淡，一把抓起谕旨，迅速溜了一遍，安静得几乎没有呼吸，真像驻藏大臣希望的那样禅坐如木、修行成石了。

摄政王迪牧活佛的禅坐持续了一天一夜，此间他不闻不问，不吃不喝，闭关辟谷了似的。他在这个时候打坐，就是想在和神的对话中澄然人静，滤清思想：到底怎么办？

但忿急还是没有消尽。他激流似的思绪里，仍然是不驯顺的波浪：朝廷，皇上，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谕旨呢？

洋魔的灭绝佛教，成了我们的昏愚顽梗：英人的入侵西藏，成了我们的自蹈血河之灾。真正岂有此理。既然“英人人藏，志在通商”，怎么又要让我们“礼让英洋，迎迓耶教”？什么“两神齐天，双日照临”，分明是水火交锋，水大则火灭，火大则水干。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朝廷怎么不明白？当然不是朝廷说变就变，出尔反尔，而是驻藏大臣文硕骗了他：什么“不取坚硬接仗、迎面对敌、阵地固垒之法”，什么“分散伏出，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道”，什么“宜退不宜进，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饿死远来之敌”，都是文硕自己的主张，朝廷从来没有过抵抗的意图。这个文硕，好大的胆子，如此矫命伪诈，难道就不怕丢了乌纱掉了脑袋？加巴索！

又寻思：文硕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大清朝的国土，为了西藏，为了我？可不是吗！坚决抵抗，不正是他摄政王和僧俗集团的希望？这么一想，迪牧的情绪渐渐平和了，意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怪、怨恨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当下的目标：怎么办？是继续抵抗，还是就此放弃？是听朝廷的，还是听驻藏大臣的？或者谁的也不听，就听自己的？

啊，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主意？他苦苦思考着，在忠于朝廷和忠于自己之间无数次地穿梭，似乎听到哗啦一声，头发白了，眉宇间耸起的川字再也平坦不下去了，额头的皱纹变成了西藏的山川。他长吐一口气，发现又是一天一夜。

摄政王迪牧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通知三大寺：即刻选派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边境照会英军，据理退兵。并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巴、廓尔喀三国，商谈共同打击英军事宜。代表团的统领由驻藏大臣委派，代表选出后，应尽快前往驻藏大臣官邸集中。迪牧想用这个办法试探驻藏大臣文硕，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抵抗呢，还是奉承朝廷的意图，退堂鼓一打，云端里看厮杀去了？若是前者，那就是责任是非各担一半，朝廷的怪罪就不能只冲摄政王我来。若是后者，那我就只好担山担水一肩挑，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但不管前者还是后者，他都必须把西甲喇嘛立即抓起来处死。

他已经知道西甲喇嘛在前线的所作所为，追踪西甲的丹吉林陀陀隔三岔五就会有报告。这些报告经过白热管家的手来到了他面前，让他越来越说不清为什么迄今为止西甲喇嘛还活着。但是现在，处死是必需的了，当作为摄政王的他已经知道朝廷惧怕英人、不准抵抗的态度之后，边境依然进行的战事就只能由别人承担责任，这个人非西甲喇嘛莫属，至少可以用来敷衍塞责朝廷，暂时抚慰皇上皇太后。争取时间，以待机变：赶快把异教洋魔赶出西藏。

迪牧希望这样一个结果：既能把英人异教赶走，又不得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让英人意识到西藏是一块啃不了的骨头，知难而退。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给朝廷施加压力。朝廷也就不会怪罪到西藏头上、摄政王头上了。所以，传令丹吉林陀陀立即抓捕处死西甲喇嘛之后，他又派快马使者向前线总管俄尔噶伦送去了亲笔写就的催战箭书，大意是能胜则速发义兵。就像狂风扫雪，把洋魔从太高原扫到英吉利海上去。不能胜怎么办？他没说。没说就是不能不能胜。

快马使者刚走，就有驻藏大臣官邸的人前来报知：三大寺代表团已经出发了。

摄政王问道：“文硕大人派了谁做统领？”

回答说：“没派谁，文硕大人自己去了。”

摄政王一愣，原来文硕是说他自己呢：“此统领驿马脾气，说走就走。”文硕为什么要自己充当统领？明明他已经在风口浪尖上，却还要引火烧身？难道他真有办法据退英人异教，上慰朝廷下抚藏民？但不管驻藏大臣此去有何结果，对他摄政王都是有利的，就等于文硕至少把一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他心里突起一丝感激，这个文硕，和以往的驻藏大臣不一样，倒是个一心为了西藏的干才。

摄政王觉得文硕的好心应该得到回报，便把白热管家叫来，吩咐他，从丹吉林派一个七品俗官汉餐大厨师，派一个五品僧官藏餐大厨师，再去雪村拣选一位漂亮能干的姑娘。驻藏大臣文硕是俗世之人，从北京孤身远来西藏，自然需要女人照顾。又写了亲笔文书：沿途各宗溪官民，一律按达赖喇嘛和摄政王出行规格，给文硕大臣供奉食宿和支派乌拉。

之后，摄政王迪牧倒头便睡。真是累了，不仅身累，更是心累。

这时白热管家匆匆进来，在他耳畔小声说：“佛爷，佛爷，浪喀加布来了。”

摄政王没有睁眼，哼了一声，头一歪，表示自己要睡觉。白热管家只好重复一遍。迪牧还是没睁眼。白热管家为难地退出来，立在门口，不安地摇摇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能干的他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难办的事情：既不能让客人等，又不能让主人醒。正不知如何是好，就见摄政王大步从里面出来，问道：“你刚才说什么？谁来了？浪喀加布？为什么不把我叫起来？快快快，他在哪里？”

迪牧活佛和白热管家一溜烟跑下大自在佛殿二层，直奔护法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