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一百年前，商家还挤不进中国的正史。明清晋商，则连野史也不着痕迹。因此，晋商吸引我的，不在他曾富可敌国，而在他从不曾形诸文字。

咸丰初年，眼瞅着太平天国坐大，清廷就是奈何不了。光是筹措繁浩的军饷，就叫朝廷窘迫之极。那时的中央财政，实在也没有太多腾挪的余地，国库支绌，本是常态。遇到出了事，需要用兵的时候，那还不要命啊？就是新开苛捐杂税，也救不了一时之急的。

面对危局，在一班大臣的策划下，朝廷最先出台的一项“筹饷上策”，就是“奏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助军饷”。

只是这个“捐”字，并非“捐献”、“募捐”的那个“捐”，而是“捐纳”的“捐”。说白了，就是出钱买官的意思。这项特殊政策，其实也就是号召天下有钱人，踊跃买官；朝廷拿卖官所得，打点军饷。从官面上说，响应号召，积极“报捐”，那是爱国忠君，报效朝廷的高尚义举；中央吏部依据你“捐纳”的多少，发你一张相当的做官执照，则是皇上对你的奖赏。

这本来是应急之举，可诏令发布下去，响应却不踊跃。身处乱世，再有钱的人，花钱也谨慎了。何况谁也明白，朝廷敞开出卖的官位，大多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衔。太平时候，顶个官场虚衔，还有心思炫耀炫耀，乱世要它做甚！

但军情危急，国库空虚，朝廷紧等着用钱呢，不踊跃也得叫你踊跃。哪里不踊跃，就是那里的钦命疆臣“劝捐”不力。朝廷的压力施加下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富庶的省份。

那时在全国的富庶省份中，谁家在榜首呢？

说来叫人难以相信，居然是广东和山西。“湖广熟，天下足”。广东又是最早开海禁的地方，列于首富，不足为怪。晋省山右居然与广东并列在前位，现在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了。

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省之富庶可见矣。而广东尤系著名富厚之区。若能于此两省中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这是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惠亲王等上呈皇上的一道奏折。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这类奏折呈上来，都是要皇上吃大户，诏令粤、晋两省扛大头，多多“捐输”。有一位叫宋延春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居然将晋人在京师做银钱生意的字号，开列了一张清单，作为上奏的附片，“恭呈御览”。奏折上说，这些字号“各本银约有一千数百万两”，应饬户部，“传集劝输”。

着了急的皇上，也就不断把催捐的“上谕”，发往粤、晋两省的督抚衙门，严令“通饬所属，广劝捐输”，不得以任何托词卸责。

咸丰三年这一年，山西民间的“绅商士民”买官捐输的银两，为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居于全国各省之首。这年全国的民间报捐，也不过四百二十万七千九百一十六两，山西占了百分之三十八，真是扛了大头。

只是，这似乎也并未叫朝廷满意，依然不断派大员下来查访、催捐。下面这道“上谕”，是咸丰四年八月，皇上下达山西巡抚恒春的，不满之情，溢于字间：

载龄、崇实奏沿途访查晋省捐输、盐课各情形等语。据奏，山西去岁续办捐输，至今未算成数。该侍郎等所过平定、榆次、徐沟、平遥、介休等州县，最为殷实，亦多迁延未交，皆由各商民因贸易收歇，藉词亏折，捐款未免观望……山西系饶富之区，所有免商捐款，着恒春严饬所属，开诚布公，实力劝捐，勿令捐生等有所藉口。

从咸丰初年开了“劝捐”的先河，一直到光绪末年，在山西做巡抚的大员，差不多都为如何完成朝廷派下的捐输任务而头疼。朝廷总是张着无底洞似的大嘴，吮吸着山西不放，那是因为当时的山西实在太富了。

“晋省富饶，全资商贾。”在明清之际，以商贾贸易致富一方而名满天下的，南有徽商，北有晋商。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有云：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入清以后，晋商仍能富于徽商，除了一个俭字，还在于商业上的两大独创。一是开创并一直垄断了对蒙的边贸、对俄的外贸，打开了一条陆上通欧的茶叶之路。一是独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执全国金融牛耳”。这都是那个时代商业上的大手笔，只是不为正史所彰显罢了。

就说票号，其实就是后来的银行。清代禁用纸币，作为货币的银锭铜钱，流通起来非常不便。中国那么大，交通又不便利，外出做生意，商资的携带和交割，就成了大问题。清代镖局很兴盛，就是因为长途押送银钱的业务太多了。晋商正是在这一点上慧眼独具，开创了银钱异地汇兑的票号业。票者，凭证也，契约也。你在甲地交银写票，再在乙地凭票取银，这在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货币流通中的一次革命。票号一出，大受商界欢迎，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大。到后来，连官府上缴钱粮，调度军饷，即省库与国库之间的官款调拨，也交山西票号来承办了。票号也由金融汇兑扩展到收存放贷，与银行无异。

票号这样火的金融生意，自诞生到消亡，一直为山西商人所垄断，当时被俗称为西帮。西帮票商又集中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细分为祁、太、平三小帮。票号只西帮能开，别家开不了，除了西帮无可取代的财力和信誉，还因为它有独具的理念和精密的规矩。江南的胡雪岩，恐怕是惟一敢于效法山西票号的商人了，可他的南帮阜康票号，兴盛也速，败亡也速。西帮票号似乎只是不动声色地看它兴起，又败落。阜康之后，连大清王朝都走向了衰落之旅，西帮商人却走向了自己的辉煌。

只是，在这种辉煌里面，又孕育了什么？